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松林路在八林区。八林区因为有八条有“林”字的路而得名，当地人有句话叫“八大林子什么鸟都有”，意思是这一带出奇人。

八大林子其实没有林子，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只有沿街趴着的两排房子。有深宅大院，也有浅陋小屋。深宅大院墙高门紧，里面的故事秘而不宣。浅陋小屋从窗户就能看见床铺。松林路上也没有松树，只有几棵小槐树，身上拴着晾衣绳，晾在上面的被子有黄褐色的尿嘎拉，隔着老远就能闻到臊味。

松林路一共一里多长，百八十户人家，住的都是一般正常人家，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却一阵风刮出来不少搞艺术的人。管弦乐队的各种乐器几乎都有学的。搞键盘的于奇瑞，拉小提琴的薛再生，搞指挥的文老师，拉大提琴的胡一六，都是那一批。他们到老都是苗子，没能长成树，直到他们的子孙一辈，基因得到了加强，才开始崛起。这两三茬儿的松林人中，国家级的人才层出不穷，连世界级的也偶尔有之。那时候松林路本身也已经崛起，土路矮屋变成了水泥玻璃立方体，夹峙着黑亮的柏油大马路。

本土诗人老德说：“松林路的味道隽永厚重。”想必他是把尿臊味再加上阴沟味，还有南头棉纺厂翻砂车间的煤烟味，中间“杏春楼”饭店的油烟味，北头儿文化馆附属印刷厂的油墨味放在一起闻，才闻出来那么一种高级味。

本土作家阿歪说：“松林人的元叙事是D大调的。”这个略显深奥，不过也不是不可解读，翻翻松林路的老故事，应该能找到蛛丝马迹。

2

于奇瑞长得像葱。

说到葱，首先纠正一个说法。说摔“倒栽葱”是错的，摔的应该是“正栽葱”，因为葱本来就是头朝下的。

于奇瑞才是真正“倒栽葱”——顶着一撮自来鬈的头发当葱根，上部白白嫩嫩，下面是叶子一样的腿，软不拉塌，头重脚轻，撑不住体重似的。

于奇瑞在家行六，是最小的一个。于奇瑞父母年过半百才生育于奇瑞，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只能栽葱。但是于奇瑞头脑没问题，五岁上小学，六岁戴眼镜。后来“文革”把他挡在大学门外，他只好也去革命，但胆小，光呐喊，不敢靠前。

松林路的人说于奇瑞吹拉弹唱样样都行，那是有点儿犯了松林自豪病。首先于奇瑞唱就不行。说他不行是说他嗓子不行，发出声来嘶嘶啦啦的，像吹葱叶子。他只是爱唱而已，整天曲不离口，模仿各种地方戏各路演唱流派。唱起来很忙乱的样子，鼻子在脸上跑，舌头在嘴里颤，下巴前后伸缩左右摇晃胡啃乱咬的。所以想欣赏一下很难——挨近了你怕他咬着你，隔远了你听不清。

于奇瑞最拿手的是键盘乐器。但是松林路没有人知道于奇瑞的钢琴是怎样练成的，没有人知道于奇瑞是否练过车尔尼。大家看到的是于奇瑞紧随殷承宗之后就在大众剧场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为他配戏的还是省里来的名角。之后不久，当钢琴协奏曲《黄河》新鲜出炉后，又在区文化馆星海乐团的协奏下演出了全本的《黄河》。

《黄河》以D大调开始，以D大调告终。最强音《东方红》用的也是D大调。

于奇瑞因D大调崛起，成了八林区名人。

3

《黄河》拉近了于奇瑞和薛再生的关系。

薛再生拉小提琴，是星海乐团首席。薛再生擅长拉慢板儿，快板儿他拉得嘈嘈切切，却分不出大珠小珠来。薛再生坐首席是因为他拉琴会晃。他拉到陶醉的时候，身体会跟着音乐晃起来，晃得其他人也想晃。

薛再生也教学生。他的教学名言是：“艺术”二字，是艺在前，术在后。所以他的学生们拉起琴来都是把艺术放在前面，把技术放在后面、大后面或大大后面，而且也都会晃。

那时候，演出《黄河》是于奇瑞、薛再生这些人的节日。他们自己砍柴自己烧，能从三分的收获里，得到十二分的陶醉。每当到了音乐的激昂之处，于奇瑞亢奋，薛再生晃动，弦乐队跟上，带动了全体乐队一块儿晃，晃得指揮文老师也不好不晃。晃得《黄河》波涛汹涌，晃得观众心潮澎湃，晃得星海乐团名噪一时。

晃得文老师的对手受不了了，他们晃着头说：“你那指挥的是《黄河》还是‘晃河？也不怕晃晕了从台上滚下来！”

文老师听到这话心烦意乱起来，豁出去不睡觉了也要把于奇瑞和薛再生找来，豁出去冲上一壶茶也要和他们聊聊。

于奇瑞只说：“管他去。”

薛再生说：“演奏演奏，就是要表演着奏。晃是水平，尤其D大调那段必须晃，不晃那还叫最强音！”

果真，中央乐团的《黄河》拍成电影公映了，用俯拍的镜头，专门表现了弦乐队在D大调低音区演奏《东方红》时候的晃动。区别是中央乐团晃得雅一些，星海乐团比较野。

这次文老师邀集两位座谈电影观后感，薛再生说：“中央乐团的《黄河》水太清了，太‘象牙塔了，不如我们的《黄河》更像真的黄河。混浊一点儿，纷乱一点儿，嘈杂一点儿，怕什么，这才是原生态的黄河。”

于奇瑞“嘁”地一笑，击掌说“好”。

文老师歪了脑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4

于奇瑞经常把薛再生叫到家里切磋音乐，最常切磋的是马斯涅的《冥想曲》和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冥想曲》柔美，《小步舞曲》逗趣。

《冥想曲》是洋话剧《泰伊思》的插曲。泰伊思是妓女，害人无数，洋和尚阿太纳尔下山说服泰伊思从良，干得很成功，但是回到寺庙以后发现自己陷入了胡思乱想。小提琴就在那时候拉《冥想曲》。

《小步舞曲》一步一顿，有点儿搞笑。

切磋到最后，他们才发现哎嗨巧了，这两首曲子用的都是D大调。

于奇瑞根儿上是民族派，他更愿意切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之类的曲子。“山丹丹”民族e商调，口语也说D大调。

薛再生说：“D大调了不起哈，《小步舞曲》多么会玩儿，‘红艳艳多么土骚，关键是《冥想曲》，里面多深的道理！”

这么想着，拉到洋和尚胡思乱想那一段用力过猛，弓子脱臼，马尾乱飞。

切磋之余，于奇瑞也经常叫上薛再生到市里胡转。于奇瑞比薛再生大五岁，那时候已经工作，在棉纺厂子弟小学当老师，口袋里有钱。薛再生还是高中生，混吃混喝不必脸红。

于奇瑞对市内各处名吃都烂熟，坐几路车、哪站下、什么时候人少，什么时候能吃到新鲜出炉的都了如指掌。

那天于奇瑞带薛再生去吃老东镇的灌汤蒸饺。冬天，天下雪，挺冷。两人喝了两杯热老酒，都有了酒意。薛再生从窗外看见街对面的水果店在门口摆着冬枣，便对于奇瑞说：“再来点儿水果吧。”于奇瑞只摸眼镜，不说话。薛再生说：“心疼钱是吧？那这样吧，我给你五分钱，只要你敢去买五分钱的冬枣，今天的饭钱我拿。”说完掏出五分硬币，“啪”地拍在桌子上。

于奇瑞拿起硬币很庄重地走了。薛再生在窗口盯着他，看见于奇瑞把钱递给女售货员，又说了句什么，只见女售货员刚才还很松懈，突然就瞪直了眼，转头朝店内大声喊：“快来看！”霎时间从店里跑过来三个售货员，薛再生赶紧跑到蒸饺店门口，只听一个男售货员说：“你找事儿怎么的？”于奇瑞说：“五分钱也是钱，买一个尝尝还不行？”售货员们一时语塞，面面相觑。这时一个经理模样的人从里面走出来，看于奇瑞不像个流氓，最多是精神不正常，就抓了两个冬枣给于奇瑞，挥挥手说：“快走吧，烦不烦！”

这时蒸饺店的人也都围拢到门口看热闹。只见于奇瑞把胳膊架着，握着两个冬枣，踏着哆哆嗦嗦的凯旋步走了回来。薛再生赶上去迎接于奇瑞。于奇瑞变回了脸，也“嘁”地笑了出来。周围的人知道原来是玩笑，有的跟着轻松起来，有的很扫兴。

薛再生高高兴兴吃了冬枣，高高兴兴把饭钱付了。两人来到街上，薛再生对于奇瑞说：“再干什么？要不学个瘸腿吧。”于奇瑞说：“可以，走二百米，不准笑，不准半途而废，谁犯规，谁买江米条。”又问薛再生，“你病在哪里？我病在胯骨上。”说着，把右臀肌往上一收，右腿真就短了一截，在原地走了几步，一步高一步低，斜里逛荡地，像个真瘸腿。

那天于奇瑞头上戴的是一顶带耳棉帽，帽耳朵没系带，一边一个呼扇着，那时候便索性把帽子在头上转了九十度，让帽耳朵一前一后呼扇着。

于奇瑞一边在原地踏瘸腿步，一边催薛再生：“你呢，你病在哪里？快说。”薛再生心里已经笑得乱哆嗦，说：“我就来个‘老撇吧。”说着弯了腰，用右手扶了右膝盖，把右腿往右前方伸出老远，不是个撇，倒是个捺的样子，然后左脚点一下地，右腿画一个圈儿，径自先走了。

薛再生走出一截儿，回头一看，于奇瑞就在他身后，一步高一步低，艰难地上升，沉重地落地，茫然四顾，连神情也是瘸子的。嘴里还哼着一步一顿的D大调《小步舞曲》，把律动调理得和他的瘸腿形成绝配。薛再生不禁“啊呀”一声，笑倒在雪地上，忘了自己是撇还是捺，半天没能爬起来。

此时于奇瑞换了一脸得意，拉起薛再生说：“买江米条。”

5

胡一六进了星海乐团，让松林路的人感慨万千。松林路的人谁不知道胡一六，他哪会拉大提琴。他小时候长得跟缩×猴子似的，偷了人家的白球鞋，染成黑的，叫人家认出来了还不承认。

那时候胡一六家里只剩了兄弟两个。他爸是国民党兵，1949年逃了。他妈又嫁了人，后来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一开始就吓得自杀了。胡一六他妈死后，弟兄俩靠偷鸡摸狗过日子。幸亏街道上待他们还不错，先是他哥哥进了街办小造船厂，过了两年，又把胡一六分进了棉纺厂，在并粗车间做了维修工。

后来有那么一天，胡一六蹑手蹑脚进了于奇瑞的办公室，颤颤地叫了一声“于老师”，唱歌一样说道：“于老师，你不认识我，我可早就认识你。我现在睡不着觉地想，就是想学点儿乐器。学什么好呢？我知道你于老师大名鼎鼎，这方面是咱厂的‘大拿。我过去没有条件，现在老天爷能让我遇上于老师，我真是三生有幸。你随便教我点儿什么都行，你于老师拔根汗毛就够我扛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

于奇瑞讓胡一六先坐下再说。胡一六说：“我哪敢。”于奇瑞不耐烦起来，说：“怕什么的！”胡一六才尖了屁股坐在椅子边上。

那时候于奇瑞正给厂里排演《智取威虎山》，演员算是齐了，乐队却总是落实不了，遇到演出都是临时调人，有时候连三大件和锣鼓班子都凑不齐。这却使于奇瑞创造了一架手风琴包揽全部乐队的传奇，他用和弦“咣咣咣咣”地当锣鼓，幸亏是折子戏，时间短，要不然于奇瑞不是拉断了胳膊就是累昏在台上了。

于奇瑞问胡一六：“粗活儿能干？”

胡一六忙不迭地说：“绝对没问题，我的于老师，别看我瘦，我可是能爬高，肌肉紧，有干巴劲儿。我从小没别的毛病，就是爱干活儿，家里那么个情况，不干也不行。”

胡一六说着，四处瞅瞅，运足了气去拎地上的手风琴箱子，没想到箱子是空的，闪了他一个大趔趄。

于奇瑞说：“好，那就行。另外，你也学学大提琴吧，会调弦，能崩个根音就行。不过这个事我得先跟高天滚说说，你等我通知吧。”

高天滚是棉纺厂的工会主席。“文革”初期打派仗，成立战斗队，写大字报，都从领袖诗词里选名字，有叫“风雷激”的，有叫“千钧棒”的，还有单打独斗的一个姓赵叫“赵天烧”的。高天滚想，我姓高，我就来个“高天滚”吧。“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没想到叫响了，很多人都忘了他原来叫什么了。

高天滚出名是因为他的一封信。那时候他反对纺织局革委会，认为他们是乱七八糟的乌合之众，他却不写大字报，也不组织人游行，只到医院产房的垃圾桶里捡了一撮头发装进信封，写上：纺织局革委会亲收。

革委会的人打开信封一看，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正是高天滚要说的话。

于奇瑞还没找高天滚，高天滚就来找于奇瑞了，开门见山地说：“尤大姐找我，说并粗有个胡一六，能不能叫他到工会学点儿乐器。不是调了来，是业余。你看着安排安排？”

尤大姐是全国知名的劳模，前任的厂工会主席，当时的纺织局工会主席。于奇瑞听罢，直了一会儿眼睛，随即说：“我知道我知道，好，好，行。”

于奇瑞没有计较胡一六瞒着锅台上了炕，他反而感觉省了自己的事了。

于奇瑞手把手地教胡一六摆弄大提琴，从调弦识谱开始。无奈胡一六音乐细胞几乎为零，学了半天，只是能比画个样子。弦也调不准，样子也不是什么好样子，更不用说即兴伴奏了。

于奇瑞想了想，跟胡一六说：“这样吧，我给你画上‘一二三，你能认识一二三就行了。我画‘一的地方，你拨‘哆唆，画‘二的地方拨‘唆来，画‘三你就拨‘发哆。记住了，大提琴呢，D大调拨起来最方便，外边三根弦儿就是D大调的发、哆、唆，拨起来都不用摁弦儿。所以为了你，咱的曲子能用D大调的我都用D大调，不能用的我也给你翻译成D大调，所以你也不用管它是什么调，你就照着‘一二三拨。你先练好了大调咱再说小调，不过那就不用细说了。”

胡一六频频点头，但是说迷路就迷路。于奇瑞就一边儿拉琴，一边儿朝胡一六点头，点一下点两下或者点三下。胡一六拨错了，就赶紧摇头。

高天滚看到这种景象后说：“于奇瑞，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叫你带着个猴子卖艺。这个小胡也不知道给尤大姐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就知道他帮着她家看孩子来着。”

于奇瑞说没有事，他还能干别的。

也的确，有了胡一六，于奇瑞省掉了许多事，他的手风琴不用自己背了，谱子不用自己拿了，水也不用自己倒了。一应的力气活儿烦琐杂事儿，胡一六全包了。差一点儿，他连自行车也不用自己蹬了。

6

于奇瑞能骑自行车，但不会溜。这使他上下自行车都很“各色”。上的话得选下坡道，找块石头踏了，或踩着马路牙子，跨上车，扶正了把，两脚往后一划拉，走着了，再赶紧用脚去找脚蹬。下的话也是要老早就观察地形，找一高处，减速，靠过去，车子一歪，赶紧用腿撑住。歪不好，人仰车翻。

所以于奇瑞一般不骑车，尤其不能在市内马路上骑。他尤其怕红灯。红灯一亮，人车拥堵，凭于奇瑞的车技，不大可能抢到马路牙子，就只好摁着铃铛，喊着“闪开”，死乞白赖地往右拐。要去的地方就在正前方，他却越骑越远。要是碰巧了一路红灯，就只能一路右拐，拐回原地，再重新发车。

棉纺厂传达室的人都知道，于奇瑞一骑车，他们就叫了人来看，说看看“往右拐先生”是不是又要转圈儿玩儿。

于奇瑞那一阵可是必须骑车，他得去文化馆练琴，而且一天要来回好几趟。棉纺厂没有钢琴，子弟小学也只有手风琴。《黄河》出名之后，于奇瑞窃以为自己名不副实，开始刻苦练琴。

那时候指挥文老师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不能快节奏的曲子只用甩手疗法，慢节奏的曲子只用太极八卦那些套路。他设计了一系列新的指挥动作。他还向名指挥学了一个拉洋車的动作想要用上。他不光要对着录音练，对着镜子练，他还要对着于奇瑞这个活人找实战感觉，所以他也不断约于奇瑞到文化馆一块儿练习。

但是于奇瑞白天还有课。子弟小学师资紧张，除了音乐，他还兼了美术。他只能在两堂课的间隙中来回穿梭。步行来不及，只能骑自行车。但大马路和柏林路相交的那个十字路口却使他打怵。他怕红灯，怕往右拐，怕往右拐了再往右拐，那他还练什么琴，练自行车算了。

胡一六来了，知道了，说：“于老师，我带你。”于奇瑞说：“不行，厂门口一个警察，柏林路有岗楼子，中间能带几米远？那还不如推着走。”一想不对，又说，“那还不如走。”胡一六想想，说：“我给你扶着车子，跟着你跑怎么样？碰见红灯我一把抓住。”于奇瑞说：“那哪行。”胡一六说：“怎么不行！好吧我的于老师，我这就去找人换班，只要你练琴，我全上夜班，白天我来给你扶车子。我换上运动服，换上球鞋。我正好没有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于老师你一定得把这个机会给我。”

于奇瑞说：“那，你不睡觉了？”胡一六说：“我早晚两头睡点儿就够用了。在车间里边也不是一点儿不能睡，下半夜当官的都困了，我在棉花垛上挖个窝趴下，谁还知道？”

胡一六真的跟在于奇瑞的自行车后边跑了起来。棉纺厂到文化馆二里多路，胡一六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那情景使得大马路上的人直发愣，以为是戴眼镜的偷了小瘦子的自行车。

跑过那么几次，那天跑到文化馆之后，于奇瑞突然火了，对胡一六撑粗了嗓子说：“你听我的，再不用来了，我自己能行！”

第二天，于奇瑞提前出发。没走出多远，听到身后照旧传来跑步声——胡一六早就在路边等着了。

以前于奇瑞骑车是不敢回头的，这次他不光回了头，他还不知道怎么就一翻身下了车子。他先是把自己吓了一跳，继而又喜出望外。他兴奋地拍着车座对胡一六笑道：“好了好了，这回好了，你回去放心睡觉吧，这不，我自己会下了。”

胡一六说你再来一遍试试。于奇瑞便又来了一遍，果真是会了。虽然险象环生，但最终是来到地上了。

从那以后，于奇瑞随时随地都想着提携胡一六。但胡一六进星海乐团，并不全是沾的于奇瑞的光。

于奇瑞去文化馆排练，胡一六鞍前马后，他替于奇瑞抱衣服、提包、倒水。后来他也替文老师干类似的事儿。

乐队里没人理他，他不着急，他拿自己不当外人就是了。他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人还没到，笑先到了。见了乐队的人，无论长幼，统称老师。扎进人堆里，屁股没坐下，先撒一圈儿烟，虽然他自己并不抽烟。

星海乐团进个新人像移植个器官似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排异反应。大家观察了胡一六一阵，发现他不是个器官，而是个跟班，就放松了警惕。

后来胡一六当然就黏在乐队上了，在乐队排练的时候他会坐在大提琴声部的旁边，看看谱子，看看指挥，看看拉琴人的手。一会儿不懂，一会儿又懂了。有时候还要小声地哼唱。

演出的时候他更是每场老早就到，往车上搬东西。抢着搬那些最沉的。满脸滴汗也顾不上去擦。

乐队短距离运动的时候，他像一个身上扎满了果子的刺猬。他抱着于奇瑞的谱子，背着文老师的总谱包。他还经常要给首席大提琴手背着大提琴，给铜管声部长提着圆号，有时候脖子上还要再加挂一把小提琴什么的。

这时候你从后面只能看到一大堆移动的物件。从前面你可以在箱包的空隙中看到胡一六的脸，紧咬着牙，流着热毛子汗。

那时候大家心情大变，都感觉胡一六这人真可以，能吃苦，能吃亏，能干。好人！

所以有一天，当胡一六拿了大提琴远远地坐在乐队后边时，没有人感觉特别不舒服。即使有人感觉扎眼，耷拉下眼皮也可以忍受。更多人对他友好地笑，表示欢迎入伙。

胡一六转正以后，事情的败露就不存在时间问题了。他不可能老是一个人坐后边。大家很快发现他只认D大调，拉别的调需要换算，很麻烦。而且他拉起琴来很带架儿但是没有声儿，问他，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的琴什么毛病。帮他检查，才发现别人的弓子擦松香，他的弓子打肥皂。同时败露的还有胡一六把“升半音”老是说成“升半拍”，这不是一般智商能想出来的，属于世界级爆笑性新闻，传出去会使星海乐团很搞笑。幸亏于奇瑞及时启发文老师说胡一六可以留作他用。“他只会拉D大调也是我的失误，不能光怨他。”文老师灵机一动，找胡一六单独谈话，让他干了星海乐团的专职乐务。胡一六死地后生，努力工作，地位迅速上升，到达于奇瑞、薛再生之上，可以进言参政议政，被称作“D大调的内务大臣”。

7

“文丑子怕老婆”，是松林路的一句成语。

文丑子就是文老师。他家是地主出身，他老婆家是三辈子的贫农。他是艺术中专生，文化馆业务干部，“臭老九”。他老婆是小学毕业生，街道靴鞋厂鞋帮组工人。比团体总分，他老婆占优。两人结婚，是文老师攀了高枝，他老婆一不小心“失了足”。

文老师头小，所以脸只能长得比巴掌大不了多少，再大没有地方了。文老师老婆拿着脸和文老师赌气，把脸长成文老师的两个大。所以他们的结婚照好像文老师老婆把脸趴在镜头上，文老师却躲出去很远。

结婚以前，文老师老婆有腰有腚的。结婚生孩子以后，她又拿着体形继续和文老师赌气。她眨眼之间就把身体弄得圆溜溜的，还把屁股向后撅出去一块，整体上看像极了一个花鼓炉子。她整天头发冒烟鼻孔喷气，也就是个炉子，要是又细又长的文老师敢站在她身后，那他们家就连烟囱也不用买了。

松林路的乡里乡亲昵称文老师老婆“花鼓”。

公理公道地讲，文老师又细又长也不能光怨花鼓，这和文老师不听他娘的话也有关系。文老师刚长成男人的时候，他娘就拉长了脸告诫他：“少动女人，动多了伤身体，没看你爹。”文老师的爹死得早，但是并不是他娘说的那个原因。他爹是“土改”时死的。他娘编假话吓唬儿子，主要是怕儿子知道真相后在外边惹祸，其次才是怕儿子损阳折寿。可文老师在炕下能想着娘的话，一上炕就什么都忘了。

文老师他娘多半时间住文老师他姐姐家，偶尔才到儿子这边住几天。文老师的房子實际就一间，后窗临街，门开在院里，倒背着手立在松林路上。文老师结婚时，在房间中间夹个板壁，在板壁上开个门，抠个窗洞，在门上挂块布帘子，在窗洞上用胶布粘块玻璃，把一间做成了里外两间。里间有炕，睡觉，外间起居做饭。他娘来了就在外间临时搭铺。

那时候文老师和花鼓的婚姻主要靠炕上运动来平衡彼此的心情，文老师更是用那个来发泄一肚子窝囊。但是他娘有个毛病，晚上里间一有动静她就犯咳嗽。这个方法刚开始有效，后来很快失灵。

花鼓咬着牙对文老师说：“你给我继续，不能停，你就当成给你娘治咳嗽还不行？”

接着两个人一块儿出大声。果然，文老师他娘不咳嗽了，但是转移成了别的病。

有一次正是文老师在上花鼓在下，弄得满炕转，转得花鼓面对了夹壁上的窗洞。花鼓突然就大张着嘴，手指窗洞翻了白眼。吓得文老师赶紧叫了暂停找眼镜，却只见窗洞还是那个窗洞。

等到花鼓缓过气儿来，文老师佯作不知地问：“怎么了啊？谁啊？”花鼓先是双手死命掐住文老师脖子，嘴里咝咝地出了一阵子气，又左右开弓在文老师脸上扇了两巴掌，然后又拉警报一样发出一声长啸，最后才拖着长腔哭骂起来：“谁，谁，谁！还不是那个老不带彩的老——妖——精！”她突然又瞪直了眼睛，咬牙切齿，一迭声儿地振臂高呼：“打倒地主婆！打倒老流氓！打倒文玉圭文丑子他娘！”赤裸着身体就往外间冲。文老师赶紧抱住她，一边朝他娘喊：“还不快跑！”他娘眼前“土改”重现，赶紧遁入漆黑的夜，傍身的小包袱也没来得及拿。

两岁的女儿吓醒了，跟着她妈一起哭闹，在花鼓的噪声里加进一个如锥的尖声。文老师的脑子本来就嗡嗡响，像星海乐团低音声部的齐奏，这一来齐了，一支小提琴协奏曲撕心裂肺地奏到了高潮，文老师却只知道团团转，不知道该打什么拍子。

花鼓从此内分泌失调，上火、发干，例假也乱了套，应该滋润的地方不再滋润，应该滋润的时候也不能滋润。有时候却又会突然发情，不分晨昏也不择时机。文老师的脾气越发温良恭俭让，跟花鼓说话的语调绵软甜美如山东特产高粱饴。以前他最爱听小提琴协奏曲，现在他一听那东西就心烦意乱，认为只有不正常和月经不调的人，才会写出那么折磨人的东西。

8

但是那时候文老师不爱听小提琴协奏曲已经来不及了，他以前爱听是颠扑不破的事实。星海乐团有一小撮人揭发了他，材料上写的是“他深夜躲在小黑屋里偷听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材料直接给了区革委，处理意见很快下来了，文老师暂停工作，马上上花果山参加思想学习班。

电话通知了笙馆长，打电话的是个四川人，笙馆长问：“学习班？什么问题？”那人说：“我也不知道是啥子问题，听说是偷听‘嘀嗒屌。”

笙馆长眨巴着眼睛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嘀嗒屌？那个东西能偷听？”

笙馆长爱喝酒，喝酒的方法很有个性，下班路上，见了卖酒的小铺就进去，一两散白酒，掺上白开水，什么下酒菜也不要，连本地人常说的“钉子蘸盐水”都不用，一仰脖咕嘟咕嘟灌下去，一抹嘴，跨上自行车就走，再到下一家喝去。从文化馆到笙馆长家总共六家卖酒的，他一般在到家以前就喝得晕头转向了，车子也不能骑了，家也找不着了。所以笙馆长几乎成年累月地推着车子满街逛，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他老婆因此和他离了婚，幸亏他女儿待他不错，收留了他不说，还坚持天天上街找爹。

后来笙馆长在文化系统就地取材又找了一个老婆。该女士原来唱过大鼓，胖大肥硕，那年头儿也敢涂脂抹粉穿得珠光宝气。笙馆长新婚大喜，常穿得新崭崭的，推了车子，和新夫人在街上漫步。见了熟人，满脸堆笑，别人没说什么，他先说同喜同喜。别人翻白眼，他也说同喜。只是自行车太破了，醉生梦死的时候摔烂了，真正的铃铛不响，全身都响，走起来稀里哗啦的，像给二人的行进敲架子鼓。

笙馆长把于奇瑞和薛再生请到他的办公室虚心请教，揪起眉头也揪起嗓子说：“怎么回事兒呢，这是？什么叫，啊，‘嘀、嗒、屌？”

他把三个字分得远远的，免得它们组合起来，使他浑身难受局部发痒。

于奇瑞说：“都听，谁不听？这是业务。专业的也听，不听《天鹅湖》，哪有《红色娘子军》？”

薛再生说：“文老师听的时候，也许，小泽征尔正在地球另一边儿指挥演出老柴的这部协奏曲呢。”

薛再生看到笙馆长的眼皮眨得像蜂鸟的翅子，解释说：“就是你说的那个。”

笙馆长说：“嘀嗒，啊屌？”

薛再生说：“啊。”

笙馆长还是半明不白的，急吼吼地说：“你们无论如何得教教我见了领导怎么说哦。”

于奇瑞说：“这还不好说，你就说调查明白了，老文他听的是《小二黑结婚》，那些告状的人不懂，以为是那个什么。”

笙馆长又说：“嘀嗒，啊屌？”

薛再生突然变了脸，朝笙馆长吼道：“什么嘀嗒啊屌，D、大、调，听好了，把声调说对了，是‘调，不是‘屌。你普通话四声不分，连个调还是屌都分不清，你还当的什么文化馆馆长嘛你！”

说完摔门而去。

笙馆长愣在那里，张口结舌了半天。

于奇瑞也被薛再生吓了一跳，安慰笙馆长说：“没事没事，薛再生他是替你着急。”

笙馆长眼珠呆滞，旱鱼似的吧嗒了两下嘴，叹口气说：“于大师啊，可惜再生他说得都对啊。你们看我活着，其实我早就死了。我好好一个农民，家有薄田，本来不想出来当官啊。可是我也放过枪扔过手榴弹，多多少少也有功啊。我干工商干得顺风顺水为什么一竿子把我拨拉到这个一溜邪气儿的文化馆来受这个罪哦。我也想过学业务说普通话，但是我这一把年纪没有一点儿基础我能弄懂‘嘀嗒屌还是‘D大调？当年我拍拍会计的腚，无非让她好好干活儿，算是什么作风问题吗。现在批我斗我，一打打我个半死，但是打我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笙馆长说着，面部痉挛，老泪纵横，呜呜哭出声来。哭着哭着，他又立停，瞪眼说：“薛再生他不能摔木碗儿啊，老文不在，乐队活动不能停啊。开会什么的，区里还指着我们这个星海乐团打门面来。”

于奇瑞说：“摔木碗儿不会。薛再生不是那号人。”

笙馆长说：“真的不会？啊呀你跟他说我给他赔礼道歉哈。”

于奇瑞说：“他摔打你，应该他给你赔礼道歉。”

笙馆长说：“我活该，遇上这些破×事儿，连个，啊，D那个什么……”

他又问一次于奇瑞：“什么来的？”

于奇瑞鼓鼓嘴才说：“D啊，大啊，调！啊呀我也差一点儿跟着你进了胡秫地。”

笙馆长如此器重薛再生，盖因那时候薛再生已经上升为星海乐团副指挥。首席本来就是副指挥，但是以前是名义上的，现在是上了台了。

那时候星海乐团出现异象，每次排练结束，文老师刚要拿腔拿调地讲话，大家都看薛再生，他不动，大家也安静地坐着，他一收拾家伙，大家便稀里哗啦，轰的一声散了。文老师只好双手围成扩音筒，干干地喊：“别忘了，下礼拜几，几点。”

文老师对此情此景做过比较性思考以后，有时候便忍痛把指挥棒让给薛再生挥舞一下。

薛再生和文老师的指挥艺术有几大区别。

文老师指挥，面前放着总谱，所以脑子里没有谱，手上也没有音乐。

薛再生指挥不用谱子，谱子都装在脑子里。

文老师的动作，都是模仿某名家的。名家是胖子，他是瘦子，一样的动作，他做出来并不是名家的效果。

薛再生的指挥动作基本不讲套路，都是从感觉出发。要求强的时候，他瞪眼，握着拳哆嗦，有时候再加上跺脚。音乐最激烈的地方，他劈头盖脸打组合拳。音乐轻柔抒情的时候，他闭上眼抚摸。乐曲结束时是最见指挥功力的地方，如果是强结束，薛再生会用双手把全体乐队一把攥死。弱结束的话他会伸出两个手指把飘浮的余音先捋一捋，捋成一只蚊子，再在适当的时候悄悄捏死。捏死后还要一哆嗦，把尸体扔出去。

他第一次扔尸体的时候获得星海乐团的全体鼓掌。

文老师排练前先讲课，抄一些说明文干干巴巴照着念。

薛再生不讲解音乐，只在音乐进行中给出提示。要求渐强的时候他说：“杠杠儿起来（勃起）！”抒情的地方，他说：“唱！唱起来。”他自己也唱起来。

处理两拍子的三连音的时候，薛再生彻底击败了文老师。文老师坚持打他的两拍子，让乐队自己去解决二除以三等于几的问题，导致乐队一片混乱。薛再生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是三拳，打得乐队人人清醒。

之前于奇瑞已经在排练现场为“二除以三”这件事和文老师争论过，说：“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文老师当众下不来台，对于奇瑞说：“你弹好你的琴就行了吧，我还能把两拍打成三拍？”后来薛再生真的把两拍打成三拍，而且效果奇佳。于奇瑞得意地跟文老师说：“你看看。”文老师脸色发青，歪着脑袋不说话。

那样的情况，使文老师和薛再生的关系越来越微妙而不是复杂。

一次演出之前薛再生发烧，其实也没严重到不能上台，却托人捎信给文老师请假。文老师大惊失色，立即来到薛再生家，柔声细气地说：“无论如何你也要坚持一下，哪怕只是上台坐着，不拉。”

那时候《黄河》演出两周年了，文老师对指挥工作已经很开窍，他的窍门就是在容易迷路的地方跟着薛再生走。

文老师顾了茅庐，薛再生答应尽量争取参加演出。演出前一小时，薛再生还没动身，文老师却推着女儿的儿童藤车来接他了，说：“我来推你吧。”

那一刻薛再生感动得什么似的，也惭愧得什么似的。

9

其实那时候薛再生也偷听过“D啊大啊调”，不过不是柴可夫斯基的，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也都叫《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星海乐团的副首席吕金迪人小鬼大，在社会上交往了几个中俄混血大朋友，从他们那里搞到一批從苏联走私过来的古典音乐大唱片。吕金迪听过后，留下自己喜欢的，把剩下的加价转让了出去。

那时候薛再生刚由学校分配进工厂做学徒工，拿出一个月的学徒补贴二十一块钱买了吕金迪三张唱片。用的先斩后奏的办法。他家他奶奶掌财政。他奶奶对薛再生有求必应，只是嘱咐薛再生千万不能让他爸妈知道。

薛再生选了个月黑风高夜，趁他妈上夜班时，凑了一批人和设备。拿电唱机的可以带上自己的得意弟子，拿收音机的可以捎上自己的姐姐和准姐夫。大家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会聚到薛再生家厨房里，关门堵窗地享用他们的音乐盛宴，听许多世界“名指”指挥世界名团演奏的世界名曲。除了吕金迪转让的，还有其他人从其他渠道弄来的，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的，都是一听使人开了脑盖儿的……

他们没有懂俄文的，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柴可夫斯基《第一交响曲》的标题是“冬日的幻想”，但他们照样蜷缩在那里幻想。谁也不看谁，或者闭着眼，或者望着天。长号的独奏悠长而又悲怆，他们的脊背一阵阵过电。有人自言自语：“我想起了下乡的日子。”就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刚一奏响的时候，他们汗毛倒竖，其中一个憋了一阵子说：“啊呀不好，我想打人！这个比造反歌还厉害哈。”

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鬼子进村”那一段的时候，他们惊得下巴都掉了。一齐说：“啊呀呀原来如此，《平原游击队》！”

听到下半夜，薛再生问：“还听？”有人问：“还有？”有人说：“听吧，机会这么难得，没有了就把听过的再放一遍。”下乡回来的那个说：“就是，我都想听着这个死了算了。”

直到晨光初露，他们才依依不舍散去。

薛再生问奶奶：“怎么样？”

奶奶说：“二十一块怎么也不值。”

薛再生说：“我是说音乐怎么样。”

奶奶说：“音乐呀我听就是一条狗，低着头，在雪地上走。”

薛再生说：“您这是说哪一段？”

奶奶说：“就那一段，先轰轰隆隆，再吱吱勾勾。”

薛再生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奶奶说的究竟是哪一段。他奶奶一开始给孙子们放风，听外边儿的动静，后来就堆在里屋炕角那儿点了一夜头，有时候是打盹儿，有时候是表示把音乐听进心里去了。

正说着，薛再生爸爸披着衣服从里屋出来，瞪大眼说：“知不知道你们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以后这样的事儿还是少捣鼓。”

10

薛再生找到吕金迪说：“你小子怎么回事儿？”

吕金迪说：“我没骗你，就是七块一张。”

“我不是说唱片，我是说文老师。”

“哦，你说老柴‘D大调？我借给他的，怎么啦？”

“别装蒜，是不是你们告的他？他可是上有老娘下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能这么搞！他老婆已经起了疑心，找笙馆长说：‘什么学习班，我这几天眼皮老跳，是不是把俺男人抓起来了？接着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老婆怀疑你？”

“这和她怀疑谁没有关系。赶紧写信，给文老师上解药。”

“哪有信，不是写的信，不用信，打个电话就行。”

“就可以抓人？”

“那么怎么的。他那也不算抓。你不知道哦？判刑，枪毙，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吕金迪没命地抽了几口烟，绷起脸来又说：“本来也不想瞒着你，因为这件事其实还不都是为了你。不信你去问问结巴篮子和关和平，我们怎么商量的。当然这也是大家的艺术生命问题，而且关系到将来咱‘松林路乐派的历史定位。文老师他也太没数了，一个搞民乐的，一开始连五线谱都不识，更别说移调乐器，净是占着茅房装拉屎。我给他听老柴‘D大调本来只是让他补课的，后来是结巴篮子他们……”

薛再生眯眼看吕金迪，沉吟半晌才说：“我能理解你们。全世界，哪里，任何时候都有反对派，这个很正常。但是你们这么弄，道德上站不住。最轻你们这也是无聊、空虚、恶作剧。不过，松林路乐派的说法很好。还有谢谢你们对我的好意，但是问题没你们想得那么简单。先把这件事了了，把文老师放了咱再慢慢说。”

“你听我说。”

“你不用说。不就是咱们拾柴，文老师烤火？”

“岂止！一方面老文里里外外都以星海乐团做资本，在馆里居功自傲，把笙馆长也不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却贬低你和我们的作用。最不应该的是，他竟起用胡一六这样的其实连D大调也他妈不认的鸟人。我们的意思，不行咱们拉出来自己单干。”

“另立山头？那是胡说八道。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要搞音乐恐怕离不开文化馆。文老师干是正当防卫，我干是谋权篡位。至于艺术上谁高谁低自有公论，不是自有公论，是已有公论。再说争那个干什么？我们能各尽所能享受音乐就行了。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很同情你。你也知道你的父母都曾经是我的老师，他们‘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你的心情。但是你要控制住自己，不然发展下去会不好收拾。还有一件事我也趁这机会给你说开了，我知道我拉首席你也不服，但是你代替不了我。首席要的是综合素质，你比我还是单薄了点儿，你可以拉独奏，但是你做不了首席。哈哈你们没想怎么收拾收拾我？”

“你看你，那个怎么不可能，啊，不是，那个怎么可能！”

“要用‘鸡皮钓滕老师的不是你们？”

吕金迪愣了一瞬说：“这个×养的两面三刀的结巴篮子，是不是他跟你说的？这就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我们都没同意。‘鸡皮和我什么关系，我能叫她干那种事？”

一提“鸡皮”，吕金迪没了脾气。

薛再生听说的情况是“鸡皮”本名季萍，文化馆声乐队美女歌手。“反对派”另外三个核心人物，一个吹长笛的小平头（关和平），一个吹圆号的大白鲨（沙一鸣），还有弹贝斯的结巴篮子，他们同时看上了“鸡皮”，就在三个人一起伸出脖子围住“鸡皮”还没下手的时候，吕金迪来了个老鹰抓小鸡叼走了“鸡皮”，闪得那三个脑袋碰了脑袋。“鸡皮”很快怀了孕，找大白鲨姐姐安排秘密流产，流产后不敢回家就住在结巴篮子家后院的杂物屋里。结巴篮子和他哥哥分了家，单独占有那间杂物屋。吕金迪回家偷俩鸡蛋，借结巴篮子家的水壶到松林路火烧铺从茶炉里打壶开水，把鸡蛋烫得半生不熟地让“鸡皮”补身子。那时“反对派”全体轮番照顾鸡皮。

另外薛再生也知道“反对派”他们整过于奇瑞。所谓“整”也就是突然一起不理他，视他如空气。吕金迪对他薛再生还是收敛的，只敢做些小动作。比如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拉拉他留在谱台上的琴，如果弦调得没问题就正经拉一段旋律表示在试琴，弦调得不太准就拉些怪声让大家注意首席的水平不咋地。他知道更多时候“反对派”只是瞎折腾。吕金迪体形像咏春拳的练拳桩子但是身体灵巧很能上蹿下跳，整天带领“反对派”跟过山的猴群似的轰地掠过马路又轰地钻进院子。再不就晚上躲在黑影里吓唬人。打賭——吓得那人蹲下多少钱，坐在地上多少钱，出声多少钱，不出声多少钱。

他们吓过他，半夜三更四个人一起大喝一声从树荫里冲出来夹住他，结果他直挺挺站着一动不动，也没出一点儿声，使他们很扫兴。

不久文老师的学习提前结束，回家后花鼓问：“放出来了？”

文老师说：“学习嘛怎么还……”

花鼓说：“看样学得挺好，学得眼镜都糊着胶布？脸上的青那是怎么的？”

文老师打个哆嗦说：“你知道了？”

花鼓说：“我不找老笙要人你就等死吧你。”

文老师说：“不骗你，就是学习班，学习班光让写检查不让睡觉，不打人。眼镜是溜门子的‘造反派干的。不认识，也不知道哪派的。”

花鼓摸摸他的脸说：“疼不疼？吃亏了。”

文老师想想经历的惨状，抱住花鼓放声大哭。

花鼓说：“哎哟出水了。快不用哭了，赶紧来吧，把我当‘反动派造一顿，出出你的窝囊气。”

完事后文老师感慨不已，说：“还得听‘D大调啊！”

花鼓说：“恣（爽）糊涂了你？”

文老师说：“我的意思是没有学习班，哪能看出咱的夫妻情。”

花鼓说：“才知道你，才知道你。还真是，我看通过学习班，我觉着我也没有病了。也怨咱以前太勤了吧。”

文老师赶紧说：“所以咱娘有咱娘的道理。”

那么你叫咱娘想来住还来住，把小窗做个帘子就行了。

与此同时薛再生想找笙馆长道歉，一进馆长办公室就看见笙馆长模样变了，正在戴着花镜捧读经卷。笙馆长一看是他，抱住他就不停地拍打起来，拍得他尘土飞扬直咳嗽，什么话都没说出口。

激动过后笙馆长说出了激动的原因：“谢谢你和于奇瑞，真是人不学习不如物，以前以为交响乐就是又叫又响，协奏曲还以为是要血揍谁，哈哈。现在我知道了，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有三个D大调。十大协奏曲有四个D大调，三个d小调。d小调也不是善茬子，而且大调就是男的，小调才是女的，所以嘀啊嗒啊，啊！——也不是我胡说的。”

11

那时候时间飞速运转起来，十来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笙馆长退休以后，文老师熬成了文馆长。他娘临终的时候把他爹的事儿告诉了他，盼望看他哭骂一场。文馆长说：“那是民族的记忆不关我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娘没有办法只好咬牙咽气。

虽然文馆长女儿小时候哭都能哭出小提琴协奏曲，文馆长却对女儿说：“没有必要把音乐当作专业来搞嘛，作为爱好可以啦。有几个D大调就够听的啦，世界哪里需要那么多音乐家呀！关键是这一行也全是钱铺路啊，所以货真价实的少之又少啊！”

花鼓成为馆长夫人以后在松林路开了第一家早点铺，比起以前从事的修鞋业务，明显收入多了，劳动强度低了，社会形象也提高了。

松林路那时候兴起烧油的土暖气，告别了老式的烟囱和炉子。

笙馆长退休以后继续学习音乐理论，专门研究D大调为什么那么吃香。东抄一段，西抄两段，合成三段，出了专著。还捎带着研究了《鼓子的历史》，把他唱大鼓的老婆写进了文献。

胡一六先是调进文化馆，接着调进文化局，而后成了八林区音乐家协会主席。每逢视察工作观摩演出，他都少不了翘起嘴唇巧声发问：“这个曲子这么好听，D大调的吧？D大调那可是个好调儿。”

每次给乐队讲话，都要嘱咐乐手：“弓子可是不能打肥皂哈。”

胡一六进星海乐团的时候引起松林路老百姓感慨万千，他戴上文化局局长桂冠的时候老百姓感觉理所当然。虽然没有放鞭炮，但是也没有上街游行喊口号。

做出过激反应的只有吕金迪。

他结结实实揍了胡一六主席一顿，为揍这一顿他先练了咏春拳。“反对派”已经散伙，只有吕金迪和结巴篮子有联系。结巴篮子侦察到胡一六常到八林公园散步，吕金迪就埋伏在八林公园的柳树林子装作拉琴钓马子。胡一六看见他以后，还没来得及决定是迎上去搭讪还是扭头逃跑，吕金迪就下了手，一边横平竖直地揍一边说：“知道为什么揍你吗？”

胡一六说：“你小心！”

“小心什么？我揍你这样的是替天行道。”

“小心地上那个窝，别崴到脚。”

“为什么揍你？别打岔！”

胡一六又说：“你小心！”

“又小心什么？”

“打哪儿都行别打脸。”

“他妈你还知道要脸！”

说着拳脚加力。

“还不知道为什么？”

“知道知道，我和‘鸡皮你夫人光搞对象儿没结婚。”

“不是为那个。那算什么。她那是自甘堕落。那时候我和她也没什么关系。”

“那就是我向文丑子告密。”

“告什么密？”

“我没告你，我是告薛再生。”

“你告薛再生领导我们要叛变不就是告我们吗！但是哪有的事儿！但是你这一告闹得星海樂团树倒猢狲散，改变了我们一批人的人生命运你知道吗？《黄河》是我们的青春，星海乐团是我们的摇篮，因为你这个D大调内务部部长的卑鄙无耻，害得我们的青春不是一片灿烂而是一片糟烂。这是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吗？”

一边放风的结巴篮子舌头黏在上牙桥上做个要说话的动作，发出“嗤嗤”撒气声。

吕金迪替他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及时地结束，区里还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我们，你知道吗？”

胡一六脆生生地说：“游街。已经定了。那时候看个黄色录像都游街。”

吕金迪说：“你还好意思说。”

胡一六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结巴篮子又“嗤”了一声。

吕金迪又替他说：“要不是‘改革开放，我们都很难看知道吗，要饭都有可能。”

胡一六又说：“你小心，你头上有个‘借溜（知了）要尿尿。”

吕金迪一抬头，胡一六借机就溜，撒腿就跑。

于奇瑞教琴教得成绩斐然，有好几个学生登上了世界乐坛，那时候他已经被有的人称作“钢琴泰斗”，却被薛再生翻译成钢琴“太逗”。

薛再生和于奇瑞来往得好好的突然消失了，四年以后再出现突然就中了邪，说是去西藏转山发现了神秘的宇宙法则：万物全是振动体;量子不可测是真事儿;灵魂不灭;音乐能治病，D大调治得最好。并且他们趴在国境线上创作了交响诗《云南印象》，主调用的是D大调。

责任编辑 张 烁

【作者简介】阿正，本名张永正，1950年生于青岛。自幼对文学、绘画、音乐皆有所涉猎。大学读音乐教育。先曾以作曲、配器、指挥等身份活跃于音乐领域。后又曾潜心铜板蚀刻肖像创作，作品曾被选作礼品赠送给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等多国国家元首。近年在《小说月报·原创版》《时代文学》《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