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八十时代，以四大名旦为代表的纯文学期刊是文学的主阵地，作为文学传播环节的核心，连接起作者和读者的两端，在特殊的内外部环境下参与并促成了八十年代文学的繁荣发展。随着九十年代文学生产与接受的语境都开始变迁，而后进入图像时代带来当代社会视觉文化转向，文学消散了特殊时期被赋予的特权，其话语权由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让渡给普罗大众，传统以文学期刊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模式也不复存在。

关键词：纯文学期刊 八十年代 四大名旦 图像时代

对随着“文革”的终结，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逐渐松动，新时期文学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序幕，告别50—70年代的革命实践，迈向了回到启蒙的历史新篇章。与此同时，十年浩劫中被迫停办的大部分文学期刊得以复刊出版，文学期刊出版领域重新迈上了正轨，而且文学期刊因其在公共话语空间的敏感性，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显得异常活跃，直接影响了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这一时期，尤其是85年前后“文学本体论、”“重写文学史”思潮所形成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下的纯文学观念、知识框架在文学期刊的助力下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认知装置，也直接形塑了现有的主流文学史叙述中，对作为媒介的纯文学期刊身上的艺术载体和生产载体双重属性有意无意的忽略。由此，重申马克思的提醒依然很有必要，“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本文无意探讨八十年代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仅从文学传播的视域出发，以纯文学期刊界的“四大名旦”为视点，考量纯文学期刊在80年代无论是数量、质量以及现实介入能力何以成为当代文学难以复刻的景观。

一.风云际会的共生

在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场域中，一大批曾被打倒为右派分子的“重放鲜花”与知情作家创作热情高涨，文学积极投身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时代任务，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开端，从暴露个人的“伤痕”到反思历史的积弊，再到敏锐地觉察出社会改革向前看的时代要求，书写“改革”的历史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文学所爆发出的澎湃的社会热情和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既是大众心理在长久憋闷之后的真实流露，也承载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意驱动，“这当然让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借助于政治权力的声援，作为文学生产的唯一渠道，文学期刊随着在全社会所风行的文学活动热潮，迎来了一波复刊潮。1978年至1982年，文学期刊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各地以“地名+文艺”命名的刊物成为当地文学组织的机关刊物，肩负起地方文艺阵地的重任，各地出版社所兴办的文学期刊也开始异军突起，被誉为“四大名旦”的大型纯文学期刊随即问世，如1978年8月北京十月文艺社创办《十月》;1979年初复刊的《收获》（上海作家协会主办）;1979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创办《花城》;1979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当代》。此时不仅刊群规模迅速膨胀，而且单种刊物的发行数量都在这段时期内达到了其发行歷史的峰值。这种借助政治话语使命所建构的出版体系为纯文学期刊带来了井喷式的发展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与其不相符的刊物质量和虚假繁荣，注定只能是短暂的春天。

而到了80年代中期（1984—1985年），纯文学期刊出版的内外部环境开始逐渐剥落政治因素，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就文学发展态势而言，寻根热、方法热、文学本体论等等促使文学创作开始“向内转”，走向远离意识形态、重回人道主义的“纯文学”道路。作家与编辑在这一语境下的双向互动更促进了双方主体意识的觉醒，直接影响到纯文学刊物的办刊理念和编辑策略。就文学期刊出版体制而言，从“十七年”一直到80年代初期，“各种文学期刊之间，构成一种等级的体制，各种文学杂志并不是独立平行的关系，而是构成等级。一般来说，中央一级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次一级的是省和直辖市的刊物，以此类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级的回声，做出呼应。重要问题的提出，结论的形成由前者承担”[3]文学期刊借助行政意志获得一种政治权力，每种期刊依据各自不同的地位、角色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力和出版资源，文学任务由上而下、从中心到边缘的依次传递。而这一时期各大纯文学刊物逐渐回归文学自身，曾经“地方刊物——中心刊物——人民文学”的新人作家进化史此时也变得并非不可逾越。一方面，各大期刊大力扶植新人，严文井在《当代》发刊辞中就强调“希望多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后又规定“每期必发新人新作，而且，每期都有一个新人介绍”。[4]另一方面，各刊物追求特色办刊以树立品牌风格的策略也为诸多新人作家和探索性写法提供了平台，《收获》于1985年第7期同时刊登格非、苏童、叶兆言、余华的作品，推出第一个先锋作家专辑;《花城》最早关注港台文学，于创刊号开始开辟港台文学专栏，大力推介国外文学流派;《十月》在创刊初期刊发过《飞天》、《苦恋》等多篇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当代》则坚持现实主义的路线，主编秦兆阳（1986-1994）在十七年期间曾发表评论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体上突出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地位。同时以先锋作家马原为例，其早期作品《拉萨河女神》发表在《西藏文学》（1984年第8期），很快被《收获》主编程永新发现后，于1986年将其作品《虚构》刊发在当年《收获》的第5期，随后被评论家视为先锋文学代表作。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发展愈发多元化，尽管就现实介入能力而言已难以回到80年代的盛况，但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质量而言，纯文学依然能在困境中正面突围。然而纯文学期刊却如风卷残云之势，令人错愕地面临天鹅之死。就创作主体进行观照，不难发现，纯文学期刊与作者的关系已经从风云际会的共生走向难以避免的分流。一方面，纯文学写作已然并非作家唯一出路，许多优秀作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选择投身影视剧本创作或下海经商。曾在80年代凭借新写实小说名声大噪的刘恒在90年代的转向便是一例。另一方面，期刊也不再是作家以文学亮相的唯一载体。在80年代的文学传播中，许多作品都是现在期刊发表并产生反响后才以书籍形式出版，影视改编则更为滞后。但是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策划的“布老虎”、“跨世纪文丛”等“丛书路线”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的“期刊——出版”的出版秩序，出版机构开始以更迅速、慷慨的姿态占据作家稿源的主动权。

二.身份位置的置换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的一体化所带来的是文学期刊出版机制的“一体化”。一方面，文学期刊作为舆论表达的重要一维，在传达精英立场所代表的文学话语的同时还承载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等等叙事功能，被限定在一个有着严密等级和有序组织的系统中进行传播。另一方面，文学期刊属于事业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出版资源实行统一配置，市场和经济因素成为文学期刊出版并不需要顾虑的考量标准，“从‘十七年一直到80年代初期，文学期刊尤其是由各级作家协会和文联主办的纯文学刊物，靠政府的拨款和支持维持正常的运转，期刊的办刊目的是执行国家的政策，对于刊物的发行数量是不太注重的。”[5]。在这种文学生态下，文学生产对文学接受形成了单向度的支配，主编乃至编辑的个人意志得以赋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份期刊的整体面貌，也由此决定了读者“看什么”。

进入80年代中期，文学期刊出版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管理部门在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利用市场的无形大手调节期刊生产结构，改变臃肿、失衡的出版状况。1984年12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规定省级及以上文学期刊“保本经营，在未做到之前，仍可由主办单位给予定额补贴”，地市文学刊物则要立即实施“自负盈亏”。这也意味着纯文学期刊必须在保留政治身份的前提下学会自谋生路。到1986年，即便是《当代》、《收获》、《十月》、《花城》这些原先发行数量超过五十万册的大刊名刊，征订数也迅速跌落到十几万份左右，许多省级期刊发行量已经只有两三万册。纯文学期刊开始采用刊登广告的方式曲线救国，改变纯粹依靠体制生存的盈利模式。以《十月》为例，从《十月》封底刊登的广告来看，八十年代初期封底均是为所属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广告。1985年开始，各种商业广告开始刊登在《十月》的封底。其中1985年第五期：上海跃进不锈钢制品厂;1987年第五期：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1987年第六期：十月文学奖奖品赞助商广告（印章玉石）;1988年第四期：青岛电视机厂;1990年第一期：全椒柴油机总厂;1990年第六期：哈尔滨模具厂、哈尔滨制药四厂。

文学期刊市场化改革如火如荼，抢占更广大的读者与市场成了文学期刊完成自救的共识，这一系列的剧变反倒造就了通俗文学热潮。东方不亮西方亮，在本就不景气的文学期刊环境下，通俗文学期刊的勃兴无疑抢占了纯文学期刊的原有市场。“1983—1986年是通俗文学期刊的发展高潮期，通俗期刊达到270种，大量的报刊周末版还不算在内。”[6]“据《中国报刊大全》（1987年）所提供的资料，1987年仅中央和各省市的文化或文艺部门所主办的通俗文学杂志，就有60多家。至于地市级文化或文艺部门主办的通俗文学杂志，则数以百计。”[7]尽管自1986年出版界进入艰难期，各大纯文学期刊的发行数量呈现断崖式下滑。而通俗文学期刊发行数量虽有下降，但总体发行数量依然相当可观，其中，《故事会》、《山海经》、《今古传奇》、《故事大王》等刊物發行量超过百万份，另有4种刊物发行量在50万—100万份之间，占总数7%;而大部分通俗文学期刊发行量在10万—50万份之间，共计38种，占67%，其余11种刊物发行量均在1万到10万份之间，占总数的19%[8]。

随着文学期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文学期刊与读者之间的身份位置发生置换，纯文学期刊依然把持着文学场域的话语权，但不得不更多考虑读者、市场所带来的现实因素。而长久生存于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的一体化的出版体制下，给纯文学期刊带来的是自身定位的失调和与受众需求脱节。文学期刊在十七年乃至八十年代前期所具有的现实介入能力依赖的是政治话语的长期积累，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探索“纯文学”的体验时，已悄无声息地与读者疏离，在小圈子内迎来短暂繁荣之后随即难免落入空转的困境，为数不少的刊物为了存续也自觉地向“杂”靠拢或改制改版，失掉了纯文学期刊的底色。值得注意的是，这从客观上也强烈冲击了旧有的文学体制和期刊内部间的话语体系，为文学期刊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产力量和激励机制，促进了纯文学期刊摆脱《人民文学》影响下的“千刊一面”，形成自身的办刊特色，贴近读者需求，平衡好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

三.图像时代的视觉文化转向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预言，世界即将进入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9]”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随着电视、电影等视觉传媒的强势崛起和市场经济社会语境的高歌猛进，图像时代逐渐浮出理论的水面成为愈发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1983年全国广电系统第次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实行中央、省、有条件的地（市）和县均可以办广播电视的政策。作为媒介的电视在中国迎来产业化的历时性契机。在随后的1985-1993年，中国彩电市场实现了大规模从黑白电视替换到彩色电视的升级换代。据统计，到1999年，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1.6%。全国有线电视用户7700万户。这一数据与前文所述文学期刊在86年开始征订数量的不断锐减相映成趣，昭示着纯文学期刊在公共空间的急遽跌落。而不同媒介话语权更迭的背后，则是文化的转轨，“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0]”显而易见，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电视所引领的图像话语迅速成为中国公共空间最重要的叙述方式，包括纯文学期刊在内的报刊图书等印刷媒介的“被图像化”即是一种为了适应时代语境的生存策略。但图像时代所标识的绝不仅仅停留在各种叙事话语、叙事方式的视觉化，更为关键的在于视觉图像的政治化，新的媒介直接决定着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角度的嬗变，就如文字形塑了印刷时代人们的感受方式一样，新的传播媒介，也在为新的感受方式、认知方式赋形。由此，这种妥协一方面证明了图像叙事强大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作为文化环境的有机组件也进一步促进了大众审美接受范式的转型。

诉诸视觉并不一定如许多学者所唱衰的意味着感官的降维，但相比文字，图像在传播中所具有的直接性、通约性使得其与当代消费主义文化不谋而合。“从‘话语的文化转向‘形象的的文化，读图乃是从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悄然递变。它与中国当前小康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总体性密切相关，反映出眼睛从抽象的理性探索，转向直接的感性快感的深刻变换。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图像恰好优于语言成为合适的媒介。读图显然比读文字更加惬意直观，更具‘审美的属性和意趣，它与当代社会中世俗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一致的[11]。”在80年代建立起来的“纯文学”的话语体系本身在时代境遇面前逐渐裂变，自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紀绵延于纯文学本身的躲避崇高的庸常姿态以及身体叙事的欲望狂欢，不仅是作家对于新世相的忠实表达，也有自知或不自知地被消费文化裹挟，对大众趣味的犬儒妥协。由此，在90年代纯文学期刊与美女作家的种种“联姻”行为所暴露出来的“纯”的缺位仅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问题的实质在于时至今日整个纯文学的运行生态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无物之阵。

图像时代所带来的另一个巨大的问题则是“如何看”以及“谁在看”背后的权力关系的转移。正如罗岗所洞见的，“视觉文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离结构完善的、正式的观看场所，如影院和艺术画廊，而引向日常生活中视觉经验的中心。[12]”在数字阅读时代，包括纯文学在内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成为可以自由共享的资源。抛开网络文学对文学生态的巨大冲击暂且不论，期刊在纯文学这一小众领域所把持的传播话语权也在不断剥离，相较于纸质图书的一手性、低成本等优势在新的语境下业已荡然无存。当数十万字的大部头脱下了版式方格的外衣，转身变成两到三MB的存储空间，读者依然持有和纯文学碰面的机会，尽管对话的时机和场所都已时过境迁，取代仪式感与光晕的是纯粹的阅读快感。与此同时，纯文学期刊也不再是作家自证身份的唯一合法路径。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在商业出版和期刊之外，像“豆瓣阅读”、“中国诗歌网”等网站，“one”、“单读”等线上应用app，“泼先生”、“反常”等微信公众号等等类型纯文学网络平台不仅击中了纯文学期刊总量不足、承载能力有限等诸多问题，为作者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发表渠道。另一方面，当期刊发表机制和圈子人情之间的暧昧纠葛在公众面前逐渐被揭开面纱之后，互联网媒介以其相对独立性、平民化的立场造成了对纯文学期刊背后传统精英话语霸权的冲击和消解。

四.结语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当下人们如此呼唤文化自信、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又饱含焦虑的时刻，对八十年代的文学期刊现场做一番追问恐怕是很有必要的。作为文学传播的重要一环，八十年代纯文学期刊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两端上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可遇而不可求。在当代社会视觉文化转向之后，文学消散了特殊时期被赋予的特权，其话语权由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让渡给普罗大众，传统以文学期刊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模式也不复存在。繁荣固然值得被记录，但当我们试图借由回忆让“纯文学”乃至一个年代从一种描述成为绝对的价值判断，或许还应该听听历史的回音，“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13]”

注 释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0.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04.

[4]胡德培.当代人的《当代》[J].出版史料，2008（02）：15-23.

[5]程光炜.当代文学六十年[J].文艺争鸣，2018（08）：6.

[6]李频.类观：期刊理论研究新方法——读《期刊求索录》[J].中国出版，1999（09）：31-32.

[7]梁小建.《大众期刊运作》：典型个案的价值与研究方法的创新[J].编辑之友，2004（06）：71.

[8]焦玉鹏.八十年代文学期刊变迁特征及动因分析[D].北京印刷学院，2014.

[9]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 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99.

[1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1]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C]//文化研究第三辑.肖伟胜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78.

[12]李欧梵，罗岗.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1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4-135.

（作者介绍：康璇，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汉语言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