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萍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江苏 苏州 215131)

中国红十字会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的慈善团体，被誉为慈善界“第一伟举”[1]。作为红十字运动舞台上的主角，红十字会会员有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普通会员和青年会员之种类。而正会员、普通会员和青年会员可视为红十字会的基层会员，人数多，阶层广，是红十字运动的骨干。基层会员的入会动机是透视民众对红十字事业认知的一扇窗口，对中国红十字事业乃至近代中国的慈善文化生态都有着深刻的影响。遗憾的是，以往治红十字会史的学者大多囿于资料的匮乏或学术视野的局限，未能对此问题开展系统研究。而加强对此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近代红十字事业发展环境和动力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鉴于此，本文依托档案、汇编报刊和文史等资料，秉承社会史“眼光向下”的研究理路，试图从个体理性、情感和意识的角度出发剖析民国时期基层会员的入会动机，以期深化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

一、个体的诉求与需求

有需求方能产生动机。在各地红十字分会，不少民众基于个体的诉求与需求而自愿入会。

(一)保身家平安

对普通民众而言，能在动荡的时局中保全身家性命是他们最渴望也最迫切的需求。而加入红十字会成为会员即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提供一个“护身符”，诚如红十字刊物所大力宣扬的“当乱离变迁之时，惟红十字会乃能引之出险而保护其身体之健康，惟入红十字会之人乃能自保其身家，勿见疑于军士，勿见俘于敌人”[2]。在战乱频仍的年代，红十字的护身符效应对普通民众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为保身家平安，许多民众选择缴纳会费，成为红十字会的一员。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频发，政府威信陵替。当时军队风纪败坏，强拉佚役，强占民房，成为普遍现象。宜宾红十字分会曾炳文以理事长身份，商得驻军长官同意，凡是会员住宅贴有红十字分会标记的，一律不住军队；戴有红十字分会符号的，一律不拉佚役。风声所播数月之间，自愿捐资25元取得会员资格者，达200余人。还有部分人捐资1000元为荣誉会员，捐资200元为特别会员者。[3](P76)震泽红十字会于1924年的一度发展也是因为“一时风传，入会者可保一身一家”，故“纷纷入会者达百余人”[4]。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发文通知全国，“凡加入红十字会的会员，可免征壮丁”[5](P48)。于是红十字会便成了“壮丁保护伞”。麻城分会成立后，附近地区的青年纷纷加入该会为会员。闵集乡有一个红十字会会员被抓去当壮丁，县红会急电报告南京总会，很快得到南京复电，指定麻城县政府予以释放。这样，入会的人就更多了。[6](P155-156)昆明分会的会员中有好些是外县的农民，他们入会的原因也是基于保身家平安的诉求，“想得到一杆有着红十字会的旗子，拿来挂在门口，以为从此可以不受到粮子(旧时称当兵的人)的骚扰，免除拉夫的迫害了”[7](P284)。当时入会的会员，均发有红十字会会旗一面，徽章、袖章各一枚，以及红十字会会员门牌一块。据史料披露 ：“在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官兵，来往行军，多住在居民的住宅内。凡门前挂有红十字会会旗和红十字会会员门牌的住户，国军官兵不去住。”[5](P81-82)人们甚至认为，“只要钉上红十字会门牌，就可能避免战争的灾难”[8](P88)。

视红十字标志为护身符，是近代处于战火连绵境况下的广大民众的普遍心理。这在著名作家叶圣陶笔下刻画的避难人物潘先生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潘先生是一所普通学校的主事人，在1924年纷乱的时局下，他选择缴纳会费成为一名红十字会会员。红十字会办事处给了他红十字的旗子和徽章。潘先生接在手中，“像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起一种神秘的快慰”。有了红十字旗子和徽章的护佑，他不禁感到 ：“现在什么都安全了！”尽管如此，潘先生又向办事处的职员多要了一面旗子和几个徽章，仿佛是“加保了一重险”和“增加一种新的勇气”[9](P191)。此处对潘先生心态的细腻刻画生动展示了红十字标志在战乱时对普通民众特殊精神需求的满足，即给予他们对于生命安全的一重保险和一种勇气。这种对安全和庇佑的诉求是近代民众之所以选择入会的首要动机。

(二)其他诉求

民众自愿入会，除“保身家平安”的诉求外，还有不少是基于行善积德和享受医药优惠等方面的动机。

行善积德是中国民众普遍的心理诉求。受儒道“积善修德”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濡染，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流淌着强烈的功利意识。“中国之为慈善者，皆先以祸福之酬报为心，而慈善之事业实为此祸福之刍狗者也”[10]。红十字会所从事的赈灾救助等活动，基本不脱传统慈善事业的范畴，故而往往被国人视为行善积德的重要载体。杜月笙曾指出，红十字会的事业“若照我国旧伦理的看法，正可以积功修德，广结善缘。所以红十字会的事业，放在我们同胞的传统思想中，应该为我国人人所乐于赞助的事业”[11]。事实亦如此，近代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捐助和入会热潮中涌动着强烈的功德果报诉求，或求疾病速愈、身体康健，或求子嗣、为儿孙造福。又如在凤台，民众听说“红十字会是个积善积德的组织，便纷纷要求参加”[12](P134)。

除行善积德的诉求外，红十字会会员所享有的一些福利也是民众积极入会的重要动机。息县分会曾规定，凡入会的会员，凭证件均可到息县红十字会医院或外地红十字会医院就诊，可享受免费待遇或减收医疗费用。故入会的人员，也就逐渐增多。[13](P82)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还试行健康保险制度，对于新入会会员，每人“赠送健康福利券一张，在一年内可享受健康检查或疾病诊治”，吸引了大批民众入会，“自动加入为会员者极多”[14]。

二、对红十字会的好感与认同

红十字会奉行人道主义，不分畛域，以博爱恤兵为宗旨，战时救伤瘗亡，灾时赈济救助，有社会教化功能，可引导向善之心，表现出独特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因之，基于对红十字会的好感与认同而入会的基层会员也比较普遍。

修武分会成立后，开展了一些赈灾恤难、扶危济困的慈善活动，除施粥救济灾民外，同时还对群众免费医治疾病，日益受到群众的爱戴，要求入会群众日渐增多。[5](P48)垫江县红十字会于1920年成立后，因当时红十字会办有战地医疗救护队、死难军民埋葬队、双方战俘交换(或遣返回家)营，敌对双方和广大军民都拥护红十字会。因此，“自愿参加红十字会、出钱出力的人就越来越多了”[15](P68-69)。

灌县分会成立于1917年。是年春，县人吴啸烟，在新津县旅游时，适逢军阀内战，伤亡惨重，目不忍睹。“旋见有手执红旗帜的人，往来战场，施行救护掩埋之事，交战双方均停火护送”。吴啸烟以之为奇事，于是询问友人方泽。恰巧方泽是该县红十字会会员，“乃与详谈红十字会之性质、宗旨及组织形式、活动方法等项事宜”。吴啸烟了解后，对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深以为然，遂返回灌县组建红十字分会，征得赞助者46人为第一批会员。[16](P1)在会工作人员初时除工友二人系用工资雇佣外，会务执事人员均由会员担任，不领取工资，义务尽职。多数人把它作为终身事业，从创立分会就服务于会到年老病故的颇不乏人。更值钦佩的是，在发起人中有两代三代都为红十字会服务的。比如欧阳颂平老先生任分会医院六届院长，其子欧阳健坤则选任十二届院长。在医院任药剂员的罗恩鸿，其祖父罗玉堂为分会发起人之一，其父与叔均在分会任职，祖孙三代为会服务。还有一位董老先生，感于年事已高，为会服务的时间尚不多了，便把儿子春明送来会所，继他未尽之业，服务人群。其后，春明担任了最为艰苦的掩埋队队长职责。更值得称道的是工友王文才，从1927年受雇担任红会勤杂工，在靠微薄工资难于维持全家生活的情况下，仍然忠实勤恳地担负起最艰巨的勤杂事务，尽心参加战地救护，殓棺掩埋，灾区送粮、放赈等事务。解放后红十字会医院并入县人民医院，王文才继续服务其间，直到1962年退休。时已72岁的高龄，服务红会长达35年之久。[16](P14)没有对红十字事业的热爱和认同，这样持之以恒的坚持是难以想象的。

又如山东黄县经纬老人自1915年1月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成为正会员。此后随时捐输，“不拘多寡，寡则一元，多则千数”，捐助红会20余年不辍，是一“极有恒心之慈善家”[17]。1918年国庆日，经纬老人捐助红会银圆千元，并介绍其夫人、子女共十一人，全体入会，皆为正会员。除此之外，经纬老人还不遗余力地劝告国人赞助红会，曾撰写《劝世白话文》和《劝告同胞赞助红会书》等文章，呼吁“凡我同胞俱有入会之必要。同心协力巩固基业，以尽国民之天职”[18]。不言而喻，经纬老人的入会动机是源于对红十字事业的深切热爱和认同。在他看来，红十字事业是“为国际增荣光，为同胞谋幸福”的事业，加入和捐助红十字会是国民应尽的天职，为此乐善不倦。

三、民族意识

红十字会“因战争而生，因战争而成长，更因战争而发达，简直是由于战争培养出来的一个组织”[19]。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蓬勃发展，迎来“黄金时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投身抗日浪潮。中国红十字会也将知识分子的吸纳作为重要的议题提上日程，建议“尽量吸收智识份子参加”[20]。在民族主义的强力感召和红十字会的积极动员下，不少知识青年都加入了红十字会，积极为抗战贡献力量。

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苏州振华女校的5位同学积极加入苏州红十字会，奔赴前线担任救护工作，她们分别是沈延平、曹美琳、谢满珍、沈治琳、张珊华。她们在前方工作了一个多月后，因工作需要被安排到后方抢救和转移伤兵。沈延平服务于军政部第三卫生列车，据她的回忆：

在车上白天赶做救护材料，晚上车子开到前方，受伤同志上车后，就即刻换药。平均每人要在二小时内换一百多受伤同志的药。车子在走动，和陆地不同，只有蹲下身体，跪在车中，或是一手抓稳，一手工作，汗味混合着血腥气，伤口里时常生许多蛆子，要细心地一条一条洗清楚，每天工作完毕后，满身酸臭，疲乏已极。[21]

沈延平的耳朵在一次轰炸中被震伤，从此落下了耳聋的毛病，但她并未后悔，“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着，我们在体力上虽十分疲劳，但精神上是振奋的，因为自己总算也在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出力了。”[22](P45)

著名电影明星秦怡也曾不无感慨地说 ：“红十字会对我来说，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她回忆自己早年参加中华职业学校的红十字会的情形时，写道：

当我还只有十四岁时，我在学校参加了红十字会的队伍。那时非常简单，有比我高班的土木科的三位女同学及和我同班的一位，加上我共五人……我记不清是怎么和她们走到一起的，好像是她们贴出了布告，建议参加校红十字会，国难当头，每个中国人都有神圣的义务等等。我是一个“热水瓶”式的人物，外表安静，内心却非常容易激动，类似这样的号召，我一定会被吸引。我成了首先的呼应者，于是我们五个人就成为校红十字会的骨干。[23](P14)

护士林美玉回忆抗战期间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403分队，在前线抢救伤员的情景时也提及是受民族主义的感召：

1938年11月，上海沦陷，眼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者践踏，无数的同胞被无辜屠杀，我的心实在难以平静下来。我是个护士，一个白衣战士怎样才能报效自己的祖国呢？我想起在护校学习时学到的“南丁格尔”……我也是护士，要有南丁格尔精神，决不当亡国奴，决不让日本法西斯蹂躏我的祖国。我要去抗日前线……为抗日的伤病员服务。[24](P131-132)

其后，她同12个男女青年于1939年出发辗转抵达贵阳，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第403分队，从事伤兵救护工作。

伴随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基于民族意识动机而参加红十字会的基层会员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如修武分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入会会员达一千余人，并吸收了武阶、博爱两县很多民众加入。”[11](P131-132)又如因基于民族情感和对红十字事业的深切了解，“荷枪战斗于沙场的将士们，他们非常踊跃地来加入为会员”[25]。另从抗战期间举办的大型征募运动——红十字周的征求成绩上也可窥见一斑。

红十字周常常把赞助红十字事业描述为服务国家、嘉惠人群的积极形式，是一种普通中国人能够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战斗的方式。组织者宣称 ：“现在我们国家为着人类自由、世界和平，正进行着神圣的民族解放和反侵略的战争，对于灾变救济和医疗救护，更有迫切的需要。”为此组织者呼吁民众“各秉爱国家爱民族的热忱，踊跃入会，慷慨输将，来完成这一番盛举”[26]。红十字周的演讲主要谈论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和工作成绩，进而揭示红十字会和抗战建国的关联。组织者希望诉诸正在产生的民族国家认同感，使民众相信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事业是抵抗外来侵略和爱国的象征以及良好公民的标志。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民族主义的感召下，尽管受战争影响，红十字周的举办仅限于西南一隅，但仍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941年和1942年举行的第一、二届红十字周分别征得各级会员16907人、14552人。自1943年1月到抗战胜利为止，红十字会征得各级会员42069人[14]。这些会员作为红十字会的细胞和骨干，铸成了中国红十字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入会动机的制约因素

尽管红十字会基层会员的入会动机多元而复杂，但我们应清晰地看到：在近代干戈扰攘的年代，民众入会动机“更多的是出于乱世求安的考虑”[27](P85)。毕竟在时局动荡的现实面前，选择保全身家性命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思考。然而对于“乱世求安”的诉求而言，红十字会会费偏高和护身符效应的有限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众的入会动机。

一方面，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红十字会会费偏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诚如资料披露：凡能缴纳正会员会费者“必系上等社会之人”[28]。事实也的确如此。例如，宜昌分会1918年建立之初两年，发展的特别会员有安吉祥(英国人，宜昌普济医院院长)，正会员有王叔翱(浙江鄞县人，宜昌美最时洋行买办)、陈二美(浙江海定人，宜昌美孚洋行买办)、姚梦九(浙江镇江人，宜昌英美烟公司“姚顺记”经销处经理)等。1926年全年发展会员有31人，其中正会员有王镜清(鼎丰厚绸缎号老板)、王星甫(祥丰钱庄老板)、王绍门(王日新商号小老板)、殷煜甫(殷福泰漆庄经理)、刘尊三(刘义记海味号老板)等24人，普通会员有雷伯阶(源生昌海味号店员)等7人。[29](P203-204)不难窥见，宜昌分会吸收的会员大多是“买办”、“经理”和“老板”之流，非富即贵，显“系上等社会之人”。即使1935年总会降低会费，普通会员会费仅为银元5元[30]，但对普通民众而言依然难以承担，如“大冶县红十字分会从未吸收过这类会员”[31](P261)。

另一方面，民国社会的动荡使红十字会可保身家平安的护身符效应大打折扣。1921年，涟水分会会员潘彩元一家被土匪洗劫，“家中财物搜罗一空，次孙鸿宝毙于乱炮之下，孙媳、孙女、重孙女三人均被架去，临行时将房屋烧毁”。该会员“志愿入会，无非为尊重人道，保全善类起见。乃遽罹横祸，家遭不测，非特不能救人并且不能自救”[32]。这种加入红会却未获福报的鲜活事例无疑对红会宣扬的行善免劫说产生巨大的冲击。抗战军兴以来，日军罔顾人道，肆意践踏国际公法，危害红会人员的报道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日军竟“利用红十字作显明之投弹目标”，红十字会救护员袁士兴目睹了日军的野蛮和残暴，称“日机投弹时，飞度极低，必能看清红十字会旗，乃竟追逐投弹”[33]。由于日本对国际公约肆无忌惮的破坏，红十字会员的生命安全往往得不到保障，这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遏民众入会寻求庇佑的动机，从而对中国红十字会会员的发展产生窒碍。

揆诸史实，红十字会的会员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据史料所载，我国红会成立以来，“几无日不在救护兵民中，平时亦无时不在振灾恤邻中”，然“最足引为遗憾者，尤以人民对于红会之认识尚未有真。故会员无多，经济薄弱，未免力与愿违”[34]。红十字会的会员总数至1931年仍未超过10万人[35]，至1945年抗战结束也才有224652人。这一发展态势从各地分会的会员发展情况中也可略窥一二。灌县分会从成立至解放时的32年间，共征得会员1721人。[16](P15)安岳县红会1926年成立时只有12人，至1944年发展到22人。[36](P162)杞县分会创建于1930年，以后十多年间仅发展会员100多人。[37](P161)这些史实都折射出红十字会会员人数踟蹰不前的实况。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争频仍，中国红十字会基层会员的入会动机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既有基于保身家平安、行善积德、享受医药优惠等方面的个体诉求与需求，也有基于对红十字会的好感和认同以及民族意识。这些因素相互缠绕、共同作用，折射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复杂面相。概言之，透过民国时期民众形形色色的入会动机及红十字会的会员发展情状，不难窥见理性、精神、意识等因素相互交织和作用，共同主导着红十字事业的开展，忽略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复杂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