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严复和辜鸿铭都是近代有名的留英生，他们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是同时他们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既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又勇于揭露其弊端，极力发掘中华文明的长处和优点，他们并非一味地顽固保守，只是在学习西方的大潮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让国人不要忽视中华文明，期望中西文明融合，增进民族间的了解。

关键词：严复;辜鸿铭;留英生

辜鸿铭、严复二人是晚清留英生中的杰出代表，是一代人。严复1854年出生，1877年被官派往英国留学;辜鸿铭比他小，1857年生人，却是二人中更早出国留学的，1867年去往英格兰。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中西合璧的华侨之家，自小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相比来说，严复的国学基础更好，他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接受正规的教育。二人都有背离传统教育的事实和经过，国学根基和同时代的读书人相比，略显肤浅。正是基于此，面对西洋文明，他们才少了些饱读诗书的痛苦与审慎，多了些拓荒者的勇敢和喜悦。西学成为他们人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充当了近代中国社会西学的先锋和沟通东西文明的使者。

当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还在为国内派遣留学幼童与否，促进中华自强大声疾呼的时候，辜鸿铭已经在他的义父布朗支持下，前往英国留学;当国人还在执着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之时，严复开始将目光转向制度层次，学习西方的法律，学习西方的哲学经典，并试图将之移植到中国这个肌体上。

“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在社会转型期涌现出来的社会边缘人——留学生，欲谋求发言人的地位，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鸿鹄之志，必须经历跳出传统——融入传统——高扬传统的过程。正所谓“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这就是以辜鸿铭、严复为代表的近代留英生最真实的心理写照。

在领悟中国人及其文化方面，以严复、辜鸿铭为代表的留英生是卓越的前行者。他们是中国人，了解同胞和不断陶铸他们的不可见的传统。他是深谙中国文化，也了解中国国情，推动中国的变革。同时，他们也了解西方，不仅有良好的西学背景，能够在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鸿沟搭建桥梁。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卓越的见识，且有深厚的感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留英生们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导播西学、离异中学的同时，又都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表征，留下了一条从东方到西方，又从西方到东方的生命轨迹。当举国都兴起学习西方热潮，剪辫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辜鸿铭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整日拖着一条鞭子在北大校内登台讲课，大讲中国文化的优势，为三寸金莲辩护，为纳妾有理辩护;稀奇古怪行动的背后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严复有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大师、“西学第一”的美誉，对西方富强原本的洞察，世间罕有匹敌，但向传统回归的力度并不在辜鸿铭之下。他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只为一个进士出身，试图融入到主流文化圈中，就连他在翻译西学典籍时，都刻意模仿先秦文体;虽投身传统士大夫的行列，屡屡受挫，却痴心不改，终于在1909年，科举制已然被废四年后，获得进士出身，方才一尝夙愿。

辜鸿铭、严复的求学经历折射出现代中国之早期知识精英睁眼看世界的艰辛求知路，同时其归国后的坎坷历程更充分地印证出留学人介入现代中国建设进程的曲折不易。

“当严复于1877年赴英时，主修文学的辜鸿铭刚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严辜二人同样留学英国，接受的却是不同教育，不同的西学。严复就读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历史固然悠久，但毕竟是专科学堂，没有人文传统，在社会地位上远低于当时的大学。他在那里所学的是尊今的致用之学，辜鸿铭在爱丁堡学的是好古的无用的、无实的西学，然而无用和无实竟是严复用来批判中学的用语。”

辜、严二人接受的基本上是近代英国大学的两种传统，爱丁堡大学属于传统大学，风格近于牛津、剑桥，强调仍是那种陶冶人格、讲求学养的贵族式精英教育，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浪潮中，爱丁堡大学逐渐成为学术中心和欧洲主要大学之一。而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则属新兴学院，注重的是专门技术、一技之长的专业化实用教育，其学术传统不能与爱丁堡相比，但经世致用意味更浓。不同的学校会哺育不同的毕业生。

严复一开始接受的是专业性的教育，基本上不涉及思想的碰撞，幸亏有郭嵩焘这位忘年交，在安排同学方伯谦、刘步蟾等人上军舰实习的时候，独独留下严复继续在学院求学，这才有了与众不同的严复。“由于继续留校，更进而推求西洋致富强的学问，接触到西洋重要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著作。再以典雅深思之笔，译介给国人，终于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位启蒙大师。”

以个人成就而论，二人都属于郁郁不得志型，因为二人的西学背景，不见容于主流社会，直到清朝灭亡，两人在仕途上都未得到重用。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严复和辜鸿铭都开辟了另一番天地，近代中国思想史因为他们变得更丰富，因为他们的特立独行，清朝少了两位守成的宿吏，多了两位思想家。就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大小来说，毫无疑问应是严复。严复号称近代启蒙思想家，他翻译的西方经典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但我们也不应忽视辜鸿铭在近代历史上的影响。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赞成洪宪帝制，为世人所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獨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虽然如此，他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

胡适曾经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孙天择。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胡适的上述回忆，颇具代表性，同时期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历程。《天演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中国青年的理论教科书。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最先对中国造成冲击的重要的西方学说之一，它就是借助严复的译著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生存哲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适应它的法则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

严复翻译西方名著，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研究的功夫。他或借用原著阐发自己的观点，或介绍对中国人可资利用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或对原著加以评析。他的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移植过程，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而就其思想选择的主体倾向来说，大体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物。而他译述的成功，则应归功于他对现实民族生存和文化危机的关怀，归功于他有意识地追求中国人文传统创造性的转换。他不是以西学排斥中学，而是将二者会通、融合，因而他的翻译活动从近期看是输入西学;从远景看，实则构成中国文化学术的一部分。

对中西文明优劣的认识、评判，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始末，一直萦绕在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脑海里。不同派别之间的歧异，皆可归结于对特殊价值和普世价值的价值评判上。以严复、辜鸿铭为代表的留英生大都属于复古派，文化保守主义者。

受到西方社会现实的刺激，严复在价值观念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作了一定的肯定和认同，对道德规范作用的强调。他提出，天理人伦是社会的根本。“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坏。”。“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事群必不可以不忠。……而为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而男女匹合之别，必不可以不严。”

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导致了严复对“尊孔读经”的极力提倡。1913年，他领衔发起成立孔教会;同时，他还公开发表《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论文和演讲，阐述思古与读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读经是为了树立国民人格，而“忠孝节义”应成为国民精神的主体。“盖忠之为说，所包甚广，自人类之有交际，上下左右，皆所必施，而于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主义所由导源”，“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至于义，则百行之宜，所以为人格标准，而国民程度之高下视之。但使义之所在，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严复认为，“诚宜视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以此为立国之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惟其如此，“夫而后保邦制治之事，得所附以为施。”

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即异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西方近現代文明;东方文明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在他看来，上述两种文明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体系，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完全不相干的。它们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文明崇尚物质力，而中国文明崇尚道德力。西方文明根本上不过是一种务外逐物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社会的一切方面都贯穿着实利主义、机械主义和强权主义的精神。中国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它不仅首先公认一种道德责任感，将它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且其次还使人们能够完满地获得这种道德责任感。在中国，教育方式、统治方式和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为这一目标服务，即致力于培养人们具有道德责任感;所有的风习，个人的生活追求等无不被鼓励和设计以服务于人们容易服从这种道德责任感。”就根本而言，东方文明就像已经建成的屋子，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而未成形的房子，它是一种基础尚不牢靠的文明。

在北大，辜鸿铭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辜鸿铭，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

辜鸿铭是一位深受西式教育的中国人，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外语的饱学之士，后半生却成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著书立说，导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灌溉西洋文化，拯救西洋文明;反对康梁戊戌变法，“康有为及其党徒卑鄙无耻、丧尽天良”，也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把中华民族引向了道德完全沦丧的时代。”五四时期，他著书立说，激烈反对西方文明，鼓吹儒教救世救西和中国文化优越论，抨击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在欧洲留学期间接受了浪漫主义思想。浪漫主义特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流行于欧美文坛的一种文学思潮，卡莱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辜鸿铭正是卡莱尔的学生。浪漫主义者以社会现实反对者的面貌出现，以全方位、多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迫，揭批资产阶级庸俗卑鄙;抨击社会贫富悬殊、拜金主义、人性的异化，过分强调情感、精神、心灵、自然、宗教信仰和正义;追求道德的永恒价值。此外，卡莱尔等人还对中国文化很推崇，辜鸿铭作为卡莱尔的嫡传弟子，不仅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东方世界都可谓是第一个系统接触、了解、并深受浪漫主义思想影响的人。

同时，他长居海外，孩提时期又在东南亚的华侨聚集区居住，因而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爱传统的华侨情结。这种华侨情结和浪漫主义思想相结合，便奠定了他日后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走向。

在一个传统文明根深蒂固的古国，在一个老大民族刚刚觉醒到必须学习西方的时候，深受传统教育的知识阶层还没来得及彻底摆脱自身的传统遗毒和沉重包袱，享受西方近代文明之益，就看了西方文明的弊害，并由此将目光与心魂自然交还给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这实在是一种不幸，也是不得已。严复、梁启超等人莫不如是。当然，除了一战及其西方兴起的文明反省思潮外，在他们对文明联想的再认中，戊戌以来中国西化政治种瓜得豆、名不副实的种种社会不良现象的刺激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自谓东南西北人，其丰富的跨文化经历和渊博的学识使其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别具一格。辜鸿铭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现代文明剧烈冲击的时代。一方面，为了免受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免于亡国灭种的厄运，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文化器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大力奉行“西学”，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信仰势如危卵，引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面对“西学”的强势入侵，传统中国士大夫愈加倾向传统文化，在儒家社会理想的乌托邦中幻想通过自身的精神资源来与之对抗。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被认为是讨厌西方文明，排外思想家，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他在日本演讲时曾一再申明，“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讨厌西方文明，我在这里公开申明一下，我讨厌的东西不是现代西方文明，而是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现代文明的利器这点。”“因为我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清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他绝非是一概盲目排斥西方文化，他认为欧美人在现代科学上的进步确实值得称赞。

近代留学生受的是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是一种中西文化融合后的不协调又多变的结合体。以严复、辜鸿铭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可贵在于，他们既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又勇于揭露其弊端，极力发掘中华文明的长处和优点，他们并非一味地顽固保守，只是在学习西方的大潮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让国人不要忽视中华文明，期望中西文明融合，增进民族间的了解，这就是近代文化保守主義的初衷和存在价值。

参考文献

[1]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5年，第218页.

[2] 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一），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2年，第59—60页.

[3] 严复著，王栻编：《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68页.

[4] 严复著，王栻编：《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32页.

[5] 严复著，王栻编：《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44页.

[6] 辜鸿铭：《中国学》，《春秋大义》，1922年英文版，第135页.

[7] 辜鸿铭：《中庸》译序，转引自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

[8] 辜鸿铭：《东西异同论》，《辜鸿铭论集》，1941年，第118页.

[9] 黄兴涛：《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10] 黄兴涛：《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11]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第26页.

[12] 辜鸿铭：《辜鸿铭论集》，第14页，1941年，104页.

作者简介：孙增德（1982- ），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青岛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