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婷 杜芳

内容摘要：在日本儿童文学发展史中，昭和前期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犹如昙花一现，传世名作相对较少，鲜为世人所知。但该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创作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对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研究者试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加以梳理，剖析致使其“解体”的社会文化根源，归纳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创作特点及其实践经历，为深入了解日本社会发展的动态变化机制，认清日本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提供借鉴。

关键词：日本儿童文学 无产阶级 文化思潮 政治动因

纵观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可知，“直到昭和初期，‘儿童文学这一名称才正式在日本出现。（王敏，1986：100）”。而恰逢昭和初期诞生的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由此开辟了日本儿童文学界的一个“新纪元”。与明治和大正时期留存于世的大量儿童文学著作相比，昭和时期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作品数量稍显匮乏，留下的可读作品十分有限。但该时期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创作的鲜明特色仍对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纵然有相应的理论支撑，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仍然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下文试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据此剖析其走向衰亡，最终解体之动因。

一.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诞生

“在日本儿童文学史学界，将昭和元年（1926）至日本战败的昭和二十年（1945）称为昭和前期，把昭和二十年以后称为昭和后期（朱自强，2015：12）。”昭和前期日本儿童文学创作的“暖春”已逐渐逝去，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儿童文学创作的“寒冬”。随着“寒冬”的来临，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逐渐陷入了困境，这也深受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经济状况的影响。

昭和二年春天，日本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国民生活陷入困境。日本社会由此而衍生出诸如买卖人口、抢劫、偷盗等一系列问题。人们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益开始罢工罢课，由此掀起了革命运动和工农运动的浪潮，人们反抗镇压的情绪日渐高涨。日本金融垄断资本为救活经济，对内强行镇压反抗，对外计划进行殖民地掠夺，为此他们不择手段（菅忠道，1966：157-158）。统治阶级的强制手段更加激化了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这一举措成为了诱发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的导火索，同时也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衍生奠定了政治基础以及群众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大幕拉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顺势而生，蓬勃发展起来。“1922年6月号刊登了平林初之辅的《文艺运动与工人运动》，文中首次引入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新倾向（丁瑞媛，2008：232）。”以上两种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冲击了日本民众的传统观念和文化心理，唤醒了民众的阶级意识、斗争意识、以及保障自己生存权利的意识，还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衍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综上所诉，当时社会复杂局势下的群众基础、政治基础等对日本儿童文学的产生及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成熟

（一）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之初

从昭和初期至昭和十二、十三年，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一直处于日本儿童文学史上的“冬季”，然而，其间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工作者并没有放弃过呼唤春天的努力。这种努力就是开设儿童专栏、创办儿童杂志、在全国各地开展同人杂志运动。

昭和二年六月，《文艺战线》开设了《小同志》专栏，强调反抗统治阶级，对儿童进行阶级思想教育;昭和三年一月，前卫艺术家同盟的机关杂志《前卫》创刊，开设《儿童笔记》专栏，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的机关杂志《无产阶级艺术》也开始在各刊号刊登无产阶级童话作品，该杂志至此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摇篮”。

儿童杂志方面，有昭和六年一月《赤鸟》的复刊，昭和十二年一月《儿童之光》的创设、昭和十二年四月《故事树》的诞生、昭和十四年六月《日本的儿童》的出版、以及昭和十四年九月后改名为《生活教室》及《五年级教室》的《放大镜》的设立等。

出版同人雜志，在这个时期可谓是百花齐放，全国各地有100种以上。这些同人杂志秉持着各自的理念和主张展开儿童文学运动。其中就有浜田广介、与田准一等日本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名字（朱自强，2015：14）。在上述儿童文学作家的努力下，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寒冬”得以有一丝的“回暖”。至此，从昭和初年始，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陆续展开，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创作迅速成长起来。

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中，无论是童话作品亦或是童谣作品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例如鹿地亘的寓言风短篇作品《戴项圈的鹈》就以一种象征手法，讲述了一只辛勤劳作的鹈总是在食物即将到手之际被项圈阻隔，以至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被男主人掠夺，后来终于奋起反抗的故事。作者借此讽刺资本主义者的贪婪，揭露了他们压榨劳苦大众的丑恶嘴脸，阐明了劳动者们奋起反抗的正当性及必然性。以此为例，我们可知该时期的大部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作家多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采用象征书法、反讽手法、环境描写、细节描写等创作技巧塑造出一个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多描写农民子女真实的生活状况，通过环境的描写以及气氛的渲染，深刻的揭露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黑暗以及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及困窘，最大程度上引发了读者的共鸣，从而将读者引向反抗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阵营。

（二）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之基本理论观点

翻开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史卷可以发现，虽然该时期留下的优秀文学作品并不多，但相关理论却是引人瞩目的。首先，以小川未明为核心的自由艺术家联盟所奉行的“艺术至上”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主张。他们将艺术性视作作品的第一要素（菅忠道，1966：178）。正如小川未明的童话观，他的童话追求一种成人所陶醉的诗意，他所主张的童话受众群体不仅仅有儿童，还包括所有不失儿童之心的成人。其次，尤为显著的是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家、诗人、评论家槙本楠郎的两大基本理论主张。“第一，以儿童文学培养工人、农民阶级的孩子们的革命意识;第二，否定大正时期赞美超阶级的儿童性的儿童文学（朱自强，2015：13）。”需要说明的是大正时期赞美超阶级的儿童性的儿童文学即“童心主义”儿童文学。这一时期，该领域的先驱者铃木三重吉在其主办的杂志《赤鸟》的宣言中声明：“《赤鸟》乃是排除世下低俗无品的儿童读物，为了保存与开发儿童的纯真性，集合现代第一流艺术家真诚的努力，更为栽培新人创作家出现的划时代创举”（刘晓东，2018：91）。据此可知，大正时期的童心主义文学致力于提升作品的艺术性，赋予作品深刻内涵，认为儿童是纯洁的天使，天真烂漫。对此，槙本楠郎持反对意见。他在分析评论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诸多问题》中，“主张将革命意识的种子播撒在工农孩子的心灵。他从理论上否定赞美超阶级的儿童性的大正期儿童文学（蒋风，2000：95）。”通过该评论集，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创作倾向上存在的问题。他通过《无产阶级童谣讲话》确立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阶级意识观点，提出应该考虑到儿童心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实质上是指儿童在感官上以及心理上的不成熟性。儿童若要步入成熟，形成正确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需要大人的正确“指引”。

然而在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为何纵使有理论的支撑、有具体的实践，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最后还是走向衰落以至解体呢？这一点发人深思。基于此点，下文将着重对其解体的过程作以概述，借此分析其“无疾而终”之根源。

三.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衰落与解体

昭和五年（1929年）八月，新兴教育研究所成立，其机关杂志《新兴教育》的发行，标志着无产阶级教育运动在日本国内的发端。当时阶级主义在日本教育界颇为盛行。以儿童为对象、以学校为主体爆发的抗争屡见不鲜，例如所谓的反动教化机构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推行教育改革，像批判国家法定教科书的内容、使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作品作为教材等。（菅忠道，1966：180）。总之，在昭和前期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对儿童进行思想启蒙，而儿童文学作品的传播正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媒介，正是通过这一媒介，农民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逐渐觉醒，许多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了无产阶级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展开了一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然而“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对内则实施法西斯统治，军国主义日益猖獗，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也进一步遭受到了空前的打压（于泓洋，2014：49）。”由于统治阶级开始采取强硬手段镇压，诸如限制文学发表的自由、控制儿童阅读作品的题材，对违反规定私自传播无产阶级作品的教师予以强制辞职的处理（菅忠道，1966：214-215），以此压制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企图掌控话语权。自此，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开始走向衰落。

在日本政府的强势镇压下，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作家们不得不采取曲线策略。“比如像儿童文学作家冢原健二郎的评论《提倡集团主义童话》（1933）那样，实际上是探索着一种伪装起来的儿童文学……‘生活童话当初作为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伪装起来的一个名称，指的是描写劳动阶级的儿童的现实生活，阶级观点较强的作品（朱自强，2015：14-15）。”可以说，“生活童话”其实相当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变形。与此同时，另有一部分作家被迫屈服于统治阶级的威逼利诱之下，转而投入帝国主义阵营，以创作宣扬“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主，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已经开始解体。直至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前的1935年前后，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彻底“衰亡”。

那么，如上所述，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仅昙花一现，便玉殒香消的原因何在？下文试从日本社会的政治走向、文艺思潮等视角探究其本源。

四.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解体动因剖析

（一）极端国家主义及军国主义思想的渗透

明治维新完成后，日本迈入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行列，且以“东亚霸主”自居，把帮助其他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和落后文明视为己任，实则乃是日本政府在为自己的侵略扩张找寻借口。“这种‘侵略式的博爱主义成为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特点之一。日本国家主义以天皇制为支柱，奠定了日本近代思想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直接的理论源泉和精神基础（周晓靓，2017：76）。”而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表面上看似为了推行教育改革，实则乃宣扬日本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帮凶”。伴随着《教育敕语》的推行，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悄然渗透于日本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影响了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形成，扭曲了青少年的心理。與此同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成为当时儿童文学的主流。例如儿童文学作家山中丰太郎的《敌中横断三百里》，平田晋策的《昭和游击队》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试从儿童内心深处激发其“忠君爱国”为国献身的勇气，继而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奠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受“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昭和时代以来，类似《亚细亚的曙光》等军事题材的大众儿童文学作品盛极一时。这种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大众的儿童文学与艺术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过度强调艺术性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无法准确且直接的反映社会矛盾，难以满足民众的认知心理需求。总之，由于日本极端“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悄然渗透，间接的引导了民众的阅读倾向、影响了民众的阅读兴趣，掀起了大众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宣扬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军事武侠小说的阅读热潮，从而导致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作品鲜少有人问津，最后黯淡消失的结局。

（二）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的偏激与冒进

虽然该时期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留下的值得阅读的作品寥寥无几，但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领域却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成果。既然如此，为何拥有相应的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最后却以解体而告终呢？其实，这样的结局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自身的不足有着直接的关联。首先，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指导理论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多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工作者结合社会现实状况自行摸索总结得出的结论而已，并未经过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的深刻推敲与打磨。总之，日本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多片面强调公式主义和政治至上主义，僵化的理论体系无法适时而变，无法给予儿童文学创作以明确且及时的指导。最后，则是其理论自身的“偏激”与“冒进”。其中，不得不提及的就是槙本楠郎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他过于鼓吹政治力量，宣扬政治至上主义，试图以重政治性轻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来对少年儿童进行阶级教育，借此达到激发少年儿童内心深处的“斗志”的目的。对于作品创作中的艺术性的忽视，使得作品过于直白，缺少一定的内涵与深度。更甚的是槙本楠郎只承认鼓吹政治、鼓动战争的儿童文学的存在，否认其他一切儿童文学的存在意义，致使该时期的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创作脱离普通群众，最终走向衰亡。古语有云：“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理论乃实践之基础，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出现偏差，于是，依据理论开展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自然也就会偏离受众群体的接受范围。其实，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作品理论始终无法挣脱统治阶级和日本社会传统的固有思维的束缚，致使其最终走向衰亡。

（三）文艺思潮的冲击

任何一次社会的革新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因素。同样，日本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思潮息息相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产业革命的进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日本，大正时代日本社会思潮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变迁（叶渭渠，2009：290）。”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激发了民众争取自由、与资本主义相抗争的阶级意识，这种反抗意识为昭和时期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崛起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与此同时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当时国民的传统思维发生了碰撞，给日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的价值观确立埋下了隐患。

进入昭和以后，因思维的碰撞而激发的隐患逐渐显现。在社会主义文艺思潮中，文艺工作者曾多次探讨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问题。其间，青野季吉（1890-1961）、藏原惟人（1902-1991）等积极地开展了无产阶级艺术理论活动。这些理论虽有其进步的一面，却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例如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①强调了文艺上的阶级性，忽视了各阶级的共同美感。”然而藏原惟人对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认识也是过于偏激的。“藏原只承认资产阶级初期和無产阶级艺术初期的浪漫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他对批判继承浪漫主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叶渭渠，2009：390-391）。”藏原惟人这种过于主观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对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同一时期，围绕“艺术大众化②”和“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③”问题也曾引起过广泛讨论。“时任日共领导人的宫本显治（1909-2007）就明确提出‘政治首位论④，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⑤的观点。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外侵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受到强烈的镇压，论证无果而终（叶渭渠，2009：391-392）。”与此相反，藏原惟人、胜本清一郎、大宅壮一等人认为不应该将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分割开来理解。可以说这一理论相较之前更为完善，更加辩证的认清了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然而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中，这一问题又再次出现，对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困扰，也逐渐把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解体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迹可循的。在日本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渗透下，在当时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方向的误导下，在社会思潮的冲击下，本就摇摇欲坠的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更加岌岌可危。在日本儿童文学的星空中，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犹如一颗流星，转瞬即逝，给人以无限唏嘘与慨叹。

五.启示

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短暂而曲折，在日本统治阶级的疯狂打压下，在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渗透下，仍能取得不少的理论成果，实属难得。尽管最后的结局令人唏嘘，但也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与启示。

首先，日本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是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创作者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着重以描绘底层劳苦大众及其子女真实的生存状态为核心，准确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但正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将创作的目光汇聚于劳苦大众的生活，使得创作的取材范围狭窄，人物类型单一且流于表面，故事情节真实有余，想象编织不足，缺乏艺术高度，长期阅读会给人以疲惫感。

其次，在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外来思想的传入对固有思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从而引发了多次关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论争。正是由于始终未能处理好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二者的相互关系，导致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基本理念出现偏颇。“政治至上”、“公式主义”等多种过激的理论观点导致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创作逐渐偏离其轨道，直至走向解体。

综上所述，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警示我们：想要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建立完备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一是要立足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真实的再现儿童的生存状态，且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使其兼具“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以获得相应的社会价值。二是要扩大儿童文学的取材范围，丰富儿童文学的创作手法，塑造各种生动且丰满的人物形象，使之平易近人。上述两点对我们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特点，洞察日本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六.结语

本文从文学运动、文学理论等角度对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导致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走向衰落与解体的根源：一是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渗透，主导了大众的阅读倾向乃至兴趣，导致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创作无人问津;二是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自身的偏激与冒进使得其作品的创作偏离了初始的轨道，脱离了现实社会和普通群众;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引发了关于“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的论争与思辨，但由于该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的论断，成为此后日本儿童文学创作的隐患。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文化领域范畴下的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深受国家政治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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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注：目的意识论：青野季吉提出“目的意识论”，主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然生长是第一义的职能，必须提高到目的意识这个第二义的职能上来，即必须具有自觉的目的意识。

②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298页。艺术大众化论争：鹿地亘主张艺术必须是直接的宣传鼓动工具。中野重治则认为确立作为艺术的无产阶级艺术，如果不提高，就无法与资产阶级艺术作斗争。

③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关系问题：一种论点是：艺术作品的价值是由作品具有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只要为无产阶级胜利带来利益的艺术作品就有价值。另一种论点是：意识形态不是决定艺术作品的全部价值的因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出贡献，应与艺术本来的性质无关。

④把政治摆在第一位，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

⑤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注：上世纪50年代藏原惟人访华期间谈到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从1928年开始，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开展了多次论争，最尖锐的问题是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错误认识，这主要是大多数无产阶级作家和批评家，机械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即文艺的阶级性，而对传统的古典和当代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文艺，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青年项目“批评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日近现代儿童文学创作意图之比较研究”（L2017836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