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美红

(宜春学院 图书馆，江西 宜春 336000)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城市人口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大城市的人口明显出现萎缩，城市人口由中心城市大规模向郊区以至更为外围的农村地区流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出现下降，中小城镇得到快速扩充发展，农村人口在打破长期停滞后出现缓慢回升。对于这一城市化逆反现象，国外学者称之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对逆城市化看法，国内外学者见仁见智。逆城市化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研究者贝里在1976年提出，贝里当时提出逆城市化概念是用来针对城市化概念。[1]贝里认为，与城市化相反，逆城市化表现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开始出现阻碍城市持续发展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大城市中的居民和相应的社会资源向中小城市和郊区流动。美国学者诺瑟姆在1979年提出城市发展三阶段论，把城镇户籍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率(即城镇化率)作为度量指标来衡量城市发展，以城镇化率低于30%为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城镇化率介于30%—70%为城市发展的加速阶段，城镇化率高于70%为城市发展的稳定阶段。[2](P65-67)诺瑟姆提出，城市是人们生活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的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当城市中城镇人口比率大于70%之后，城市资源的消耗速度明显加快，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城市的发展开始受到制约，发展速度逐渐变缓甚至停滞，此时将会出现城市人口向外流出，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在贝里和诺瑟姆及其他一些学者看来，逆城市化有利于城市的发展。然而，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衰退，不少学者认为城市资源的流出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又提出了再城市化的口号，以求通过形成新的城市中心来振兴经济。因此，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化同等重要的问题，需要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一、逆城市化的内涵与机理

(一)逆城市化的内涵

如何理解和界定逆城市化，不同学者看法不同。[3]较为常见的定义就是城市的城镇化人口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城市人口开始从高峰出现持续下降。[4]究其原因，城市人口持续下降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的接纳能力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无法接纳更多的流入人口；二是城市资源存在稀缺性，随着人口增多，市场会自发对城市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从而促使城市人口主动流出。

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城市工业化的过程。随着城市工业化发展到后期，城市也在进入发展的后期。因此，城市化是一个与工业化相伴随的概念，同样，逆城市化也是一个与去工业化相伴随的概念。逆城市化是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才可能出现的产物。一个国家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表明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是先有去工业化，然后才出现逆城市化。因此，从本质上分析，逆城市化指一个城市发展到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后，人们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城市的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制造业逐步让步于服务业，此时，人口的高度集中开始逐渐妨碍市场主体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城市人口和相关社会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愿向郊区乃至农村地区进行迁移的现象。即，逆城市化是去工业化的产物。

逆城市化带有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时代的特征，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从生产转为服务，因而逆城市化出现也标志着城市经济活动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提供物质产品的生产转向于服务业提供各项公共服务。从全世界的城市发展过程分析，逆城市化包涵的内容应该更广，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存在逆城市化现象；城市的三大产业发展水平及结构布局直接影响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逆城市化不仅包括三大产业的就业数量、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且还包括受科技革命推动的工业结构改革对城市生产布局、社会结构等提出的新要求；逆城市化与城市人口与社会经济构成和自然构成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人口中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的扩大，人口老化膨胀，退休人口增多等均会影响城市的发展。

(二)逆城市化的表现形式

逆城市化是对城市化的一种逆反。城市化是农业人口连续向城市集中并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是城市数量在空间上增多，城市规模在空间上变大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职能与公共设施不断得到完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市居民靠拢，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文明向农村渗透。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市场是城市化的主要作用力，城市是通过其先进的社会文明、完备的职能和服务设施来吸引农村居民加入城市。而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城市也逐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城市化本质上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而非行政干预的过程。

城市化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由于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必然产生一系列“城市病”，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在城市生活的代价，以决定是否离开城市。人们离开城市，不是为了降低生活质量，重新选择新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因此，逆城市化是存在一定约束条件的，即个体需要有能力离开城市，同时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从这方面分析，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逆城市化是城市人口的主动流出，人口流出的比例大于人口流入的比例；二是人口流出主体是城市中的富人和中产阶层，这部分群体有能力承担流动的成本。从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现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逆城市化在形成的本质上与城市化一致，也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产物，是市场对城市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政府政策主导而为。

(三)逆城市化的发生机理

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后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处于不同阶段，城市化发展也发生相应变化。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并存的，是工业化的产物；同样，逆城市化和去工业化也是并存的，逆城市化是去工业化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城市化也达到快速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也开始进入逆城市化阶段。因此，从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的时间计算，逆城市化出现的时间也是在这一时间段，这并非偶然，而是二者存在相同的影响机制。[5]由于逆城市化与后工业化是同时出现的，因此，逆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和发生动力必然与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转型有关，必然包含有后工业化社会的特点，带有显著的去工业化特征。[6]总的来说，逆城市化的影响因素与发生动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因素，二是外部因素。

从外部因素，逆城市化发展的动力首先在于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在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需要去掉过剩产能，重新调整经济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当其冲国家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当城市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工业时，必须强调城市的生产功能，强调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工业发展对城市经济的增长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城市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但随着城市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工业部门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如工业生产往往占地面积较大，影响城市居民住房建设；工业生产容易产生各种噪音、废气、污水等。工业的负面效应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制约了城市的扩大，导致城市发挥的经济价值降低。而随着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生产功能逐渐让位服务功能，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第一、二产业之和。因此，当城市的服务功能占主导时，原有的工业企业就必须迁移其他地方，首选是周边的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这是城市集聚效应扩散和城市功能转变的必然过程。

逆城市化出现的第二个外部影响因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出现了变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为了尽快去掉过剩产能，早日达到去工业化的目的，西方国家分别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鼓励城市居民迁移至农村生活，以缓解大城市因人口膨胀而引发的城市病。如二战后，英国的大城市人口激增，英国政府为了降低包括伦敦在内的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引导城市中心人口向郊区和外围扩散，实施了新城镇扩展项目，并对新城镇的区位选择和人口密度进行限制，限制人口密集城镇的面积扩展和人口膨胀等。[7]

逆城市化出现的第三个外影响因素在于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走向一体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投入大量财力大力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基础服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以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为标志的城乡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为城市人口向郊区、周边小城镇、农村流动提供了便利，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农村居住，城市工作提供了方便。而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卫生、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为城市居民向农村迁移打消了后顾之忧。

从内部因素看，城市居民追求生活环境的高标准，追求舒适的生活方式是西方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城市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相对来说是固定的。当城市人口增多时，人们的相对活动空间就会变得更小。同时，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城市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如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就业难度增大等各种城市病。人们选择生活在城市，是因为城市的经济价值较农村更具优势，自已获得的效用较大。而当城市快速发展出现过度膨胀，此时城市由于内部布局失控而出现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社会问题，从而城市的吸引力出现显著下降，导致人们选择逃离大城市，迁往郊区和农村，以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满足自己对舒适生活的追求。

(四)我国逆城市化的判断

从逆城市化的内涵、表现形式与发生机理中，我们可以对逆城市化的真伪做出一个判断。如果城市人口、社会资源的流出是市场作用下的主动流出，而非政策作用的结果，则存在真实的逆城市化；反之，则是伪逆城市化。我国当前的逆城市化主体主要包括两类人群，一是回乡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本身就不具有城市户籍，自身收入也不高，随着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很大一部分被动选择从城市退出；二是“非转农”群体，即那些已经获得城市户籍，又把自己转为农村户籍的人口，“非转农”群体的目的在于通过转为农村户籍进而获得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出让的超额收益。同时，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距离城乡均衡发展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从迁移主体和城乡不协调发展分析，我国当前的逆城市化，是伪逆城市化，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其次，逆城市化是去工业化的产物，而当前我国主动进入去工业化的城市很少(如北京、上海)，其它出现去工业化现象的城市则是属于被动的去工业化，现代服务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远没有达到逆城市化的条件。

二、逆城市化的影响

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城市人口规模超出城市空间接纳能力，导致城市职能执行起来相对不到位，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满足过大的人口需求，进而加大了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增加了城市运转成本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导致居民的生活方式被动出现改变，生活质量下降。城市化发展到后期伴随地是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包括高犯罪率、低就业率、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拥挤的交通、攀升的高房价等。以碳排放为例，随着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总体碳排放是逐步增加的。孙昌龙等通过考察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碳排放影响，选取76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时间跨度为1980年至2007年，以城市化率低于30%的为处于城市化初期阶段，大于70%的为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介于30%-70%的为城市化中期阶段，发现三个结论：①当城市化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时，碳排放缓慢增长；②当城市化处于中期发展阶段时，碳排放迅速增长；③当城市化处于后期发展阶段，虽然碳排放速度有所减缓，但排放总量仍然增加。[8]

逆城市化的出现既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一方面，城市通过制定新的城市发展规划，调节资源分配，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发展新型绿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这样能够促使城市保持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逆城市化由于是社会自然效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因而逆城市化表现为城市所拥有的优质社会资源和劳动力向农村转移，社会要素出现调出和扩散，从而使农村具有了更多的城市性质，有助于农村落后地区获得协同发展，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共享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但也要重视的是，逆城市化也存在不利的影响，尤其在还没有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就出现的逆城市化。在现代服务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形下，由于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大量资源流出，必然导致城市发展滞后，出现就业不足，进而导致就业工资下降，人们收入水平出现下降趋势，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过多资源流入郊区和农村，而郊区和农村不能有效吸纳就业，无法大量增加就业岗位，无法吸纳这些资源，最终又产生资源过剩，造成资源浪费。

三、逆城市化的测度指标

(一)常用的逆城市化测度指标

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在分析逆城市化现象时，常用的逆城市化度量指标有：(1)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即城市总体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2)城市就业人口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即城市就业人数和城市户籍人口就业人数占城市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3)制造业就业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即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重；(4)制造业产值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即制造业产值或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逆城市化不但是对城市化的逆反，而且是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城市居民

要从城市迁移出去，必须个人具备迁移出去的条件，这需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数值，这个数值能够保证城市居民不会因迁移流动产生的成本影响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效用。同时，城市能够容纳足够的城市人口就业，支持人员流动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岗位而被迫流出城市去寻找工作机会。城市最初的发展离不开制造业，城市人口大部分在制造业获得就业机会，而当城市发展到后期阶段，制造业开始妨碍城市的发展。因此，制造业的从业人数、产值等是衡量城市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二)广义逆城市化的测度指标

工业化与城市化、去工业化与逆城市化是紧密相连的一组概念，依据去工业化的广义测

度指标，我们可以构建逆城市化的广义测度指标。王秋石等采用分层的方法构建了去工业化的广义测度指标体系，以反映去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的关系。[9]

据此，本文依据这一方法，分别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构建逆城市化的广义测度指标。(1)核心层指标。依据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测度的核心指标，我们选择城市中产与富有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城市户籍人口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城市户籍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例等三个指标。逆城市化是城市居民从城市自愿向外流出，以保证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不变，城市居民要做到这点，必须有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核心层三个指标的比例各自存在一个临界值(如城市户籍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例大于75%)，如果三个都超过各自的临界值，则说明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2)中间层指标。中间层指标用来辅助核心层指标进一步测度逆城市化的影响。我们主要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一是该城市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反映城市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制度改善等方面；二是制造业净就业变动指标。采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净就业变动作为测度指标，在于制造业越发达，其产值就会越高，越能大幅提高城市的人均生产总值；同时，制造业越发达，需要接纳的就业人口就会越少，从而富余的人口流向其他行业，有助于其他行业的发展。如果核心层指标显示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而且中间层的两个指标为正，我们可以认为该种逆城市化现象为积极地逆城市化；否则，则为消极的逆城市化。但是，逆城市化短期如果发展迅速，从长期看则对城市发展不利。因此，我们还需要构建外围层指标来测量逆城市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和空间结构效应。(3)外围层指标。为了反映逆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长期经济效应，我们选择较长时期(比如10年)的城市平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在整个区域内的横向比较指标，比如一个城市10年内平均增长率与整个国家10平均增长率的比值，一个城市10年内平均增长率与国际大城市10年平均增长率的比值。如果这些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指标不断优化，我们定义为绝对(强)逆城市化，否则为相对(弱)逆城市化。

最后，在评价一个城市是否出现了真正意义的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我们可以采用加权合成法来构造计算反映一国、地区或城市的逆城市化程度的综合指数。在计算时，我们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计算出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各指标的权重，然后采用加权合成法对各层不同指标的评价值进行综合计算，最终得出一个综合值以评判逆城市化的强弱程度。

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城市发展的新阶段，是城市发展的质的变化，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逆城市化的出现标志着城市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三大产业布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逆城市化的出现，改善了人口、生产、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对于城市和农村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活力，极大地促进了城乡一体化。

以往关于逆城市化的度量总体上过于单一，都是将逆城市化定义为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即城镇化率)超过某个比值时，城市人口出现持续下降。本文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逆城市化的综合测度指标。这套指标从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层次来度量逆城市化程度，把逆城市化与去工业化关联起来，克服了已有的测度指标研究视角的局限，能够有效反映城市经济结构调整、三大产业布局变动对城市发展影响的时间和空间效应。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产业结构布局与去工业化的角度来理解逆城市化，拓展了逆城市化的内涵，并构建了一种新的综合性测度指标。毫无疑问，逆城市化包含的内容远不止这些，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包括逆城市化的经济估计、发展中国家的逆城市化与城镇化、我国的城镇化与去工业化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