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这种意识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文章从政治观念、民族认同、国家治理三个角度对中西方理念对比思考，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条件，以更深理解特有的意义所在，更好坚持下去。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观念;民族认同;国家治理

黨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归纳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时，其中之一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要求“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而西方国家则是以希腊文明为基础融合吸收而成的。两种文明对比思考，有助力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会进一步懂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一、政治观念上：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与城邦独立自由的政治追求

在中国百家争鸣时代，虽然有“争”，但更有“同”与“融”，大量的考古出土的竹简和帛书可以看到“诸家杂糅”的痕迹，郭店简中，儒家与道家相互渗透;上博简中，儒家与墨家找到相通;马王堆帛书中，道家与法家有共同语言。

诸子百家虽然理论体系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识：即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天下，各派别“争”的不是要不要统一，而是谁来统一，用什么方式统一。儒家强调用礼乐道德秩序来“定于一”;法家主张用“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和法律秩序来维护统一;墨家则以“尚同”和“执一”来作为美好社会的秩序;哪怕是看似消极隐世的道家，老子也只是把“小国”作为一种政治过渡，其最终目的依然是“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庄子更是认为“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即“治”的本身是统一的。

在建立完整天下的统一认识下，各家各国为缔造“大一统”贡献智慧，法家考虑了基层政权建设，儒家思考大一统的道德秩序，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治理模式，赵燕探索了步兵骑兵结合的军事制度。理论制度的设计，最终实践与秦统一。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各级官僚系统建立，士大夫责任意识和家国天下集体主义继续成为此后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支柱，形成一种超稳定的大一统国家机构，成为中华民族弱而不分、中而不断的秘密所在。

对比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城邦，政治观念的不同显而易见。在希腊诸多蕞尔小国形成时，两百多个城邦是将独立自主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希波战争后，雅典称霸半个多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接着称霸，轮流称霸，恶性内斗，霸主暴打小国，大国与大国争夺，这种陷入无休止的乱局持续百年。这样的内乱看似与中国春秋战国的战争相同，其实希腊文明起码有两点与中国完全不同：一是希腊城邦只是互相伤害而没有团结统一。因为希腊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他们担心靠暴力带来的团结统一会破坏自由，但自由产生的混乱，又会破坏团结统一，理想与现实似乎走到了矛盾与痛苦中。二是希腊城邦间互相伤害的结果是彼此的感情更加疏离。其实希腊城邦间是有一定血缘关系存在的，但彼此没有建立责任义务关系，也没有权威的存在或者对权威的畏惧，哪怕是从母城邦中分出去的子城邦，也经常反戈一击，希腊人的共同身份是个微弱的存在。

中西对政治观念的看法可谓有天壤之别，希腊文明则对自由和个体有着足够的倾斜，“分”占据主流，而中华文明则是不断走向“合”，即使有“分”，也是“分工”而非“分治”，虽然有分裂时期，但“合”的趋势占主流，认为个人组成组织或者集体时力量将会更强，逐步造就了中华文明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

二、民族认同上：夷夏转化交融与鲜明的民族界限。

先秦时期的中国，华夏与蛮夷因血缘而区分、因文化而区分，但随着血缘关系淡化，随着文化多元融合，夷夏之间的关系更因为政治利益而愈加走向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首先是以血缘亲疏关系虽然有区分但影响有限。在周王朝的大量政治活动中，同姓都是排在异姓之前的，这种排列虽然是出于政治因素，但也可以看到大量被分封的异性诸侯如齐、滕、薛等，依然被视为华夏族的成员，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次是礼乐制度夷夏有别但处于不断碰撞融合中。如周人曾接受夷狄文化，在古公亶父迁岐以后，他们又渐接触华夏文化，一步步成为后世华夏的核心，而西周建立后实行的分封，从文化角度看又是一个将先进的华夏文化带到周边蛮夷的过程。文化属于后天学习所得，华夏族的文化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三是分封制走向崩溃后，长期的割据争霸凭借的是国力而非民族出身。伴随着周天子势力衰微，华夷之间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被打破，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争与争霸，主要靠的是国家实力而非谁是正统，华夷之辨在乱世显得微不足道，反而是一些曾被认为是蛮夷的诸侯国如吴国、楚国等因为国力不可小觑而跻身华夏族行列，而每个诸侯国想要富国强兵，想要脱颖而出，都必须向其他优秀者学习，从这些层面看，混战的东周时代恰恰是蛮夷民族交流融合的黄金时期。

因此虽然存在所谓华夏族与蛮夷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但随着血缘关系淡化、文化交流增多，以及诸侯国积极的战备政策等，先秦时期的中国在民族关系方面是宽容而接纳的，夷夏之间不断转化交融，最终形成大华夏的民族格局。大民族格局下，各国思想家们可以在不同诸侯国巡游发展，哪里符合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去哪里出谋划策，如吴起、商鞅等在不同诸侯国游历，以期自己的个人价值最大化实现，秦能统一全国正是凭借大量外来知识分子的效力。

而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人，其城邦中一直存在着希腊人和外邦人、蛮族的界限，亦可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希腊人需要突出自我与蛮族的差异。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自诩自身优越，提高自己而贬低异族，如在大量文化作品中，强化希腊人与蛮族的文化差异，在希腊人与异族对立的背景下，突出自我有助力希腊人在族群识别中增强存在感，更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蛮族接受希腊文化，潜移默化认可希腊人突出的地位，会更利于巩固希腊人的统治。

其次是希腊人长期根深蒂固的谱系意识。希腊人很早就形成了共同的血缘意识，他们以公元前6世纪《名媛录》里记载的希伦父子谱系为标准，家族祖先出现在该谱系中即为希腊人，反之则为视为蛮族，一些彪悍的民族如马其顿、美索不达米亚等被作为蛮族而遭尴尬和歧视，长期积累着的民族矛盾很难营造出和谐的社会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大量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通婚，他们的后代也被看作蛮族而被歧视，层层叠叠的民族隔阂，是极不利于统一的。如希腊负有盛名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出生在马其顿下辖的色雷斯小城邦，希腊人眼里，那是不折不扣的边缘蛮族，尽管亚里士多德极其优秀且为雅典作出重大贡献，但他却很难被完全接纳且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心灰意冷之下他黯然离开。

最后因民族隔阂而造成的文化隔阂。希腊内部的认同需要共同文化予以维持，这是希腊人自我认同里共同的文化纽带。希腊文化在其内部的感染力不可谓不强，越来越多的所谓蛮族接受了希腊文化，希腊人的统治得以巩固，这也是希腊统治者高度重视内部文化传播的原因。希腊文化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不断把希腊文明传播到非洲、西亚、中亚和南亚等地，暴力征服加上文明传播，这样的目的也是为了对被征服者向对奴隶那样统治。应该说希腊文明的内外传播在目的上有其狭隘性，这就决定了文化功能发挥有限。

三、国家治理上：由分封走向集权的政治追求与城邦的多元自治

中西方在国家初立时，都面临万邦林立的局面。公元前1046年西周建国时古老的中国有1800个部落方国，但这些方国在长期的并存与争斗中形成了地区性王国，大量的部落方国被规整在地区性王国中，这些王国又合并、消融，最终走向统一王朝。

夏商周邦国并存下，变动的政局中不变的是寻找天下共主，共主是在很多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大邦，需要既强大又拥有民心，这样天意便会转移，所谓殷革夏命、周革殷命即是如此。有意思的是，那些被革去天命的邦国会跟着新的共主继续繁衍发展，即使是在春秋战国周天子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各邦国虽对周天子的权威提出质疑，但同样认为天命只有一个，分裂不会长久。诸子百家尽管政见不同、争论尖锐，但都认可国家统一是由乱入治的关键。

由分封走向集权在具体治国措施中亦有体现。西周分封制下，封国对周天子担负拱卫王室、交纳贡赋、随从作战等诸多义务。一方面异性封国要通过同周王族的联姻来建立更牢靠的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封国之间要互助走动，假如一国发生瘟疫，其他封国要支持财物;一国有喜事丧事，各封国要前往庆贺哀悼。这些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在不断强化各封国对“华夏世界”“天下一家”的国家认同。

从分封走向集权还落实在基层治理上。分封制下基本将基层治理交给了各邦国，但到了战国时代，集权模式开始出现。以秦国为例，秦每扩张一处，都要将新征服土地的基层治理革新，具体来说是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组织，县乡设置官吏，官吏不再是世袭贵族和终身制，而是以一定标准来选拔并实行轮换制，他们负责税收、组织垦荒、统计户口等，层层上报，最后将所有数据汇总到秦国都咸阳分类编册保存，为最终走向中央集权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因此，中国从分封走向集权是必然的国家秩序更迭，而希腊城邦的多元自治的，他们建立的国家秩序与中国迥异。

希腊城邦虽然众多，但理念就是独立自主、追求自治。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同核心，对超越各城邦的共主更是反对。城邦自身可以选择任何自己认为合适的政治制度，但绝对不服外来的权威，他们让时代居住在城邦的公民投票选择，此公民非我们大众理解的公民，他们要求的“公民”必须是世代居住在本邦的成年男性。换言之，外邦人连政治权力都没有，更别奢望成为政治领袖。绝对自治下，城邦内部、城邦之间很难形成共识，区域国家被愈加分裂化。

谈及基层政权，亚历山大帝国和马其顿帝国曾征服希腊不少邦国，但只操心军事和税收，因为军队和钱粮是进行下一轮扩张、维系帝国运转的关键，而庞大的帝国如何精细化内部治理却关心不多。没有牢固的基层作基础，中央强大尚可维持，一旦中央衰弱，则各地纷纷脱离控制，走向分崩离析。

学者潘岳认为：“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希腊人热爱自由，中国人喜欢秩序，深入剖析并对比就会发现：政治观念、民族认同、国家治理，层层叠叠的秩序最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气质所在，也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所在！

参考文獻

[1]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9-10-24.

[3] 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J].文化纵横，2020：31.

作者简介：张文敏（1980- ），女，河南焦作人，硕士，党史党建部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地方红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