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应用经济、管理和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通过逻辑推演和因果分析，对资源环境成本管理的环境会计功能进行理论阐述，重新认识环境会计的历史使命、目标要求、基本属性和主要内容，并就环境会计的信息价值、经济实质、技术工具、核算模式、文化形成、治理作用和基础信息支持进行理性分析。提出当今中国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应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为宗旨，围绕资源环境成本管理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实施提供支持，同时，以宏观环境经济政策和微观环境治理措施为主要内容，侧重于资源环境成本管理和成本核算方法选择，在具体方法和管理实践上回归会计基础理论，融合管理学、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等多学科方法与技术集成。

【关键词】环境会计；资源环境成本管理；价值管理；环境文化；生态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20）02-0003-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损害成本视角下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设计与政策协同研究”（项目编号：19BJY028）；中国会计学会2018重点会计科研课题“新技术应用与会计理论、会计实务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018ASC030）

一、环境会计提供了解决资源环境成本问题的独特方法

古代会计核算以自然资源为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历史的变迁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会计本源及其规律的认识，紧贴本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会计的作用，环境会计就是对这一本源的回归。所以，经济活动中有环境活动，任何企业也都有环境成本发生，只不过比重有别。那么，如何嵌入环境会计视角去组织和应用各种成本管理工具并使之科学化？这就需要我们选择恰当的方法，借以实现环境保护目标。在传统的会计核算模式下，环境成本信息不可能直接根据现有的会计系统产出，原因在于系统存在环保缺失、环保过度、环保不足，从而导致企业的成本不实，收益虚增，可持续风险较大。这里所谓的缺失、过度和不足，是指传统会计缺失企业存在的环境污染治理活动、环境污染预防活动和环境改善活动对环境资源、环境成本、环境收益的确认和计量，忽视生态环境自我修复功能可给企业提供资源循环利用带来成本节约的机遇，无视企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或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应予承担但没有承担或有限承担的补偿责任。因此，现代会计要求企业将自然环境因素纳入会计报告体系，建立新型的会计核算模式。环境会计恰恰提供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崭新视角，其应用范围广泛，方法新颖而独特。在此，不妨从科学技术支持、生态补偿标准、绿色GDP核算、碳排放权交易四个方面联合起来加以说明。

1.科学技术支持。环境成本核算之所以复杂，源于污染诱因复杂导致经济后果难以确定，但它可以也能够在自觉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丰富自身的理论，创新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比如，二氧化碳排放对气候的影响范围较广，但其形成不外乎地球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地形三方面因素。温室效应成因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而进行工业温室气体治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首先，国有国界、省有省界、市有市界、区有区界，只要建立了污染数据电子监测系统，排污和受损各方主体就能够得到清晰的界定，因为排污和受污各方都已经被锁定在特定的地域和空间范围内。其次，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污染源统计和大数据处理平台、损害程度的遥感技术、环境物理与化学测量方法以及现代管理技术，能够寻找到气候变异成因、变异程度和损害实物量。

诚然，生态补偿政策的核心是补偿标准，且标准需要通过价值量化，尽管量化比较复杂，但也可以通过会计计量方法加以实现，关键是要确定好使受害方具有同质性的因素（比如企业为利润、健康为治疗费等），其补偿金额既是改进会计系统利润核算方法应包含内在化环境支出的依据，又是环境管理系统中环境成本控制的中枢。为此，葛家澍等[1]将传统会计收益公式改进为“收入-费用-环境成本=环境利润”，就是基于环境成本的考虑。基于此，我们也不妨将生态环境信息嵌入会计信息系统，以寻找排污量、污染等级、生态治理成本与环境利润的关系，借以确定生态价值补偿标准。这为生态环境损害成本计量和环境成本核算提供了全新思路，可以解决生态补偿制度设计中最核心且最关键的问题。可见，生态补偿标准设计引入了会计元素，这既促进了会计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扩展了现代会计功能并深化了会计计量理论，又为环境损害价值核算和环境审计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撑和较新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特殊意义。不过，环境会计计量涉及较为复杂的技术和程序，在此过程中，基础性的财务工具，如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支付意愿法、恢复防护费用法、影子工程法、人力资本法、旅行费用法、调查评价法、比例系数法和工资差额法等技术经济方法尤其需要加强，无一不与环境会计息息相关，为解决会计计量、收益评估和绩效评价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况且因气候影响的国际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环境会计国际协同效应会日益明显。不过，所有这些将环境实物量转换到价值量的工具还需要有足够的信息基础支持。

2.生态补偿标准。按照边际成本理论，标准排污量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的最大收益排污量。不难理解，排污方对外超标排污一旦超过生态（大气、水体和土地）自净能力和永续使用能力，就会影响生态质量，造成生态的破坏，并導致受害方遭受外部性伤害或利益受损。除此，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又会通过影响其他要素的机制进行传导，带来连锁反应，最终一定会反映为收益（地区GDP、企业利润）的下降。显然，超标排放造成的污染引起收益下降，而这部分下降了的价值量正是要确定的生态污染补偿金额，也是最低的生态补偿价格或标准。对此，站在会计视角建立基于“损害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执行机制，就能够实现排污方内部化环境成本，促使排污方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环境成本增加后的最佳生产量和排污量，最终解决排污者非法获利和受害者利益下降这类私人成本社会化问题，达到双方合作共赢的局面。可见，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污染成本的会计计量问题将由此迎刃而解，环境会计的宏观价值和微观作用都将得到实现。

3.绿色GDP核算。基于会计平衡思想，为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均衡，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可以在充分考虑“环境成本”因素的基础上，推演传统会计理论，将传统的微观层面企业会计收益平衡公式“利润=收入-费用”进行改进，形成核算绿色利润的新企业会计计量模式：绿色利润=综合收益-（费用+环境成本），以此解决人为破坏环境的野蛮行径与生态文明的冲突，并将现代会计计量理论和生态损害程度有机组合，通过环境成本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环境生态损害成本补偿价值标准。基于绿色收益最大化下的环境收益与环境成本费用的均衡，管理会计的重要任务就是进行环境成本的理论设计、价值计算和会计处理。显然，上述这种平衡思想与将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式改进为绿色GDP的考虑一脉相承，也是经济发展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必然和最终的追求。作为现行经济发展衡量指标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在核算时并没有扣除环境成本。事实上，污染防治和环境改善活动通常需要经费投入，但在国民经济账户中却表现为国民收入，环境损失并未计入在内，直接的后果是虚增资产总量和经济发展速度，夸大社会经济福利。同时，国民会计核算体系缺乏具体的或应用货币单位的形式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描述，不管这种自然资源是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的。环境成本报告的最大特点，是能够提供有关环境资源的耗减资料，包括实物量和价值量，满足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需要。为此，定期编制的宏观环境成本报告为构建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同样，政府要求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也是为了促成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其目的还是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由此将企业管理会计延伸到政府管理会计的更广领域。

4.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交易会计制度设计的重点内容是碳排放权确认和交易价格的确定。首先，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碳排放权也具有“公有产权”性质，排污企业获取的碳排放权有政府无偿拨付和市场有偿交易两种来源，但初始均是通过政府行政许可授予特定排污实体一定当量环境容量使用权而获取，产权应归属于国家，并由产权方委托或赋予排污方管理、使用或转让出售。既然无偿获取的碳排放量最初是由政府在环境可承载容量类加以核定的，那么排污方在规定的期间（一般为一年）应当使用完毕，一般不产生结余，况且碳排放权制度设计的初衷并非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直接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其交易的实质是碳成本的转移支付。排污方只有在通过自身技术革新、流程再造和节能减排使碳排放量有剩余的情况下，才有对外进行碳排放权投资、交易的可能，从而间接起到控制排放量的作用。一旦发现以欺骗手段获取无偿拨付的碳排放权用于交易牟利的情况，政府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给予经济重罚。基于此，会计上不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投资性的金融资产，并不应以交易为前提，而应以有节约才对外投资或交易为例外，尤其是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碳交易市场及公允价值还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将其作为环保“超级基金”[2]的来源反映在“碳排放权资产”上更为恰当，理论上它符合环境资源公共产权性质，其超额排放肯定为成本无疑，需要排污者承担补偿责任。

其次，企业在处置非节余的无偿取得的碳排放权时，其收入应视为一项环境负债，其债权人为国家，如果将其留用只作为环保专用基金，这种基金反映了使用国家环境资源具有的特定用途，从而区别于政府拨付给排污实体的其他补助收入。由此会自然而然地将政府和碳排放企业导向产业布局合理、生产方式转变、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之道，使企业走上通过减少排放获取正常收益的正途，并在取得政府环境补助、减少环境税费和处罚成本方面作出努力，这也应是设计碳交易会计制度的基本思想。最后，生产者排污是天经地义的正常行为，但超标排放也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显然，对有正当结余以及有偿获取的碳排放量进行交易性投资是没有异议的。因为这种交易既符合环境产权价值性和可交易性，又可以对社会产生激励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我国碳排放权初始配额今后也会遵循市场机制，且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清晰的产权有助于市场均衡和政府对环境的“无为而治”，这样会产生强大的社会经济协调作用，促使企业不断产生创新动力，并且这种“混合均衡”的过程性和协调性，有利于产业协调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气候变异影响应对、损害补偿标准量化、绿色GDP核算、排放权交易会计设计，都面临着环境成本控制问题的解决。可见，在传统成本管理的基础上，将环境成本纳入经营成本的范围，并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预测、决策、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等一系列的环境成本管理工作，体现了管理会计的基本思想。而从生产、技术、经营和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管理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对环境成本实施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系统管理，从产品的诞生到消亡。在此过程中，现代管理的信息技术、控制手段、系统观念，在环境会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资源环境成本管理功能实现的首要条件是环境会计文化的形成

1.生态文化修养是生态治理成本核算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环境成本管理思想是有关污染控制和灾害预防与治理的意识、觉悟和观念，它是客观存在并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的环境保护的道德、伦理和修养，并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结果。在环境决策和管理中，不重视环境成本因素，是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其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还是我国环境会计教育和环境文化的缺失，即人们对环境会计文化的认知稀缺。会计文化传承、学术升级和实务发展与会计教育紧密关联。我国环境会计的发展异常艰难，亟待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改變对会计记账和算账的传统认识，充分意识到现代会计在管理变革中的作用和效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发展，其根源是我们缺少道德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环境文化。而环境会计教育最能有效促进环境文化的建立，进而带来环境管理价值提升、环境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促使整个社会成本降低和社会财富增长、财富创造。认知原理表明，对事物的重视程度与参与者的受教程度有关，因而倡导和传播环境管理的会计思想是环境启蒙的第一步，也是构筑环境文化的高台。环境会计文化包括环境会计文化教育，是将环境生态信息知识转化为思想和智慧，进而将这些思想和智慧转化为治理环境的能力。可以想象，当生态文明和环境承载力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当环境会计成为环境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必选项目之一时，环境治理的前景将会是一片光明。

可以说，生态文化修养是开展生态治理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它对我国环境会计的建立与发展、环境成本管理思想的形成和传播、会计人员跨界学习能力提高、成本管理系统完善与创新，将会起到重要影响，进而会影响利用会计手段治理环境成本的进程。

2.环境会计教育最能有效促进环境文化建立并助力环境成本控制。我国的环境会计教育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50年甚至更久。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学教育中侧重公司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尤其是美英等国的环境会计教育已粗具规模，教育体系已逐步形成，工商管理学院独立开设环境会计、环境审计课程已成为大学的必然选择，但在我国开设类似课程的大学寥寥无几，以至于对自然的贪婪索取远远多于对环境的重视与保护，而环境文化的形成又依赖于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是对环境管理技术和环境文化的教育，环境文化特别是其文化价值的选择是检验增长和发展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文化的核心是“人”[3]，内容是科学和人文。“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是环境文化的基本内容，规定了会计道德操守的选择。环境文化特别强调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优化及人对自然行为的科学化，是环境会计管理思想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它包括环境管理的文化价值、科学精神、伦理道德、保护观念、风险意识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借以引导企业维护有关保护环境的政策和法律，唤起其关心社会公共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意识，并将环境管理要求变成企业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教育是环境保护的根本大计，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客观上要求会计教育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包括环境会计教育在内的环境教育是全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进行必要的环境会计知识和环境文化教育，是教育服务经济建设、培养和造就卓越会计人才的需要，也是环境保护和助力污染控制必不可少的一项前置性的思想管理工作，更是落实生态文明的教育行动。

3.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文化理念在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实践。环境保护也是生产力，它已成为左右未来经济变局的重大主题。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活力之源，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负有很大的责任。生产制造和消费过程中对有限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功能日益严重的破坏，迫切需要企业在计划、生产、营销和投资等环节注重环境政策设计、执行和管理，采取得力的方法和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将企业层面的环境信息纳入企业经营管理、会计核算和审计监督中，并从环境管理政策设计和安排上探求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路径，是一项特别紧迫又特别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事业，也是科学发展观在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实践。我国政府已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此，已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历史任务和“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顺应国际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潮流、实现科学发展作出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了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并为此采取了坚定的行动。比如：新环境保护法颁布、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红线规划、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干部任期内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制度试行、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探索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环境保护税法推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例外都与环境会计息息相关，也是拓展现代会计内涵与外延、促进我国会计发展、培养卓越会计人才的大好契机。环境政策设计、环境成本核算、环境绩效评价、环境风险控制、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确立、环境经济责任鉴证，都离不开环境会计这一独特手段的支持，当然也离不开管理环境的会计方法，更离不开环境会计教育。

三、现代环境治理能力取决于对资源环境成本基础性信息的掌控

1.环境成本信息是现代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满足人民的生态需求，就需要加大环境治理，进行环境成本控制。因为“中国梦”的实现，包含着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任务的完成和对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和享受灿烂的阳光等具体而现实的追求。这其中包括环境成本管理信息在内的环境会计信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况且在全球信息手段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经济信息的掌控。资本市场的信息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但又是企业追名逐利的动因。环境信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中介服务于供需双方，成为市场要素。然而，资源环境产品的公共性决定了环境信息有别于其他信息的一个显著特征：公共信息，不以获取利益为唯一目的，有时甚至一度会带来财富缩水、收益递减，进而产生负面影响，但它对可持续经营和管理的功能性与不可替代性，以及对生态系统的维护和优化，乃至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和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无疑能起到牵引作用。从理论上讲，公有产权环境投资者的行为与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如果两者出现了背离，国家就会代表全体公民通过一定的手段来矫正。因为生态与经济双赢的社会福利增加，才是人类最终的共同追求。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环境会计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其直接任务就是向市场提供环境信息。朱光耀[4]指出：会计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价值，会计是各行各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基础，更是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将其扩展到环境治理与会计关系的解读也恰如其分，即环境会计是现代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

会计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经典，是进行国家治理、公司整合和个人行为规范的有效工具，而环境会计及其成本信息是环境治理的基础，环境治理的目的是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及其种群系统的有机和谐统一。环境会计通过科学有效地核算资源环境成本和提供环境信息，为环境治理开辟了新的途径。一方面，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需要以环境成本会计信息为基础进行政策设计，以实现国家对环境的法治和良治，进而达到善治和勤治，保證环境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其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绿色GDP核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环境会计指数建立、环保基金制度建立、环境会计报告编制和信息披露、资源环境责任审计等。另一方面，根据资源消耗的价值量和实物量基础性信息，进行环境资产、环境负债和环境权益要素确认与双重计量，将核算结果报告给作为公共环境资源产权所有者的公民，借以促进人类的环境生态关注、资源永续利用和社会财富创造，也为政府环保事业发展提供依据，并为完善环保法规、政策和标准提供有力支撑，最终实现对环境成本的有效管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与环境的同步发展。总之，随着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综合评估逐渐成为未来经济活动决策的重要趋势，环境会计作为一种计量工具被纳入环境成本管理领域，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都需要借助会计核算为其提供数据信息支持。

2.构建环境信息披露市场是发挥环境会计的现代环境治理能力的有效手段。要发挥环境会计对环境治理能力的上述作用，需要搭建环境会计嵌入管理的平台，进而提升环境成本管理的高度并扩展环境成本管理的宽度，这个平台就是环境信息披露市场。公司治理、组织治理和企业重组需要环境成本等信息，将环境会计信息作为投融资行为的决策依据，履行对环境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现代企业成本制度设计的进步性突出表现在将组织的目标由“以资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基础上，会计的视角也从“单位利益主体”转移到“全民利益主体”，实现会计全民利益功能，环境会计及其成本管理就是有效发挥这一功能的手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在环境方面的具体表现。它能够促使公司在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政策选用和会计报告内容上，将环境信息进行充分揭示和披露，并通过它实现公司资本增值、声誉增值和形象提升，由此带来公司治理行为改变、组织变革和技术与方法革新，从而以保护环境的积极姿态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契约。

为此，一些重要的为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环境财务指标会随之得到创造性设计，比如：环境完全成本、环境收益、环保专用基金、环境所有者权益、或有环境负债等。而建立在独立报告、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的方式下，改进传统的会计核算信息系统，设置和编制能够充分反映这些环境财务指标的环境资产负债表和环境利润表就成为必然。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公司环境成本管理的财务预测、决策、控制与考核的职能发挥会随之变得日益充分，且在財务投融资业务中，会将企业经营对环境的影响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同时，一套固有的公司环境管理手段、技术和方法也会随之得到改变，对环境活动及其管理行为进行系统、全面和客观的鉴证、评价和考核的环境审计也将得以建立和发展。

四、研究小结

环境会计是财务会计理论和管理会计理论指导下的，具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等多个学科属性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但从根本上来说，其目的和任务都集中于资源环境成本管理。郭道扬[5]曾经指出，会计本质上是由人参加的管理实践活动，会计人员本身便是管理者。杨纪琬、阎达五[6]也曾提醒：如果离开经济活动形式诸如反映、监督（控制）以至于预测、决策等这些管理职能，会计倒是变得“捉摸不定”了。在生态文明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环境保护成为全球共同一致追求的今天，会计功能必定会扩展到资源环境成本管理，并由此功能的发挥反映环境会计的目标、方向、内容和方法。对此，环境政策制定者、环境实务工作者及环境会计理论研究者都应当有清晰的认知。

具体来说：第一，资源生态环境管理的落脚点是资源生态环境价值管理，它包括资源环境生态的破坏的价值、修复的价值、补偿的价值、交易的价值、开发的价值，等等。第二，环境会计或资源环境成本会计管理的本质是价值管理，包括环境的价值确认、价值计量、价值控制、价值分析、价值评估、价值分配，等等。第三，环境财务会计和环境管理会计各有其理论体系，实现两者的融合是环境会计追求的目标，而环境成本管理或环境成本管理领域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融合提出理论前提和现实可能。第四，基于财务会计理论和管理会计理论，服务于资源生态环境管理的、以服务资源生态环境成本管理为目标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形成，需要创新特有的会计方法、充分的信息支撑和始终坚持的生态治理宗旨。第五，环境会计教育产品价值是人的精神与思想的成长，表现在意识上是具有社会环境责任的心理成熟及崇高文化和强大意识的形成，进而认识到资源生态环境的稀缺性、价值性和效用性，自觉践行环境价值管理、价值核算和价值考评，以发挥环境会计在现代环境治理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本论题分两篇、六个核心部分（第一篇文章见《财会月刊》2020年第1期《资源环境成本管理功能：基于环境会计使命、任务与属性的认知》），围绕环境会计的资源环境成本管理功能这一重要内容进行了理论阐述，重新认识环境会计的历史使命、目标要求、基本属性和主要内容，并就环境会计的信息价值、经济实质、应用工具、核算模式、文化形成和治理作用与基础性信息支持系统进行理性分析。笔者以为，按照国际组织对环境会计的定义和已有环境会计实践总结，其生态环境的社会价值管理属性表现得十分明显，也是其显著的特点。环境会计内涵直接指向资源环境成本管理并以环境成本控制为主要目标，由此衍生出资源环境成本管理会计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事前环境污染危机预防、事中生态环境维护和事后环境破坏治理，都是增进宏观社会经济福利和微观环境经济价值的价值管理。资源环境成本管理成为环境会计最基本的功能，这也是环境会计产生和发展并得到不断重视的根本动力。总之，环境会计属性就是对资源环境成本进行价值管理和价值控制的会计，在现代环境治理和成本控制过程中，会计担负着艰巨的环境管理之责。笔者相信，本研究对进一步探索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领域、方向和内容与方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并会对环境决策层和管理者的环境行为产生影响，有助于提高我国环境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效率性。

由此，我国环境成本管理会计理论探索和应用实务，应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为目标和宗旨，贴近国家环境治理、环境政策规划和环境经济管理，为国家环境成本政策与制度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同时，应以环境宏观经济配套政策和微观环境治理措施为主要内容，侧重于环境成本核算和价值管理，回归会计基础理论与方法，融合环境管理学和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方法和技术集成。这是因为：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财务行为和会计决策，而微观企业行动又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企业环境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二是以微观为落脚点的成本理论与实务研究，能更好地满足宏微观两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工作需求，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贡献，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所以，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以及会计人都不应置身事外。当然，环境会计并非是万能的，但科学的环境管理，不应该脱离环境成本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家澍，李若山.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J].会计研究，1992（5）：1～6.

[2]袁广达，薛宇桐，王梦晨等.分权管理的中国环保基金制度探索——以美国“超级基金制度”为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57～65.

[3]杨兴龙，夏青.中国特色会计文化的基本精神[J].会计文博学刊，2016（1）：2～4.

[4]朱光耀.会计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J].会计最新动态，2017（9）：4～5.

[5]郭道扬.论会计职能[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3）：62～75.

[6]杨纪琬，阎达五.会计管理是一种价值运动的管理[J].财贸经济，1984（10）：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