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智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津南 30007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代表和党内领导人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在中共二大作出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属于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从此，中共的革命实践和党内组织人事变化开始受制于共产国际。

一、毛泽东党内地位的巨大反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后，考虑到中共目前的力量，还无法独立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于是提出采取国共合作进行革命，引起党内争论。毛泽东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对马林的观点表示支持。之后在马林主持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1]，这与马林秉持的主张基本吻合。会议最后达成的有关国民运动的决议案指出：“我们要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让全国的革命者都成为国民党的一份子，以满足如今国民革命之所需”[2]，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局秘书。

1924 年5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主持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会上维经斯基对马林主张的国共合作突出国民党的作用提出批评，中共中央的方针也开始转变。12 月初，维经斯基到上海再次主持召开会议，他强调中共中央要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路线，这使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遭到否定。尽管当时毛泽东负责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表现良好，并受到国民党领导人的称赞，但在维经斯基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我们同志”的工作提出批评时，党内有人撰文直接批评毛泽东的工作方式，指责他为“胡汉民的秘书”[3]，毛泽东的处境变得十分被动，转而回湖南养病。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取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一切职务。

二、毛泽东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和重视

1926 年2 月，为推动国民革命，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派毛泽东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各地培养农民运动干部。随着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毛泽东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展农民运动。1927 年1 月，毛泽东到湖南各地进行了三十多天的实地考察后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引起正在宣传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并将其译为俄文送往共产国际。而不久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大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决议，提出中共可以开展工农运动推动国民革命，这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从五月开始，俄文版、英文版、中文版的《共产国际》，以及《革命东方》杂志先后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行了刊载宣传。5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全会上，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还多次使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并称赞“报告写得非常精彩，并且体现出农民生活”“报告中有关农民运动的口号也很有意思”[4]。同时间召开的中共五大，将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虽然这可能并不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欣赏的结果，但可以看到毛泽东已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了秋收起义。由于毛泽东攻占长沙失利，迫于当时形势，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11 月9 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坚持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相关决议[5]。之后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毛泽东带队上了井冈山，指出毛泽东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做法与中央的策略完全相反，是典型的“右倾逃跑主义”，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也相应被撤销。随着攻打大城市的不断失败，而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发展甚好，共产国际逐渐意识到毛泽东转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正确性。1928 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毛泽东虽未参与会议，却由之前的中央候补委员提升为中央正式委员。

1930 年5 月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苏联驻华军事顾问马马耶夫指出要加强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之后一段时间，斯大林又多次与中共代表或共产国际领导指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肯定毛泽东以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开展的武装斗争。执委会远东局还表示，中共可以让毛泽东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管理中央革命军队。同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共产国际提议中共中央选择在苏区根据地成立苏维埃国临时中央政府，由毛泽东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在1931年8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正向好发展，苏维埃地区现有几千万居民和不少的红军，中国革命在世界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要广泛地宣传毛泽东的良好经验”[6]。

三、共产国际维护毛泽东党内的地位

中央苏区的成立，毛泽东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应当在党内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王明回国以及临时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党、军、政三权竟然依次被撤销，逐渐退出了中央领导层，以至后来他到莫斯科访问时还抱怨说：“洋房子先生”来了，我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毛泽东觉得这是来自共产国际对他的打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在1932 年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博古、张闻天就采取怎样的方针路线来突破国民党围剿发生争论，最后毛泽东坚持的“诱敌深入”方针遭到否定，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应撤销毛泽东的军权。共产国际得知消息后，发电表示中共中央要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在作战上有丰富的经验，要努力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路线”[7]。几个月后，莫斯科的来电传到中央苏区，而这时毛泽东已因病离开前线，临时中央建议将毛泽东送往到苏联疗养，莫斯科认为在此情况下将毛泽东送到苏联疗养，不仅不利于苏区内部团结而且会给中共带来极大的危险，要求中央内部必须要同毛泽东保持团结，并打算直接选派专人来承担与毛泽东的联络工作。在六届五中全会筹备会议上，当时的临时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在向共产国际报送的名单中，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一并删去，但在共产国际最后认定的中央政治局名单里，毛泽东不但依然留在中央政治局，还直接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只是好景不长，在2 月3 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让张闻天代替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当共产国际得知中共中央未上报人事名单就让张闻天代替毛泽东的职位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表示“共产国际对此很不满意”。尽管当时博古等人一再打压毛泽东，共产国际仍坚持维护毛泽东的党内地位。1935 年7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名字赫然排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员名单的第三位，列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之后，毛泽东成为获此荣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人，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并不知道中共正在进行长征并且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9 月，陈云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有关工作，此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已有一年多的时间。陈云对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变化以及新的政策路线做了详细汇报，指出毛泽东在挽救中共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季米特洛夫听取陈云的汇报后，对红军因“左”倾错误带来的重大损失表示痛心，同时认可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所做的决定。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各国共产党可以独立地解决在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共产国际也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和组织事宜。所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后也就基本确定。

四、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后确立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王明回国，总将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同毛泽东实有夺权之势，给党内造成许多矛盾，这一情况很快引起莫斯科重视。1938 年3 月，任弼时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解释中共的抗日政策，并指出王明回国后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很差，两人在意见上存在许多分歧，季米特洛夫表示早在王明回国前就告诫他“不要去争当领袖”。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嘱咐他回国后“要告诉大家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他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同毛泽东争当领导人了”，“中央政治局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亲密团结的氛围”[8]。王稼祥回国后在党内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会上提议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表示不在会上进行讨论。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转载了毛泽东多篇有关中共抗日主张的文章，还发表介绍了毛泽东生平的数篇文章，并给予了毛泽东高度评价。共产国际在此时对毛泽东又开始进行宣传，不免也是出于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支持和肯定。中共“七大”代表李士英曾回忆到，1941 年夏季米特洛夫明确指出：“回到中国以后要听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9]1943 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同年5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告共产国际解散，中共随后召开会议表示同意。

小 结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毛泽东一直受共产国际打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主要源于他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以及共产国际的解散。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国际其实很看好毛泽东。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针政策需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脱离社会实际照搬苏联的革命方法，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必须要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导革命，而共产国际代表和留苏学生则照搬苏联的革命方法，这使得两者在指导革命的过程中不免会存在分歧。共产国际代表和留苏学生指责毛泽东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并对毛泽东进行打压，共产国际对此并不知情，而是称赞毛泽东的革命观点和方法，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直至最后确立。所以，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主要在于他个人的才能，同时也有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