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讨论了沈从文的《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指出这两篇小说均具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多的是试图揭示一种现代生活的路径和可能性，尤其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两个女性人物萧萧和拜拜姑姑命运相同，时代背景、地域和文化却相去甚远。鲁迅感叹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沈从文和马金莲笔下，带出了更多的本能，更多的人情，更多的文化可能性。“娜拉”走后不知道怎么样了，萧萧和拜拜姑姑是走都没有走出去，萧萧被启蒙了还想跑，拜拜姑姑却因为各种文化背景之因，跑都没有跑，恐怕是没有出路的。无论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看，沈从文和马金莲的这两篇经典小说，依然具有非常高的现代性反思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 《萧萧》 马金莲 《绣鸳鸯》 现代性

沈从文的《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都很耐读，故事情节动人，人物令人动容。两部作品揭示的现代性反思意义值得深思，仿佛是已经解决的女性觉醒和生存困境的问题，却原来一直根深蒂固地衍生着。

萧萧是一个童养媳，沈从文仿佛是在批判封建的童养媳制度，更多揭示的却是启蒙的不彻底和不完整，或者走样的启蒙更可怕。人情和人性的自然属性，或者文化的人类学意义更大一些。拜拜姑姑是一个西部乡村的妙龄小姑娘，由于全家搭救了一个小货郎子，自然而然地二人发生了恋情，还有了身孕，然而小货郎子毕竟不属于这个偏远的乡村，还是远赴天涯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小说桥段，与沈从文的《萧萧》对比来看，马金莲更多的赋予人物善良与人情，无关家庭、地域、身份。这是一种超现实写法，是对现实无奈的对抗。今天看来，这两篇小说均具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多的是揭示一种现代生活的路径和方向，尤其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两个女性人物萧萧和拜拜姑姑命运相同，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是无果的。萧萧和拜拜姑姑这两个人物走都没有走出去，萧萧被启蒙了还想跑，拜拜姑姑却因为各种原因，跑都没有跑，恐怕是更没有出路的。再读经典依然具有非常高的现代性反思意义。

一、自然的人情和人性与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凌宇说：“沈从文以其创作的独特品格，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色作家之列；中国有两位文学巨匠，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沈从文；马尔克斯只是百年孤独，沈从文是千年孤独……”a我们从沈从文的《萧萧》来看，这确实是一个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问题，中国想要真正走向现代化，首先是现代意识的确立，而现代意识的确立一直是在彻底否定和盲目肯定中徘徊，是一条漫长而又不知方向的道路。因此说沈从文的孤独是几千年的。从沈从文主要的一些小说来看，沈从文期望通过一百多个女性形象，来分别描述她们在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状态，不同境遇下的遭际，引起大众反思。很大程度上，我们误读或者理解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萧萧》，我们通常更多的是批判封建思想和童养媳陋习，对萧萧的内心和其无路可走的现实，讨论得不够。从文学地理学理论来看，萧萧的生存状态，有地域的文化形态；从文学人类学理论来看，又具有民族和民俗特质；从文化启蒙角度来看，沈从文对于当时启蒙的不彻底、不全面，或者走样的启蒙是有所思的。

《蕭萧》讲的是一个湘西乡村童养媳萧萧的故事。说起湘西，只有去了，才真正理解什么是大山，连绵不断而又险象环生，生存环境相对险恶，同时风景又异常的美丽，山水灵性，造就了湘西的美。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就是水土和民俗。而生存于20世纪初叶的湘西，可想而知这里的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了。湘西这个地方多半都是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为多，沈从文笔下的女孩子名叫“翠翠”“萧萧”“三三”“幺幺”，等等，并没有强调其民族，我们是从一些山歌、服饰和生活常态，包括一开始就叙写的婚事来感觉的。那里的吊脚楼、长河、磨坊、田间，衣服上绣的不同的花色，头发的梳理与盘结，都是深具民族文化意蕴的。因此，在1988年，由《萧萧》改编的，谢飞导演的电影《湘女萧萧》，将人生的无常，不温不火地表现了出来，这是沈从文认可的那种少女的纯美，也是沈从文认可的自然生存景致。谢飞的唯美和舒缓的叙述，在《湘女萧萧》中完美展现，湘西那时隐时现的山峦，清澈又时而汹涌的河流，土家族、苗族的山歌，土家族、苗族的服饰，乡村随日月和四季轮回，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让我们看到了影像审美的意义，同时对于湘西女子的命运有了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沈从文的许多中短篇其实都可以改编为影视，只是由于中短篇改编需要加进许多复线支撑，一般的编剧很难达到小说的思想高度，容易走偏。而沈从文小说揭示的恰恰是湘西的文学人类学要义，给我们打开了这个“希腊小庙”的大门。

马金莲的小说《绣鸳鸯》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西北的乡土，并且从作品里的民俗事项，显而易见写的是回族，年代虽然没有明确的交代，但是就货郎子这个职业来看，至少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事情了。“我姑姑”拜拜这个女子，离我们仿佛很是遥远，遥远得像是《诗经》里的女子；仿佛又很近，就在身边。萧萧听过女学生的事情，见过女学生过路，心向往之，并且还大胆地尝试了女学生的自由，事情瞒不住的时候，甚至有女学生的勇气私奔，而花狗跑了以后，又鱼死网破地打算自己也跑了算了。至少萧萧受过新文化的启蒙，有过反抗。然而萧萧不但没有跑成，最终还成了封建卫道士，不仅做了一辈子的童养媳，可悲的是又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童养媳。萧萧就像韩少功《爸爸爸》里的丙崽一样，是国民劣根性的延续者。马金莲《绣鸳鸯》里的拜拜姑姑，既没有听过女学生的故事，也没有见过女学生过路，是完全处于封闭、落后的空间里，对于男女，更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爱欲，由于回族的家教和伦理，就是货郎子不跑，恐怕也没有出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爱情、婚姻与情爱之重难以两全，女子总是承担了生命之重。西部生存的文学人类学的漠野深处，还有进一步描摹和阐释的空间。

二、文化守成和现代性追求

沈从文的《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其着力点都主要在于文化守成和现代性追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与不可调和性，在故事的情节发展和主要的审美追求上，是一致的。比如叙写的都是不同地域少女的美，不同时代少女的命运遭际；不同民族的民俗事项，如山歌、婚丧嫁娶等有关文学人类学和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揭示，因而其思想意义和审美追求是基本一致的。

张新颖说：“讲到他的文学世界，我觉得有一点可以细讲，就是沈从文小说里的人，和‘五四以来的小说里的人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作者和作品里的人的关系，他不比他们大，他不比他们优越，他也没有站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他就和他们处在一块儿，处在同一个世界里。还有一点，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面，人是处在不同的等级上的，最上面的是先觉者、启蒙者，往下一点有正在启蒙过程当中的人。等待启蒙的人，再往下一点是愚昧的人、怎么启蒙也没用的人。”b通读沈从文的小说，甚至一些自传体的文字，这种感觉愈加强烈。而这篇《萧萧》，作者更是站在萧萧的立场、萧萧的角度，去展现那女子的美，那简单而纯粹的姐弟情意，那自然的情爱，那善良的恻隐之心，那自然的山水。按照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来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萧萧》是一个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角度，马金莲则是一以贯之的女童视角。《萧萧》写的是在湘西乡下的十二月里，一个小姑娘出嫁了，先是走水路，然后又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并且坐的是四人抬的轿子，这在乡下也是很风光的了，只是这个女子不像别的姑娘那样哭嫁。一个从小缺失亲生父母的小女孩，自幼由伯父抚养，豆蔻年华便被卖做童养媳，所以也不见她哭嫁。十二岁嫁过来以后，就是一个带孩子的小保姆，就像祥林嫂的当初，有了饭吃，有了个这么好的主家，便很能卖苦力。萧萧对小丈夫也特别疼爱，因为他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特别可爱，也很黏萧萧，于是萧萧就整天背着小丈夫，还不忘干家务，干农活也很卖力，非常勤快，很是得到祖父和其他家人的好感。萧萧做了小媳妇，饭也吃能饱，全家对萧萧也很善意。才过了半年，萧萧就发育成长了，人也胖了。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扇着蒲扇，家里的两个长工，一个哑巴，一个花狗，都是大小伙子了，是这家的壮劳力，也坐在一起听祖父讲城里的故事。这家人也算是富贵人家，祖父识文断字，见多识广，家里还有祠堂。不知不觉就两年多了，祖父依然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躺在躺椅上，扇着蒲扇，讲起了女学生的事情。

这是萧萧第一次听说女学生的事情，不过就是人与人的平等，男人与女人的平等，进而是女学生的自由，尤其是女学生和男人之间的自由。这在萧萧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也算是一种启蒙吧。我们会觉得沈从文写作时所揭示一些重大主题，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在不经意间，就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揭示了出来，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乡村也是传播到了，只是传播走样了。和鲁迅《阿Q正传》里阿Q向往革命是一个意思。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革命，在乡村的走样所带来的负面的思想认识问题恐怕更大。就这样日子过去两年多了，身体逐渐成熟的萧萧不免引起了花狗的关注。花狗也正当年，且长得膀大腰圆，会唱山歌，会干农活，也是这家特别好使唤的长工。花狗对主人家的儿子也特别疼爱，一得空就给娃娃摘果子，教娃娃唱山歌，娃娃不懂是啥意思，逐渐长大的萧萧却听得耳热心跳。在《湘女萧萧》里，有个细节，说萧萧的乳房渐渐坚挺，婆婆看不过眼，就用布条子给缠了起来，说明当时的乡下还没有胸罩一说。不要说当时的乡下了，就是如今的乡村，许多发育的女子，大概还有被用布条子缠裹的事情，严重地影响了乳房的发育和今后的母乳喂养，这种无知且延续很久的事情是要不得的。好的影视改编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后来的情节自然不出意料，萧萧和花狗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们也是两情相悦。要怪就只能怪萧萧的命运了，若不是伯父给了她一个童养媳的身份，贪图一个乡绅家的富裕，她即便是嫁个花狗式的长工，也可以享受普通人正常的生活。然而，长工拿什么娶媳妇，穷人怎样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呢？肚子渐渐大了的萧萧心里有女学生的启蒙，一心想着花狗带她私奔，不料，花狗却跑得无影无踪。这里，我也不想批判花狗，正处在青春年少的两个男女，两年多共处一家，产生感情或者有了私情仿佛是正常的。然而花狗是承受不了这个结果的，花狗没有这个肩膀。跑路是花狗作为男性最明智的选择。这么分析，是多么的冷血，又是多么的人情！这就和阿Q一样，花狗是没有人权的，甚至没有姓名权利。生活就是这么残酷，要想活个人样，想要有作为，想要获得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出路在哪里？再说萧萧，孤单无助的她，甚至到庙里吃香灰，喝凉水，一切办法都想了，除非去死。然而她不想死，她还想做女学生呢。她打算顺着女学生过路的道路跑了去，然而失败了。婆家是善良人家，是发卖还是沉潭，找来了萧萧的伯父。伯父自然愿意发卖，还可以第二次得钱，沉潭他们是不愿意做的。这也说不上是虚伪，祖宗规制就是这样的，族长也就依了。然而发卖，外面乱哄哄的，一时也没有有钱人来买，不久萧萧生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大儿子。这家人便想，这个娃娃长大了，又是一个好长工，况且萧萧对小丈夫是真心的疼爱，也就罢了。后来萧萧又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童养媳，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故事就是这样的了。一直在想，在萧萧的一生中，真正的男女之情也就是和花狗吧。比萧萧小十几岁的小丈夫，长到成人，且去外面读书，变成了男学生，还怎么能看上已经三十多歲的，在他们家操劳半生的大媳妇，何况乡村的女人这个年纪已经显得很老了。小丈夫家境宽裕，纳妾或者找个女学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当然这个婚姻是有的，不过是女人在家里苦守，男人到外面追寻梦想。假如沈从文没有从湘西走出来，也不会有这么深刻的思考。当然，小丈夫对萧萧的依恋是肯定的，那是俄狄浦斯式的情爱，与花狗恐怕不是一回事。20世纪初叶的启蒙和革命，在乡村是走样的，变形的，对于现代生活的理解是偏颇的。萧萧对女学生是无限向往的，然而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意识，真正的现代生活，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度，其他地域又是什么样呢？

《绣鸳鸯》是马金莲小说里的上乘之作，是可以拿来和《萧萧》一起对比的。我最早是在《小说选刊》 2014年第六期看到的，那期还有汪曾祺的《岁寒三友》，鲁敏的《徐记鸭往事》，可见还是优异的。《绣鸳鸯》写的是一个西北乡村的故事，和《萧萧》相比较，没有那条长河，没有那时隐时现的好像永远也走不出的山峦，有的是酸菜、糖瓜子，还有一个俊美的少年货郎子。这是马金莲第一次写一个如此出众的男性形象，不仅外貌俊朗和果敢，还很有才华，见多识广，有眼界，因此和“我”的姑姑恋爱，仿佛也是命中注定的。小说依然采用马金莲一贯的儿童视角—— 一个女童视角。从故事的背景来看，应该是还有货郎子的年代，可是又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背景。《萧萧》明确了故事的背景，交代得非常清楚，有关新文化运动，有关女学生，因而普适性和思想性就很明显。显然《萧萧》揭示的不单单是童养媳的问题，而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主流，同时沈从文也敏锐地发现，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和走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思想的异化，恐怕是更不利于现代意识的确立。真正的现代意识，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生，但凡有点启蒙意识的人，都想走向现代，然而又仿佛没有路径，或者没有方向，就像鲁迅说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正如张新颖说的，人人以启蒙者自居，岂不知或许自己就是那个需要启蒙的。如此看来，一部小说，交代好背景，更有利于发现其背景下的主要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因而揭示得更加切中肯綮，有的放矢，便于后人引以为戒。像贾平凹《废都》那样直面知识分子的颓废，《高兴》那样直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打工阶层的草根生活，《秦腔》那样直面乡村的凋敝和传统文化的衰败。这些作品几百年后依然是文学人类学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范本。

然而《绣鸳鸯》还是打动我了，这样凄美的爱情故事，毕竟在马金莲笔下是不多的。《绣鸳鸯》依然保持了马金莲一以贯之细腻的笔调、生动凝练的语言。语言方面这里要特别强调，回族文学都是汉语写作，尤其是西吉方言的展现，都非常有意思，同时还有一些回族的名字、生活习俗等也是一种明显的地域风格。《绣鸳鸯》写的依然是西部乡村底层人物的情感和命运，是一篇特别耐读的小说，更是一篇有关文化守城和自然启蒙的故事。

这是一个“我”姑姑和一个货郎子的爱情故事，。非常有年代感，却又不清晰，增加了一些神秘和奇特。酸菜还是要有的，在北方农村，酸菜、土豆、萝卜是主要的菜肴，酸菜多次在马金莲笔下呈现，体现了人们生活的简单与素朴，穷困与资源缺乏。说那个冬天，村里来了个货郎子，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去换精美的针头线脑，小孩子最值钱的就是头发了，也有调皮的孩子在头发里掺杂一些马鬃，故事一开始就特别的富有童趣。很多人都诟病马金莲，认为她写得太同质化，应该及时转向或者转型，我倒觉得，这恰恰是马金莲的写作特色。如果她转型不成功，就被淹没了，那么多的作家作品，有几个出类拔萃的，不过是平庸当中的平庸。马金莲需要的是更加凝练，更加有年代感、历史感，需要具备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需要注意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进一步展现，更要注意当代背景和意义。

不料一场大雪，封了路，英俊的小少年货郎子走不了了，严寒和大雪留下了货郎子，也留下了爱和千古遗憾。爷爷和爸爸由于也经常出去卖糖瓜子，感同身受，故而就生了恻隐之心，把这个英武的小伙子领回家了。这有点像《穆斯林的葬礼》里的韩子奇。冻坏了的少年，一时也走不了了，可是由谁来照看呢？爷爷和爸爸还得赶紧出去把糖瓜子卖掉，而奶奶去捞酸菜，不慎摔了一跤，这下也得养一阵子了，好巧的是妈妈也去了新疆舅舅家，总之，这个货郎子自然就由“我”的姑姑拜拜照看了。故事交代得清楚明了，写得也是逻辑清晰。從人物的名字，生存的环境，对话的方言俚语等，写得都凝练、从容，这是马金莲的优长。

被救回家的小货郎子得到了几乎是西部乡村女人坐月子才该有的待遇，奶奶动嘴，“我”和拜拜姑姑动手，把货郎子照顾得无微不至。虽然是回族女娃，家里管教很严，不会有和男子接触的机会，但是生命大于一切，这是一个朴素的要义。于是，马金莲这时候就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姑姑耐心地给小货郎子喂水、喂饭、擦脸、擦雪花膏。晚上发起高烧的小货郎子还是姑姑守护，给他擦身，这里写得很轻，但是可以设想，一个大姑娘，第一次给一个俊朗的小伙子擦身，心理应该是有些隐秘变化的，生理上也应该有，但是马金莲不会写的。这些也是马金莲的特点，许多事情都是点到为止，特别符合中国古典审美特质。不需要一切都展开，反而失却了唯美和想象的空间。

第二天，爷爷和父亲去卖糖瓜子了，这也是西部乡村特有的一种零食，里面会放上香香的麻子，在冬天好吃得很呐。马金莲用了很多的笔墨写了糖瓜子，而且写得好，这样就有了民俗事项。爷爷和父亲走后，奶奶就安排拜拜姑姑，做西部人最擅长的各类面食，还往里面放了平时舍不得的清油炝葱花。这个桥段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小说里落难书生和富家小姐的故事，然而我们看着并不觉得俗媚，反而有了一些深深的期盼，那就是西部、乡村、底层，等等，这些就使得马金莲就是马金莲了。

“奶奶就安排拜拜姑姑，擀面，要求切得薄薄的，并且做成酸汤面叶子，说小货郎子身子弱，还让多放点清油。这可把我都馋坏了。多么好吃不知道，反正货郎子先吃了两碗，缓了缓，又吃了一碗。估计‘我就是咽着吐沫看着的”c。这样的细节描写也是马金莲女童视角特有的景观，让作品有了许多传奇的色彩。一开始写姑姑其实对小货郎子还没有好感，多干这些活反而很不情愿，这是典型的先抑后扬，处理得是比较好的。这些方法在马金莲的长篇小说里却明显缺失，所以马金莲驾驭中短篇小说确实炉火纯青。

乡村一夜大雪，很厚的瑞雪，但是两个小姑娘，也很犯愁。这时，小说详细描写小货郎子如何帮我俩扫雪，如何教我俩堆雪人，当然也有好听的货郎子歌。这个少年确实很有才，和古典文学里的秀才很贴近。货郎子的手真是巧，堆了四个雪人，拜拜姑姑堆了两个雪人。货郎子帮姑姑打造雪人，造了一个前突后撅的、玲珑剔透的冰雪美女，还特意用胡萝卜点缀了一下乳头。

这些描写显然说明少男少女的内心起了波澜。就像汪曾祺在《受戒》里写的小明子和小英子一起收荸荠，在湿地里，光着小脚丫，小明子沿着小英子的脚印走，豆蔻年华的他们，自然地产生了爱意。后来就写得很细致，由于大雪封山，爷爷和父亲一时没有回来，货郎子就负责烧火，拜拜姑姑负责做酸汤面。货郎子拿出货柜里的针头线脑，还有换来的头发，于是拜拜姑姑就想用自己齐腰的长辫子换花线，货郎子当然不会要拜拜姑姑的长辫子，他要的是姑姑。

当爷爷和父亲挑着担子又一次出门后，姑姑坐在炕上绣花儿，嘴里轻轻哼着一首歌儿。这些描写非常有沈从文小说的特质，也有汪曾祺民俗和民间的写法，这些山歌和民俗事项的描写，突出了地域性，又揭示出民族性，更符合人性。就像我们读的《十日谈》里的琦丝蒙达，追求自然的情爱，没有什么门第和金钱，而这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如今来看，是越来越退化了。物质和虚荣是现在的价值趋向，底层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人性和人情需要。当然花狗与萧萧在这两三年里，一起干活，一起去市集看女学生，一起带小丈夫，如果说他们没有感情，也是不合理的。只不过事情败露以后，花狗承担不了结果，也没有像萧萧那样受女学生的影响，打算私奔。花狗只是一个长工，一个没有担当的小男人，说不上坏，但是面对强大的封建伦理，他是没有能力的。就像《白鹿原》中的黑娃，一样为情欲所困，又无力承担。我相信小货郎子是真心喜欢上了拜拜姑姑。心思灵巧的小货郎子画了一对鸳鸯，姑姑就绣了一对鸳鸯。

一个冬天过去了，货郎子还是走了，带走了姑姑的辫子，和花狗一样，走了，无论真心与假意。同样的，拜拜姑姑和萧萧一样，肚子也大了，不过拜拜姑姑也不会被沉潭或者发卖。只是拜拜姑姑还会有这样的爱情或者情爱生活，那就未必了。

无论是重峦叠嶂的湘西，还是大漠戈壁的黄土高坡，文化深处的底色一时半会是难以改观的，许多启蒙都是建立在了表面和形式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真正能深入人心的，并且为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文学道路是艰辛的。

三、审美景观与可能的视域

从马金莲的《绣鸳鸯》，我们看到了一些民俗事项，一些内心隐秘流露，她所熟悉的生活虽然被她仔细地做过描述，但在这里还是有一些意趣的。我们觉得，在西海固这片山地可待马金莲挖掘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民族文化心理、民俗事项、女性隐秘心理、两性生命状态、历史和时代，等等，就是马金莲应该坚守的地域。沈从文也多次尝试转型，去写都市，尤其写上海，写小弄堂，写狭窄逼仄的老旧木头楼梯，还有底层女人，但是这些都不如《边城》和《萧萧》，因为，沈从文不属于那里，那里是张爱玲与王安忆的。马金莲就是西吉的，何以坚守好这片山峦，在当代主流文学中不断激起浪花，哪怕是一些涟漪，也是好的。同时有关民族历史文化底蕴，需要一些勇气和大气，也需要阅读和滋养。就像沈从文对现实人生的揭示是不温不火的，是行云流水的，我们一下子就感知到了，但是又不必说得那么清楚。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下的乡村发展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最近热议的合村并居的问题，就是自上而下引起全面重视的话题。农村、农民问题，永远是中国问题。

因此光会讲故事是远远不够的，审美景观是万花筒般變幻着的，历史使命和社会潮流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也需要尽可能地扩展视域，精准地把脉当下，把握在时代流变中的乡村和乡民，用心观照每个草根的灵魂深处和内心隐秘，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沈从文那里继承下去的。同时，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文化守城是需要一些取舍的，这毫无疑问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马金莲的创作质朴成熟，却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了现代性与现代视野，或者发现了问题，没有凝练出核心要义。因此，就沈从文的 《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来看，马金莲可以拓展的空间视域还很大。

四、结语

沈从文的《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写作的文学地理完全不同，时代也不尽相同，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其民俗事项和思想意识都不同。无论是湘西小庙，还是黄土文明，都有民族交融，都有一定的历史沉淀和特有的生态环境。从区域来看文学人类学，总是强调地域特色，日本的《菊与刀》，就是日本人的基本文化模式，这么对立的问题，在人类学专家本尼迪克特那里，很简单，因为他们是人。人不同，文化便不同。费孝通则更是强调中国乡土社会的区域、地方。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化差异很大，体现的生存状态便特异。沈从文与马金莲所处的时代、地域、各自的民族身份都不同，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审美理想，就是写小说，从人出发，从人的正常的行为、思想出发，叙写了人的出路和没有出路的根源问题。从小说的视觉审美来看，两部作品都是极其凄美又含蓄蕴藉的，都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觉。沈从文揭示得更加透彻，笔触是温和的。马金莲写得唯美又文艺，也是一颗少女心的展示。谁的心里没有个少年呢！文化自觉是一个作家很难达到的境界，文化的发展依赖人们不断的文化自觉。一个作家，其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无法超脱的民族族裔身份，有对其深谙熟悉的文化，有着自知之明和不断的自觉反思，那么他们就离推动本土地域和民族的文化或者思想境界的发展方向不远了。

a 张晓眉： 《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b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c 任淑媛：《论〈马兰花开〉及马金莲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第196页。

参考文献：

[1]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2]萨特.萨特自述[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7.

[3] 徐新建[M].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宁夏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立项，项目号：16XZW033

作 者： 任淑媛，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西部文学和民族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