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安博、[德]康 特、[德]梅 勒 著 沈今语译 李家明

一、引言

本文将追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多少有些颠覆性的主题之轨迹：名与其所指并不匹配，而随之而来的“不当”（incongruity）可能是富有哲学意义和成果的。

《庄子》这部早期中国文本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即名应当与实或形相符，从而是得当（congruent）的。《老子》认为，最重要的名，即道与“圣人”，并不与一个指涉物相对应。基于这样一种不可说的哲学，《庄子》进一步主张，尊贵的社会等级和角色标识是不当的，因此不应该被采纳。这导向了一个更激进的一般性看法，即一切（社会构造的）名都隐含着基本的不当；它们不可能恰当地标识特定的实或形，或任何特定的指涉物，相反只会助长虚假与伪善。

之后，玄学家对不当之名所造成的伪善深感担忧。他们没有试图以新的名实相符理论来增强名实关系，而是通过道家特别是《庄子》来沟通不当理论与道德。何晏采用《老子》与《庄子》对名与道之间不当的论证来阐明儒家圣王的伟大。王弼比何晏更进一步，认为儒家德性乃至一般的道德不可言说，故而德与名之间存在不当。郭象阐述了《庄子》中关于变化的理论，进而得到更一般的主张：所有的实都是变动不居的，而名仅标识实的所留之迹。

最后，在早期中国佛教哲学中，中观学对二谛的区分意味着，人们感知到的名与物之相当并不意味着名实相符。僧肇诉诸道家语汇，将这一区分指认为“名实无当”。吊诡的是，这种不当却意味着，佛的教法与“解脱”的不可说义是相合的——这正是中国中观学的不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