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中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20世纪初期，传教士的康巴学渐趋成熟；20世纪20年代末期，经世者的康巴学开始兴起。如果说，传教士的康巴学是外国传教士培植起来的，代表了康巴学发展史上的第一种范式，那么，经世者的康巴学则是中国本土学者培植起来的、以经世致用作为取向的康巴学，可以代表康巴学发展史上的第二种范式。经世者的康巴学作为康巴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顾名思义，它的核心旨趣、核心指向就是“经世”。

何谓“经世”?何谓“经世者”?在中国传统典籍中，“经世”一词极为常见。虽然具体的语境或有不同，但是，见于各种传世文献中的“经世”一词，基本上是指“治理世事”。分开来说，“经”就是经略、治理，“世”泛指世事、世界、社会、国家、天下等等。在传统中国，“经世”几乎是一个没有多少歧义的概念。至于“经世者”，则是很多“有志之士”，特别是儒家士人的自我期许。传统中国的“有志之士”，大多也都是以“经世”为志。同时，“经世”也可以代表学问的一种旨趣与范式。有志于研究“经世”这一门学科、学问、学术之人，就是“经世之学”的研究者，为了简明起见，可以称之为“经世者”。更加明确地说，本文在学术范式、学术谱系的层面上所讲的“经世者”，主要是指“经世之学”的研究者，亦即“如何经略世事”的研究者。

当然，“经世者”既可以研究“经世之学”，也可以从事“经世之业”。事实上，研究“经世之学”，就是为了从事“经世之业”；倘若不是为了从事“经世之业”，研究者所研究的学问，甚至都称不上“经世之学”。因此，研究“经世之学”，只是在为从事“经世之业”做准备。简而言之，研究学问是为了致用。有一些研究者，他们抱着从事“经世之业”的志向而研究“经世之学”，这样的研究者，就是我们所说的经世者。20世纪20年代以降，由经世者开创的康巴学研究，可以称为“经世者的康巴学”。

一、经世者康巴学的兴起

经世者康巴学的兴起，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背景。经世者康巴学兴起的历史渊源，如前所述，可以用儒家所谓的“澄清天下”这一传统来解释。后来流行的一些词句，譬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等等，都可以视为“澄清天下”这一传统的替代性表达方式。现代社会流行的“报效国家”“奉献社会”“造福人民”，则可以理解为“澄清天下”这一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从历史渊源特别是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来看，在经世者康巴学兴起的背后，有一个古老的传统，那就是儒家士大夫所怀抱的“澄清天下”之志。在现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怀着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从事康巴学研究，由此促成了康巴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经世者的康巴学。

从现实背景来看，经世者康巴学的兴起又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整体性、全局性的现实政治背景；其次是地方性、局部性的现实政治背景；最后，还有一个现实的学术背景。这三个方面的背景，直接促成了经世者康巴学的兴起。

关于整体性的现实政治背景，依然可以从“报效国家”这个角度来切入。经世者的康巴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发生，随着辛亥鼎革而建立的“中华民国”，虽然已经走过了一、二十年的历程，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华夏共同体从传统的“天下体系”时代转向“万国体系”时代之后，所面临的现代国家建构这个根本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一方面，对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1928年的“东北易帜”虽然从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迅速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除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势力在华夏大地上盘根错节，各种形式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严重地销蚀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严重地妨碍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正常建构、有效建构、全面建构。另一方面，对内没有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从民国初建至20世纪20、30年代，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彼此角力，华夏大地上虽有局部的和平与安宁，但全国范围内的“战时状态”长期存续。

那个时代的中国对内对外所面临的这些现实政治背景，虽然已是老生常谈，但在此重述，有助于理解经世者康巴学兴起的整体背景。因为，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所面临的根本任务，是那个时代最值得经略、治理的世事、大事、国事。从根本上看，经世者的康巴学，虽然是以康巴地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研究康巴地区的经略与治理，毕竟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现代国家建构的要求研究康巴地区的经略与治理，可以从地区、局部的层面，回应整体性的现代国家建构的现实需要、迫切需要、政治需要。

当然，经世者康巴学兴起的更加直接的现实政治背景，毕竟还是地方性、区域性的现实政治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康巴地区如何深度地、妥帖地、严丝合缝地融入整体性的现代中国，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康巴地区作为地方、作为局部与中国作为整体之间的制度性对接问题。要回应这一问题，当然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而在康巴地区建立一个西康省，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可以说是这个系统工程的总抓手。

从历史上看，西康建省作为一个目标，始于清朝末年。清末拟建的西康省的范围，大致就是现在的康巴地区。这个地区原称“川边”。根据任新建的研究，“‘川边’在地缘上正处于川、藏、滇、青、甘五省(区)接合部。北控甘青，南扼滇边，西联西藏，东通四川盆地，对四方具有高屋建瓴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的战略中，具有‘桥梁’、‘纽带’、‘依托’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侵入西藏，‘西藏问题’出现，川边地区成为帝国主义与西藏分裂势力觊觎之地。清代末期，他们利用清政府衰落、土司势力膨胀之机，凭借川边与西藏在宗教上的传统联系和‘瞻对赏藏’的地缘关系，极力染指川边，严重危及四川与康藏地区的安宁。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出于‘固川保藏’的目的，作出了‘经营川边，建立行省’战略部署，任命赵尔丰为边务大臣，大力经营川边地区。到宣统三年(1911)，‘川边’地区全部完成‘改土归流’，各项建设措施已见成效，初步具备了建省的基础，是年闰六月，傅嵩炑按赵尔丰的指示，向清廷呈交了‘建立西康省折’，奏请以边务大臣所管之地，建立西康省，以‘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然而，“这一建省计划因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倒台而未能实现。”民国以后，“1925年，北京政府改‘川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任命四川军阀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自此‘川边’正式改名为‘西康’。但西康建省之事却迟迟未行。”[1]92-93

从清末到民国，西康建省之事一再拖延，一方面说明康巴地区牵连的问题很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代国家建构之不易。然而，在当时国内外的大背景下，通过西康建省以经略边地、边疆，最终促成现代国家的建构，又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目标任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西南各省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巩固康藏地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促使国民政府下决心，将西康建省之事付诸实施。1934年底，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组建‘西康建省委员会’。但当时的西康只有19个县和一个设治局，人口仅30万，每年赋税收入只有50万元左右，产粮仅够当地人民生活，根本无法供养政府人员，无论从人口、财政、粮食上来看都不足以建立一个省。因此，怎样建省?如何解建省中人口、粮食、财政的困难，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96正是在西康建省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矛盾，正是这样一些与现代国家建构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现实政治问题，迫切地需要针对康巴地区展开全面研究、深入研究、系统研究，进而有效地解决西康建省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这样的地方性的现实政治问题，直接激励了一些具有经世取向的知识分子，直接催生了经世取向的康巴学。

除此之外，经世者康巴学的兴起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背景，那就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康巴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外国传教士展开的康巴学研究。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外国传教士来到康巴地区，既传播他们的宗教，同时也在一定层面上，把西方近现代学术的旨趣与方法带到了康巴地区。外国传教士关于康巴地区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本土的研究者，既提供了某种可以参考的范式，同时也对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形成了一种正向激励。传教士研究康巴所形成的示范效应，传教士研究康巴所形成的激励作用，这两种因素都促成了中国本土研究者的康巴学研究。相比之下，外国传教士关于康巴学研究的范式，为中国本土研究者提供的参考，有可能更多地促成了经世取向的康巴学研究。

以上关于经世者康巴学兴起的背景分析，其实也是关于经世者康巴学兴起的原因分析、动力分析。正是在上述多种背景之下，经世取向的康巴学应势而生、应时而成。这种经世取向的康巴学以学术理论研究的方式，在推动西康建省的同时，也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建构。这种经世取向的康巴学研究成就了经世者的康巴学。作为一种不同于传教士康巴学的新范式，经世者的康巴学是世界的，但主要是中国的；经世者的康巴学是关于康巴的学术理论，但更强调“学以致用”，更强调“经世致用”。

二、经世者康巴学的奠基人

上文分析了经世者康巴学兴起的背景、原因与动力，那么，谁是经世者康巴学研究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我的回答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直至今日，很多学者的康巴学研究，都可以归属于经世者的康巴学。但是，如果要为经世者的康巴学研究寻找一个奠基人，一个主要代表，那么，这个人就是任乃强。

任乃强(1896-1989)，四川省南充县人。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农业学堂，1920年毕业，回到南充任教，同时也从事相关工作。1929年赴西康考察，由此开启了他的康巴研究。1935年，他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1943年以后，先后在华西协和大学、四川大学担任教授。1946年在成都发起成立了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创办并主编了《康藏研究月刊》。在中国本土的康巴研究者中，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任乃强的康巴研究，比其他学者的康巴研究，更为典型地体现了经世致用之旨趣，堪称经世者康巴学的奠基人与主要代表。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

其一，在传教士康巴学之后，任乃强是中国本土康巴学的主要奠基人。

按照杨嘉铭的研究，任乃强“作为现代康藏研究的奠基人”，在康巴学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方面，任乃强“著书立说，铺垫了康藏研究的理论基础”。具体地说，“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直到去世前仍以96岁高龄整日伏案写作。共撰有专著25部、发表论文200多篇，此外，尚有大量杂文、评论、笔记、报告等散见于报刊、文档。总数达千万字，堪称著作等身。’就康藏研究而言，所著的专著就达16部。论文、考察报告达50余篇，总数达300余万字。就先生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范围来看，也是十分广泛的，凡康藏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农业、宗教、文化艺术、民风民俗等均有所涉猎。在学术造诣方面，正如四川康藏研究中心撰写的《一代宗师大家风范》中所说的那样，先生‘在康藏研究中首创的就是：1.他是我国最早的《萨格尔》开拓者与研究者……2.他首次对康藏地区的天文地理、政区沿革、社会文化、民族民俗进行科学的全面的考察……3.他在康藏研究领域内创立了大量新说……4.他使用现代圆锥投影、经纬度定位、汉藏英三种文字对照，绘制成了我国第一张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地图和十万分之一西康分县地图……5.他第一个将历史地理学方法用于康藏地区资源开发的研究……6.他还是川藏公路线路最初的选定者……’其实，先生在川康研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还不止前述所言，笔者还可以归纳几点：一是以他为首创造了康藏研究方面我国的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并编辑出版了该团体的学术刊物——《康藏研究月刊》。二是先生发现藏草药‘木格卓果’的奇效后，首次撰文作专门介绍……三是康藏地理复杂，历史发展脉络存疑尚多，先生知难而进，撰写了《康藏史地大纲》，该著作成为康藏史地研究的引领性著作。”[1]132-133

另一方面，主要体现为“建社团、办月刊，繁荣康藏研究”。具体地说，“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任先生虽身在蓉城，但他对康藏之情十分笃重，对康藏研究一如既往。1946年10月6日，由任乃强先生经过多方斡旋和努力，与刘伯量、谢国安、刘立千”，以及“任先生的夫人罗哲情措等人共同发起，并在藩署街36号(任先生私邸)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康藏研究社’。该社的成立，标志着在我国第一个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的建立。应当说，该研究社的成立和以后开展的实质性学术活动，是先生康藏研究学术生活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先生作为康藏研究社理事会的理事长兼创办的学术刊物——《康藏研究月刊》的研究部主任，从草拟章程、发展社员、编辑出版《康藏研究月刊》，身先士卒，事必躬亲。”[1]135以上两个方面，主要概括了任乃强在康巴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了任乃强为康巴学研究做出的学术贡献。

其二，任乃强的康巴学立足于经世致用，是经世者的康巴学。

有多个方面的依据可以支持这样一个判断。首先是任乃强哲嗣任新建的观点。2009年，在纪念其父辞世20周年的“任乃强与康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任新建提交的纪念其父的文章，标题就叫“经世致用——任乃强与西康建省”。这样的标题、这样的主题足以表明，在任新建看来，“经世致用”是任乃强及其学术最主要的特质。任新建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他的爱子的我，便自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成了他的学术助手和学生，帮他查阅资料、整理著作。这使我不仅能耳提面命，亲聆他的教诲，也深刻地感受他治学的博大与执着。在长期耳濡目染父亲之治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二是他筚路蓝缕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三是他穿透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独特视野。”[1]91在这“三点”中，“第三点”后文再论，“第二点”可以理解为任乃强对康巴学的创造性贡献。相比之下，其中的“第一点”最吃紧，它既可以解释“第二点”，这就是说，任乃强在学术上的创新，具有一个重要的品质，那就是经世致用，更具体地说，就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2]5。当然，“第一点”并不仅仅是服务于“第二点”的，“第一点”的独立价值在于说明：任乃强及其学术的首要品质是经世致用。因为这个“第一点”，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任乃强的康巴学，乃是经世者的康巴学。在俗语中，有“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反过来说，同样可以成立：知父莫如子。尤其是任新建“在长期耳濡目染父亲之治学中”形成的对于任乃强及其学术的印象，更加值得信赖。

还有杜永彬的观点。杜永彬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既是任乃强的开门弟子，也是任乃强的关门弟子，换言之，杜永彬是任乃强培养的唯一的康藏史研究方向的硕士。为了纪念任乃强辞世20周年，杜永彬写成了一篇长达55页的文章，题为《传奇坎坷 博大精深 经世致用——任乃强的生平、学术和思想》[1]3-57，从这个标题即可以看出，“传奇坎坷”主要描述其“生平”，因此，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就叫“传奇坎坷的人生经历”[1]7。由于第二个小标题叫“博大精深的学术创见”[1]27，因此，“博大精深”主要描述其“学术”。很自然，第三个小标题就叫“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在这个小标题下，作者写道：“经世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治学宗旨。任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成果，提出了许多博大精深的学术创见，而且其治学务求经世致用，其治学风格和治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参与研究和厚今薄古的特点。”进一步看，“经世致用、务求真实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是他始终坚持的学术立场。”[1]43按照这些论断，任乃强治学，所恪守的主要思想、主要立场就是经世致用，他的康巴学研究，乃是经世致用取向的康巴学研究。任乃强培养的唯一的硕士对他的治学思想的概括与提炼，也是值得信赖的。

还有杨嘉铭的观点。在前引杨嘉铭的文章中，第三个部分的小标题就叫“学以致用，图康藏社会进步与发展”。杨嘉铭在这个小标题下写道：“任先生对康藏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在著书立说方面，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力图解决康区社会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从而维护康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136-137杨嘉铭的这个判断可以进一步佐证任新建、杜永彬的观点：任乃强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从事康巴研究。此外，根据张勋燎的回忆：“任先生告诉我，他订立的家训是‘自立自强，有益人民’八个大字。”[1]65这“八个大字”的家训，特别是其中的“有益人民”，与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指向完全是吻合的。杨嘉铭是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张勋燎是四川大学教授，作为学界人士，他们的观点或记述，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任乃强康巴学研究的经世品质。

以上引证的几种文献，代表了他人对任乃强作为经世者康巴学奠基人、主要代表的确认。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透过任乃强自身的经历，进一步察看任乃强的康巴学作为经世者康巴学的性质。

还是引用任新建的叙述：“早在1928年，先父撰写《四川史地》一书时，就深切地感到前人关于‘川边’的记述与研究极为稀少，痛心于‘西姆拉会议’时，我国‘当政者对于康藏部分之形势与建置沿革，皆不明了。但凭英人所制致简略之地图，为讨论依据，所言地方，悉甚含混’。有关政府官员，甚至连一些地名在哪里都搞不清。他从乡土史地的研究中总结出：川边占四川大半面积，地旷人稀，发展落后，但战略地位重要，从来治藏皆依托这个地区，当今要巩固西陲，‘首当开发川边民族地区，消除边腹民族之扞隔及经济发展之差异’。因而萌发赴藏实地考察研究的愿望。恰好此时同学胡子昂来信邀请他赴康考察，于是自1929年5月起，至1930 年4月，他到西康地区进行了为时近一年的考察。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新龙)、理化(理塘)、雅江等9 县。”[1]94

“在这次考察中，他对筹建西康省作了三项重要贡献：一是他通过实地踏勘，运用圆锥投影法测绘了各县的地图14幅，使这些地区第一次有了较详尽和准确的现代地图，各县有了明确的各行政区划与四至标识，有了较准确的地形图，为后来西康建省时设县区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是在这次考察中，他详细调查和分析了各县的自然环境、地质、土壤、气候、物产、农牧业、商贸、交通、财政、教育和人口、民族、社会、土司、吏治、城镇、宗教等情况，评估了各县的发展潜力，指出了交通问题是西康开发的关键；改良传统生产方式，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是西康农牧业发展的途径。除了将‘视察报告’详陈当局外，还在《边政》杂志上公开发表，引起各界的关注。三是他根据调查研究提出了《改善雅砻江渡船计划书》《道、炉行船计划书》《开办康、泸、丹三县茶务计划书》等4项建设计划，并对西康邮政、电讯、公路甚至铁路建设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这些都是过去没人深入考察研究过，也从没有人提出过的，发表后使人耳目一新，对西康有了新的认识。据说，当先父的头两篇视察报告被胡子昂送呈刘文辉后，立刻引起刘的特别重视，刘对胡说：‘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么详尽踏实的报告，以后他的报告每篇都要交我看！’”[1]95

这两段文字表明，任乃强在从事康巴研究之初，就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康巴学研究成果，确实产生了明显的“经世”作用。他在西康建省过程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就是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正是立足于经世的立场，任乃强奠定了经世者的康巴学的基础。他不仅是经世者康巴学的主要奠基人，而且也是经世者康巴学的第一个主要代表。

三、经世者康巴学的代表作

康巴学是一门学问，经世者的康巴学当然也是一门学问。一个追求经世致用的人，如果只有几篇关于康巴地区的考察报告，如果仅仅是向政府提出了几项关于康巴地区的政策建议，那是不足以成就一种“康巴学”的。经世者康巴学的成立，必须要有足够的学术作品作为支撑，否则，可以言“经世”，但不足以言“学”。任乃强作为经世者康巴学的奠基人与主要代表，就是因为他既坚持经世之理想，同时还为康巴学这门学问写出了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任乃强的代表作，来考察经世者康巴学的学术精神与学术风格。

2009年出版的三册《任乃强藏学文集》之目标，就在于“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他在藏学研究上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2]12。在这部三卷本《文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康巴学论著是《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以及《考察报告》等。

其中的《西康图经》一书，既是任乃强的代表作，也堪称经世者康巴学的代表作。从篇幅来看，此书长达624页，因而也是一部真正的巨著。此书由“境域”“民俗”“地文”三篇组成。其中，《境域篇》由“部分”“辨名”“疆域”“省会”“界务”“县界”等各章组成，这些内容从1932年开始在《新亚细亚》月刊上连载，1933年出版专册。《民俗篇》主要论述“番族”之“人种”“职业”“居住”“饮食”“衣服”“性格”“礼俗”“岁时”“娱乐”“语言”，同时也论述“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包括“客民来历”“客民小传”“移民问题”“倮倮”“滇边诸族”，这些内容从1933年开始在《新亚细亚》月刊上连载，1934年出版专册。《地文篇》分七章，包括“地形”“地质”“山脉”“水道”“经纬度与气象”“正译”“纠谬”，等等，这些内容从1933年开始连载，1935年出版专册。

关于此书的撰述旨趣，任乃强在书前的“弁言”中写道：“嚣然众口之西藏问题，非即藏族之统治问题乎?在昔统治西域之关键，在于巩固驻藏大臣之权力。鼎革以来，情势遽变，西藏自治，已成事实；藏族统治问题之重心，乃在省藩境界之分划，康藏界务，即其症结。质言之，今日之西藏问题，即西康境域问题而已。西康行将建省，国人之意，欲此省境包有江达。而藏藩之意，欲使彼境东抵泸定。英人自称调停者，又欲以瞻对以西畀藏。然则西康究何有乎?国人对此，不能无争。争必有说。说必有据，然后足以折其心而塞其口。回观往事，国人对于康藏境界，争持未尝不烈。无如所言，悉失要领，每每争其所不必争，而遗其所不当弃，以致争愈力而地愈蹙。20年来，节节退步，至将回复吐蕃时代之旧境。其弊何在?在未明了康藏之部分形势与其建置沿革，一味瞎争，适以启列强之轻蔑，失藩国之同情也。本篇根据史籍与档案，将康藏间历史的、自然的、拟议的、实现的，种种界线之成立的原因，变革的状况，与其相关之一切质素，分条剖析，绘图说明。冀国人阅之，能深切明了康藏界务上之各种线纹与其理据，庶将来有所争持时，进退裕如，不复如昔人之徒遗笑柄也。”[2]2这段“弁言”，为我们理解《西康图经》之旨趣提供了关键的信息。

一方面，此书的撰写，直接服务于康藏界务问题的解决。在西康行将建省之际，西康与西藏的境界问题、西康与其他各省的境界问题，乃是各方争执的焦点，但是，很多当事人不明就里，“一味瞎争”，既让当时的列强看不起，又增加了地区之间的误解，就国家利益来说，所失甚多，所得甚少。写这部《西康图经》，就是希望遏制“20年来，节节退步”的困境。有学者在论及此书时写道：“20世纪30-40年代，国内藏学研究肇兴，西康研究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期，有关西康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究其缘由，边疆危机突显，民族意识日增，康藏问题渐趋恶化。至抗战爆发，边疆之开发急迫，是其主要推动因素。然而，国人对僻居一隅之西康，尚感陌生，著述虽多，大多或偏重一方面，或讹误百出，‘学术亦至幼稚……至若边远之区，则几无记载可言’。任乃强先生之《西康图经》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1]183这就是说，任乃强的这部书是康藏问题恶化、边疆开发急迫背景下的产物。根据任乃强的这篇“弁言”，我们还可以体会到，此书最现实、最具体、最直接的目标，是为了应对康藏界务问题的争执；此书最根本的目标，还在于通过服务于西康建省，促进现代国家的建构，最终服务国家、“有益人民”。

另一方面，虽然此书的旨趣在于经世致用，但此书的形式、内容、方法，又是学术的。此书既注重史籍与档案，又注重自然的、现实的种种情况，因而又是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是以学术的方式来回应现实的政治问题，既实现了“学以致用”，又体现了学与术的兼顾。说到这里，有必要稍微停顿一下，有必要回顾《汉书·霍光传》中，班固对霍光的一个评价：“不学亡术，暗于大理。”[3]这里的“不学亡术”，就是今天所说的“不学无术”。“不学”与“亡术”可以并列起来理解，譬如，我们可以说，霍光既“不学”，又“亡术”，同时，“不学”与“亡术”也可以按照因果关系来理解：霍光因为“不学”，所以“亡术”。按照这样的因果关系，“学”是“术”的前提条件。就“学”与“术”的差异来看，“学”旨在弄清原理，譬如，“浮力学”就是“学”；“术”旨在实践或致用，譬如“航海术”就是“术”。以“学”与“术”的这种关系来看，《西康图经》是探究原理之“学”，具体地说，是探究原理的“康巴学”著作，然而，恰好是这样的“学”，才能够很好地服务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亦即承担起作为“术”的经世致用之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西康图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以致用、“学”以经世之作。

从实际效果来看，《西康图经》一书确实也很好地体现了“经世”的功能。根据任新建的叙述，“《西康图经》的发表，引起了当时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素无交往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传贤，亲笔为书作序，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自来志书中罕有其比。其指示研究地方史地者以中正广大之道路者，尤为可贵’。时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阅后到处向人推荐此书。至于学术界和关心藏事的人更视此书为经典。由于此书的广泛影响，书中的许多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成为后来西康建省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康建省的进程。”[1]96不仅如此，任乃强还以这部《西康图经》作为基础，进一步发挥了这部学术著作对于经世致用的支撑作用。譬如，1935年，任乃强受刘文辉委托，起草了一份《条陈经康大计》，呈交国民政府的最高当局。所谓“经康大计”，就是“经略康巴的大计”。在这份报告中，任乃强指出：“复兴中国之基地既群属意于四川，则拱卫四川之康区即为复兴中国之后劲。经康之要领，端在完成省制以定治权。”对此，任新建写道：这份报告，“无疑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产生了影响，加快了西康建省的进程。报告交后不久，即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就在雅安正式成立。建省委员会成立之初，只刘文辉等7人。不久委员张铮病故，刘文辉推荐先父补为建省委员。”任新建还特别强调，“刘文辉之力荐先父，并非与先父有何私交，只是因为先父熟悉康情，建省的有关计划多为先父所拟，以后建省各项计划尚须先父出力，才把他荐到建省委员中来。”[1]97-99现在，我们从“学”与“术”的关系来看，任乃强草拟的这样一些对西康建省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的报告，都可以视为《西康图经》这样一部旨在经世的康巴学著作所发挥的“经世”作用。

在《西康图经》之外，《康藏史地大纲》一书也很有代表性。在1942年写成的关于此书的“自序”中，任乃强说：“向撰《西康图经》，已出3册，因事暂辍。滥竽康政，匆匆三年，才不副位，退理旧业。此时识见略重，雕虫自笑，乃罢图经，思更撰为康藏志稿，藏之名山。力不从心，荏苒未就。三十年(1941)春，应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约，编授康藏史地讲义。50日中，成稿3册，23万余言。”[4]这几句自撰的序文表明，在任乃强的观念里，《康藏史地大纲》有赓续《西康图经》之意义。所谓“退理旧业”，就是从实际的“康政”(亦即“西康省政”或“西康政治”)中退出来，继续从事康巴学研究。因此，这部《康藏史地大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西康图经》之续篇。从《西康图经》到《康藏史地大纲》，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前后相承的“一脉”，就是经世取向的康巴学研究。

从内容上看，《康藏史地大纲》共分四章，分别述及“康藏鸟瞰”“康藏古史”“康藏近史”“康藏现况”四个方面。大致说来，这是一个以史为纲、史地结合的框架。按照任新建的归纳，这部论著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史论结合。叙史立足于‘阐发康藏问题各要点之目的’，紧紧围绕西藏、西康与祖国的关系这一主线，剖析历代治藏之得失与近代康藏问题的由来和症结。重点针对当时康、藏的现实问题，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实践意义。二是史地结合，以科学的地理研究，阐发地理环境对康藏历史发展的影响，别开生面。”[2]9按照这样的概括，这部《康藏史地大纲》的主要特色，还是面向现实、面向问题、面向时代、面向实践，这四个“面向”，依然延续了经世致用的品性。

事实上，着眼于《康藏史地大纲》一书的由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本著作的旨趣。这部书是在西康建省之后，任乃强为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讲授康藏史地课程的讲义。换言之，这部书本来就是一部干部培训教材。这部书最直接的目的，是让西康省的行政干部掌握西康的历史与地理，从而更好地在西康省的范围内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乃强灌注在这部书中的知识与智慧，可以转化成为西康省行政干部的治理能力，进而改进对西康的治理，这其实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实现作者经世致用的目标。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古代中国的儒家传统中，有“得君行道”的理论与实践，更具体地说，就是儒家士人可以借助于君主的支持，推行他们所秉持的大道，实现他们“澄清天下”的理想。在现代中国，君主虽然不复存在，但是，任乃强通过培训西康省的行政干部，引导这个行政干部群体，按照自己对“康藏史地”的理解去行政，或许可以不太恰当地概括为“得官行道”，亦即：借助于西康省的行政干部去实现自己关于西康治理的理想。这样的“得官行道”与传统中国的“得君行道”，其实是同一个传统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达，这个传统就是“经世”。从这个角度来看，《康藏史地大纲》同样是经世者康巴学的代表性著作。

除了以上两部颇具代表性的康巴学论著，任乃强还撰写了一系列针对康巴地区的考察报告，譬如《西康视察报告》《西康札记》《泸定考察记》《天芦宝札记》，等等。在这些报告中，有的是根据地方政府的委托而写的，写成之后直接提交给地方政府，譬如《西康视察报告》就属于这种情况；有的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所做的准备工作，譬如《泸定考察记》就属于这种情况。更加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初，任乃强还按照贺龙的要求，以口头报告的方式，向贺龙等人提供了进军藏区(包括康区)、解放西藏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总体上得到了采纳[5]，这是任乃强的康巴学研究在经世致用方面的集中体现。此外，任乃强还撰写了大量的单篇论文，这里不再逐一评述。概括地说，这些报告、论文、著作，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经世致用，区别在于：有的论著是直接的“经世”，有的论著是以学术的方式“经世”。

四、经世者的康巴学：一个更宽的视野

任乃强是经世者康巴学的主要奠基人与典型代表，但是，经世取向的康巴学的研究者，并非只有任乃强一个人。严格说来，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由中国本土学者展开的康巴学研究，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经世致用的色彩；完全没有经世功能、完全没有经世意愿的本土康巴学者，其实是很少的。在康巴学研究领域，即使是纯而又纯的所谓“纯学术”，也会间接通往经世致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我们可以把任乃强当作经世者康巴学的主要代表，但如果要进一步追问：到底哪些学者可以归属于经世者康巴学的研究者?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也很难拉出一个精准的名单来。由于每个人所持的标准都不同，任何人拉出来的名单都会遭受合理的怀疑。

但是，我们叙述一种康巴学的研究范式，我们提出有一种康巴学可以称为经世者的康巴学，却不能只讲一个人。经世者的康巴学毕竟可以代表一种相对明确的范式、旨趣、追求。必然有一些研究者的康巴学研究，都在主动地追求经世致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举例的方式，从更宽的视野中，考察更多的具有经世取向的康巴学研究者。那么，从何着手?从哪里切入?才能看到作为一个“面”的经世者康巴学，而不仅仅是任乃强这一个“点”的经世者康巴学?

在几经踌躇之后，我还是选择了康藏研究社及其《康藏研究月刊》。前文已经提到，康藏研究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月刊》是一个民间学术刊物，同时也是一个同人刊物，由这个刊物汇聚起来的康巴学研究者，应当具有共同的学术旨趣。更重要的是，任乃强是康藏研究社的理事长，也是《康藏研究月刊》的主事者。既然任乃强是这个民间学术团体及刊物的主持人，那么，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同人，他们的康巴学研究，大体上说，都可以归属于经世者的康巴学研究。反之，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旨趣，康藏研究社就不是同人学术团体，《康藏研究月刊》也不是同人学术刊物。康藏研究社是1946年10月成立的，《康藏研究月刊》于1946年10月30日出版了第一期。在第一期杂志的封面上刊登的“发刊小启”中，开篇便道：“二十年前，研究我边疆者，全属外国人士，彼能精深透闢，无微弗届；认识既清，运用自巧。于是我之边疆多事，于是我之国土日蹙。……目前如东北，如外蒙，如西北诸问题，已渐入于解放阶段，惟兹西陲，杌陧未定，光昌前程，亟待人谋。同人等，为协力争取此责任故，组织康藏研究社，为便利交换研究意见故，编印此刊物。……同人之意，将此涓涓泉溜，滴穿封闭康藏秘藏之巨石，俾国洞见其症结所在……俾此涓滴克成洪流，籍收冲破盖障之捷效已耳。”[6]

根据这份“发刊小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包括康巴研究在内的中国边疆研究，外国人士已经走在了中国本土学者之前，这也间接印证了前文之所见：中国本土学者的康巴学研究，晚于外国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第二，这是一份同人刊物，康藏研究社是一个同人学术团体。在第一期杂志的第2页，还列出了一个“康藏研究社发起人”名单，名单包括126人。显然，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发起人群体，虽然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有“友情挂名”的性质，但既然愿意“挂名”，大体上应当有共同的追求，大致都可以归属于这个同人学术团体的范围。第三，这份刊物具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谋求“西陲”之“光昌前程”，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追求经世致用的学术刊物，支撑这个刊物的康藏研究社，则是一个具有经世取向的同人学术团体。

根据这篇“发刊小启”，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刊物的核心作者群，虽有个别的例外，大体上可以归属于经世者康巴学的研究者。正如谢敏所见：“该刊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性质。所以该刊以很大篇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康藏，尤其是颇多误传的藏北、藏南地区地理、民族、风俗的考察文献，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1]232既然该刊在发表“经世致用”的文章方面，享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我们就有理由把该刊的核心作者群，作为经世者康巴学研究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根据谢敏的归纳与研究，在《康藏研究月刊》上发表文章的核心作者，除任乃强本人之外，主要包括以下这些撰稿人。

一是谢国安。“四川甘孜人。幼年入寺，后至锡金入教会学校求学，精通藏、汉、梵、英文。壮年屡次伴同西人深入考察前后藏、羌塘、阿里、拉达克和不丹、印度、尼泊尔等地，以后多年在西康教授藏文。1943年入华西协和大学，任边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藏人论藏》《西藏与西藏人》等。50年代初随军入藏，担任西藏军区干校藏文教授，1976年病逝。”

二是刘立千。“四川德阳人。幼嗜内学，1934年赴理塘学藏密，旋转康定，从谢国安学藏文，从桑墩堪布、扎巴堪布、观空法师等学法。曾去德格、昌都、类乌齐考察。1938年与谢国安之女谢建君结婚，先后到康定师范学校和国立师范学校任教。1944年紧随谢国安入华大边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主要译著有《西藏政教史鉴》《续藏史鉴》《印藏佛法》等。”

三是戴新三。“四川成都人。由高等文官考试及格，历任蒙藏委员会编译室主任、调查室主任、《蒙藏月刊》主编等职。1940年奉派入藏，任驻藏办事处政务科长。居藏四年间，遍历卫藏各大名城，深入考察，所获甚丰。1945年返川后，任川康考铨处主任秘书，参与发起康藏研究社，发表关于康藏之游记、政论颇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参事室参事。”

四是李思纯。“云南昆明人。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最初的九个成员之一。曾留学法国、德国，结识了蔡和森、王若飞、徐悲鸿、朱德、陈寅恪等人。归国后先后任教南京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精通多门外语，译著甚多，例如：《史学原论》《元史学》《学海片鳞录》等。其留学欧美时见外人所著关于康藏之书甚多，慨叹国内康藏研究不力，故积极参与康藏研究社的发展，义务为社刊供稿。”

在以上各位撰稿人之后，谢敏还逐一介绍了罗哲情措、王恩洋、岑仲勉、岭光电、庄学本、闻宥等人。“以上所罗列的均系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此外，在该刊的作者群中还有彭公侯、张志远、李鉴铭、曾代国等人……其中，谢国安关于藏北地理民俗的系列文章、戴新三的《后藏环游记》等均以亲身考察之体验详细介绍了西藏的风情，为当时国内关于这方面最翔实的记录。刘立千所译藏文典籍《玛巴译师传》《西藏宗教源流简史》是继《西藏政教史鉴》(即《西藏王统记》)后国内汉译藏典方面的最具代表性的力作。彭公侯的《藏三国本事》是国内最先完整介绍《格萨尔王传史诗》的译著之一。”[1]227-231

上述撰稿人发表在《康藏研究月刊》上的论著问世之后，“国内外边疆学者、藏学研究者均予好评，发表的不少研究成果在当时堪称独步学林，被广泛征引，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藏学故乡在中国，藏学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中国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些文章还曾引发学术争鸣，吸引了国人对康藏的关注，推动了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该刊非常重视藏汉学者的协作和藏文、汉文、外文资料的综合比较研究，倡导藏学服务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藏区发展。”[1]234正是这样的“倡导”，正是对“服务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藏区发展”的追求，让我们有理由把《康藏研究月刊》的核心作者群，视为经世者康巴学的研究者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康藏研究社的同人，以及《康藏研究月刊》的核心作者群，看作经世者康巴学的第一代学者。

结 语

如前所述，按照《康藏研究月刊》第一期上的“发刊小启”首句之判断，中国本土学者的康巴学研究，比起外国人的康巴学研究，已经晚了20年。这个判断大致不差。因为，外国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就是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比较正式地形成的。如果我们把任乃强于1929年“应同学胡子昂之邀赴西康考察……相继撰成《西康各县视察报告》10本、地图14幅，及杂记50余万言”[1]380，作为任乃强开始其康巴学研究的标志性的时间刻度，那么，这个时刻确实比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迟了20多年。

虽然，相对于传教士的康巴学，由任乃强奠基的经世者的康巴学来得略微晚了一些。但是，经世者的康巴学的兴起，却标志着中国本土学者从现代学术的立场上研究康巴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土学者开始研究康巴学，最初的推动力并不是纯学术的，不是单纯地因为学术上的好奇，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西康建省的现实需要、边疆治理的迫切需要、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需要。正是这样的需要，激励了以任乃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投入到康巴研究的事业中去。鲁迅在《故乡》的末尾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7]同样，其实世上本没有经世者的康巴学，只是因为，一些具有经世致用理想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康巴学研究较好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需要，由此便促成了经世者康巴学的形成。

经世者康巴学的主要特点就是经世致用。由于研究者具有经世致用的抱负、担当、理想、志向，更由于研究者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便利条件，经世者的康巴学在兴起之初，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试把任乃强的《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以及大量的考察报告与传教士康巴学的代表作相比较，譬如，与古纯仁的《川滇之藏边》相比较，其间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研究成果的深入、细致、系统、全面、绵密、贴切诸方面来看，以任乃强为代表的经世者的康巴学论著，都超过了法国、英国及其他各国传教士在康巴学研究领域内的同类论著。大致可以说，经世者的康巴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兴起之后，很快就从根本上扭转了20世纪初期一度存在的“康巴是中国人的康巴，康巴学是外国人在研究”这样一种局面。

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今，具有经世取向的康巴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在当下及未来，经世者的康巴学还会得到更多、更大的发展，因为，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有益人民，尤其是造福于康巴人民，是经世者康巴学永恒的追求。上文关于经世者康巴学的述论，主要针对的，其实是第一代经世者康巴学的研究者，他们开创的经世者康巴学之发展与演进，还期待着有心人给予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梳理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