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钦伟

法治思维“洗红”红会

文/孙钦伟

一个时期以来，红会频频处于舆论“风口浪尖”。远的不说，据报道，4月20日，四川芦山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称将派工作组考察灾情，网友板砖横飞，“滚”字涌动而来；4月21日，深圳市红会与河南省深圳义工联为芦山地震灾区募集善款，一度门前冷落；近日，红会被指挪用捐款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事实上，郭美美事件以来，红会已将深化改革、提升公信力定为2012年发展关键词，迄今已作出一系列努力。

但为什么红会仍被众多网友“拉黑”？也许部分原因是，郭美美事件带来的“第一印象”太差，首因效应发挥作用了。首因效应，即当不同信息结合在一起时，人们总是倾向于重视前面的信息；即使前后信息不一致，也愿相信前面信息。而清除前面信息，至少需要数倍信息量。何况在网民看来，有些信息“清除”努力本身就有疑点。如，2011年有调查结果显示：郭美美与红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有网友则表示，何不起诉郭美美？2013年4月23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社监委已就重查郭美美事件达成共识，此后又说还没达成共识。有网友认为社监委提出重查郭美美，非为监督，实为红会辟谣；质疑声也扩至作为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的社监委：其监督调查产生费用由红会承担，没有独立性；近日有3名委员被指与红会存利益交换或商业合作。

谁来“洗红”红会？当然靠红会综合改革，但更要靠法的规范保障，靠法引领改革，靠法“服众”。在立法中公众建议被收集、梳理、整理和平衡，因此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能够得到公众认同。

但目前“法”好像还没占据舆论兴奋点，且郭美美事件以来，针对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展的执法检查也较少。应开展并全程公开执法检查，着重推动审计监督、信息公开和建立完善资金使用评价和问责机制等，让“红黑”立现。

当然，法也要时俱进，全国人大已将修改红十字会法列入2013年立法预备项目，建议公众和红会把思维频道转到法治上来。

红会借助立法平台，可诉说委屈，但更宜理性对待各方声音，哪怕是骂声。精诚之至、金石为开，要以真诚和自我改革的立法建议，赢得公众“芳心”。网友骂声有用，但不好听——尤其以偏概全时。骂声转变为“立法建议好声音”，很有必要。而立法者，即使对公众建议做不到一一反馈，也要“分类打包”反馈。必要时，可根据公众意见，对有关修改红会法草案进行不可行性研究，在民主基础上增强立法决策科学性。红会、公众和立法者要形成良性互动，明确立法重点和解决措施。

比如，红会“去行政化”，即去除红会行政级别与参公编制待遇，是否应成为立法重点？这值得讨论。但即便是“行政”也应依法行政，提高透明度、接受制约监督。

红会是社会组织，政府不干预其内部运作。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红会法也有红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相关规定。而公众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捐赠是否被贪污挪用。所以监督应为立法重点之一，且宜聚焦于外部监督，尤其是社会公众监督，以推动红会内部监督治理。

而要使外部监督有效，首先应明确：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监督红会对所接受捐赠使用管理的义务，并有权对贪污挪用捐赠等违法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其次，明确信息公开内容、方式和法律责任。信息公开应重点针对公众质疑：红会财产经费使用管理、社监委的产生及与红会是否有“猫腻”等。应寻求一个公众认可、便于信息查询和申请公开、质疑不息回应不止的机制，让信息公开至“秋毫”，并明确不公开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等法律责任。而对参与商业运作、贪污挪用捐赠、虚假结算报告的等，应明确为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红会法修改可借鉴国外有关经验，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主要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红会予以资助，以促进红会完善内部治理、提升自身能力。

红会能否在法治轨道上“洗红”？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