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艺,郝景东

宿州学院 1.文学与传媒学院;2.外国语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至今分歧不断，但无论如何分歧，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与农民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1]。在此历史大势之下，作为当代文学体制的“物质性”构成和知识分子言说阵地的文学期刊，不能不受到剧烈的“格式化”重构。翻阅“十七年”文学期刊，总体感受之一是，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都为“工农兵文学”让渡出大量的版面，几乎所有的文学期刊都步调一致地集体发声，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摆出类似的面孔——热情地引导并严厉地批判。“十七年”文学期刊的“重构”与文学期刊生态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它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期刊参与时代话语的方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文学话语纷争不断的今天，上述问题无疑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省思。

1 文学出版体制的建构

文学出版体制，即围绕文学出版目标而建构起来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出版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成为“想象共同体”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体制，按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确立的方向，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完成了一次全面的结构调整和秩序重组。

这个过程，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6年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