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琳佳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从二十世纪开始，生态危机就以全球性态势爆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口剧增与资源利用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生态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生态人类学是专注于研究人类群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学科，主要以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为研究目的。苏联的著名生态学家卡兹纳切耶夫把生态人类学分为两个基本研究层次，社会研究层次和医学研究层次。他认为：“社会研究层次致力于探讨资源问题、人口问题、人类对环境的作用问题、环境管理问题、环境政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1]。藏族作家阿来的中篇小说“山珍三部曲”恰好反映出了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康巴藏族人在历史演进中与身边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这也就构成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山珍三部曲”是藏族作家阿来近年来出版的中篇小说，包括《河上柏影》《三只虫草》《蘑菇圈》，其中《蘑菇圈》荣获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山珍三部曲”以青藏高原特有的自然物种资源-虫草、松茸、岷江柏为创作对象，一方面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川西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另一方面深入透彻地审视和反思了现代文明过度张扬的消费主义文化对生态的破坏，充分体现出了阿来鲜明的人文关怀和浓郁的生态忧思。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首先，原始自然的和谐呈现。在小说《蘑菇圈》的开篇，阿来诗意地刻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始图景。在图景中，人、植物、动物以及一切生物是平等共生的，流动着自然的生机，透出淳朴、自然、清新、原始的味道，充分体现出人只是存在于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非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地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每年春耕大忙之时，山林里便会传来清丽悠长的布谷鸟鸣声，在地里辛勤劳作的藏族同胞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计，直起腰来，凝神谛听这显示季节好转的声音。此时此刻，日月星辰，河流山川，花草树木，木瓦石板也都会为这美妙而短暂的鸣叫声停顿，从机村到机村周边的村庄再到机村周边的周边的村庄，乃至整个康巴藏区也都会为这美妙而庄严的鸟鸣声停顿。从一个个特写画面逐渐拉远至全景的勾勒，阿来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地将康巴藏区的自然生态图景记录下来，别有一番从静止到流动的交错之美。更是别具洞天地将人与自然万物有机地结合起来，呈现出一幅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始画面。不仅如此，阿来还不乏篇幅地对菌类破土而出的场景进行了大量的描绘，反复运用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使得对自然的书写更加生动有趣。“羊肚菌用尖顶拱破了黑土，宽大的身子用力拱出了地表，它完整地从黑土和黑土中掺杂的那些枯枝败叶中拱出了全部身子，完整地立在地面上了。”[2]5阿来连续运用“拱破”“拱出”“用力”“立在”等动词来描写羊肚菌破土而出之势，并将羊肚菌拟人化书写，将其赋予了人的力量，这是原始生命的最初动力，这是自然呈现的原始力量，这种无比坚定的力量是对生命的欣赏和赞叹，是对生命的崇拜和敬重。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在极具仪式感的原始画面中得以体现。

其次，人与自然的平等相处。在阿来的“山珍三部曲”中，处处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阿来在《蘑菇圈》中，着力刻画了以阿妈斯炯为代表的藏族同胞尊重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严格遵守自然发展规律，对自然资源不狂热也不贪婪。阿妈斯炯发现了山林里的蘑菇圈，并懂得那是蘑菇生生不息的源泉，懂得保护和浇灌蘑菇圈。天旱的时候，阿妈斯炯每天两次从山下背水浇灌山上的蘑菇圈，让蘑菇自由生长。她发自内心的喜爱那些“围在一起开会的”可爱生命[2]5她执着而虔诚地守护着这片自然宝藏，充分体现了以阿妈斯炯为代表的藏族人对大自然的亲近与热爱。不论是对人对兽还是对鸟对草，阿妈斯炯始终心怀悲悯之情。小说中多次出现阿妈斯炯与野生禽类松鸡、画眉、噪鹃轻声讲话。当她去到山林里看到松鸡低头吸食蘑菇伞盖时，她放慢脚步小声说道：“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只是来看看，”[2]64当她背着水桶爬山去给蘑菇圈浇灌，听到一只鸟在树枝上叫个不停时，“她抬起头来，说，你的声音也是好听的声音。”[2]88原来这只画眉鸟跟她已经非常熟悉了，每天都飞在树丛上来等她给水喝。每当阿妈斯炯看到鸟儿跳下枝头，啄食地上蘑菇时，她都会小声说道：“鸟啊，吃吧，吃吧。”[2]91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就曾提出：“人类区别与非人类存在物是因为人类能以广阔的胸怀去关注所有的生命(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而动物和植物却只关注自己、后代或同类的生命。”[3]阿妈斯炯这种平等对待其他自然生命的友善态度恰好印证了藏族文化精神中平等对待万事万物的生态伦理情怀。

在小说《河上柏影》中，阿来将岷江柏作为植物，人作为动物放在同一个层面进行书写，“岷江柏是植物，自己不动，风过时动，”“人是动物，有风无风都可以自己行动。”[4]4可见，在阿来看来人类跟动植物及其他生物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而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之一。因此，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交往应该是平等的。在小说末尾的跋语中，阿来再次写到“树不需要人，而人却需要树。”[4]217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树的历史比人的历史更久远，因为是树为人类的祖先提供了果实、燃料等基本的生存物质。也正因为对树的需要，人类才使得这个世界上的树越来越少。在《三只虫草》中，阿来同样刻画了纯真少年桑吉就像小野兽一样与大自然保持着平等、友爱的交流。在草原上，躺在草地上享受阳光的桑吉，听到了青草破土的声音，听到了大地土层融冻的声音，还听到了枯草在阳光照射下失去水分的声音。桑吉与云雀的互嘲、桑吉对大地的倾心聆听无不凸显着其他自然生命的地位等同于人类，这是贴合自然、回归原始的显现，这是人与自然平等对话的表现。

二、过度消费的生态困境

“山珍三部曲”以川西为写作背景，关注的是川西藏地大自然与藏族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生态困境。通过生动的描写，小说严厉地批判了过度张扬的消费主义文化带给川西藏地灾难性的生态破坏，人们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对大自然进行过度开发、无度索取。这一切都归因于人类对欲望的追求。欲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原初动力，没有了欲望，人类就不可能拥有像飞机、轮船、人工智能这些先进的科技创造发明，人类的物质资源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丰富，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对利益、金钱的欲求推动着个人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5]然而，当人类无限的欲望需求遇见有限的自然资源时，势必会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资源的匮乏、生态的失衡。卢梭也曾指出：“若欲望无限膨胀，它不仅会吞没整个自然界，还会成为我们为非作恶的原因。”[6]在“山珍三部曲”中，阿来不同程度地批判了欲望驱动下过度消费带给大自然的生态困境。

对欲望动力的批判。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条件的过度欲求导致欲望的不断膨胀从而抹杀了人的天性，使得人类渐渐丢失了内心的本真和心灵的善良。藏族人民一直以来对物欲要求淡泊，大多以藏传佛教宗教信仰为精神依托，可是当物质主义思想及消费主义文化被带到藏地以后，其浓郁的宗教氛围被慢慢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猖獗的物质欲求的盛行。在《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中就有深刻的体现。《蘑菇圈》中，当藏族人们知道松茸具有超高营养且价格不菲时，人心就变得急功近利、物欲至上了。在蘑菇还未长大成熟时，人们就提着铁齿钉耙去到山上，扒开泥土，掏走长在泥土下面的小蘑菇，而这些小蘑菇的菌柄和菌伞都未分开，阿妈斯炯为此潸然泪下。贪欲使人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贪欲使人背离自然的发展规律，这样的例证在《河上柏影》里也有体现。人们为了赚钱，开发旅游，在老柏树生长地修建混凝土看台，砍掉了大部分树根，曾经苍翠浓郁的柏树，在被禁锢了树根的自由生长之后，慢慢地窒息而死了。听城里人说崖柏木非常稀缺，其价值斐然，在拜物的热潮中受到人们的追捧，当地的藏族人们就开始疯狂的采挖，甚至有些人冒死攀上悬崖去砍伐。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人们变得极度的疯狂，就连石头都不放过。听说有种石头可以做成砚台，村人们就拿起锄头拿起钢钎开始了近似疯狂的采挖，有人把功能强大的挖掘机、装载机都开进了现场。最后，曾经郁郁葱葱长满树木的河岸和山坡被挖得千疮百孔，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阿来在“山珍三部曲”中，不同程度地揭示和批判了，原本天真善良的藏族同胞在巨大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变得贪婪无度，打着物尽所用和不能浪费资源的口号，蘑菇被过度采摘、岷江柏遭受疯狂砍伐、石头被猖狂采挖，最后导致物种灭绝、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自然变得支离破碎。杜宁曾经指出：“过度消费的价值体系终将是异常的、短暂的，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生态依托。”[7]物欲繁华的现代社会必须摒弃消费主义观念的误导才有望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关系。

除了对欲望膨胀的批判，阿来在“山珍三部曲”中还体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严厉抨击。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把自己视为世界万物的主人，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因此，人类便开始了竭泽而渔的开发和利用大自然。正如《蘑菇圈》中工作组提出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工作组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给庄稼多上肥料，农家肥被用完之后便去大工厂购买化学肥料，然而庄稼分外茁壮地拼命生长，却不肯熟黄，最后导致最茁壮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正是以社长为代表的人们，急于求成地破坏自然，违背庄稼成长的自然规律而导致庄稼颗粒无收、酿造出社长上吊自杀的悲剧。

结 语

在“山珍三部曲”中，阿来运用温柔细腻的笔触一方面诗意地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图景，展现了藏族文化精神中善待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平等对待万事万物的生态伦理情怀。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藏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铭记顺应自然、善待自然、遵循自然客观发展规律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思想。而阿来恰到好处地在其作品中展示了藏族人与大自然相依为命、和睦共处的美好景象。小说《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三只虫草》中的纯真少年桑吉、《河山柏影》中的王泽周都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态代言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充分体现了藏族文化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对青藏高原特有自然物种虫草、松茸和珍贵树种的描写，阿来严厉地批判了现代文明过度张扬的消费主义文化带给川西藏地灾难性的生态破坏。阿来不仅给读者呈现了远离城市喧嚣的青藏高原在现代化大潮中也无一幸免的遭遇了沧桑命运，而且更加关注现代消费主义观念的误导将会造成川西藏地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从而催生出当地藏族人过度旺盛的物欲渴求，充分体现了阿来鲜明的人文关怀和浓郁的生态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