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帅

(信息工程大学，河南 洛阳 471003)

英国小说家、诗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以独具地域风情的印度书写享誉世界文坛，一生著作颇丰，但也饱受争议。他在1907年因其作品“以观察入微、思想新颖、气势雄浑和叙述卓越见长”[1]而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其扛鼎之作《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将其归为帝国主义殖民话语的宣传者，用大量篇幅将《吉姆》解读为完全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叙事作品。此后，吉卜林备受质疑，声名骤降，曾一度被排除在主流文学的大众审美视野之外，后人接触吉卜林的作品多以儿童文学为主。

西方世界建构的西藏形象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其雏形可以追溯到约翰国王和淘金蚂蚁的古老传说。17世纪以降，随着传教士、学者、探险家、英军等西方人士纷至沓来，西藏形象广泛映射在其旅行游记、散文随笔、报告书信、传记回忆录等纪实性文学作品，经历了一系列新质意义上的历时性嬗变与重构。其中，吉卜林在《吉姆》中通过西藏喇嘛形象的勾勒细描为西方读者所呈现的西藏形象具备症候式重要意义。

《吉姆》(1901)是吉卜林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最后一部印度题材的作品，以自幼在印度长大的英国孤儿吉姆与西藏喇嘛结伴寻找绿地红牛和箭河为明线，以吉姆参与大游戏(the Great Game)(1)亦称大博弈，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大英帝国与沙俄争夺中亚的南北角力斗争。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中国的西藏地区也被英俄两国纳入争夺范围。秘密进行间谍活动为暗线，勾勒出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广袤宏阔的印度社会全景图。目前，许多研究成果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解读吉卜林的作品，挖掘出其中时隐时现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学者从吉姆的身份认同危机出发，阐释吉卜林身处东西方文化夹缝之间的困顿与思考。同时，也有学者聚焦于吉卜林笔下的印度世界，阐发作者对印度文化复杂而微妙的情感态度。然而，西藏喇嘛背后指代隐喻的西藏形象同样值得深入研究。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梳理吉卜林对于西藏形象的挪用与建构，观照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吉卜林本人的选择与思考，可以探寻到《吉姆》在20世纪英国文学中西藏书写轨迹中的重要地位。

一、理想化：喇嘛隐喻下的“香巴拉”

《吉姆》讲述主人公吉姆和西藏喇嘛结伴同游，追寻各自既定目标的冒险之旅。吉姆是英籍爱尔兰士兵的遗孤，父母双亡。他“打会说话起便已知晓了世间所有的罪恶”[2]4，熟谙社会生存立足的各种规则。吉姆偶遇赴印朝圣寻找箭河的西藏喇嘛，感慨于喇嘛真诚圣洁的人格魅力，成为弟子护送喇嘛踏上寻觅之旅。喇嘛具备慈悲和善的精神气质和坚定执着的信仰追求，圣洁虔诚，显现出吉卜林心目中理想化的典型东方人形象。在小说结局，二人都找到了追寻的目标。吉姆圆满完成上级交代的间谍任务，而喇嘛在灵魂的解脱中获得圆满，求得解脱。

在吉卜林笔下，《吉姆》中喇嘛形象完美无瑕。喇嘛慈爱地善待儿童，敢于说真话，坦率真诚。在当地人普遍说谎的不良社会风气下，吉姆为喇嘛真诚正直的人格魅力所叹服。笃信佛法的他用众生平等的目光观照世间一切有情众生，不分宗教、民族、种姓，不论高低贵贱，对于诸派宗教表现出宽容大度的胸襟气度。面对别人无礼轻慢、出言不逊，他不卑不亢，以慈悲之心包容他人。在旅途中，他因学识渊博、品行高尚受到沿途百姓的尊崇爱戴，他也不厌其烦地讲解生命轮回图。他将欲念视作幻象，坚定不移地追寻佛经中记载的箭河。他爱护弟子吉姆，筹措重金资助吉姆求学，自己孤身云游四方。

完美的圣者喇嘛形象，是吉卜林心中美好人性本质的具体外化，寄寓了他对东西方文化多元共荣、世界民族与宗教和谐共生的深切思考以及对古老东方的浪漫想象。喇嘛是“一个摒弃虚荣褪去浮华的老者，一个谦恭前行的探寻者，一个聪明睿智性情温和、以其卓越的见解照亮人们探寻知识的道路的老者”[2]273。在世俗意义上，他是一位爱护儿童、善良纯真的慈祥老人，在宗教层面他又是一位大度宽容、慈悲为怀、追随佛陀、普度众生的高僧大德。此外，喇嘛形象集中凝聚了吉卜林从殖民者/被殖民者、英国/印度二元对立的立场向东西方融合观念的价值转变。喇嘛用慈悲之心体察百姓，不论高低贵贱、民族宗教、种姓职业、贫富差距，众生平等，人人皆能成佛，表现出吉卜林对民族平等、宗教和谐的赞扬。《吉姆》反映出吉卜林对东方世界的赞美以及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批判与反思，他对印度社会的温情描写，流露出“对东方和西方融为一体的愿望”[3]。有学者指出，吉卜林在为印度寻找秩序与构想的过程中“受到了佛教中观思想的强烈吸引，《吉姆》透露出他对佛教哲学的熟稔与赞赏。”[4]41-42喇嘛所代表的藏传佛教代表了全新的伦理规范与文化思想，这不失为拯救他眼中“混沌失序”的印度社会的一剂济世良药。

吉卜林对东方世界的留恋倾心不仅反映在印度，也投射在西藏形象中。当时西方主流话语中的西藏一直沿着理想化和蒙昧化的两极轨道并行，而吉卜林将对印度的倾心与热爱扩大为对东方文化的推崇，选择了西藏的理想化叙事模式。他在自传中提到，自己曾到“喜马拉雅-西藏地区”休养身体，他熟知群山叠嶂的边界却从未踏足于此，“它们带我领略到所有的力量、威严、统治和力量，这种难以言表的震撼感在我创作小说《吉姆》时又浮现出来。”[5]神秘威严的高山让吉卜林感到震撼不已，压制不住对群山环抱中雪域高原西藏的美好想象。在小说中，尽管喇嘛年事已高，但在寻找箭河、登上高山的过程中，吉姆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喇嘛却像回到了故乡，精神矍铄，“走向群山就是走向母亲的怀抱”[2]294。

事实上，《吉姆》对于西藏形象的理想化书写，实质是西方关于我国西藏的浪漫化叙事传统与书写经验的延续与再造，客观上刺激了英帝国主义继续北上，妄图打开西藏大门乃至吞并西藏的野心。《吉姆》发表于1901年，这一时间节点处于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与1903年第二次侵藏战争之间，英国社会普遍对中国西藏颇为关注。《吉姆》承继了以往传统价值观念对西藏的主流认知态度，极大迎合了西方读者对西藏题材的阅读趣味与集体想象。

二、圣洁化：追寻母题与圣杯传奇的重述

比较文学中的母题指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对周围世界的概念[6]。追寻母题作为人类终极的文化命题，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悠久的渊源，在西方文学史中不断被套用、言说，它往往伴随着空间位移(冒险)以及心灵探索(成长)。此外，圣杯故事原属神话传说，经基督教吸收后成为宗教故事。耶稣曾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圣杯，后来耶稣受难，圣杯又被用来盛接鲜血。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景观中，圣杯作为文化意象不断被挖掘、阐发、创新，生发出不同的象征意蕴。《吉姆》中喇嘛的箭河追寻之旅和吉姆身世解密之旅都是追寻母题与圣杯传奇的改写和重述。

喇嘛从雪域西藏远道而来，为了寻找佛陀前世留下的圣河，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执着于自己的朝圣之路。小说以喇嘛向吉姆问路、向博物馆馆长询问、开启寻河之旅为开端，以寻找到箭河、获得圆满为结尾，喇嘛寻河的主线贯穿整个文本。在传统的宗教故事中，对圣杯的执着追求体现出对基督教的崇高信仰。《吉姆》中，吉卜林以对位书写的方式将箭河与圣杯、骑士与喇嘛、基督教与佛教联系起来。喇嘛怀着对佛教的坚定信仰来到印度，克服舟车劳顿、衣食无着的困难，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追寻之旅。尽管多次打听无果，饱受质疑，他仍旧执着勇敢地访遍各地，多方打听。最终，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追寻，在洗清罪孽、荡涤灵魂中达到了自在圆满大灵魂的精神境界。同时，吉姆与喇嘛相伴共同踏上冒险之旅，他寻找绿地红牛是为了解开身世谜底，追寻身份认同。

喇嘛与吉姆二人的行动线索都可归为追寻母题与圣杯传奇叙事范式的变体。喇嘛寻河是对追寻圣杯的东方化用，带有浓厚的东方地域色彩，这与吉卜林对东方文化的认同与热爱紧密相关；而吉姆的精神追寻带有反讽色彩，第一次追寻解开了身世之谜，但却带来了身份错位与认同缺失，小说结尾他被置于大英帝国殖民活动的背景框架中，在白人身份归属与东方文化熏陶中迷茫不已。

喇嘛的成功追寻体现出作者的态度立场。吉姆成功刺探情报，维护英国殖民统治，却在反复追寻中彷徨而不可得，围困在自我身份的焦虑中。事实上，在基督教信仰传统悠久的西方文化语境叙述佛教故事是极具挑战的。吉卜林巧妙通过再现西方文学“追寻圣杯”的经典主题，有效规避了因文化异质性而带来的抵触与误读，表达出对东方文明为西方社会灌注新鲜活力的美好希望，但也进一步促进了西方读者对西藏纯洁美好的信仰净土形象的接受与认知。

三、扁平化：帝国主义情结中的西藏

喇嘛形象寄托了吉卜林美好的理想追求，但却存在明显的空泛扁平，其行为逻辑存在偏差，这反映出吉卜林对西藏的片面认知与虚幻想象，他对大英帝国的认同感和优越感也时隐时现地反映在文本叙事进程中，而喇嘛与吉姆的伦理关系又折射出作者潜藏内心的浓厚殖民意识。

首先，喇嘛对于二人离别表现出的恐慌与其身份定位相矛盾。小说中，喇嘛与吉姆建立了师徒关系，二人同甘共苦，共同面临挫折难关。吉姆爱戴喇嘛，尽心服侍，而喇嘛将吉姆看作精神支撑，时刻用佛法教义开导吉姆。在找到箭河之际，喇嘛由于对吉姆的怜悯留恋而放弃了圆满解脱，又回到现实为吉姆求得拯救。喇嘛明确表示没有吉姆，他就无法找到箭河。他将吉姆视为前进不可或缺的外部动力，他需要吉姆的敏锐机智、青春活力。但是，喇嘛是佛教地位崇高的宗教人士，他的学识智慧为他赢得了沿途人们的帮助，而他在得知吉姆离开求学的消息又表现出世俗凡人的担忧恐慌。分别后，喇嘛虽云游四方，寻河之旅却处于一种莫名的停滞状态。喇嘛与吉姆的伦理关系隐喻出弱小无助的西藏需要大英帝国的帮助和领导，才能寻找到最终归宿的信号。同时，喇嘛资助吉姆进入学校，开启学问之门，并将此称作“积累功德”，但吉姆学习的知识实则是英国情报工作技能。喇嘛对吉姆的帮助建立在物质财富之上，而在精神层面他高深的佛法造诣并未感化吉姆，而被动地任由吉姆在逐步重拾白人认同之后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和间谍培训，成长为下一代“洋大人”。换言之，喇嘛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小说中捍卫大英帝国统治印度稳定安全、长治久安的行动者，沦为吉卜林殖民主义话语的间接代表。

此外，喇嘛的寻河之旅似乎是为吉姆的间谍活动服务的。喇嘛的寻河之旅在吉姆上学期间几乎毫无进展，而二人重逢后却在萨哈兰普尔老夫人的领地找到了箭河。吉姆完成学业后，继续追随喇嘛寻找箭河，暗地秘密进行情报工作。他建议喇嘛到北部喜马拉雅山下寻找，为自己执行任务提供便利。吉姆顺利完成任务后，喇嘛却在居住过的老夫人领地找到了箭河。在整个追寻之旅中，喇嘛对吉姆接受间谍培训、完成情报任务的活动一无所知。在小说开篇，喇嘛通过阐明朝圣目的，带动吉姆走上解开身世之谜的人生道路；当吉姆寻找到父亲所属的小牛团并接受教育时，喇嘛随即被置于小说文本边缘，他似乎一直在等待吉姆学成后重新加入，即成长起来的殖民者帮助自己找到箭河；重新踏上寻河之旅，寻河似乎只是吉姆完成间谍任务的幌子而着墨不多；当任务完成，喇嘛也理所应当地找到了箭河。整部小说有两条叙事主线，一条是喇嘛寻找箭河获得解脱，另一条是吉姆解开身世之谜、接受间谍技能培训、执行情报任务、履职尽责维护大英帝国统治，而前者似乎一直在为后者服务。可见，喇嘛作为佛法的权威象征却被置于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背景下，他不仅间接支持英国情报特务与俄国间谍的博弈，而且他的地位也需要大英帝国官方的认可与授意。吉卜林有意塑造的喇嘛形象，在强调殖民统治合法正当性的同时被无声消解，最终导致喇嘛形象的虚化模糊以及对构建西藏世外桃源形象的力不从心，折射出吉卜林心中的帝国主义情结。

另一方面，吉卜林在表达对东方的热爱与欣赏时又不自觉丑化东方和认同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他在小说中捕捉东方人的性格特征时运用了大量刻板化的负面套话，如“按照东方人的时间观念”[2]27“像东方人一样对人信口胡诌”[2]28“像东方人那样无可奈何地坐等良机”[2]135“像亚洲人梦魇时那样厉声胡乱嚎叫起来”[2]177等，反映出吉卜林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帝国主义情结。喇嘛对坐火车十分抗拒，而一个锡克教工匠说“火车是政府的政绩”[2]34，吉卜林还借老军人之口将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称为“执迷不悟、反戈相向的疯狂罪行”，以及小牛团的队伍“全副武装，精神抖擞”，“洋大人的生活颇为有趣”[2]126等，都反映出吉卜林的帝国主义立场。后殖民主义批评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指出，吉卜林在创作时“不只是从一位住在殖民地的白人统治者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种其经济、功能与历史已经获得自然的地位的巨大的殖民体系出发的。吉卜林认为存在着一个基本上无可抗争的帝国。”[7]吉卜林生于印度，长于印度，对印度民间的风土人情了然于胸，但他毕竟接受了西方正统教育。他依旧认为，大英帝国的人民有义务将现代文明传播到“未开化”地区，大英帝国统治印度具有充分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正因如此，他将印度人的负隅顽抗称为丧失理智的“疯狂”，带有浓重的英国主观色彩。

事实上，吉卜林将这种矛盾的东方情结投射到了西藏喇嘛上，喇嘛形象反映出吉卜林对于大英帝国在印拓殖活动的反思以及积极介入印度社会现实的思考。在对于遥远东方的认知与论述中，他有意引入西藏这一陌生化意象，是为大英帝国能够长期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即印度彻底的英国化寻找新的文化依据。然而，吉卜林的帝国殖民思想使“这一被西方社会视为他者的、本就存在虚幻性的人物发生了扭曲”[8]。同时，他对西藏形象的认知过于陌生贫瘠，凭借感性想象塑造的喇嘛形象含混复杂，最终沦为推动白人吉姆服务于殖民行为线索的单一叙事动力。

四、矛盾化：“印度经验”投射下的西藏

回眸20世纪西方对于西藏的乌托邦想象和理想化书写，吉卜林笔下的喇嘛和西藏形象具有典型性和开创性。西方文学中的西藏书写复杂多变，总体上可细化为四种模式: 蒙昧化、神秘化、理想化和政治化。这种分类“虽然无法囊括西方西藏书写的所有模式，但它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西藏书写的主流”[9]199。这四种模式相互交错影响，甚至同时存在，但仍体现出一定的线性脉络：理想化模式贯穿于中世纪至今的西方文学景观，蒙昧化、神秘化从传教士的回忆录中发源，而在20世纪后期，世界格局的变革推动西藏的政治化叙事逐步兴起。喇嘛形象折射出静谧美好的西藏形象。通过对喇嘛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以及喇嘛对家乡只言片语的回忆，吉卜林构建出一个纯净美好、远离尘世、财富丰饶、民风淳朴、信仰虔诚的遥远东方世界，表现出吉卜林对于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乱离社会现实的深沉反思。

17世纪以降，西方传教士开始秘密潜入西藏传布福音，如安多德(Andrade A.D.)、德里德里(Desideri I.)等多批传教士充当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先锋者，试图在西藏吸引信众，扩大影响力。其西藏书写以种族优越和宗教优越导向文化优越，从欣然向往的赞美转向失望幻灭，其间固然有真实客观的观察分析，但其东方主义话语不可忽视，客观上引发了西方世界书写西藏的首次转变。此后，英国间谍波格尔(Bogle.G)、忒涅(Turner.S)、曼宁(Manning.T)等秘密潜入西藏，勘测地形，刺探情报，挑拨离间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他们对我国西藏地区进行侦查和测绘活动，“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侵出谋划策，提供大量秘密情报。”[10]在强烈排他性和优越感的宗教意识统摄下，西藏被描绘成愚昧落后的未开化之地。1903年第二次抗英战争中，荣赫鹏(Younghusband F.E.)率领西藏侵略军入侵拉萨，在大英帝国自鸣得意的殖民优越感的支配下，西藏被描绘成社会经济条件极端低下、宗教信仰原始落后的不毛之地，其愚昧化形象在当时西方固有的经典殖民叙事传统中得到强化与巩固。

西藏的蒙昧化叙事起始于帝国主义对西藏的狼子野心，而理想化叙事在西方社会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中世纪以来，西方人从约翰长老的古老传说演绎出西藏作为基督教信仰热土的新神话，在那里生活着具有基督教精神的睿智人群; 淘金蚂蚁的传说则衍生出西藏具有惊人财富的浪漫想象。诸如此类的理想化叙述“为二十世纪的西藏书写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9]201。因此，神秘美好、蒙昧落后的西藏形象长期并存于西方社会的想象世界中。事实上，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任何个人“无论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都不可能绝对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11]7。吉卜林对于西藏喇嘛理想化形象的建构，延续了西方世界对于西藏纯净美好、一尘不染形象的主流认知，各种理想化文本的叠加效应使西藏形象转化为新质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而发表于1901年的《吉姆》可视作推动理想化叙事转变的滥觞。

值得一提的是，吉卜林对西藏形象的认知是基于自身阅历背景与东方文化体验而形成的，即他将印度经验代入到了西藏叙述中。《吉姆》具有自传性质，作者本人的童年经历与见闻也成为创作素材，吉姆形象体现了吉卜林自我身份认同的强烈焦虑感，带有自我隐喻功能。实际上，吉卜林对印度的态度颇为含混暧昧：他将印度视为第二故乡，眷恋喜爱印度，带有天真童趣，但却无法脱离固守的殖民立场。吉卜林和吉姆类似，自幼在印度长大，六岁时被送回英国上学，接受了帝国殖民意识的灌输与西方现代精英教育的熏陶，回到印度后担任过记者和编辑。剑桥大学学者诺拉·克鲁克(Nora Crook)认为，“印度世界光彩夺目、绚丽多彩的事物构成了《吉姆》最直接的文化魅力”[12]。印度神秘多元的宗教信仰，古老深厚的文化底蕴，共同构成吉卜林金色童年的美好回忆。小说中充满印度独特风情、鲜活生动的环境描写又无不浸染吉卜林的眷恋。吉姆是白种人，他自幼流浪在拉哈尔街头，过着自由野性的生活，熟谙于印度底层社会规则，能辨认印度所有种姓的人，对于本土谚语信手拈来，如“头发留长点儿，旁遮普话说地道点儿，就成了锡克人”[2]41“给病弱的母牛一只乌鸦，给病弱的男人一个婆罗门”[2]93等，都体现出吉姆深受印度民间文化传统的熏陶。但是，吉姆的白人身份又让他充满自豪感，他将信仰穆斯林和印度教的玩伴从大炮上踢下去，以英国白人的高贵血统自居，并以此为傲。他对于自我身份的追问也反映出吉卜林内心的疑惑彷徨。有学者认为，《吉姆》明显区别于一般儿童历险小说和吉卜林其他作品之处，在于吉姆对自我与身份的探寻意识，即“吉卜林在形塑人物性格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与洞察”[4]116。在西方社会沉醉于殖民快感的集体狂欢之际，吉卜林对大英帝国与印度殖民关系的发展走向深感担忧，于是他期待一种全新的文化精神为英属印度社会注入活力。喇嘛形象背后依托的西藏世界，代表了作者对殖民帝国发展命运的忧虑与期待。但是，成年后的吉卜林无法在变幻不定的印度社会寻求一种稳定平衡的秩序与规则，这让他懊恼不已。这种无力感与挫败感一直延续成为他后期文学创作的一条隐性线索。

吉卜林对待东方的矛盾立场广泛反映在小说对印度以及西藏的描述之中。他既怀有对印度的深切眷恋和思念之情，又无法摆脱作为天之选民的种族优越感和大国殖民的帝国中心主义。这种错综复杂的情感造成了自传性人物吉姆的身份危机和喇嘛形象的混杂泛化。最重要的是，他在论述东方时引入了西藏喇嘛形象，隐约投射出一个纯净神圣而弱小无助的“他者”西藏形象，显示出20世纪西方文学中西藏形象由蒙昧化向弱者化、政治化书写转变的迹象。

结 语

小说《吉姆》由于主题的多重指涉性和含义的朦胧多义性，历来批评界众说纷纭，存在多元甚至对立的解读方式。吉卜林将对东方印度的复杂情结投射到中国西藏，在处理东西方文化差异与身份认同困境中有意引入了西藏。通过西藏喇嘛的形象塑造、喇嘛与吉姆的伦理关系设定以及小说情节线索的主次安排等一系列叙事策略，《吉姆》呈现出理想化、圣洁化、扁平化和矛盾化四种复杂多元的西藏书写样态。综上，吉卜林在《吉姆》中的西藏书写既延续了西方悠久的西藏叙事经验，又不乏个性差异与时代特色：在积极思考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前景中赞叹中国西藏的美好圣洁，但又基于自身殖民思想的主观介入以及对地方性知识的匮乏贫瘠，客观上导致了西藏形象的扭曲虚化，进而为西方文学对西藏形象的弱者化、政治化书写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