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人类社会的共在性存在，成为实现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透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发机制，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分为自我、群体、自然、天下四个维度。即主体以自我意识为逻辑起点，在共在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促使互异个体产生共在性存在意识，同时培育主体与自然生生共在共同体意识，由此营造出万物和谐、天下和合的理想世界发展理念，塑造人类社会求同存异、和睦共处的共同体价值范式。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在共同体;自我意识;内在机理;和合之道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5.001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0）05-0005-05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诸多变数与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全新思路，具有独特的哲学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内涵：自我视阈下的世界参与者与创造者

《荀子·礼论篇》记载：“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荀子认为人生而为“本始朴材”之状态，而人之性也同是质朴之性，故需圣人化性起伪改造人性。但是人之性从何而来呢？《中庸》首章提出“天命之性谓”，认为人之性应由天之性所赋予。当天命之性下落于个体时，人之性随而得以确定，并直接决定着人的认识。首先，人之性促使人自发认识外物，得到对事物的客观性认识;其次，虽然人的原始禀性均为一致，但因人之性演变方式多元化，致使人的认识也千差万别;最后，随着人的认识不断深入，开始借助学习方式反思为己之性。《论语·宪问》中记载：“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173此处就“学者所学为何”问题进行谈论，但无论是“为己”或“为人”，都属于人的认识范畴。正如孔子所言，古之学者重点在于“为己”，主要以学习手段认识为己之性发展扩大人格;今之学者的重点在于“为人”，主要目的则是“学以成人”，反思何谓“为己”之学问，进而领悟为人的为己之学。故“为己”乃是“为人”之前提。处于现实的个人，皆需先通过学习来理解为己之性的意涵。然后发挥认识的主动性与自觉性，领悟“为人”以完善人格，达成学以成人之目的。当人真正意会学以成人之真谛，就此衍生出人的自我观念，从而凸显人的主体地位。至此，人就自觉以主体性视角认识世界，真正拥有参与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自我视阈下，人便以参与者与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应始终秉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的态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依然是个人的自我意识。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球，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但由于各种因素间的差异，难免导致人的认识也产生差别。假如按照传统世界固有规则与思维，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发生不和睦现象，进而演变成意识形态冲突，恶化人类生存环境。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在人的自我意识中注入能动性与自觉性，赋予人以世界的参与者及创造者地位。

众所周知，个人、社群、国家、世界为依次递进关系。人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单元，是组建社会或世界的基础因素。在自我视阈下，每个人既是世界体系的参与者，又是作为世界的创造者而存在。当所有人都主动投身参与到世界体系中，就共同创造出属于人自身的共同体世界。《论语·卫灵公》记载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190此句阐释了人的认识自觉性，人亦能弘道。对此，朱子注释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3]168此处提及的道，就是自我视阈下的人道概念。所谓人道，就是立足于人的概念，始终把人当作“人”以视之，而不把人当他物来对待。人与人之间理应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每个人不仅发展着自身的“道”，而且还可以利用“己道”帮助他人。此乃是“弘道”的本质要求，这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内涵不谋而合。通常而言，道由人兴，亦由人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发挥自我意识中“道”的作用，使得自我与他者产生某种共识，即每个人都努力敦促自我践行此道，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演变：共同利益指向的人类社会共同体

当人对自我内涵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后，就会开始关注自我以外的事物，考虑自我与他者中间交互错综的联系。这种关于人与人密切联系的概念，就是社群。杜维明先生认为，社群由不同的人所组成，而社群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是在原始自然状态下所产生的，当不同的家庭组合在一起，就构成具有社会性特征的群体社会。因而从根本上讲，无论何种社群都是以人为基本构成要素。个人在认识自我时，同样有了解他者的需要，所以自我和他者有着紧密联系。当自我意识向他者理念过渡时，自我与他者间就会产生共鸣，达成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成为人类社会成立的前提条件，同时还蕴含着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价值观。《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篇》记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3按《大学》之思维逻辑，个人欲明明德应先致其知，致知关键在于格物，格物主要靠人探索外物，认识事物的一般特性。当人以格物而取得致知后，便可进而诚其意正己性。此时便可内修于己治德，以修身齐家之内圣境界，开辟出治国平天下之外王功业。《大学》提出的三纲八条目，完整描绘出群体社会发展历程，突出共同价值观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文化倡导忠恕之道的处世原则，这一原则也被世人奉为黄金价值法则。在儒家所设想社会中，所有士人皆认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理念，以忠恕之道克除人们的思想隔阂，将成仁之道作为社会共同理想，以此聚拢个人组建成整体社会，实现儒家圣贤理想社会。

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大抵以某种价值理念为中介，确定着自我与他者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建立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主要由社群组建而成，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规约、价值利益和相互承诺等要素，起着维系群体社会稳定的作用，没有法制与共同承诺的人类社会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按《大学》之思路，个人是构建家庭之基础，家庭乃是构建国家之基础，国家又乃是构建天下之基础。但社群不仅是指家庭、国家和世界，还充当着由个人到群体社会过渡的中介。所以《大学》理论逻辑建构得以成立之依据，一定是社群中存在着共同利益价值观。因此，共同利益成为组建社群的基础条件，当不同的个人拥有着同样的利益观念，就会演变成人类群体社会形态。

目前，人类社会主要由社群组建而成，而社群大都以地区和国家形式而存在。在这些国家与地区领域内，基本上都存在某种共同价值观念。但就全球而言，世界尚未达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利益共识。由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和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对人类社会形成巨大挑战，寻求人类的共有利益迫在眉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提供了一种较为完善的解决办法。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各个国家也同处于一个世界，整个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任何地区或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而单独存在。唯有抛弃传统利益观，所有国家地区都被置于命运共同体之下，方能真正寻得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共同利益观指引下，人类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各种全球问题与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社群性的价值理念充实扩大到整个世界领域，将人从狭隘的社群意识中解放出来，形成广泛意义上的全人类共同利益观，以此构建形成人类共同利益体。此时，所有人既是世界公民，又是同一社会群体组成要素，所有人都拥有着共同利益关系，不仅享有社群内部的共同利益，还拥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维护个人自身利益同时兼顾全人类利益。凡是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行为，也就是在为国家自身利益服务。

三、递进：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的新理念

自然概念是精神人文主义的不可或缺部分，也同是人的内涵应有之义。在杜维明先生看来，人与自然应是一体性存在，二者彼此保持着和谐共生状态，不应将自然当作人的身外物对待。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中心主义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长期在人类社会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人开始借助工具理性思维，重新思考同自然的各种关系，根据人的主观意愿随意改造自然，试图将自然转变成人类观念中的“理想自然”。显然，工具理性思维一定程度上会割裂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破坏着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逐步湮灭人对自然原有的敬畏感，进而彻底打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局面，造成各类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繁衍。毫无疑问，人类中心主义不再适应目前发展形势。面对此种困境，人不能仅仅在策略、方式和技术等方面作出一定的补救，而应思考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即人该以何种态度对待自然的问题。所以，需要革新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从转变人的固有观念意识方面入手，促使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出一种根本性的改变。

人类自诞生之时，就与自然相融相生。对此，古人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言：“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4]关于对世间万物的看法，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设想出万物均为一体的伟大境界。在庄子看来，世间万物虽然表面有别，但站在道的角度观之，却是无任何差别的。天地万物皆受于道，本就是相通为一的存在。人仅作为万物之一分子，却强行把人当做万物之中心，这明显是不合理的。顺延庄子之思维，人理应顺从自然演变趋势，摒除人类思维中固有的对立比较范式，以此免除物我之别固有成见。同时人也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将自然作为人的身内之物，使其真正成为与人有着紧密联系、血肉相连的互为主体性的存在，营建出人与自然皆融涵于天地万物而为一之意境。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迅速提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能力突飞猛进。科技生产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通过改造自然，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科技过渡滥用使得自然遭受损害，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人类的深度思考，并努力寻求着解决方案。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失为一剂良药。在现今世界，可持续发展观已被越来越多国家所接受。正如《周易》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5]64（《系辞下》），“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5]58（《系辞上》）。在《周易》之作者看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5]17。天地即为乾坤，而乾坤之中孕育着易学，当易立于乾坤之中，乾坤得以发挥化生万物之功用。因此，万事万物皆由乾坤生生大化而来。此处生生即是生长之意，为生命存在之常见形态，是自然、人以及万物之生长涉及的道。生乃是天地的大德，所以解释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当生表现为生而有生、生生不息之趋势，此时的生便演化成“生生”状态，表示事物动态的无限持续的生命演变过程。故程颐认为，“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更何复资于既毙之形，既返之气！往来屈伸者理也”，天地化生万物，而万物又生生不穷，由此阐明自然生成变化的有序化特性，这种秩序内在蕴藏着万物生之性命的目的性，万物本是由乾坤即自然生化而来，所以天地万物而终复归于合一之特性，其本质面貌并无明显区分。既然自然以生成万物，那么自然之本意必然是赋予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以此能够让生命繁衍生息。从此层面讲，让一切存在都能存在，就必须寻求共同存在的基础。此种存在就只能是共同體存在，或者说，如果没有共同体，就缺乏一个能让所有存在而存在的基础。自然之本始意涵尚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内涵也必然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生生之原则，构建世界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以此确定人与自然之依存关系，厘清人与自然之关系渊源，营造人同自然生生共在之意境，重建人与自然之和谐秩序，始终强调人与自然持续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实乃是顺应自然衍生的本然性质之举。

四、超越：和合天下之道的全球治理观

《周易·谦篇》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5]96《周易》最早提出“天道”概念，将天道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天道与人道又是相关联的，其中以天道为根本。当天道向下发展之时，天道便施于地道而万物光明;当地道处于卑下地位时，万物便向上生长。在儒家文化体系中，天是主宰规范世间一切的存在，道乃是一种价值理想性存在，当天下落于人心之内，人便从此拥有天命之性，人道也就得以通于天道。《礼记·哀公问》指出：“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名，是天道也。”[6]孔子认为，天道理应为无所不在之道，天道形诸于天，即为日月星辰;天道形诸于地，即为事物之地道;天道形诸于人，即为人之道也。不难看出，孔子对于天道的解释是不言而只示意的，天道规定着人道之界限，人不可以超越界限而去证明天道。所以，孔子始终秉持“敬人事，听天命”的态度，以敬天知命实现着人与天道通的最高境界。至此，天道就下落于人，而被限定在人道畛域。关于人如何具体践行天道，儒家便简要概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层面，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思想以内修于己为德为始点，进而外措施于人群为道，进而以内圣境界开辟出外王功业，将“平天下”作为终极理想归宿[7]。由此，天道概念也就引申成为天下之道。正如《礼记·礼运》记载道：“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8]所谓大道，就是指天道。关于天道的具体内涵，就是“以天下为天下”，其间蕴藏着“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践行天下为公之理想，也即践行着天下之道。天下之道的终极形态，乃是保合太和乃利贞之大道。在天下之道的视阈下，由天道指引万物而各得其性命之正，以协调并达成最高状态的和谐，方成长久太和之道;天下太和而万物利贞，终而实现天人合一之形，以呈现天下和合的协和万邦之态。因此，基于天下观念构建新天下体系，使得普天之下万物皆可同处共在，展现天下之道的普遍兼容主义性质，最后实现天下和合之共同体世界理想状态。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世界发展大势所趋，造就世界经济文化的丰富多样，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性因素。但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因素也不容忽视。例如，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社会不同政治体的行为多元化并不断产生冲突，形成新的全球性问题。为解决经济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困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原则，以此确保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得以加强，从而为构建全球共同治理机制提供新思路。笔者认为，儒家天下之道理念蕴含着世界同一性、共有性与共同性等思想内涵，以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着理论佐证。因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通过引入儒家天下观念与天下体系，就能够建立起天下和合之道的全球治理体系。“天下”之字面意义，即为“普天之下”。古代天下体系乃是儒家所设想的理想圣贤政治状态，主要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使用。儒家哲学选择以个人——社群——自然——天下之道的思想脉络，希望将由人所构成的社群所衍生出的共在性意识，推广到自然领域乃至天下领域，最终实现天下四海皆为一家之情怀。“于是，天下概念被包含于世界以内，世界因而呈现出内部化特征”[9]。于是，天下概念就不再适用于任何个体国家，而上升至全球性概念的层次。当天下之道与世界政治相结合之时，就形成更为合理的世界内部化法则，得以协调各国间多元政治诉求，推动世界朝着规范制度化方向发展。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站在整个世界的视角，从世界出发以整体性去解析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世界概念作为理论建构的唯一主体，着重凸显出和合天下理念意涵。将天下观念内涵扩大化，则意味着世界已经成为人类的共有空间。此时需要以世界为标准尺度，衡量原本属于世界的各种问题，达到“以天下观天下”之境界。如此一来，天下就真正成为所有人共同享有的天下。人、社会、国家及自然都被置于命运共同体之下，形成世界共同治理的政治秩序，超越以往区域地缘政治思维固有桎梏，真正实现世界的和谐性价值理想，建成和合之道视阈下全球治理体系。这应是人类关于世界最为美好的理性共识。

五、结语

现代中国文化一直致力于促进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以此建构形成全球性的普惠伦理价值观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倡导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作为沟通中西两种文明的桥梁，透过传统儒家文化思想视野，弘扬儒家“敢为天下先”的责任担当意识，以及“仁者爱人”的人文价值关怀，通过开展传统儒家同现代社会的文明对话，进而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共在共同体思想内涵。通过将人的内涵展现为自我、群体、自然、天下四重维度，着重于重塑整合人的内在人格属性，旨在以普遍独特个人为核心，描绘自我意识向社群同一理念演变之路，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在之意境，形成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天下之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囊括着个人参与、共同利益、持续发展、全球治理等深层次意义，主要强调以人为本的内涵价值，以此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参与者及创造者地位，努力寻求人类世界存在的共同利益，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形态，彰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价值情怀。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重新审视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兼顾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最终，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全球治理体系新内涵，即和合之道视阈下的全球共同治理理念，塑造出人类社会求同存异、和睦共处的共同体价值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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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吉祥，许雪涛.体知、成仁与天下：形而中学主体心性的三重维度[J].新疆社会科学，2019（6）.

责任编辑：杨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