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梦雪

(烟台大学，山东 烟台 264003)

凤全，字茀堂，满洲镶黄旗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举人，曾任荆州驻防。光绪三十年(1904年)，凤全被调任驻藏帮办大臣[1]。上任途中，清政府准其“留驻巴塘半年”，以期“办事应手”[2]。此后，凤全在巴塘、理塘等地进行改革，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为后期川边的诸项改革奠定了基础。关于凤全在川边的新政，学术界已经给予一定关注，但仍有一定的探讨空间(1)何云华在《“凤全事件”之我见》(《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中认为“凤全事件”不仅是推动川边改土归流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且也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新建在《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中对凤全在巴塘被戕事件的起因和背景进行了深入探究，解析了巴塘事变的始末和实质，并对凤全其人在事变中的作为进行了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李何春在《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巴塘“凤全事件”的起因及影响》(《西藏研究》，2017年第6期)中对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凤全在巴塘被戕杀事件进行了分析，将“凤全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权力关系网中去考察，并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蔡丽平和代维在《危机与应对：凤全事件后清政府对康区的治理》(《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中探讨了“凤全事件”对后续清政府治理康区的作用和影响。综观上述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于清末凤全在川边的新政的研究，既得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多，且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凤全被戕杀事件上，对凤全在川边的新政则关注较少，这就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就这一问题再作一探讨。

一、清末凤全在川边新政的背景

四川与西藏地区命脉相连，故有“无藏必无川，守川必先守藏”[3]之说。川边居于川藏交界，是西藏通往内地的门户。清朝末年，川边的外患内忧愈演愈烈。面对严重的危机，清朝政府积极在川边推行新政，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凤全在川边的新政改革因此拉开了帷幕。

(一)清末川边的外患

清朝末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瓜分中国。英、法、美、俄等国在川边进行了渗透侵略活动。西南边疆门户被打开以后，法国传教士首先进入川边，并在康定、巴塘、盐井、道孚、炉霍等地建立教堂，此后，英、美两国也陆续在川边建立教堂，以便进行宗教渗透活动。这些国家借传教、游历之名，在川边侵占土地、欺压藏民、搜集情报，甚至干涉川边内政，挑拨藏汉民族关系等。据史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汉族王志仁与藏族严四洪发生占地争端，王志仁信奉基督教，而严四洪信奉天主教，双方在两派教会的操纵之下，一直“各执一词，抗不遵断完结”[4]154，法国熊司铎甚至暗地里趁机与当地百姓约定“如能全奉伊教，定将王志仁所垦之地争回”[4]155，颇有利用宗教笼络人心之意。而严四洪在当地教会的唆使下，既不阻止王志仁开挖土地，也不阻止其耕种庄稼，惟“至稞麦成熟，始出头滋扰”[4]155。这实属当地教会故意挑拨汉藏关系进而制造事端，扰乱川边安定的实证。

教会还利用各种手段非法侵占当地百姓的土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美国传教士浩格登、晓尓腾在巴塘“以年租170个藏洋和39年的期限，抢占55亩土地”[5]，后来55亩增加到700多亩，在川边当起了地主，剥削当地百姓。当时，川边的盐井设有一法国教堂，该教堂已经设立五十余年之久，在五十余年间“诱置民间之地甚多”[4]518，将土地侵占后，又将其租给当地居民营利。据统计，当地噶打村头人、宗格村头人、宗格中、清隆二村头人、力本村头人、格拉村百姓共抵押给当地教会一百一十四块地，总计“种籽六石二斗五升、共收过银两七百六十五两八钱七分五厘”[4]521。由上可见，传教士们表面声称只为传教，但实际上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剥削当地百姓，甚至利用宗教进行思想渗透，充当外国列强侵略中国川边的急先锋。在英、法、美等国利用“传教”“游历”“探险”的名义加紧入侵川边的同时，沙俄也暗中借“游历”之名派遣间谍深入西藏。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鹿传霖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提及：“查藏界通俄一节，事在印藏构兵之时，俄人乘间，借游历为名，取道后藏而来，甘言厚币，以诱藏番，又因语言文字不能相通，特予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藏番欣然信从，结好而去，秘之未敢宣也。”[6]此后，俄方一方面派遣间谍，伪装为朝圣之人，深入西藏入地刺探情报；另一方面，俄方以学经为掩护，长期潜伏于西藏各大寺庙，企图在英国之前，打通侵占西藏的道路。其“进藏之谋，蓄志已久，……，而不知历时愈久，其患愈深，是洋人进藏之忧虑，俄国更有甚于他国者。”[7]1079

除用宗教名义钳制川边外，西方列强还对这一地区加强武装侵略。这些殖民者手段残忍，多次在川边戕杀藏民。据史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俄方三人带领十七名随从，行至察木多的琐图地方，“百姓并未滋事，洋人竟枪毙百姓男女二十一命，受伤十九名，烧毁房屋，抢去马匹。”[8]此事一度引起藏族人民的愤慨，驻藏大臣提出交涉，俄方却对此置之不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美国领事德门内入川后，没有进入云南的护照，不听营官劝阻，坚决要由川入滇。营官无可奈何，只好为其准备牛只，并派兵护送至阿墩子，而德门内却因为准备的牛只不好，竟用枪“无故将蛮民打死”[4]126，行事甚为嚣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英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很快就将亚东、帕里、堆纳占领，准备直侵拉萨。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英军行进至江孜时遭到藏军的奋勇抵抗，但藏军最终不敌英军，江孜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八月，英军侵入拉萨，西藏地方被迫与英方签订《拉萨条约》。此时，俄国担心英军占领西藏后会使其丧失在西藏已取得的优势，便与英国谈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俄双方就西藏问题签订了《西藏协定》。《西藏协定》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英俄双方在西藏的斗争结束，而是表明英俄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了让步与勾结，并为他们“进一步侵略西藏制造了舆论准备”[9]。英俄双方在西藏地区的角逐，致使川边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二)清末川边的内忧

清末，因川边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以及清朝政府长期疏于开发与经营，这一地区常年“蛮族错居，榛狉自封，统驭莫及，争斗角逐，动滋事端”[7]1337。此外，由于当地施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各地寺庙的僧侣及喇嘛具有一定的特权，时常仗势欺压川边各地百姓，如驻藏大臣有泰就曾在奏折中提及：“各寺院之喇嘛，愈出愈多，堪布之权，甲于官长，稍不遂意，聚众横行；托庇居民，肆其余肉；邻里借代，间出其中，该喇嘛则重利以剥之，多方以胁之，如约不偿，则查抄备抵；甚至纵使无赖番僧，沿途抢掠，控其追究，反索规礼。”[4]8再者，自同治四年(1865年)，瞻对划归西藏管辖以来，驻瞻对藏官，横征暴敛，时常欺压川边土司百姓。他们“由藏来瞻，骑驮动辄以千百计，皆有沿途土司支者，亦不发价，……，又闻各大小土司，年年土番员皆有献纳银两”，往往“各土司百姓等无可申诉，畏番员强暴，含愤忍受。”[7]1327

另外，西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宗教文化因素，清政府对当地事宜鞭长莫及，致使上层喇嘛与各地土司势力坐大，日益“以国威为不足畏，汉官不足重”[7]1325，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凸显与尖锐。如盐井河西腊翁寺喇嘛向来跋扈，私吞盐利已久，恰逢喇嘛指使当地百姓偷运私盐被关卡处官兵拦下，运私盐者竟用刀砍伤官兵。而腊翁寺喇嘛却“借口纠合逆众，声言劫盐局，打教堂”[4]103，与当地驻军发生冲突，最终致使驻军死亡一人，受伤七人。对于这种情形，驻藏大臣有泰就曾表示，川边地方势力“肆无忌惮，若不早为钳制，窃恐一朝尾大，收拾更难”，倘若其能“虔心奉佛，并非我国法所不容”[4]8。由此可见，清政府在川边推行新政势在必行。

二、清末凤全在川边的新政

为挽救民族危机，以期固川保藏。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政府调任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上任途中，途经巴塘，见当地地势平坦，利于屯垦，便请旨准其就地推行新政。凤全在川边的新政，主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进行。

(一)经济方面

第一，凤全在川边实行一系列屯垦实边活动。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针对川边危急情形，锡良就曾上奏称：“巴塘土性沃衍，易于垦种”[4]4。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调任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命其“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10]。凤全在入藏途中经川边，见巴塘“气候稍微和煦，近台数十里，土尚膏腴”，且勘察过后发现“地关紧要，沃衍可耕”[4]38，认为此地可开荒地甚多，于是清政府准其暂时驻留巴塘、打箭炉各半年，屯垦实边，发展当地经济。在屯垦过程中，凤全“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11]87，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据当地粮员禀称：“该处屯垦颇具成效，约计可开水、旱田四万余亩”[11]107。此外，凤全在开垦荒地的过程中带去了内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增加了粮食的产量，大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并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来定“大有益于民生”[11]107。第二，凤全建议在川边试办泰宁金矿。据史料记载，泰宁位于“打箭炉厅治北百七十里，……沿河多金砂，炉边金夫利之”[12]23。清代以来，淘金者淘得金矿必须向当地寺庙缴纳税金，“凡掘得一两者，税之三”[12]22，不乏喇嘛从中牟利，这就使得泰宁寺收入颇丰。时任打箭炉同知的刘廷恕想借机收回金矿，增加边地税收，此时正值凤全来藏，驻扎川边，听闻泰宁盛产金砂一事，建议试办泰宁金矿。随后，刘廷恕派人前往勘察。泰宁寺喇嘛见状，恐丧失泰宁金矿这一获利来源，遂驱逐前往勘察的金夫，引发冲突，戕杀金夫数人。此次冲突发生后，四川提督马维骐受命平定泰宁，试办泰宁金矿一事暂且搁置，直至凤全离开打箭炉也并未正式开办金矿。尽管如此，凤全建议试办泰宁金矿为后来川边金矿的正式开办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政治方面

第一，凤全在川边筹办收回瞻对事宜。瞻对“位于川边甘孜州中部，居理塘、雅江县之北，甘孜以南，白玉以东，道孚、炉霍以西，西北临德格”[11]255。自从清同治四年(1865年)，瞻对划归西藏管辖后，瞻地百姓“每年为番官支应乌拉赴打箭炉来往驮运货物，不下数千之多，不惟不给一钱，且须供应，稍一迟误，即受其讹索，小民不堪其苦”[7]1331。更有甚者，西藏番官“连年侵占明正土地，寻衅构兵”[4]15，而且抵抗前去平定的四川清军，致使西藏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益尖锐。鉴于此，朝中一些大员主张将瞻对重新划归四川管辖。如鹿传霖就认为，瞻对为川省的门户，倘若“藏中一旦有事，此地已归川属，亦有门户可守，……早收瞻对为固川之计，即为图藏之机”[4]16。但在瞻对管辖权这件事上，清政府一直存在犹豫与顾虑，认为“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筹善后，设流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13]173-174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正值德格改流商议阶段，在奏请德格改土归流议案中，时任成都将军的恭寿以鹿传霖未与之商议为由，将其在川边的经营业绩全盘否定，鹿传霖也最终被革职。因此，此问题一直搁置至英军第二次进犯西藏，清政府意识到西藏防卫的种种缺陷，收回瞻对事宜再次提上日程。

关于瞻对问题，凤全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促欲顾川疆，非将瞻对收回内属不可”[11]119。他在《凤全遵旨议复收瞻折》中指出：“瞻对本川省藩篱，而收还实保固根基”[4]40，主张收回瞻对。此外，凤全还秘密将瞻对土司头目与瞻对有名望的数十人聚之打箭炉，当面传达朝廷要将瞻对收回的旨意，查探瞻对归川意愿，并使之“出具全瞻甘愿归川切结，申送行辕，以凭具奏”[11]119。尔后，他将查探瞻对的情况如实禀报，并上奏表示“瞻民均愿归川，欢欣鼓舞”[4]40。但驻藏大臣有泰对收瞻事宜却不积极，他认为“英藏战事未解”，恐收瞻“虑生他变”，坚持“持重不发”[14]。对此，凤全十分愤慨，他在家书中发泄了自己的情绪，表示收回瞻对之事是当务之急，批评了有泰在此问题上消极的态度，并分析了当今国家危机的形势。由此可见，凤全是一个竭心经营川边政务的官员。但关于收回瞻对，他不仅受有泰的钳制，还要受锡良的左右，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犹豫和西藏上层的阻挠。最终，凤全在任期间未能成功收回瞻对。但是，凤全为此做的筹划并没有白费，而是为后期成功收回瞻对并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二，凤全奏请限制喇嘛寺人数。清代以来，为了扶持藏传佛教，维护当地的安定团结，清政府在川边大量修建寺院，规定喇嘛的人数和等级，并赋予其一定特权，但这一做法到了清末已不再适用，甚至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凤全进藏时，川边藏政黑暗，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光绪三十年(1904年)，鉴于巴塘“土司侵细民，喇嘛尤横恣，久蔑视大臣”，凤全决定“暂停剃度、限定人数之议”[15]，以期“二十年后，喇嘛日少，百姓日增”，改变“比户流离，锱徒坐食”[4]41的局面。于是凤全上奏清廷，指出：巴塘与理塘地区“僧多民少，大寺喇嘛多者四、五千人，借以压制土司，刻削番民，积习多年，……，惟是尽绝根株，非使喇嘛寺有所限制不可。”[4]40-41凤全这一主张得到了锡良的支持，锡良亦称“若不首加裁抑，边务必多扞格”[16]。但由于川边的藏传佛教对当地的影响深远，当地寺院喇嘛思想固化，加之凤全行事刚直，态度坚决，“落落大端，未发驿传，宣闻边鄙，亦不查夷情向背，毅然行之”[17]，此举触及了巴塘寺院众喇嘛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于是他们开始设法驱逐凤全，构陷凤全到巴塘后抵制当地佛教，而保护洋教，甚至竟称“凤全教练洋操，袒庇洋人，应即加以诛戮”[4]63，并扬言“凤不速行，将逐之”[17]。迫于形势，清政府未再议限制寺院人数一事。

第三，凤全参与了章谷改屯事宜。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值凤全入藏时，锡良上疏《改设炉霍屯片》，奏请在章谷设炉霍屯，归打箭炉所有，改土司管辖为屯员管辖。对此，凤全认为“炉霍适当川藏之冲，欲保前藏来路，当自经营达木、三十九族始；欲保川疆后路，当自经营新设炉霍屯始”[13]152。于是，他积极参与筹划章谷改屯事宜，主张将章谷改屯并归由察木多管辖。

(三)军事方面

凤全在军事方面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在川边招募新军、操练新兵两个方面。

英军对西藏的两次大规模侵略使凤全意识到，藏地绿营兵力单薄，战斗力弱，且过于松散，已经不能满足当地防务的需要，所以他认为在川边募兵、练兵是稳固西南边防的重要举措。但是，招募新兵并非易事，凤全曾在家书中提及：“察木多一带之番兵，今年天气渐寒，雪将封山，恐不能招练。”[11]58因此，他认为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新募士兵要“质朴耐劳，向化有年，性耐冰雪，食甘稞麦，生长边地，险要周知，……当此屯防并举，为持久之计，事经创始，非一蹴所能企，惟募士勇为切实而得用。”[4]37于是他在明正土司处挑选二百名新兵，在理塘、巴塘两地挑选一百多名新兵进行操练。其后他又计划“裁汰关内防军两营，归并一营”，并将新招募的一千士兵“分扎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七防三垦，饷章营制悉仿湘军”[4]38。由此可见，尽管川边自然条件恶劣，可募新兵有限，但凤全招募新军事宜有一定的进展，也为后期操练新兵和稳固西南边防提供了一定条件。

由于川边气候寒冷，地形崎岖不平，加之与新招募的士兵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为训练招募的新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凤全仍然尽心竭力筹划练兵一事。他曾在家书中提及：“自己带一半随贠，弁勇，到巴塘训练巴塘所招之士兵。如此各地分练，以免混乱，而省粮价”[11]63，又称察木多“新募士兵二百名已开练旬日，质朴耐劳，颇受营规，较内地之人为胜。”同时，在巴塘、理塘两地招募了强悍耐劳的新兵共计五百人，编作一营，预期“明年三月一体将新操练习娴熟，听候合练”[11]105。甚至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凤全已经“将新招番兵训练十余次”[11]81，其所带领的士兵随行“均甚安分，沿途真未骚扰，各州县所省不少，真可谓数十年未有之事，虽有病着，又幸未死一人”[11]89。他严明军法军纪，规定“倘有不守营规、有犯军令者，即饬土司派来通事按名照例惩办，不致杂乱无据也”[11]38，为有效训练新兵提供了一定条件。尽管凤全募练新兵的时间短暂，未成体系，且鲜有史料直接记载凤全在川边募练新兵的具体措施与成效，但凤全在其家书中的相关提及可以看出其在川边募练新兵有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也为后期在川边发展新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清末凤全在川边新政的影响

凤全在川边推行的新政虽时间短暂，但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成效，推动了川边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西南边防，并促进了当地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然而，由于新政归根结底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的，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使得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局限和不足，也造成了其最终被戕的结局。

(一)清末凤全在川边新政的意义

首先，凤全在川边推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川边自古沟壑林立，地势险要，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相对落后，凤全在巴塘、理塘等地开垦荒地之后，大大提高了当地粮食的产量。据估计，开垦一年间“约可成田一千余亩，逐年扩充，成效当不只此数，将来以岁入之租，养防边之勇，一劳永逸，计孰便于此者。”[4]38由此可见，凤全此举开垦了大量荒地，大大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凤全在川边着手筹办泰宁金矿，虽然泰宁金矿在他在任时始终未正式开办，但筹办金矿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对当地金矿产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契机。

其次，凤全在川边推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西南边防。由于西藏地区地域广阔且交通不便，川边每遇战事，清政府不是调遣西藏地区的军队就是从内地调遣军队，实在有鞭长莫及之势。且西南边防军事防备薄弱，兵力稀少，武器装备残缺不全。凤全招募新兵、训练新兵可使川边“无事则商旅无惊，有事则守防兼备”[4]37，此举对维护川边稳定，稳固西南边防，进而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最后，凤全在川边推行新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后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自清同治四年(1865年)瞻对划归西藏管辖后，藏官干涉土司承袭事宜，横行作恶，苛虐瞻民，越境滋事，瞻民不堪其苦。凤全认为收回瞻对，在瞻对实行改土归流是势在必行，主张“将德尔格特留土职，设汉官，并令沿边土司均受约束，联为一气”[4]46。对此，瞻民均表示自愿归川。但此事触犯了当地地方土司的利益，为凤全被戕杀之事埋下了祸根，这让清政府意识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刻不容缓，于是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筹办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改革事宜。因此，尽管直至凤全被戕也没有将瞻对正式收回，但其所筹办的准备工作为后期收回瞻对并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提供了思路与条件。

(二)清末凤全在川边新政的局限性

其一，新政改革的不彻底性。凤全在川边实行新政时间短暂，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如开垦荒地、筹办金矿、募练新兵、限制寺院喇嘛人数等虽都有着手办理，但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原因，并不彻底，因此，其新政未能使川边百姓的思想和落后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

其二，新政推行过程中的失当性。川边百姓认为，神山可以福佑当地民众躲避灾难、远离疾病，且“未经开凿之处，土司惑于风水，以为神山难犯，祖训不可违，往往性命争之。”[4]4但是凤全在巴塘、理塘等地开垦荒地时，对川边百姓的神山信仰情感并未充分了解。同样，凤全在试办泰宁金矿、推行限制寺院喇嘛人数政策时也未考虑周全，冲击了当地原有的社会制度，触及了寺院喇嘛的利益，从而引发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此情形下，寺院喇嘛时常“摇惑横抗，叠起事端”[4]47，阻碍当地屯垦练兵等事宜，阻碍新政的推行。虽然凤全苦心经营，但由于其刚直性急，又未能切合当地实际，致使川边上层与凤全矛盾日益加深，也最终酿成了其被戕害的悲剧。

结 语

如上所述，川边居于川藏交界，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清朝末年，面对川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清朝政府在当地推行新政已是迫在眉睫。顺应这一形势的需要，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调凤全出任驻藏帮办大臣，全力经营川边。凤全刚直果敢，眼光独到，上任途中自请驻扎川边推行新政，并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实施了一些举措。尽管其在川边推行新政的时间短暂，也不尽彻底，有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但客观上为后期在川边的全面新政奠定了一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稳固了西南边防，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