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苦难能加深人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激发一些人的写作意识，写下不朽的文学作品，这是“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这个理论由司马迁提出，而后历代都有人对其有自己的解说，如刘勰、韩愈、欧阳修、李贽等。

关键词：发愤著书 蚌病成珠 不平则鸣 穷而后工

自古以来，对于文人写作动机和写作心理的探寻，是一个长期被热烈讨论的问题。诗人作家为何而作诗作文，值得我们深思。《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中有多个篇章表现了作者对现实黑暗面的批判精神。如《硕鼠》《伐檀》，二者都表达了下层人民对统治者不劳而获的嘲讽和痛斥之情。看到了社会不公的黑暗面，诗人内心受到触动而写下诗篇。所以我们说，写作就是记录外部世界在诗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和感慨。而由于生活本身就是充满苦痛的，所以自古以来文学作品多以写“哀情”为主。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屈原，正道直行，然而却屡遭奸臣陷害，而国君又听信谗言，不肯为他主持公道，在感到自己的苦闷为天地所不容的时候，他发出了“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的感慨，他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下《离骚》，并在《九章·惜诵》中明确说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即写作是为了表达愤懑，更是为了抒发心中挚情。通观屈原所有作品，其中不仅表达了他对黑暗世界沉痛的批判之情，更有对于国家、国君的恋慕之意。

作为屈原精神的一个狂热追慕者，西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在这里例举了许多古人的事迹，就是要说明一个有规律性的问题，即人在受到挫折之后，可以写出不朽的作品。他在《报任安书》中重申了一遍“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凡有才力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苦难和挫折，内心沉痛万分，而写作著书就成了人们自觉不自觉的用来疏解和慰藉自己的方式，所谓“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的方式。这些人都和司马迁一样，承受了人生极大的悲痛，内心有极大的苦闷需要发泄，而著书立说是他们选择的一种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前人是否出于有意识的写作以达到不朽，我们无法下论断，但在司马迁这里，他确实是想通过“立言”以达到身死而名垂不朽的境界。我们可以看到，”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这里得到了一个理论性的论证和确立。而《史记》的写成就是这一理论最好的实践。

司马迁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刘勰有“敬通雅好辞说，而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之说。“蚌病成珠”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文人心内“有病”而酝酿成“珠”。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和挫折，在人的心中留下痛苦的烙印。这些情绪慢慢累积，而终有一天会喷薄而出，形成深厚又闪亮的“珍珠”，即不朽的文学作品。这一说法承袭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也是说苦难能够孕育出深刻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苦难能使人对人生的理解更深一步。

唐代韩愈在这个基础上，对此理论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这里他运用比兴的手法，由物受外界刺激而“鸣”说起，进而说到人的对外界刺激所作出的反应。从屈原到司马迁再到刘勰，他们所侧重的都是人在受到挫折屈辱的时候，或是为自白心志、或是为宽解自己、或是为抒发对于人生沉重的感慨而写下的有血有泪的文字，而在韩愈这里，人心只要受到外界的刺激就需要抒发，需要“讲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所讲的这种所能引起感触的对象似乎是扩大了。所谓外界的刺激，可能是怒、是哀，但也有可能是喜、是乐。凡是内心受到感动、有所感慨，有波澜，都属于“不平”的范畴，都需要“鸣”。诚然，如《尚书·尧典》中，帝命夔典乐，而夔回答道：“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可见上古时期，诗歌文艺也有用来表达喜乐之情的。但我们还是要认识到，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在写悲情和苦情的。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人应该是在穷困潦倒、悲苦交加之际更能体会到人性与社会生活中更为幽深复杂的一面。当人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周围人都在阿谀奉承的时候，他是难以看到真正的人心和生活真正的面貌的。再者，人的惰性使然，一个人在快乐优渥轻松的生活状态之中时，他很难逼迫自己往深刻的思考中去探索，因为思考本身就是一件乏味、费神又痛苦的事。司马迁也是在遭受李陵之祸以后，以往亲朋毫无援助之意的时候，对于人性、生活和命运有了更深一层的把握。可以说，司马迁自身的苦难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史记》的思想深度。所以，我们应该认为，“不平则鸣”的“不平”仍然是以痛苦的情绪为主的。因为只有痛苦才会激发人的思考往更深、更悠远的境地中去，才会产生真正不朽的作品。

宋代欧阳修在他的《梅圣俞诗集序》中也认为“凡世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情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他也看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古来很多好的文学作品多出于“穷人”之手。而这里“穷人”的内涵不是一般所谓穷人，却是那些满心抱负才华而因为种种曲折坎坷无法在现实中施展的人，所以通过著书立言来抒发内心忧思感愤的情绪。欧阳修在这里要阐明的观点和司马迁韩愈是一脉相承的，同样认为现实生活的苦难和挫折是激发诗人进行大量写作、深刻写作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必要条件。

明代李贽在评点《水浒传》时也说道：“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有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积蓄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他在这里讲到的是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很大部分不是人有意这样的，可能很少有人立志要成为一个文人。而都是因为现实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在人心里积蓄了很多愁苦的情绪而无处诉说。天长日久，越积越多，它终有要喷薄而出的一天，因而成就了很多感人千载的文学作品。这段话亦是对前人“发愤著书”說、“穷而后工”说的继承，人有愁苦之情而无处诉说，那种孤独寂寞之感只能诉诸笔端，稍稍聊以自宽。

再往后，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两句，这两句话也是在说明沧桑苦难能够激发出更好更多的文艺作品。这个观点仍然是对前面司马迁等人的继承。可以看到，苦痛的生活经历能够促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诗人，是自古以来文学大家们都认同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经由司马迁论证之后，历代都有人继承或进行新的阐释，但总的来说，后人也都没有超出司马迁最初论证的范畴。他们虽提出新的说法，但总的意思还是与司马迁一致，也可看出司马迁那份高屋建瓴的文学卓见。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不管是发愤著书还是不平则鸣，所有这类理论的提出与实践都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写作是要抒发真情实感的基础上，是心内真正有触动而自发的写作。而那些无病呻吟的文章或是应试之作，实不在这个理论所涵盖的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8

2.司马迁撰，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

3.韩愈 撰，王绍生、杨波 注译.韩愈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社，2010.6

4.欧阳修 撰，李之亮 注译. 欧阳修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社，2010.1

（作者介绍：邓文文，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