杨 柳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北京 100011）

在漫长的陶渊明接受史上，陶渊明形象总是与淡定、自然、达观、豁达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其超越死亡的态度，更是令人颂赞不已。颜延之《陶征士诔》谓之“视死如归，临凶若吉”[1]2474，这种沉着淡定面对死亡的态度，令人肃然。而这份超越，论者多以为是来自儒、释、道的理论装备，或是陶渊明自田园山水间得来的领悟，甚至认为是源自其天赋秉性，却不曾意识到，陶渊明五十岁左右罹患了一种不治之症—痁疾，使得他不得不提前与死亡“面对面”。正是这种切肤的生命体验，使陶渊明“向死而生”，生命观为之一变—这或许才是陶渊明生命后期于生死之事能坦然、达观对待的真正缘由。

一、年在中身，疢维痁疾

《文选》所载颜延之《陶征士诔》提到陶渊明之死凡二处：一为序文“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1]2474，一为诔文“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1]2474。研究者注意到了“中身”一词，或认为指五十岁左右，或认为“年在中身”是指陶渊明卒年。后一种观点存在极大的误会，“年在中身”句并非指陶渊明临终状况，而是指其生命中的一个重大变故。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误会，主要是因为对此诔文的解读，论者多注重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这样关乎陶渊明心态、人格的内容而忽略了其他。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陶渊明的形象早已固定化，他是淡泊、乐观、豁达的象征，读者读到相关资料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是在印证陶渊明这种形象。而其实，颜延之《陶征士诔》中这两两相对的几句话，透露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即陶渊明在中身之年（五十岁左右）患了重大疾病—痁疾。所谓“疢维痁疾”，即指其患了疟疾。而疟疾，在陶渊明的年代，甚至于在陶渊明身后很长的年代，都是无法医治、甚至能置人于死地的疾病。

《说文》曰：“痁，有热疟。”[2]朱丹溪《丹溪心法·疟》：“疟又名痁疾者。”[3]卢之颐《芷园素社痎疟论疏》：“痎疟总名曰痁。”[4]11殷虚甲骨文中已有“疟”字的记载，《黄帝内经·素问》就有《疟论》《刺疟论》等专篇，《礼记·月令》亦云：“孟秋之月……行夏令……民多疟疾。”[5]《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疥，遂痁。”[6]杜预注云：“痁，疟疾。”[7]1608孔颖达疏曰：“疥当为痎，痎是小疟，痁是大疟。”[7]1608颜之推认为“疥”当作“痎”，其《颜氏家训·书证》云：“疥癣小疾，何足可论，宁有患疥转作疟乎？”[8]显然，相对来说，痎和痁，绝非小疾，而痁较痎尤为严重。

《黄帝内经素问》剖析疟疾的机理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9]460《素问》则描述其症状：“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9]324卢之颐《芷园素社痎疟论疏》：“痁者，秋时寒热兼作，即痁作而金伏者是也。”[4]1程国彭《医学心悟》云：“疟者，暴虐之状，因形而得名也。”[10]

古代诗文中不乏关于疟疾的描述：谢朓《酬德赋》：“昔痁病于漳滨，思继歌而莫写。”[11]元稹《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描述疟疾症状：“胀腹看成鼓……温瘴气难排。”[12]442其《遣病十首》其一云：“瘴久药难制。”[12]437刘克庄《友人病痁》云：“昔闻诗可驱痁疾，今日诗人疾自婴。势似边兵鏖未解，根同野草划还生。能蠲热障惟山色，解洗烦襟只涧声。溪友祝君如虎健，督僧栽种课奴耕。”[13]可见此病缠绵时长，且无有效药物对治，严重影响了这些诗人的生活和创作，“势似边兵鏖未解，根同野草划还生”，足见痁疾给人带来的是怎样持久难熬的痛苦。

颜延之《陶征士诔》“年在中身，疢维痁疾”[1]2474，确切无疑地表明陶渊明于五十岁左右得了不治之症疟疾。这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大变故。以往研究者于此多解读为“中年遇疾”，甚至以为是其少年即羸弱多病、归耕之后愈发疾病缠身了。这种解读模糊而不确切，虽说渊明少年羸弱，归园田躬耕之后亦是常常贫病交加，但其视死如归，临凶若吉，则被特别点明是在其五十岁患此“大疟”之后。还有研究者认为，这几句是描述渊明临终前的状况。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即以此证渊明寿不及六十[14]，而朱自清亦谓“此证甚坚”[15]。但从上下文看来，可确定的只是陶渊明于中身之年罹此疟疾，至于其最终年岁，并未明言。五十岁左右是陶渊明生命中的一大转关，这在其诗文中不乏内证。《与子俨等疏》云：“吾年过五十……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16]441-442该篇有遗嘱之意。梁启超和古直都认为此即其遗嘱①参见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古直《陶靖节年谱》，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 年出版。，但这篇遗嘱性质的文字却未见得一定是其临终之作②《与子俨等疏》是否为“遗嘱”，不可武断。如同不可将陶渊明《拟挽歌诗》视为临终绝笔一样，不可以此挽歌诗中“早终非命促”来推断陶渊明的寿年。《拟挽歌诗》之“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不过是表达生死无常的慨叹。人于死亡，完全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陶公先说“年过五十”，接着又说“少而穷苦”。此处明显是回顾口吻，据此推断其作年“绝不会离五十太远”③龚斌云：“依旧谱，刘裕篡晋称宋时，渊明已五十六岁，若从王瑶注……渊明已五十七岁。疏文既言‘吾年过五十’，则渊明实际年龄必不会离五十太远。”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出版，第506 页。，或可商榷。陶公突出“五十”这一时间节点，乃是因为五十之年是陶渊明生命中的大变故之年。《与子俨等疏》之“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17]2289数语，在《宋书·隐逸传》和《册府元龟》中均存在异文。《宋书·隐逸传》称：“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东西游走。”[17]2289《册府元龟》作“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东西游走。”[18]9709两种异文都显现，在“年过五十”这个时间节点之后，陶渊明陷入“穷苦荼毒”之中。而对“荼毒”一词，若将其与“痁疾”联系在一起，当会有更具体深入的理解。《与子俨等疏》云：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 眇然如何，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16]441-442

陶公特别明言“病患以来，渐就衰损”，可见不是一般的羸疾，而是指给其生命带来重大影响的痁疾。该病症此后一直纠缠着他、折磨着他。了解了痁疾是一种持续时间长、并没有特效药物来治疗的疾病之后，对于渊明的“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的心理也就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患此不治之症，陶渊明自知大限，视死如归，放弃吃药祈祷，并写下遗嘱与子俨等以备不时，当在情理之中。

陶公《杂诗》其六云：“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16]299丁晏《晋陶靖节年谱》释为：“裕将篡晋，其势已成，叹其不幸而亲见此事也。”[19]53对于刘裕篡晋这样政治的趋势，恐怕陶渊明并非通过长老之言才能领悟。陶渊明对于政治形势相当敏感，陶诗多处表现出身处乱世而无可奈何的纠结，他思考的是进退出处的问题，令作者“掩耳每不喜”的当是长者所说的死亡之事。世事难料，当陶渊明于此五十之年即染此不治之症后，“死亡”这一原本颇为遥远的残酷事实极为突兀地摆在了面前，这令诗人极为不喜、灰心丧气。陶公《答庞参军》两首诗亦当是作于患痁疾之暮年，四言《答庞参军》诗序称：“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16]103所叙应是痁疾久治未愈、纠缠迁延的状况。《游斜川并序》当亦作于五十之后。龚斌先生云：“序云‘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强烈流露出年寿将终的预感。此种情绪常见于渊明五十以后的诗文中。”[16]88此评甚为恰当。或因论者没能了解陶渊明于五十之年罹患不治之疟疾的事实，这也就未能揭示为何在陶渊明后期（五十以后）诗文中年寿将终的预感来得如此强烈且拂之不去的根由。

二、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应当说，陶渊明是一位有着强烈生命自觉意识的诗人。时间感无处不在，时光流逝的焦虑在其诗文中常常出现：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时运》）[16]7

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16]13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酬刘柴桑》）[16]125

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16]148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九日闲居》）[16]70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并序》）[16]84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16]107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16]202

对生命的忧虑令陶渊明对自然节候特别敏感。一叶而知秋，见落叶而慨然，季节的变换、年岁的更替，更会令他有更多生命的感叹。岁暮时，他会对着友人发出“履运增慨然”的喟叹；倏忽年初，也令他格外惊心，《游斜川》诗开篇即言“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16]84。

有生必有死，无论贤愚，死亡是不可逆的，这是陶公反观人生的出发点。“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16]111、“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薄》）[16]107、“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16]441—这种生命体悟不断在陶诗中出现，也成为陶诗的核心主题之一。有论者指出：“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陶诗中的饮酒，说他诗中篇篇有酒，殊不知他诗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和死亡意识。”[20]此论颇有道理，连其被誉为“天下第一等轻松欢快的文字”[21]的《归去来兮辞》，在一脱尘累重担的轻松欢快的氛围中，竟然三次写到死亡：“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16]391、“寓形宇内复几时”[16]391、“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16]391-392

这样深切的生命慨叹，承自汉末《古诗十九首》以来的生命意识和魏晋以来的玄学思考，其时代背景更是不可忽视的。东汉末年到晋宋易代，几百年间一直战乱不止。据史家统计，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人口计5600 多万，到晋武帝泰康元年（280），减至1600 多万。120 余年的时间，人口锐减如此，实在令人惊心。[22]社会动乱带来的人的生命的消陨，在陶诗中也有表现，“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归园田居》其四）[16]80。显然是在描述战争或是社会动荡带来的集体性的死亡。世人多以为《桃花源记》是美好的乌托邦，然而对于桃花源中人来说，避祸保命才是重点。或许正因如此，陈寅恪先生指出，桃花源是以晋时坞堡生活为原型的①参见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出版。。

除了抒写对于时间、生命的慨叹之外，陶渊明的诗文还显现出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自觉思考。一方面，破除儒家对名的执着。《形影神》中《影答形》：“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16]63《神释》曰：“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16]65欲立善求名，但有几人最终能得他人称誉？《饮酒》其十一云：“颜生称为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16]232颜子固然千古留名，但奈何一生枯槁。而最显声名之虚妄的是，人死之后，身与名俱灭—“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16]119。

另一方面，对佛教、道教的死亡观念，陶渊明都是否弃的。《形影神》自述：“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16]59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在渊明看来，“斯甚惑焉”，故需辩驳。逯钦立注引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陶公有些卓识。其视白莲社中人胶胶于生死者，正不值一笑耳。”[23]38逯钦立认为，此诗作于晋义熙九年（413），主旨是反对违反自然的宗教迷信，乃针对当时庐山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而发②参见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佛道思想》，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出版。。而其实，除了佛教以外，陶渊明也反驳道教的“长生久视”说。《形影神》之《形赠影》道：“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悽洏。”[16]59颇为悲怆地描写人不若草木有悴有荣，而是一去无归期。接着，作者很笃定地表示：“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16]59，而“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16]59则是对人之必死这一事实再一次确认之后，作大悲观之语，认定人生之乐趣惟酒惟尔—或者，酒可暂时宽缓这种由死亡思索而来的愁苦。《形影神》之《影答形》又再次确认“存生不可言”[16]62，“不可”一词，显得颇为决绝，而“卫生每苦拙”，透露出卫生之道，即道教之保养、延命之术，也并不可行。可推想，此结论应是陶渊明对养生之术做过尝试，或至少是收集了不少相关信息之后得出的结论。《形影神》之《影答形》“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16]62与《五月旦作和戴主薄》之“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16]107一样，应针对汉魏以来流行的求仙行为而发。陶公对道教游仙也提出质疑：“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16]111“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饮酒》其十一）[16]232则破除了对人死后身体的执着。“意表”，异文或作“其表”[23]93。此处作“其”似乎更好，“人当解其表”，即人死身体即解，并不会成仙而去。

在对死亡进行了相当理性的审视之后，陶渊明形成了自己的生命观。《形影神》之《神释》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6]65随运任化，而不复多虑。可见，从根本来说，陶渊明还是认同了老庄道家的生命观。《五月旦作和戴主薄》确立了自我生命存在方式的两条原则：一则“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16]107，逯钦立引丁注云：“《高士传》：‘贫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终也。’”[23]54固穷、居常待尽，此为对儒家君子、高士人格的坚守；二则“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16]107，学老庄道家自由肆志、任其迁化。如此这般，陶渊明便已找到人生问题的答案—“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16]391-392！

三、罹患痁疾之后的心态变化

在遭遇现实冲击的时候，生命意识的书写与表达并不一定能发挥应有的效用。老庄道家生命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毕竟没有能够完全安抚陶渊明的心灵。表面的达观之下，陶渊明还是表露出了他的生命焦虑—建立功业与自然任性之间的焦虑与死亡焦虑。而检校陶渊明前后期诗文，会发现其关注的重点有了很大变化：在五十岁罹患痁疾以前，不管是彻底归隐之前还是之后，其于进退出处总难以释怀，流露出不少的纠结与思考。而中身遭遇疟疾之后所作诗文，则于死亡之事特别留意①笔者结合王质《陶渊明年谱》、丁晏《晋陶靖节年谱》、梁启超《陶渊明年谱》、邓安生《陶渊明年谱》等几种陶渊明年谱，经研究基本确定，《杂诗十二首》《与子俨等疏》《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自祭文》《拟挽歌辞》《游斜川》《酬刘柴桑》《乞食》《答庞参军》等作品为陶渊明五十岁之后所作。。陶公早期诗文中弥漫着建功不及时的生命焦虑。《荣木》即为典型代表：

序云：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嗟余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16]13

《杂诗》之一也感慨：“……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16]289但在建功立业与任性自然之间究竟如何选择，他心中是充满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外在表现是数次出仕又数次归隐，仕与隐的矛盾一直纠结于内心之中。《饮酒》其十三云：“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16]236主客究竟是谁？没有明言，其实主客均是渊明自况，以此表达内心矛盾。其《九日闲居并序》同样是这般纠结：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圃，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

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

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16]70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正是渊明时时揪心之处。“尘爵”“虚罍”乃核心意象，渊明以此自喻，为自己终作“无用”之器，白白耗费生命而感伤。“空视时运倾”之“空”“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之“耻”与“徒”等词语，都流露出渊明想及此、念及此，内心强烈的焦虑与悲慨。“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乃强自解语。逯钦立注云：“《楚辞·九辩》：‘蹇淹留而无成。’此反其义而用之。”[23]40淹留岂无成？亦可理解为淹留并非无成，乃是无成之成。但无论如何，强解仍是不解。

时势和渊明的自然性情，导致了他建功立业无望，只能屡屡劝勉自己，无复多虑，居常随化。但时光荏苒还是在陶渊明的心中荡起层层波澜，这波澜不断出现在他的诗歌中。“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16]148岁暮时分，对着友人发出“履运增慨然”的喟叹，不可谓不真切。所慨然者，不仅是时间的流逝，更有对自身生命价值实现的焦虑。诗歌通篇愁云惨雾，同样是讲任化迁，却不如《形影神》那般轻松、理性，而是浑不由己、苟活性命的无奈。“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16]152此中失落、不得时的悲慨更是特出。逯钦立将“逸想”释为“超世兴致”[23]68，恐怕不妥。逸想，几乎为狂想、超出现状之想，其实也是诗人内心最深切之想，故后文用“猖狂”形容“想”之狂切。此中亦有无可奈何的自嘲意味，充满了生不逢时、志不获展的猖狂悲慨。“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16]193诗人感物伤怀，由旧居的变迁，感慨人生百年，寒暑相推、大化流幻，何其速也！人随化尽而万无对策，又何其无奈、何其可悲！而挥之不去的是大化灭尽而“气力不及衰”，这意味着并非年老力衰而亡，而是尚有可为之年却随大化而尽，这对于诗人来说是莫大的悲哀，是难以接受却又很可能变为现实的。如此种种，难有通常所谓陶诗之平淡可言，确如龚自珍《己亥杂诗》所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谈，二分《梁甫》一分《骚》”[24]。

陶渊明内心“不及时”的忧虑，最激烈的时候当在四十岁之时，其多篇诗文表现出此时内心的焦灼。“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16]240“自我抱兹独，黾勉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16]111如此纠结焦虑，是因为“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25]的圣训已刻骨铭心了。渊明五十岁左右罹患痁疾，这改变了他的生活状况和创作状态，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日常心态与人生观。遗憾的是，渊明因罹痁疾而改变的人生，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者足够的关注。邓安生和龚斌两位先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陶渊明五十岁前后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却未能揭晓其中缘由。据笔者所见，仅有李锦旺先生注意到了痁疾给陶渊明带来的重要影响。通过对陶渊明得痁疾前后诗歌创作的全面比较与分析，李锦旺先生发现这一顽疾不仅改变了陶渊明的生活轨迹，也使其诗歌创作发生了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得痁疾之前其诗多抒躬耕之志，历叙耕获之事，而得痁疾之后则代之以饥困求食的主题；得痁疾之前其诗常抒琴书自娱、诗酒相乐的生活情趣，而得痁疾之后则平添了凄苦悲凉的情调；得痁疾之前其诗多写纵情山水、朋从往来之雅好，得痁疾之后这些爱好与相关创作均趋于同步消减①李锦旺：《陶渊明晚年痁疾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江淮论坛》2013 年第6 期，第172—177 页。。但笔者以为，更值得关注的是，生命中的这一重大变故给陶渊明的心灵带来的深刻影响。较之常人，命运向陶渊明提前亮出了底牌，面对摆在面前的凄惨而又无可奈何的生命结局，他将如何自处？其生命后期的种种复杂情怀—不断涌现的生命忧虑、万般无奈之后的豁朗达观、及时行乐等思想均当于此考察。

陶渊明常常将心中对“死”的忧虑与纠结诉诸笔端。“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其七）[16]248何等舒畅的物境与心境，但诗尾陡转笔锋，体悟到“一时好”，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渗透出内心对来日的深重忧虑，对死亡的纠结。“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16]152篇首展示宁静美好、爽心悦目的情景，诗尾再做陡转，陷入忧虑纠结之中。身患疝疾，死亡如影随形，其慨叹痛彻心扉。“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之三）[16]293“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游斜川》）[16]84，时光飞逝，病患衰损，念及大限不远，渊明内心对“死”忧虑难以释怀，倏忽之叹时时都可能喷涌笔端。论者常将陶渊明的斜川游与石崇等的金谷游、王羲之等人的兰亭游相联系，以为俱感生命之不永，凋落之有期。这种联系不无道理，但也应看到渊明与金谷、兰亭诗人的不同。金谷之咏，主要是惜生命短暂、享乐有穷；兰亭之诗则感死生终殊、齐物不能，而斜川之叹则是源自至为切近的死亡威胁。

沉疴之下，陶渊明伤心颓丧之情深重。“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16]90“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杂诗》其五）[16]296“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杂诗》其六）[16]299“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其七）[16]301，这些伤感与叹惋充分表明了渊明晚年的心态：衰损之年，甚觉一日不如一日，想到未来，不由得灰心丧气。《与子俨等疏》开头便道：“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16]441此是其达观之处，但同时亦为全文打上了忧伤的底色。其《自祭文》中，死亡意象最为真切、凄凉：“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16]462邓安生先生以《杂诗十二首》《游斜川》《怨诗楚调》等为例，称“皆五十岁后思想情绪之真实流露，其中既无‘欢言酌春酒’之欣豫，亦无‘刑天舞干戚’之猛志，一惟忧生伤世、委运乘化而已”[26]，此论甚当。

陶公五十岁之后的诗歌也流露出得过且过和及时尽欢之意，诸如“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16]97，“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16]125，“倾家持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杂诗》其六）[16]299。《宋书·隐逸传》的记载或可为陶公的及时行乐做注脚：“（颜延之）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饮，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17]2288田晓菲云：“‘未知’云云是劝饮之语，也是饮宴诗的常见主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诗十九首》其十五）。”[27]如果将“未知明日事”与“吾生行归休”相参看，便知渊明此时的及时游赏并非“古诗十九首”式的泛泛的生命慨叹，而是融入了至为真切的生命体验。他不再说“猛志固常在”，也不再以“君子固穷”来自我勉励，甚至也不再说“纵浪大化中”，而是“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16]84，此正此诗开头“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相呼应。可见，斜川一番游历，并未能纾解心中忧愁，世事茫茫，唯有杜康。这正是一个罹患恶疾多年的衰残之人，万念俱灰、百无聊赖地打发时日的心境。

但陶渊明并未一味沉溺于悲伤。这正是其过人之处。学者论道：“诗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不惧怕死亡，而在于他能在死亡的阴影中得到更多的人生感悟，获得更多的生命体验。”[20]重症加上窘迫的生活境况，使得陶渊明更能击穿生活的浮华。在痛切的生命体验及理性思考中，原本已被他否弃的声名追求，更显虚妄。“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其四）[16]295比较纵横四海的猛志，此时作者只愿与亲戚子孙平安相守，庸常度日。而“冰炭满怀抱”的悲戚，在“百年归丘垄”的天道面前，显得毫无意义。“……夏日长抱饥，冬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16]98-99诗题直接作“怨诗”“楚调”，正是一片悲戚之音，是所谓慷慨悲歌、感人至深。此时慨叹虚名若浮烟，已然不是一般的哲学之思，而是切身体验。可以说，这类真实的描述打破了儒家君子固穷的美好理想。而陶诗中也多次表露，固穷之名是谬得，是不得已而得。人生在世，衣食为端。因此他常惭愧于圣贤忧道不忧贫，因为自己并未能做到。

陶渊明的自挽、自祭绝不是一种“行为艺术”，也并不是陶渊明生性就有那么达观。他之于死亡的旷达态度，不只是一般的哲学思辨的结果，也不只是其人格超拔的表现，最根本的当是痛定思痛之后做出的智慧选择。其于生命的豁达，实是因为对死亡有过最为深沉、持久的思考，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对此，罗宗强先生解读得最为深刻透彻，他说：“他甚至为自己写了《挽歌》。这《挽歌》作何解释？何以要写《挽歌》？何以要写《自祭文》？前人有写挽歌的，陶当然不是出于对前人的模拟，它完全是在一种心绪的支配下写的。如果真个委运任化，那是什么都不用写的，听其自然就是；甚至连听其自然都不去想，也听其自然。但是写《挽歌》与《自祭文》，却分明心头反复纠缠着一个死字，‘人生实难，死如之何！’”[28]《自祭文》结尾的这两句话，其实是一条通向他内心深处的隐约小径，循此以往，我们不唯可以窥知他旷达、静穆的心境背后有多么浓重的苦恼与悲伤，而且可以窥知他写作《挽歌》与《自祭文》的更深层的动机。“他是怀着对于人生的深深遗憾或者不满甚至愤慨才起了自挽自祭的念头的。”[28]确实，在切切实实而时时刻刻的死亡威胁之下，陶渊明“对于人生的深深遗憾或者不满甚至愤慨”更显深切而沉重了。

王富仁先生则注意到了陶渊明《拟挽歌辞》的独创性，他论道：

它不再是一般挽歌辞的“他挽”的形式,而成了“自挽”的形式。而在这种形式当中,实质上带来的是另一种根本不同的生死观念。它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该诗的诗意也就来自这种“有意味的形式”……

我认为,陶渊明该诗的主旨在于显示流行的丧葬习俗和生死观念的自身的错讹,而用以显示其错讹的正是作者以假想的死者的自我感受为标准。既然标准在此,所以说它“旷达”、说它“幽凄”都是不妥的。我倒认为,平淡自然,朴素通脱才是该诗的主要风格。它是冷静思考人生的产物,既不需夸饰,也不需隐晦,思理朗然,无滞无碍……

在过去,我们总把陶渊明当作一个超然物外的诗人。我倒觉得,他对人生的思考似乎比其他中国古典诗人都更切实些,更冷峻些,至少从这三首《拟挽歌辞》看来是这样。[29]

陶渊明乃是由死观生，重新审定生命的存在价值，的确“比其他中国古典诗人都更切实些，更冷峻些”，而这种冷峻、理性，实源自他切切实实地面对的死亡的威胁。他从容地安排身后之事，其告诫子孙乃至自挽，都显现出万般无奈之后的豁朗达观。

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在极为艰难的生存状况、在与死亡的面对面中，陶渊明依然能够坚守内心那片干净、真醇，并发现美、享受美、创造美。如论者所云：“在对生命的态度上，陶渊明应属‘乐生’派。”[20]其诗《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诗人已遭祝融之灾，一宅无遗宇，但其切切留心的仍有“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16]199。其《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说是“怨诗”，但究其实却是忧而不怨。“在己何怨天”—陶渊明在生命中的重大问题上，坚持自我的选择，又坦然、淡定地承担选择的后果。其自挽诗文，也对于自己的身后之事抱着达观而幽默的想像：“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挽歌诗》其二）[16]358这样的诗句，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令人叹惋，也令人莞尔—唯其如此，陶渊明更显可贵、可爱、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