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诚

摘要：正如不能把鲁迅走向左翼的选择简单解读为“遵命文学”一样，也不能简单地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来概括鲁迅的“左联”实践。鲁迅与“左联”的纠葛，一方面说明了他的选择是具有目的理性色彩的社会行动，其中承载了他试图寻求组织化力量以革新社会的愿望;同時也呈现了其深刻甚至超前的主观理性与通过建构强大现代国家以制定良善制度的客观理性之间的分歧。从此种分歧中，我们不但能发现鲁迅进入到内部去展开批判和抵抗的、“横站”的左翼立场，也能够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虽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对于近代以来所发展出的制度文明的领会不够确切和深入，但他对主体性的重视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特别的文学，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仍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鲁迅;“左联”;目的理性;“两个口号”;现代国家

引言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有论者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后，鲁学界就开始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当然，此一过程也遭遇到了实质性的挑战，为数不少的论者曾指出，政治性本身乃是鲁迅其人其思的内在组成部分。不难看出，主张回到“文学鲁迅”或“思想鲁迅”“哲学鲁迅”的学者所针对的“政治”，并非主张“政治鲁迅”的学者所理解的“政治”：前者所看到的是外在的政治权力及附属其上的意识形态对文学者鲁迅的某种有意无意的歪曲，后者注意的则是鲁迅本人的思想和行动中不能抹除的政治性色彩。所以，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就是，作为文学者的鲁迅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和“外在的现实政治”发生接触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既隐含了某种对知识人来讲具普遍意义的成分，也暗示了我们对鲁迅的思与行的独特性的期待。而对此问题的探索，不可能绕开鲁迅与“左联”的历史纠葛。

关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学界的研究大致有“价值导向”路径和“历史考证”路径两类，前者偏向探寻鲁迅的精神世界，后者关注鲁迅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当然，试图将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也有相当数量。不过，在面对“左联”时期的鲁迅所做出的一系列“社会行动”时，这些研究大多未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也就常常造成它们提出的观点和得出的结论具有某种模糊性：要么给人以“言不尽意”之感，要么存在“虎头蛇尾”之憾。有鉴于此，本文将借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解社会学”方法考察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以对前面提到的两种“政治”相遇的问题作一种尝试性回答。在鲁迅的“左联”经历中，受到学界较多关注且最具代表性的话题，大概是其加入“左联”的动机与后果以及“第三种人”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本文亦将考察的重点放在这些方面。在完成上述考察后，本文还将从近代以来国家转型的大背景出发，对鲁迅独特的关涉政治的文学作一反思。

一、卷入政治，抑或介入政治？

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作为杰出和深刻的作家，鲁迅在晚年不幸卷入了现实政治，这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他开始越来越关注时效性较强的杂文的写作;另一些研究者则持相反态度，他们对鲁迅的转向和“左联”时期的杂文写作持理解进而赞赏的态度。两派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预设，即鲁迅之加入“左联”乃是某种自主的价值追求的行动，而非被动遵从外在的命令。为了更好地理解鲁迅此种与价值相关的社会行动，我们有必要提及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类型的划分。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理想型”，对韦伯来说，“理想型”概念的作用在于有效处理典型事件（而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样本）的归因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找出行动者的真实动机。事实上，以往关于鲁迅加入“左联”动机的分析对于这四种类型都有所涉及，但基本上都并未自觉地运用理想型的方法。应该说，大多数既有研究都注意到了鲁迅有关“左联”的社会行动背后所蕴含意义的复杂性，故并不欲简单地对其行动贴上某种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型”的划分是不必要的，因为按韦伯的原意，“理想型”并不同于贴上某种标签，它是我们认识社会世界的必要手段;并且，它需要与现实进行对比以确定行动者的真实动机，并以此为基础发现关键性变量，才能真正发挥解释社会行动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诸多涉及“左翼鲁迅”的既有研究其实是在根据材料不断修正学术传统中确立的理想型，然后直接用经过修正的理想型对鲁迅与“左联”的纠葛进行解释，这样便生产出了源自各种“不同的角度”的观点。必须指出，大部分研究从客观上看都属于“历史学的理想型”范畴，专注于对动机的阐释，而对鲁迅如何在局限条件下试图落实其动机并无太细致的分析，因此，他们建立起的因果关系便显得脆弱，很难完成一种有关“客观可能性”的论证。而只有同时考虑到动机、过程与后果，才能算是妥当的解释。所以，我们需要自觉地采用带有一般性特征的“社会学的理想型”，以避免“历史学的理想型”可能带来的以动机解释一切的逻辑陷阱。前面提及，鲁迅之加入“左联”可看作某种自主的价值追求行动，这符合韦伯所指出的理性行动范畴。韦伯认为，理性行动乃是行动者在主观上有意识的行动。因此，要基于理论视角来理解鲁迅的选择及后果，韦伯所指出的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型中的“目的理性式”和“价值理性式”行动便值得我们注意。

不管从何种角度出发对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展开研究，大概都不会反对这样一个共识：鲁迅之加入“左联”这一行动选择背后必定有着某种价值信念和主观意义的支撑。基于这样的共识，有论者认为鲁迅加入“左联”与他在观念层面的意图伦理密切相关，是一种“价值理性式”行动。其实就观念层面而言，鲁迅的行动选择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基于意图伦理或价值理性，至少他并未为实现某种终极的价值目标而不顾及其行动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左联”实践之前的革命文学论战中，他就批评过左翼文学青年的意识形态狂热。丸山升在论述鲁迅的“左联”经历时曾讲，“对于鲁迅而言，思想并非终极目标，目标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项，才是问题所在”。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鲁迅那里，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介入现实的政治，都隶属于一个最终的目的：“人国”的生成。在东京的文学运动流产后，由文学的“无用之用”产生出“人国”的尝试遭遇挫折，鲁迅的实践模式逐渐变成了否定性的批判和抵抗，而加入“左联”可看作是他为了重新追求一种建构性而采取的行动（这种建构不是直接指向最终价值目标，而是指向“中间项”）。这并不同于自足的哲人被迫下降到城邦，而是“狂人”和“孤独者”试图成为“真的人”的尝试，这里面包含有鲁迅对政治权力的认识：他试图为政治权力奠定一种道德基础，也试图进入到带政治性的组织中为个体的自由意志（对应无处可逃的传统的“铁屋子”）寻觅到一种实践空间。对鲁迅而言，如果没有（指向价值和目的的）自由意志，那么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行动了。并且，此种社会行动直接指向的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中间项”。前面讲过，这些中间项是达成最终目的的手段;于是，在对鲁迅的行动选择的分析中，我们便有必要重点关注“目的理性式”行动这一理想型。在目的理性层面，行动着的个体不仅要在目的与目的、目的与手段之间进行衡量，还需考量目的与后果之间的关系。应该说，目的理性概念中所内含的这几部分在鲁迅的“左联”实践中都可以找到（当然，“目的理性式”行动这一理想型工具需要与情境结合才能向我们提供一种具解释力的论说）。鲁迅所面临的与目的理性相关的任务的复杂性促使他的行动变得高度依赖情境，即他试图通过对行动之局限条件（ constraints）的主观判断而有所作为。

接下来我们对鲁迅的目的理性式行动作一论述。尽管鲁迅的社会行动高度依赖情境，但我们亦可从中发现某种一贯的意向性，即他试图处理中间项问题（中间项对他来讲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早在1926年11月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说自己希望到广州后同创造社联合“向旧社会进攻”，他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创造社和太阳社年轻作家的批评也指向他们没有实际行动的能力。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强调了战斗的重要性。尤应注意的是，这一次，这种“战斗”与带政治色彩的组织联系起来了。为了致力于中间项的工作，在加入“左联”后，鲁迅不仅继续其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的翻译和创办刊物的工作，而且还注重发掘和培养年轻作家并参与一些重要的理论论争;同时，他还推动大众语运动，推广木刻艺术等。更重要的是，在“左联”时期，鲁迅将创作的重心放在了杂文方面，开展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如果说《新青年》时期的鲁迅聚焦于对传统的批判，那么“左联”时期的鲁迅则已然改变了全盘性的反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导致循环推理，无从找到实践的切入点），而开始致力于解决这些中间项难题以试图在建构方面寻找突破。这种建构所指向的终极目标自然是“人国”的产生。也正是这种聚焦于中间项的思路，推动曾经的孤独者鲁迅与“左联”这一具政治性色彩的组织产生了交集并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合力。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认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进而指出，“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自然，“工农大众”并非鲁迅唯一的目的，可以说，“左联”事务只是鲁迅追寻意义的实践中的一个部分，只是中间项之一，他并未完全将自己从属于这一组织及其目的，因为他还有一直并未放弃的更“高级”的目的——“人国”的生成。所以，那种认为鲁迅完全倒向左翼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他们只是将鲁迅致力于“中间项”的努力解读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实践模式的全方位改变。也只有意识到此，我们才能说，鲁迅对于政治的介入是有限度的，这种介入对其来讲是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标。

加入“左联”后，鲁迅的社会行动有了政治性组织的支撑，这代表着反抗压迫的“火与剑”的力量（尽管这力量在当时正处于低潮），这一点，是与《新青年》时期的团体完全不同的。遗憾的是，鲁迅无法驾驭这种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一开始就并未想要驾驭这种力量，去直接参与“左联”具体事务的管理，而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力量有一种精神性的根基，使其往他所认为的正确方向上走。然而即使这样，鲁迅还是与这个自己参与并名义上被列为领导人之一的组织产生了冲突。不可否认，尽管“左联”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群众团体，并非政党组织，但却是受中央“文委”的领导。茅盾在其作于1935年尾的谈及“左联”的文字中就指出：“左联的工作应该是文学工作，但中国左联自始就有一个毛病，即把左联作为‘政党，似的办，因此它不能成为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团体;这一点，我在担任书记时是感到的。”因此茅盾希望“左联的关门主义的政党式的组织应该被扬弃，应该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既然具政党式组织（更确切地讲，是革命型政党组织）的特征，那么为了达成自身所设定的目标，便不能不带有“集中制”的特征，而这种集中制又常常与科层制产生关联。对此，鲁迅的领会并不深入，于是，他的这一试图突破中间项而与政治组织相关联并尝试赋予其精神基础的努力便终究难以成功。对于自己与周扬等的冲突，鲁迅本人更倾向于从人的精神状态和权力压迫机制重现这类视角去理解，而不是从科层制对人行动空间之限制的角度出发来解读（尽管当时“左联”的科层制还并不算严密，“左联”当时的“地下组织”状态又使其相对于标准、稳定的科层制来讲多了某些“扁平化”的特征，但它绝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了目标的实现，科层制对内对外都常常表现出“对事不对人”的倾向。比如，有“左联”参加者就曾指出“左联”的关门主义做法有客观原因，即“对敌斗争的情况当时是非常尖锐复杂的”，所以对于如何“开门”，除了有文学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还有“属于组织上的问题”。但“左聯”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却常常被归结为“宗派情绪”，而非“组织上的问题”。这种看法在当时的“左联”成员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中并不罕见。

在科层制的约束下，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所提的要求和期待很多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这些要求和期待大多是建立在个体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讲求纪律的组织之基础上，这才是鲁迅与“左联”实际控制人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本性原因。

当然，这种冲突在“左联”内部也不是毫无弹性的，作为“中间人”，比如瞿秋白和冯雪峰就比胡风能更好地将此种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瞿、冯二人的此种功能性存在恰恰也说明了鲁迅与“左联”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鲁迅本人曾经也认为通过“左联”这一组织可以改造文人的性质，但最终他的预期并未真正达到：“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现在文坛的无政府情形，当然很不好，而且坏于此的恐怕也还有，但我看这情形是不至于长久的。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换个更一般性的角度来看，鲁迅的期待及其他类似期待落空的一个关键性原因，就在于鲁迅和诸多加入“左联”的人士的主观理性并未与客观理性产生有效的互动。即使鲁迅的行动选择有目的理性色彩，也并未真正促成上述互动。

也许与其他“左联”人士不一样，鲁迅未能有效利用客观理性的原因很可能部分源于其思想的“早熟”而非“不成熟”。受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的尼采和章太炎的影响，留日时期的青年鲁迅就曾对当时流行的科学理性展开过批评，并提出过“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看法，但以今日之视角观之，他当时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身的价值理性——对于人之精神进化的信念。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信念乃是与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是因为否定性的思维方式的存在，这种“立人”的信念在彼时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目的理性的支撑，更不用说对客观理性的领会。即使在与“左联”发生交集时期其思想有了建构性和目的理性的色彩，这种建构性和目的理性也常常是与鲁迅的主观理性相关联。不得不承认，某些时候，鲁迅的这种主观理性有接近客观理性的色彩，却仍是不系统的、片段式的（这种“接近”仍源于其个体日常生活经验和文学体验）。总之，鲁迅思想中的这种注重人之主体性的“早熟”的思维模式与韦伯所发展出的认知现实的方式大相径庭：在韦伯那里，解释者应本着“价值自由”（value free）的态度，以自觉的理念型方法论意识去考察他人包括自身的社会行动，从而寻找一种社会科学意义的“客观可能性”。这种“客观可能性”往往是人们行动的重要局限条件，影响着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第三种人”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

“第三种人”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作为左翼作家群的内部论争，不只向我们揭示了不同的主观理性之间的碰撞，还集中呈现了鲁迅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试图对接的尝试以及无法真正对接的困局（这种困局可看作是鲁迅的内部政治性与外部现实政治相遇之结果）。透过这种尝试及困局，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鲁迅左翼立场的意义与局限。

这些论争与鲁迅的“阶级论”关系密切。一个通常的看法是，鲁迅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从进化论走向“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这有他自己的说法为证：“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为自己所译的《艺术论》作序时，鲁迅也指出普列汉诺夫“解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间的矛盾，以怎样的形式，作用于艺术上……”。其实早在这之前，受国内文坛风向以及国民革命、孙中山联俄联共思想的影响，鲁迅就很可能对苏俄文学及文论有所留心，从其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几篇有关文学与革命的演讲或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某些明显印记。其后，通过革命文学论争以及翻译活动，他将俄国革命和苏俄文学、文论所传递的信息予以了某种吸收。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样一种新观念，鲁迅是以怎样的姿态接受的呢？从其关于阶级的言论我们不难判断，鲁迅并未简单遵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一解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的理想型表达，而是对其作了某种扩展式理解，将“阶级论”与权力压迫机制的自我生产和复制结合起来领会（这里面包含了他对“国民革命”的亲近）。这不能简单解读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倒退，毋宁讲，这是鲁迅为了理解自己所遭遇的现实而不得不作的“修正”。而正是这种早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就愈发明显的主观解读，成为促发鲁迅进入“第三种人”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的根源性因素。

在发生于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第三种人”論争中，鲁迅攻击了看似客观和超然的文学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持的就是“遵命文学”的立场（尽管他是在冯雪峰的建议下作文加入论争），他也不能被归入苏汶所谓前两种人当中。进一步说，鲁迅并未像苏汶等“第三种人”那样陷入下述难题：“在‘理智上接受革命，又不能摆脱出身阶级的‘情感。”这同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解读大有关系。在鲁迅看来，“第三种人”并未正视阶级结构和利益冲突存在的现实，当然也就回避了鲁迅在面对大众时的实质性困难（从鲁迅的内在视野看，他们前述的难题只是形式化的，并未具有真正的主体性因而进入到鲜活的现实中），于是便用看似有理的独立的文学创作取代了社会革新。鲁迅对此并不认同：“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应该说，鲁迅在这里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更多的是基于事实而非基于价值的批判。鲁迅对源自“心声”的文学创作自由的大方向是认同的，只是他的这种认同不是抽象的纯粹理论层面的，而是必须以直面复杂现实为前提，他是以否定和批判的方式来实现认同，而这也是他之进入“左联”展开实践的一种独特方式。

颇有意味的是，在1932年11月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发表，很多党员批评家停止批判后，鲁迅仍继续著文对“第三种人”展开批评。这种独立的选择恰符合上述他介入“左联”的方式。并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左联”时期鲁迅思维的一个特色，即更多从带社会学色彩的外在视野出发思考问题，着眼于行为选择带来的“后果”，而不是拘泥于思想主张（例如“第三种人”的主张）本身。基于这种思维，他对“第三种人”之复杂性有如下认识：“……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外在视野与他之前的关注国民性和动机的思维特征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较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应该说，鲁迅对“阶级论”的主观解读和对权力压迫机制的自我生产及复制的担忧跟上述结合密切相关。此种分析和批判特色在其后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中也可以看到。

“两个口号”论争发生之前，“左联”已经在事实上解散，但鲁迅的难题（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无法有效互动）并未随着“左联”的不再存在而消弭，反而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展现得更为充分。之前关于“左联”解散的争议，就表明了鲁迅对于组织化力量和培养“战士”的重视，“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其实是想再次强调这一问题，这是他的主观理性。也正因为他对“阶级论”的认知是和权力压迫机制的自我生产与复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对“国防文学”中的取消“阶级论”的倾向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是没有原则的投降主义。更进一步说，鲁迅之转向“阶级论”的关键就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视野尤其是阶级分析法帮助其进一步廓清了权力压迫机制的种种伪装，以达到一种深层理解，这种信念影响到了他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态度。在著名的致徐懋庸的信中，鲁迅提到了自称“指导家”的人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意在反对权力压迫机制的再次出现。当然，鲁迅的这种理解在某些从现实政治策略出发坚持“国防文学”的人看来或有“不切实际”之处，但我们也从这“不切实际”中更看清鲁迅的立场和担忧。从其缘起、过程以及结果来看，可以认为这次争论并无当时中共高层政治权力的主动引导和控制，而是带有某种自发性质。不妨说，正是这种自发性质，一方面使得论争的双方都能更彻底地展现自身的立场;另一方面也使鲁迅从自己的主观视野出发，看到了权力压迫机制之存在的自发性和顽固性。

在致鲁迅的信中，徐懋庸将焦点放在鲁迅“不看事而只看人”上，这引起鲁迅的极大不满，除去个性因素外，最主要的还是徐懋庸的看法降低了鲁迅的立场和视野，使鲁迅认为这种青年人的作风仍不能脱离坏的历史的循环。鲁迅对左翼的好感和冯雪峰、柔石以及瞿秋白这些具体的个体密切相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立场完全依凭私人关系而作出，不如说，私人关系的密切乃是基于鲁迅本人的某种原则性思考尤其是对于革命人的信念，而徐懋庸当时并未真正领会这一点。

通过这一论争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失掉了“左联”这个载体，鲁迅仍没有完全放弃去寻求某种组织化的力量（尤其是阶级的力量）。之所以选择被压迫阶级作为组织化的力量，是因为被压迫者的反抗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他们的立场和利益天然决定了他们具有反抗的可能。但鲁迅发现他们并不能发声（沉默的大多数），前述反抗的可能并未在现实中出现。他试图去找到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并促其出现，灌输和强制的方式是他所不能认同的，只破坏不建设的力量也是他所警惕的。

那么，如何看待民众尤其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民众的（精神及物质）利益表达？鲁迅早年基于“精神界之战士”的立场对于民主多有批评;但是，他的“左联”实践丰富了之前他对民主的抽象批评。他更有深度地认识到组织化力量的重要性（这里包含了一种从“超人”和“狂人”到伊藤虎丸所谓的“普通人”、“战士”的转变）以及棘手性。“两个口号”论争也可以看作是他从组织内部对于某种“精英”、“上等人”决策实为权力压迫机制重生的反抗。这种反抗从他的主观视野来看自然有助于“朴素之民”的发声，但这绝不代表他就对大众有不切实际的道德政治想象。

如果说，“左联”对于鲁迅来说是一种虽然并不令人满意却具现实性的组织化力量，那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中的“大众”一词则暗含了鲁迅至少从国民革命时期就开始的对另一种尚未成为现实的组织化力量的期待。这一期待与其说是迷恋“工农大众”的力量，不如说是对于不断自我生产与复制的权力压迫机制的绝望的反抗。这种反抗因为其“左联”实践又多了一层意味：在反抗压迫的同时，从革命营垒内部也可能不自觉地催生出新的权力压迫机制;因此，更需反抗自己的反抗。应该说，不管是鲁迅曾接触或翻译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本身，都未能充分重视鲁迅所提及的这个权力压迫机制的自我生产与复制的问题的复杂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些超前;或者说，因为他的文学对于“权力”的过于敏感，使得“战士”的行动几乎总是否定式而非建构性的。

三、国家转型与鲁迅的左翼立场

鲁迅文学的起源，与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密切相关。自鲁迅的主观视野出发，近代中国的变化乃是一个面对压力而主动救亡的过程。与“富国强兵”的主张不同，留日时期的鲁迅将救亡的根基放在了“人”之上：“所谓‘人，就是摆脱奴隶主和奴隶的循环怪圈，走在无限向上延伸之道路上的人之谓。”于是，鲁迅的文学“便成了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不断摸索”。回国后的鲁迅经历了“十年沉默”而創作出的《狂人日记》代表了与过去立场的某种决裂，这大致可简单地概括为从外向型的“立人”转为内向型的自我拷问，当然也是“摸索人之存在方式”的鲁迅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左联”时期，鲁迅的这种“内省”似乎并不如以前那么突出了，表面的解释常常是因为他自个体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从而超越了原来的否定式的“内省”。本文前面已经阐明，鲁迅之加入“左联”乃是试图处理“中间项”难题，而这“中间项”问题的棘手、艰巨，其实是通过他更为深层的自觉的“内省”而被认知的。所以，他在“左联”时期所主张的“战士”已经同留日时期所提倡的“精神界之战士”有所不同：前者是身处无物之阵中抉心自食但并不放弃行动的孤独者，后者却是期待自己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摩罗派诗人。可以说，“左联”时期的鲁迅并未成功地从之前形成的循环推理怪圈中突围，甚至循环推理成为其“中间项”问题突破的最大障碍（“中间项”问题的出现本身就暗示了鲁迅试图在建构的方向上有所作为），其应对之道就是社会政治革命与革命人（“战士”）的培养双管齐下。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第三种人”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已经显示出他并不简单地遵从社会政治革命的逻辑和策略，《故事新编》的写作则通过对中国思想传统中代表人物的反思提示我们革命人（“战士”）的产生以及其行动之难。鲁迅对“阶级论”的接受和他对生存、温饱与发展问题的关心息息相关，不管如何，这些关怀要落实，总需要主体的主动推动。但在他看来这种主体推动总是会带来“已经意图到的后果”（比如某些坏传统和权力压迫机制的再现）。可以说，鲁迅试图以行动和实践来打破循环推理怪圈，这种行动指向“革新”，但这种与“中间项”问题关联的行动背后并无理论的确信，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否定性的反抗。

鲁迅这种主体推动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前面一再提及的他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缺乏有成效的互动。这种客观理性不是某种依靠权力从外部输入的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而是对人类之行动、互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规则、制度的洞察所产生的具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并不保持抽象封闭的形态，而是持续地对经验世界开放且由此修正、发展自身。其实鲁迅并非没有触及这种客观理性，比如，他对权力压迫机制的自我生产与复制和对人世间不平等现象的关切，客观上都指向了（虽然对此未必有明确系统的认识）一种“社会人”的基本生存及发展困境——基于资源稀缺而产生的竞争。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冲突（其极端图景即是托马斯·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必须要由制度来约束，其中最为基本的制度即是界定权利的制度。在这些界定权利的制度当中，与现代世界的兴起最为相关的就是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能够将竞争导向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创新的涌现，进而为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创造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大卫·休谟曾以三条抽象正义规则对此进行表述。因为种种局限条件（尤其是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常常不能自发地产生，而是需要某种力量的推动，从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其中最为有效的推动力来自于“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中国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由一个传统的立基于农业文明之上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行动力的现代国家，以应付不断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于传统社会业已形成的相对停滞状态的冲击。从中西历史的比较视野看，中国实际上很早就确立了理性化的国家组织，但这种国家组织虽然早熟，却并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反倒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社会向前推进的可能。帝制结束后，孱弱的民国政制依旧不能有力地应付这种冲击。其后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不管其主观目的如何，在客观上都不得不指向这一构建现代国家的任务。

不过，在鲁迅那里，国家常常是以一种压迫工具的形象出现，在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中，他将国家的压迫上溯到了阶级的压迫。他认为，民族主义文学只看到了对外的强大国家的必要，却并未摆脱深层的殖民地心态;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的提倡者没有重视甚至回避了国家机器对内展开阶级压迫并产生出权力压迫机制的必然归宿。在这种思路的基础上，“国家问题”对于鲁迅来讲便不是最为迫切最为核心的问题，尽管从这种思路出发可以引申出如何约束国家的压迫性权力的问题。鲁迅早年对民主的批判以及后来介入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已经表明他对国民性改造的一贯重视和坚持;否则，在他看来，任何制度和实践都会在酱缸中被染色变质。所以，鲁迅已经提示出真正的“革新”的出现必须有某种前提，他看到的前提是对于国民性的改造，他没有明确系统地认识到的前提则是界定权利的基本制度之建立。改造国民性有赖于文学的启蒙和“战士”的“实做”，而界定权利的基本制度的落实则不能离开“现代国家”。文学者和“战士”鲁迅所追求的国家乃是一种立基于人的主体性之上的“人国”或者说“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应该可与西方思想界所谓“积极自由”的传统建立起某种关联，现代国家则是一种理性化的现实制度构建。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鲁迅的超前。这种超前是鲁迅之前两次超前的逻辑意义上的根底。鲁迅的第一次受尼采等影响的超前及其挫折造成了从“超人”、摩罗派诗人向“狂人”的转变。在“左联”时期的鲁迅先是接受然后再越过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的理论，进而主张一种“阶级的主观主义”则可看作是第二次超前，此时的超前是自觉的，并不同于彼时尚未明确意识到的超前。这第二次超前并未使鲁迅迷信无产阶级和底层大众的力量，他更看重的是当下的“战士”的行动。鲁迅以其深刻的文学抵抗了第一次超前，并力图通过第二次超前来靠近现实，抵抗理论教条，这些都是他在既有的时代环境和自身知识架构下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但在他的主观理性和前述客观理性之间，仍存有一道明显的鸿沟。

关于文学与民族国家（ nation-state）建构的关系，鲁学界和文学界已有讨论，但重点大都放在民族或国族（ nation）层面，而非国家的组织制度（state）层面，这使得我们缺乏一个关键的角度来反观鲁迅思想及实践的挫折。那么，我们可否说，向客观理性的关键一步没有迈出，鲁迅自己的文学要负很大的责任？实际上，仔细揣摩我们就会发现，在作为学习对象的西方文化本身处于混战状态的时代，生活在东方的鲁迅已经用其独特的文学对诸种外来思想和理论（常常以进步或超越的名义传人）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创造性吸收（这其中不乏抵抗），之所以能如此，与他的以文学为中介的左翼立场是分不开的。什么是鲁迅的左翼立场？这显然不能仅仅用简单的“志在革新”来概括，而要从其在“左联”时期的“横站”姿态人手来理解。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曾讲，“‘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若将鲁迅的原意作一种合理的引申理解则是：志在革新的人若不直面现实，很容易变成压迫者的帮忙或帮闲，甚至成为虚无主义者或阻碍进步的反动者。为人民大众的左翼立场本身也是有着某种暧昧性的，因为人民大众有现实中的和想象中的两种面相。而进入到上述自己营垒和人民大众都具有的裂缝中去（也就是鲁迅所谓的“进入到实际的斗争中去”），坚持韧性的战斗（大众语运动、木刻画运动等也是这战斗的题中应有之义），凝聚组织化的力量以寻求革新旧思想、旧制度，才是鲁迅所理解的真正的左翼立场。

鲁迅这种独特的左翼立场其实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就已逐步成型。在此期间，他翻译了一系列苏俄文论作品。这种左翼立场并没有教条化地接受时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通过其集中持续的杂文写作以及托古喻今的小说创作，鲁迅抵抗了不能正视现实的宣传文学和口号文学），通过翻译，他发现苏俄文艺界内部也存在诸多理论论争，并对这些论争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或者说，这些论争丰富了他自己之前的左翼立场。前面所提到的进入自己营垒和人民大众都具有的裂缝中去，以及鲁迅部分接受的苏俄文论中的“阶级的主观主义”，都是与他的“超前”相关联的主动的理性选择。应该说，不管是早年不自知的还是后来自觉的超前，都与鲁迅的文学对主体性的关注有很大关系。对于任何外部传人的新思潮，他总要从主体的视角切入进而理解。他对于改造国民性的坚持，也源于对主体性的生成之关注。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主体性却阻碍了他获取另一种具客观意味的制度文明的思路。实际上，鲁迅对于传统文化“不撄人心”的批评，对“沙聚之邦”和“无声的中国”的批判、对吃人礼教的控诉以至对左翼文学阵营的内部批判，都指向了在中国难以消除且不断扩张的“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自然，受制于时代和知识氛围，他对此并无系统的理论认识）。在他看來，这种等级制度下的竞争以压抑人性而非高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这导致了文明活力的丧失、人之精神的退化以及权力压迫现象的产生。他的“左联”实践甚至让他看到了“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也即通常所谓的权力压迫机制）在未来的不可避免性。可是孤独的“战士”唤醒常人的努力终究是难以成功的。最近几百年的人类历史表明，现代意味的能促成良性竞争和激发微观个体活力的文明层面的突破，往往只能在常人世界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变迁而非精神觉醒来达成。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对主体性的高扬使得鲁迅的文学达到了一种区别于传统世界观的现代意识的新高度（或者说他的文学正是与他的实践困境共生的;这一点鲁迅自己似乎也有所意识），使其获得了某种“进入真实的历史”的契机，但对主体性的过分重视，也使他深刻的左翼立场无法在建构性的方向上真正有所着力。

“进入真实的历史”、进入前述两种裂缝中去，当然是基于一种主观理性而展开的社会行动。本文前已提及这种主观理性并不能回避来自客观理性的批判和反思，那么，客观理性如何保证某种程度的客观正确性，而不被时代潮流蒙蔽或成为一种徒有客观外表的主观理性呢？

首先，我们要回到最根本的人类社会境况中，也即“稀缺一竞争”的现实。正是在这个微观现实基础上，衍生出制度和制度变迁等问题。这是任何“进入真实的历史”的尝试都必须面对的根本处境，若忽略这个微观的现实基础，常常会产生诸多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缺乏中间机制也难以与经验对接的整体主义论述。其次，我们还需回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具体情境中。纷乱时代中的鲁迅敏锐地把握到了人之生存、温饱与发展这条基础性的价值标准，并以此来抵抗种种虚假意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于中国文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而冲击也未尝不是一种革新的契机，只要有利于人之生存、温饱与发展，我们便应奉行“拿来主义”。具根本性意味的解决“稀缺→竞争”问题的制度文明自然最应当在“拿来”之列。而这种“拿来”要成功，则需以具较强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现代国家的成功构建为前提。我们还应认识到，所谓的客观理性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式的天然定律，它是可以容纳情境的理性，需要向经验开放;它是不管基于什么样的主观出发点，在客观形势的“压迫”下，最终都不得不意识到的一种基本的制约性因素（尽管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会使用不同的话语方式对此进行描述或解释）——鲁迅是沿着这个“不得不”的思路走向了对阶级的重视（从其主观理性来讲，他认为阶级是比国家更深刻、更有力的分析社会尤其是分析等级压迫现象的工具），而未停留在“国家”这里。相比之下，应该讲，国家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制约性因素：鲁迅并未无视国家，他的文学一直与现实中的民族国家构建和“人国”理念息息相关，但因为过于注重主体性的缘故，他并未真正从一般性制度的层面来理解国家。颇有意味的是，也正是这种对于主体性的执着，使得鲁迅并未教条式地接受当时流行的“阶级论”，而发展出“阶级的主观主义”。鲁迅对于“阶级论”的主观解读也启发我们，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构建要取得成功，也并非不需要主体的推动。并且，在构建过程中以及构建成功后，如何制约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国家的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的扩张，以及防止权力压迫机制的生产和复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

馀论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还有必要讨论一个常被忽略的有关“方法”的话题。既然鲁迅关注国民性的改造以及有独特的“个人主义”的立场，那他的这种立场和韦伯式的注重阐释主观意义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有无相似之处？事实上，在其文学作品和杂文中，鲁迅确实有这种从具体个体切入话题和现象的倾向;另一方面，在鲁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后，他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在鲁迅那里相互缠绕，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究其原因，还是当时教条式的阶级方法论解释力不足，而基于个体的微观分析（比如鲁迅常用到的动机分析和心理分析）路径常常能把握住关键性局限条件而具有较强解释力。鲁迅之所以没有一直坚持后者，乃是因为后者的主要作用在于解释和批判（必须指出，这种解释虽然关注主观面向，但缺乏韦伯式的系统的以“理想型”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思维），而非促成宏观层面的建构。他接受阶级分析法的目的之一（虽未曾明言），乃是想在建构性方向上着力，以寻求某种组织化的力量，进而摆脱“孤独者”的境地。为了弥补这种指向建构的阶级分析在解释力方面的不足，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整体主义叙事的抽象（解释力不足和抽象叙事就意味着基于此的推断常会出错，故不利于建构），鲁迅引入基于个人视角的主体性并试图融合二者（这促成了“阶级的主观主义”的产生），但因为忽视了一般性的制度视角，这种融合并未成功地指向社会政治层面的建构，倒是增强了鲁迅自身思想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事实上，鲁迅的上述融合的努力仍未真正走出之前的循环推理，但对此的探讨加深了我们对于其循环推理之顽固性的理解。

上述关于方法的讨论将我们带到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如何理解鲁迅式文学的作用？其实这一问题的背后关涉到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如何行动？鲁迅在“左联”时期对社会科学的重视说明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文化革新思路，對社会科学知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俄文艺理论及其所依托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科学的论说）的基于主体的创造性吸收也是文化革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没有革新，行动就是盲目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文学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文学范围，成为真正的“为人生的文学”。在鲁迅那里，文化革新的根本乃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革新。可是不得不承认，他主观上试图吸收社会科学知识的尝试的实践运用并不成功。有一个混淆必须澄清：不能因为鲁迅通过其文学达到了对现实和历史的某些较深刻的剖析，就认定鲁迅的文学开创了一种新的、成熟的认识方式。情况可能是这样：正因为鲁迅在认识方式上陷入了困境并试图寻求突围，他才能看到一些被方法和理论奴役的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他所看见的这些东西以及他的深刻，却也可能阻止其领会另一种一般性的制度变迁的思路（这种思路是可以向经验开放的，并且某些制度安排也可以促成一种底线意义上的规则正义的实现），并成为导致其无法展开有效行动的重要原因。

综上，我们以鲁迅的“左联”经历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内在的政治性与外在的政治发生关联时所产生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并根据国家转型这一大背景，对这些现象予以理论性的剖析。可以说，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相的，“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一稍显模糊的判断并不能充分概括我们的研究。本文不仅呈现了追求“人国”和致力于培养“战士”的鲁迅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的分歧，亦指出了鲁迅的主观理性与其他的主观理性之间的分歧，正是在这重重分歧和纠葛中，鲁迅的“左联”实践才成为我们须时时回顾以寻找理论灵感和实践参考的历史事件。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苛求鲁迅，因为他毕竟在种种理念和环境的局限中达到了很多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仅仅愿意停留在他的精神遗产中孤芳自赏。

[责任编辑 刘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