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烨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关乎全局的历史性转变鲜明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向“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转变，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美好生活”的价值追寻和根本诉求。报告在多处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地促进、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延承与时代贡献。因而，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必须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入地探究其转变与个人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隐性线索，立足于当下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这个实际，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持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就是人必须是现实的人、完整的人，在此前提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之时，人才能真正意义上从异己力量下解放出来，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这一理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人的发展首先必然是要回归到现实的人自身，也就是“人民”身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来自于人民、扎根于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发展人民，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忘的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历代领导人提出的“群众路线、以人为本”等思想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发展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性问题，既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出发点，也是其自行检验工作得失的落脚点，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是厘清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联系的重要前提与必然要求。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突出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中的主体定位，他曾引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来论证“人民”的主体性，“人民”始终是发展之“向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人民最关心的现实困难的解决和现实利益的实现，尤其是关注经济领域、民生领域出现的涉及人民利益的实际问题，着重关注贫困人民和弱势群体，“对症下药”，把扶贫帮困落实到实处。就像习近平说的那样，它并不是只停留于口头上的玄奥的概念，而是要体现在经济、政治、生态、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要真真正正为人民“办事情、办真事情、办好事情”，应该是从思想理论层面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的，是急人民所急、盼人民所盼、满足人民所需的行动指南。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高度契合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中国早已经摆脱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经济短缺的落魄局面，进入了“以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为主要标志的过剩经济时代”[3]，这也就意味着，从整体而言，大部分中国人已经逐渐“富起来”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4]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原先的“生产力落后”这样的表述已经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当前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是社会和人民在追求全面发展的道路上的“拦路虎”。这一新表述才更能凸显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根据人民这一评判标准作出的与时俱进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判断。分析它的内容结构：首先，从字面表述上就能明显地看出此句式的主语是“人民”，虽然说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人民”这一主体定位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人民”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充分肯定人民的主体性，紧紧围绕“人民”这一圆心，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进路。“人民”一词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词、关键词和热词，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出现了203 次，这足以体现“人民”在党和国家战略部署中的牢固的中心地位。其次，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层面也是紧紧围绕“人民”展开的，显然“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向往”的过程中“人民”才是其研判的标准，其表述的更新是根据“人民”需要的转化、提高而作出的调整：改革开放前人民追求的更多是吃饱、穿暖、有房住、有车行，追求的只是“填饱肚子，穿暖身子”的基本生存条件，还处在对“生活资料”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当中。改革开放40 年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质的飞跃，人民祈盼的是住好房、开好车、求公平、盼正义……人民的需要在内容和层次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停留于简单的、低质量的物质文化需要，不局限于吃饱穿暖了，人民开始转向渴望“享受型生活”和“发展性生活”，对于政治、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多样化、丰富化，也就是说人民憧憬过上“美好的生活”，渴望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机遇，也是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期。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下，必须牢牢地牵住社会主要矛盾的“牛鼻子”，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下，“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在前进的道路上，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方面，发挥好党在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领头羊”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身的伟大创造力，激发其活力，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入到创造美好生活的建设中来。

二、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提出新要求

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搞明白什么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又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去谈建设美好生活，如何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未曾明确地给美好生活下过定义，但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对美好生活的基本构成内容和实践路径是有所涉及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手稿》中指出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构成即生产生活、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三者实际和本质上也就是美好生活的构成成分），这三者应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但是由于生产生活的异化使得肉体生活成为了人生活的唯一目的，精神生活被搁置在了一边，这样的生活是异化了的生活，是“畸形的生活”。人的需要的满足是摆脱“畸形生活”，通往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马克思的界定，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只有全方位地满足人的需要，才有可能使人从异化的力量压迫下解放出来。人的需要不仅包括肉体需要、劳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过上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应是这三方面需要的同时满足，尤其是精神需要的满足，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是人的本质体现。所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多的是在精神需要上提出要求。人对“美”以及“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马克思通过比较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差别得出人对“美”的追求，相比于动物的片面的、在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的生产活动来说人的生产是全面的，甚至于不受纯粹的、原始的肉体需要支配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也就是说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追求“美”的状态，同时也会自觉地去从事、参与美好生活的实践。

美好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一些主观成分，每个人对它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会展现出不同的要求，在现阶段，它有一部分核心要义是有共识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加。”[6]从习总书记的讲话中要而论之，现在“美好生活”的内涵主要有两大类构成：一是高级别的物质文化上的“刚性需要”，二是风清弊绝的社会生活、迩安远至的政治生活和优美和谐的生态生活等“软性需要”。人民在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方面提出了更多要求，“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7]然而，当下社会发展现状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这些需求。在满足人民的高层次需要即美好生活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贫困问题、医疗卫生、教育、交通等还不如人意。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只有满足人民低层次、必不可少的生存需要之后，人才会去追求发展成长的高层次需要。马克思也说，“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8]，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在此过程中遇到的“羁绊”给我们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方向。

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本质上来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本来就是社会的人，也只有注重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才有可能实现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实现不能离开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过分强调“美好生活”这个名词，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就会造成严重脱节的后果，如果只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那么也是毫无意义的，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应该是在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建设中展开的。

早在2012 年，习近平就提出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并一直坚守贯彻、落实至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并且追求的是较高层次的需要。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从过去的温饱到现今的富裕，走上了强大的道路，人民需要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从其性质上来看，从生存型需要转化为发展型需要为主；从其内容上看，不仅对物质文化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民主、法治、平等、正义、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在增长；从其范围上看，从东部经济发达地方、城镇向全国广大中西部、广大农村发展，从点向面，从平面向立体发展，等等。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亦是让我们注意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是从横向角度来考量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从整体视角来看，不同事物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程度和速度相差较大；不充分是从纵向角度考量的，不充分体现在每一事物自身内部发展的不完全、不足够。但无论哪一方面的问题都是新时代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新阻力。但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折射出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指明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进路，即解决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因此，要想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解决这两个“致命性”问题，而不单单是发展“物质文化”，现在的目标应该是协调、平衡、全面、充分的发展，尤其是精神世界的建构、政治民主利益的保障与生态环境的治理方面。只有在不断地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了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实践活动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正确而全面地理解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不断促进人全面发展的路径选择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价值观。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针对资产阶级私有制下造成的“异化劳动”，马克思就曾指出真正的人的劳动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必须克服这种异化现象，使人由片面、畸形的发展回归为自由全面的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造成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消灭分工改变异化劳动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众所周知，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上，马恩除了提出过以生产关系为标准的“五大社会经济形态”外，还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尺度的“社会三形态说”，即按人和社会统一性关系出发，认为人的发展将依次经历“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虽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能够等来的，不是自行发展的，需要社会历史主体自觉积极地努力和奋斗，才有可能转变为现实。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共产主义最高目标创造条件、打基础，同样，也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做准备。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本就是统一的，一定条件下，人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同样也就是人的发展，在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进路必须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推动。

第一，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十九大后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已经作了部署和安排，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努力改善存在的不足，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消除制约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不断创造条件，不断为人的全面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尤其在关系到民生问题上，下大力气解决人民的衣食住所、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民生问题是人民最迫切、最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也是各地政府的重点工作对象，必须明确发展的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作为解决社会民生难题的突破口，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促使党和国家向教育质量提升、工作环境稳定、居民收入满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等方向努力前行,尤其要关注对特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积极回应新时代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新期盼，在民生上下足绣花功夫，啃下“民生”这块硬骨头，闯过这条“急流”，将民生这块短板补上、补好。

第二，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实质核心。在新时代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决定着人的发展以及民生改善的含金量，就更有条件和可能性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解决民主问题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有助于孕育、形成更多的生长点。采取各种措施改革创新，满足人民多样化的民生需求，改善人民生活、工作环境、条件，一方面，推进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另一方面，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了人的全面。具体体现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就是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实的物质基础，大举充分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在物质上对于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将人从异化的物质生产下解放出来，脚踏实地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多元化的需要，人不再是只有物欲而没有灵魂的人，人的本质得以发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人的全面发展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贡献，新发展理念致力于将人从“片面的人”向“全面的人”发展，在高质量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也照顾人民的精神追求，从“低素质”的人向“高素质”的人发展。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人民意志、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制度支撑。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因势顺导，更需要现代化制度的保驾护航。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化改革，制定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使得人民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平等地享有发展权利，逐渐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现代化的制度环境是人得以解放的支柱。从打虎拍蝇到猎狐行动，党和国家以“零容忍”的态度遏制了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社会现象，为人全面发展打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激发了人民的活力与创造力；从依法治国到违法必究，不断完善保障人民的法律体系，积极推进国家法制化进程，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牢固的法律护盾。近些年来，党和国家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爬行，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举措：协商民主、乡村“三治”模式、深化党和机构改革等，为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开辟新道路。

余 论

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视野下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还必须关注到“不变”的方面：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仍然没有发生改变。这两个“不变”也将时刻影响着新时代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中国人民的辛苦建设，国民经济水平较之改革开放之前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但是由于受到之前的“先富带后富”政策的影响，“马太效应”很是明显。在东西部之间，西部地区仍然落后；在城乡之间，农村仍然存在贫穷；在社会整体财富分布上，大部分财产仍然是在富人手中，穷人依旧贫穷，这些经济状况都在警醒我们生产力发展万万不能落下，发展问题和难题必须重视并解决。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由此，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仍是当下不可废弃的，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生产力，那便是“捡了芝麻，掉了西瓜”。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更应该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着重处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在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协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切不可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