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宏 刘秀 曾军

【摘要】基于行为学及领导理论，以2007～2014年省级审计机关的功能发挥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省长、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与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显著正相关；领导官员执政环境清廉度与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领导官员执政环境清廉度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较低的组更为显著，由此说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较低的地方，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更加依赖于执政环境的清廉度。研究结论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领导官员的任免晋升评价体系，为我国推进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廉政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领导特征；执政环境清廉度；政府审计功能；执政环境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20）02-0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及其传导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6CJY00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时间压力、审计人员个体特征与审计质量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1YBB028）

一、引言

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关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当下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加强政府审计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是我国构建统一高效审计监督体系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要让政府审计为国家治理“预防疾病”，必须努力挖掘影响政府审计作用发挥的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地推进我国国家审计的改革和升级，实现我国政府审计的良性发展。

哪些因素会影响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呢？已有研究只从审计主体、审计体制及宏观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在中国，官员治理是一大特色。政府行为是官员意志的外化产物，官员在政府施政行为上的作用不容忽视。

十八大以后，“高官落马”层出不穷，截至2018年4月，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已达155人。官员腐败造成的影响恶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国务院也强调要强化审计监督，推进廉政建设。有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会抑制地方审计功能的发挥[1]，政府行为的实施者却问题频发，那么政府官员的领导特征与执政环境清廉度是否会影响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目前尚没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检验。

为此，本文以2007～2014年省级审计机關的功能发挥为研究对象，研究省级审计机关的领导特征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长、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与政府审计的揭示功能、预防功能显著正相关，官员执政环境的清廉度与政府审计功能发挥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组分析发现，较低“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下，官员执政环境的清廉度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更显著。

本文的创新与贡献在于：①首次探讨领导特征与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关系，并利用2013～2017年“十八大后落马官员”数据倒推其2007～2012年“历史在位”信息，较直接地衡量了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的清廉状况，弥补已有政府审计功能发挥影响因素研究的空缺，并深化了对领导官员在政府审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认识；②研究结论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领导官员的任免晋升评价体系，特别是对高级别领导官员专业特征的考量；③为继续推进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证据，并提出在较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的地方更应关注执政环境的廉政建设。

二、文献综述

政府审计是否发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功能，是政府审计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政府审计功能进行了大量的定性研究，其中DeAngelo[2]、Khurana和Raman[3]认为审计具有发现、揭示和纠正职能；而国内“免疫系统”论[4]也支持了这一观点，提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中具有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的免疫系统”的说法。

关于影响审计功能发挥的因素，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①审计主体。董延安[5]、程莹[6]等认为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两个主要因素。其中，职称和学历是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7]。②审计体制与地方政府。王芳等[8]指出我国双重领导下的行政型政府审计体制，使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和国外相比稍显不足，而隶属关系恰恰对政府审计质量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9]；政府干预[1]、对政府审计支持与重视的程度[10]会显著影响审计执行效率，地方审计机关在做出审计处理前已经向地方政府做出了不少妥协[11]。

另外，还有研究从审计环境方面展开：唐雪松等[12]、董延安[5]发现市场化进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对政府审计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王芳[13]指出应关注政治等环境因素对政府审计质量的影响。

综上，现有文献研究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更多将一般审计人员和地方政府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政府行为的实施主体——政府领导官员。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地方政府领导官员特征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依据领导理论，领导力是影响力和权力的统一。影响力是领导在与下属交往过程中改变其心理和行为的能力；而权力是一种体制赋予的、具有强制性的领导方式，表现为下属在心理和行为上的被动和服从。尤其在中国这种典型的关系导向社会背景下，领导行为显著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绩效[14]。周黎安[15]研究指出，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主要领导的行为和动机的影响。目前的宪法和审计体制导致审计工作直接受政府领导官员主导，其支持度对审计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16]。我国地方审计部门的人事、资金等均由地方政府控制，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对政府审计工作的影响显著[17]。郑石桥、许莉[1]指出，行政领导往往会对涉及地方和部门利益的事项进行干预，影响审计功能的发挥。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将对地方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产生极大影响。

进一步地，行为学家指出，理性人的一般行为活动与个人特征及其所处环境密切相关，故本文从领导官员的个人特征和所处环境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官员专业胜任特征与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

“官员特征”是我国行政领域的热点名词。领导官员特征（如年龄、经历和任期等）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臧传琴等[18]指出，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官员的工作经历、学历职称等特征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而官员来源、去向和任期等特征也会对地方经济的增长产生显著影响[19]。

根据审计法，我国地方审计机关同时受本级政府行政首长（正职）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对本级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省长负责地方审计工作，而审计厅长则直接主持工作。审计厅长的任免由本级政府首长提名，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并经上级审计机关同意。韩冰[20]的研究显示，实际控制地方审计机关的仍是地方政府，所谓“双重领导机制”形同虚设。

现行审计体制的运转与地方行政首长的素质及其对审计工作的支持度密切相关[21]。同时，审计行为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专业胜任能力与审计质量正相关[13]。因此，我们重点考察专业特征的影响。

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工作主要由地方行政首长和审计厅长负责和主持。省长直接负责地方审计工作，对审计工作的开展发挥指引作用。审计厅长直接主持地方审计工作，对审计工作的具体开展发挥领导作用。因此，本文将对审计机关最主要的两个领导官员（省长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这一特征进行分析。本文预期，省长、审计厅长越了解审计相关知识，越支持政府审计工作，地方政府审计质量就会越高；反之，领导官员若缺乏必要的审计相关知识，就可能忽视政府审计的重要作用，进而阻碍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

综上所述，依据行为学和领导理论，地方审计机关领导官员的专业胜任特征将影响其行为，其行为将进一步显著影响组织行为及组织目标的实现，即影响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故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领导官员的专业胜任能力越高，政府审计功能发挥越好。

（二）官员执政环境特征与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

考察我国政府审计实际作用的发挥情况，可以发现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行为学理论指出，理性人的一般行为活动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已有大量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制度环境产生的影响。余明桂等[22]发现，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寻租行为越严重，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补贴获取效应越强。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地方官员关系资本对财政纵向转移支付补助的影响更为显著[23]。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较差的制度环境更容易降低政府预算约束调整成功的可能性[24]。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关注地方领导官员所处的制度环境可能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造成的影响。

官员执政环境的清廉度是制度环境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当地方官员腐败越严重时，执政环境清廉度越低，部分官员越倾向于认为腐败是合理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合法性是制度环境影响个人和组织行为的重要机制。地方领导官员身处制度环境中，接受并认同腐败合法性的观念，在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机制下，改变自身的行为。行为学理论也指出，人的行为要受到生存空间（环境因素）的制约，不能适应者就会被淘汰。郑崇明、涂刚鹏[25]已发现：78%的受访官员指出腐败环境会对他们的行为决策造成压力。制度环境给官员带来了较大的外部压力，会提升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因此，在一个清廉度低的制度环境中，一方面基于生存和发展等动机，不希望审计机关严格履行其监督职能的官员便可能通过领导的影响力和权力来干预审计活动，抑制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另一方面，当更高层级官员的腐败环境存在时，出于适应环境的动机，官员对腐败容忍度就会提高。因此，地方审计机关领导官员的行为必然受到执政环境清廉度的影响，从而影响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

综上，制度环境对官员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官员更直接受到上一级或同级官员的影响。本文拟刻画省长、审计厅长直接面临执政环境的清廉度，通过考察影响领导官员腐败容忍度的环境特征，进而研究执政环境清廉度对政府审计功能的影响。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领导官员所处执政环境的清廉度越高，政府审计功能发挥越好。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7 ～ 2014年我国31个省级审计机关的领导官员及政府审计功能发挥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领导官员特征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地方人民检察院官网、地方审计厅（局）官网、政府网、人民网、新华网等。为排除异常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變量均进行1%的winsorize处理，同时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根据“免疫系统”论，政府审计具有揭示、抵御和预防三大功能：①揭示功能。借鉴叶子荣等[26]的做法，采用“单位审计查出问题金额（LnPRoCom）”和“单位审计报告个数（REpCom）”衡量，分别用《中国审计年鉴》中“查出主要问题金额”除以被审计单位数量均值化并取对数，用“出具和报送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数”除以被审计单位数量均值化。②抵御功能。采用“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执行率（Cash）”指标衡量，用《中国审计年鉴》中的“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除以“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计算得出。由于省长等高级别官员在地方治理中更多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会更多关注财政资金分配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应上缴、归还和调账等问题，故本文选取“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金额的执行程度”。③预防功能。采用“审计建议采纳率（Pro）”指标衡量，用《中国审计年鉴》中的“被采纳审计建议”除以“审计提出建议”计算得出。

2.解释变量。

（1）领导官员专业胜任特征。已有学者的研究发现，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人员的职称、职级、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密切相关[7，8，18]。本文借鉴王芳[13]、马曙光[27]的做法，选取了三个最可能影响省级主要领导官员专业胜任能力的指标（学历、专业和职称），将三个指标值相加衡量省长的专业胜任特征（Hprov）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特征（Hdepar）。

其中：学历的界定，本文发现省级官员呈现出普遍高学历的现象，故以省长、审计厅长在任当年前6个月的最高学历进行分类统计，硕士（含在职硕士）及以上学历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专业的界定，我们将专业背景分为三类，即管理类、经济类和其他，对官员的简历进行手工统计，选择最高学历所对应的专业，管理类或经济类专业赋值为1，其他专业赋值为0；职称的界定借鉴宋艳[7]的研究，将专业职称分为经济师、会计师（审计师）和其他三类，并考虑职称级别的影响，经济师、会计师或审计师的初级职称赋值为1，中级职称赋值为2，高级职称赋值为3，其他赋值为0。

（2）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特征。行为学理论认为人会去尽力实现人与环境的协调，故在政治集权背景下，较高级别官员的清廉状况会影响审计机关领导行为以“适应环境”。我国官员的层级较为分明，影响省长、审计厅长的应该是省级高级官员的执政环境，而不是整个地区的公职人员腐败情况等。故本文以“各省十八大以后落马官员历史在位人数”为基础进行衡量，即用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人数作为衡量标准，因这类官员在2007～2012年处于在任状态，且拥有真正的“腐败特征”。一个地区的落马省部级官员在任人次越多，说明该地区的高级别官员清廉度越低。本文统计时间为2013 ～ 2017年，为期五年，从全国全面反腐的形势来看，截至2017年十八届中央共进行了十二轮巡视，实现全覆盖，并且监察体制改革等重大部署安排实现圆满收官，故我们认为该数据对于不同省份地区不存在重大偏误。

本文在百度百科和人民网等官方网站手工搜集落马官员信息，手工整理官员简历信息、任职信息，经筛选、核对统计，对落马官员在未落马前的历史就任年份所对应的省份赋值为1。进一步统计各个省份在2013 ～ 2017年每年的在位腐败官员人数总数（Corruption），除以地方公职人员万人数，再取相反数，用以衡量该地方的高级别官员清廉度，即作为“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特征”指标（Incorrupt）。其中，十八大以后落马官员（省部级及以上）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控制变量。借鉴唐雪松等[12]、程莹[6]等研究，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市场化水平（Market）数据取自樊纲的市场化指数；问题资金增长率（Inc）为本期政府审计发现的问题金额相对于上一期的增长率，用以控制各地区问题资金增长的影响；教育水平（rStu）为该地区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地区人口总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审计工作量（LnNum）为被审计单位的数量取对数；政府财政规模（Fin）为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值；媒体传播（Media）为上网人数占地区人口比例；考虑地方因素，当地处东部地区时东部地区（East）取值为1，当地处中部地区时中部地区（Mid）取值为1，否则取0。

各变量定义与衡量如表2所示。

（三）检验模型的设定

根据前文的推理和假设，本文分别从主要领导官员的专业胜任特征和执政环境特征两个方面考察领导官员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分别针对政府审计的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展开具体实证研究，为检验假设1设定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为检验假设2设定模型（4）、模型（5）和模型（6）。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3可知，单位报告个数（REpCom）均值为1，表明审计机关平均每年为每个被审计单位出具了1份审计报告。减少财政拨款执行率（Cash）均值大于1，最大值为4.9916，属于异常情况，可能的原因是提交审计报告后发现了更多的需调减的财政拨款，故实际进行了更多的调减处理，高于原报告的应调减金额，后续分析中剔除了大于1的样本。审计建议采纳率（Pro）的均值为0.6550，表明平均有65.5%的审计建议得到了采纳。省长的专业胜任能力（Hprov）均值为1.5772，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Hdepar）的均值为2.1977，表明省长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均较高。从学历、专业和职称的原始数据来看，省长的平均学历高于审计厅长，而审计厅长的专业和职称专业性远高于省长，可能由于审计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事务，审计厅长作为审计机关直接主持工作的领导，在审计专业和职称的要求上更高，而省长除了主管审计工作还全面主持地方工作，在综合能力方面要求更高。高级别官员清廉度衡量中，十八大后落馬官员历史在任人数（Currption）平均值为3.6558，最小值为1，表明十八大后，每一个省份均有落马官员在任，腐败官员在全国各省份都存在；最大值为10，表明部分省份高级别官员的清廉度很低。

（二）回归结果分析

1.领导官员专业胜任特征与政府审计功能发挥。对假设H1进行检验，表4回归结果显示：省长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显著促进了政府审计揭示功能和预防功能的发挥，但未对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产生显著影响。

省长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显著促进了政府审计的揭示功能发挥。省长的专业胜任特征变量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特征变量分别在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前者可促进政府审计揭示更多的问题金额，后者可推动政府审计出具和报送更多的审计报告。可能的原因是：现行审计体制的运转依附于地方行政首长的素质及其对审计工作的支持[20]，当负直接领导责任的省长具有的专业胜任能力越强时，会越重视和支持审计工作，进而要求进行更高质量的问题揭示；当直接主持审计工作的审计厅长具有的专业胜任能力越强时，会越关注具体工作的开展，更高效地完成上级审计机关和地方政府要求的审计任务，向上级显示“业绩”，进而安排更多审计项目、出具更多审计报告。

省长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显著促进了政府审计的预防功能发挥。省长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特征变量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促进政府审计提出更多审计建议。这可能是因为省长和审计厅长专业胜任能力越强，对审计工作的支持越多，相应就会提高审计建议的采纳率。

省长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没有显著促进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发挥。审计的抵御功能主要是指审计促进所发现问题的整改和纠偏，而当审计工作涉及地方和部门利益时，地方往往会进行行政干预，阻碍审计工作，使揭示的问题不能依法查处[1]。地方审计机关可能在做出审计处理前已经做出了不少的妥协[11]。因此可能的原因是：审计的抵御功能发挥，表现为促进被审计单位的问题整改，但由于触及被审计单位的实质利益，被审计单位不一定会协作配合，因而省长及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不能针对性地发挥显著作用。而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发挥也一直不理想，这需要我国继续关注审计的抵御（纠正）功能而不仅仅关注揭示功能[26，27]。综上，实证结果表明假设1总体得到验证。

2.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特征与政府审计功能发挥。在对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特征的衡量方面，省长和审计厅长是地方高级官员，也同时是负责和主持审计工作的高级领导，在我国现行的制度背景下，能影响高级别官员执政情况的执政环境不易直接衡量。本文认为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具有确切“腐败”特征，同时搜集的数据资料表明，这些落马官员在落马之前均担任了重要职务，能更准确地衡量省长和审计厅长在对应期间面临的高级官员清廉度，即执政环境清廉度。

对假设2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领导官员的执政环境特征与政府审计的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及预防功能发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的清廉度越高时，越能促进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

具体来看，表5模型（4）中，领导官员的执政环境清廉度（Incorrupt）分别在1%和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其促进审计机关揭示更多的问题金额、出具更多的审计报告，促进政府审计揭示功能的发挥。模型（5）中，Incorrupt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其提高了“减少财政拨款的执行率”，促进政府审计抵御功能的发挥。模型（6）中，Incorrupt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其提高了审计建议的采纳率，促进政府审计预防功能的发挥。这可能是因为：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存在一个最重要、最普遍的环境因素制约着审计的各个方面[28]。本文认为，这个环境因素可能与直接（高一级或同级官员）执政环境清廉度密切相关。当领导官员所在的执政环境清廉度越高时，领导官员对腐败的容忍度越低，进而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要求越高，审计反腐效果越好，执政环境清廉度就会随之提高，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实证结果也表明，省长和审计厅长直接面临的执政环境清廉度越高，越能显著促进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单独考察了省长和审计厅长的学历（Master）、专业（Major）、职称（Professional）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均与上述主要结论相符。同时，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控制变量的选取，如使用地区总人口的对数（LnPop）、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LnStu）作为替代变量，控制审计部门所在地区规模和素质水平对政府审计作用的影响；使用GDP增长率替代人均GDP对数指标；使用市场化指数中二级指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替代市场化指数（Market）指标，均得出一致结论。

（四）进一步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影响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发现领导官员所处的执政环境清廉度越高，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越好，这为我国继续推进官员尤其是针对高级官员的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证据。进一步地，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同的地方，执政环境清廉度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是否会有不同呢？

执政环境清廉度对官员行为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清廉（或腐败）背后的“权力”与“利益”，而这与“政府与市场关系”有着密切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涉及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政府规模等。当“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越低时，表明政府参与了更多资源分配、政府对企业干预更多、政府的规模更大，在这种“政府与市场”关系下，腐败更容易产生大量权力与利益，而执政環境的清廉度也更容易产生“传递影响”效应。

已有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低，所在地区政府审计的作用发挥效果越差[12]。故本文基于以上分析及已有研究，进一步探析在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下，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的清廉度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为此，本文按照市场化指数中一级指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Govern）中位数进行分组，分为较低指数和较高指数两组进行考察。

针对模型（4）、模型（5）和模型（6），按照“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Govern）高低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执政环境清廉度（Incorrupt）的系数只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Govern）较低的组正向显著，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Govern）较高的组无显著影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Gov？ ern）较低的组，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的清廉度越高，越能显著促进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可能的原因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越低，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大，资源分配的权力越大，此时领导官员的清廉度（腐败度）至关重要，进而也显著影响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相反，如果“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较高，则政府的干预程度较低，资源分配的权力较小，此时官员的清廉度（腐败度）的影响降低。

综上可知，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越低的地方，即在制度环境越弱的情况下，该地方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越依赖于执政环境的清廉度。领导官员执政环境的清廉度越高，越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不佳的地方显著促进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分别考察了主要领导官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执政环境清廉度两方面特征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省长和审计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与政府审计揭示和预防功能发挥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省长和审计厅长的学历越高，专业越侧重经济管理，专业职称越高，政府审计的揭示和预防功能就发挥得越好。省长和厅长的专业胜任能力对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未产生显著作用，即官员在推动审计抵御方面的作用仍显不足。②领导官员执政环境清廉度与政府审计功能发挥显著正相关，促进了政府审计的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发挥。③“政府与市场关系”会影响执政环境清廉度对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作用，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较低的地方，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更加依赖于执政环境的清廉度。

（二）政策建议

1.完善领导干部的任免考评体系和管理制度。要发挥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作用，必须重视对省长和审计厅长等审计机关领导干部专业胜任能力的考量，特别是在领导官员的晋升和任职过程中，将官员的学历、学科和职称等纳入任免考评体系，科学合理地评价领导干部的专业素养，从而为促进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提供合理的保障。

2.继续加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廉政建设。政治环境的净化，尤其是高级官员执政环境的净化，将显著促进政府审计的功能发挥。同时，深入反腐（尤其是针对高级别官员的反腐）可以实现“净化执政环境——促进政府审计功能发挥——政府审计反腐”的良性循环。

3.继续加强审计整改工作。领导官员专业胜任能力对政府审计抵御功能发挥的正向作用尚不显著，应进一步加强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的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石桥，许莉.政府干预对审计处理执行效率影响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1）：19～23.

[2]DeAngelo L. E.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Journal of Accounting&Economics，1981（3）：183～99.

[3]Khurana I. K.，Raman K. K. Litigation risk and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credibility of Big 4 versus non-Big 4 audits：Evidence from AngloAmerican countries[J].Accounting Review，2004（2）：473～495.

[4]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60～72.

[5]董延安.国家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分析——基于我国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8（1）：40～45.

[6]程莹.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下影响地方政府审计质量的因素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4）：67～76.

[7]宋艳.关于政府审计人员胜任力的研究[J].财务与会计，2011（6）：14～17.

[8]王芳，周红，任康.审计体制、审计方式与政府审计质量——基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J].当代财经，2012（8）：106～119.

[9]吴联生.政府审计机构隶属关系评价模型——兼论我国政府审计机构隶属关系的改革[J].审计研究，2002（5）：14～18.

[10]许百军.审计绩效、审计治理结构与对政府审计制度效率的比较因素分析[J].审计研究，2008（2）：26～32.

[11]郑石桥，尹平.審计机关地位、审计妥协与审计处理执行效率[J].审计研究，2010（6）：53～58.

[12]唐雪松，罗莎，王海燕.市场化进程与政府审计作用的发挥[J].审计研究，2012（3）：25～31.

[13]王芳.政府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9.

[14]隋杨，王辉，岳旖旎，Fred Luthans.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绩效和满意度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及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J].心理学报，2012（9）：1217～1230.

[1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16]杨肃昌，肖泽忠.论宪法思想对审计制度的影响[J].审计研究，2004（1）：44～51.

[17]代勇.国家审计质量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

[18]臧传琴，初帅.地方官员特征、官员交流与环境治理——基于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级单位的经验证据[J].财经论丛，2016（11）：105～112.

[19]徐现祥，王贤彬，舒元.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9）：18～31.

[20]韩冰.审计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21]尹平.论我国地方审计体制改革[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2（5）：3～8.

[22]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3）：65～77.

[23]卢洪友，卢盛峰，陈思霞.关系资本、制度环境与财政转移支付有效性———来自中国地市一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7）：9～19.

[24]陈志勇，陈思霞.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J].经济研究，2014（3）：76～87.

[25]郑崇明，涂刚鹏.职业激励、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基于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J].廉政文化研究，2017（3）：59～65.

[26]叶子荣，马东山.我国国家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2～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6）：12～24.

[27]马曙光.政府审计人员素质影响审计成果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07（3）：24～29.

[28]郑小荣，何瑞铧.中国省级政府审计结果公告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14（5）：5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