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

摘要：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关键词：三纲;六纪;人之大伦;人伦之纲;朱熹

现代人鲜有不知道“三纲”为何义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所谓“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为它是董仲舒、《白虎通》等提出来为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并在中国历史上盛行了两千多年。

然而这类说法真的正确吗？且不说无任何文献证明董仲舒将“三纲”定义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所谓“三纲”严格说来也不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下简称“某为某纲”）。在汉代以来两千多年里，尽管人们常使用“三纲”一词，但较少把它定义为“某为某纲”。他们所谓的“三纲”时常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之所以称其为“三纲”，是因认为这三伦关系对其他各伦、乃至所有人伦关系起着规范和引领的作用，因为它们是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代表“人伦之纲”或“人之大伦”。所以，他们所说的“三纲”，与“人之大伦”或“三大伦”几乎是同义语。本文将这一理解称为“三纲”之本义。

大约始于宋代，特别是自朱熹以来，并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三纲”定义为“某为某纲”（本文将这一理解称为狭义“三纲”概念）。然而，即使如此，宋以来的学者们仍然普遍地从“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这一本义立场使用“三纲”一词。另外，许多学者虽将“三纲”界定为“某为某纲”，但同时却还是从本义出发来理解其意义。包括朱熹等在内的许多学者，都不断地或更多地从本义而不是狭义出发来使用“三纲”一词。

如果以上说法正确的话，那么“三纲”的历史面貌、历史作用就皆与今人所想差别甚大。本文试图说明历史上的“三纲”有本义与狭义之分，并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二义的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三纲”的真实含义。

一、董仲舒、《白虎通》与“三纲”本义

为了搞清“三纲”的本义，也许最好的途径就是回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撰的《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前者是公认最早使用“三纲”一词的书，后者是最早系统论述“三纲”含义的书。《白虎通》对“三纲”之义的论述，可以说在后世两千年中极具权威性，成为几乎所有对“三纲”进行界定时所绕不过的最重要的源头文献。那么，在这两部著作中，“三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在董仲舒的上述著作中，“三纲”一词总共只出现了两次，而且都只是附带地使用，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今天我们只能从上下文来推测董仲舒所使用的“三纲”是何义。

第一次是《深察名号篇》在批评“孟子之善”时，说到“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处“三纲五纪”，凌曙、苏舆、钟肇鹏注本均引用《白虎通》中的“三纲六纪”以说明之，而且苏舆注还提到“五纪，据《白虎通》本当作六纪”。可见，所谓“三纲五纪”，得到《白虎通》的“纲纪”脉络中去理解。

第二次是《基义》篇“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一句，其论述如下：

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从这段文字确实讨论了君臣、夫妇、父子这三伦的内部关系，但无法推出作者把“三纲”定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的“三纲”究竟是指什么？董氏没说，我们不妨推测一下。

《基义》篇的主旨似乎是通过阴阳耦合关系，来说明“天之任德不任刑”。作者重点讲到了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凡物必有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耦合关系，是按照“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的规律进行的，即阴阳之间存在互动、互助的特点。另一方面，作者又强调，阴阳耦合存在上下之别、先后之分：“合，必有上，必有下”;“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综合这两方面，作者的结论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上述两方面中，后一个方面涉及董仲舒在其他地方討论到的“阳尊阴卑”思想，也确实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狭义上的“三纲”概念有关，但董氏并未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从通篇主旨看，董氏显然认为，只有将这两方面合起来，才可以确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才是焦点，而阳尊阴卑、某为某纲只是实现这个焦点目标的途径之一。

过去人们因为已经习惯把“三纲”理解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说“王道之三纲”一句中的“三纲”指的就是“某为某纲”;但如果从上下文看，说此句中的“三纲”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或者说更具体地指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即文中“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是不是也可以呢？苏舆即持此说。苏舆在注解董氏“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一句时引《白虎通·三纲六纪》称：“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故六人为三纲。”根据苏注引文，“三纲”就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六人所构成的三对关系，其所以为“三纲”，原因正在于它们典型地体现了董仲舒所谓的“阴阳之道”。为什么这六人、三伦因为典型地体现了阴阳之道，而称为“三纲”？这一点在《白虎通》里有明确解说，《白虎通》大抵认为这三伦典型地反映了阴阳关系，所以能纲纪其他各伦（即六纪）。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白虎通》对“三纲”的定义。《白虎通》各篇中以《三纲六纪》篇论述“三纲”最详，并且明确地把“三纲”界定为“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诗》云：“叠叠文王，纲纪四方。”

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

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已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已助也。

以上是《白虎通》论述“三纲”最经典的几段话，其中第一段被古人引用无数次，影响力不难想象。这几段话的核心思想我认为可归纳为如下几条：

1.“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对关系，即三伦;

2.“三纲”是相对于“六纪”而言的，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这六伦或曰六种关系;

3.“六纪”以“三纲”为准，师长为君臣之纪，诸父兄弟为父子之纪，诸舅朋友为夫妇之纪。据此，“三纲”所以称为“纲”，因为它们规范着其他各伦;

4.为什么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可以规范其他各伦呢？因为它们是阴阳之道的典型体现，“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这应该也是“三纲”所以为“三纲”的根本依据。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春秋繁露·基义》花大量篇幅讨论阴阳关系并宣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5.“三纲”之所以为“三纲”，还因为它与六纪一起共同担负着“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责任，“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从这个角度讲，“三纲”寓意“人伦之纲”。

6.先秦的“五伦”不足以代表全部人伦，加上五纪或六纪则有八伦、九伦甚至更多;而在各伦之中，以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最重要，古人常称为“人之大伦”，这也是“三纲”本义所在。

7.“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三纲”是什么关系呢？前者是实现后者的方式。请注意，《含文嘉》“某为某纲”与“六纪道行”并列，皆为行为过程而非名词;如果说“某为某纲”是为了确立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敬诸父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就是为了确立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这六伦（即六纪）。

8.称“某为某纲”为“三纲”，乃是将原本确立“三纲”的方式混同为“三纲”这个目标。我们将这一定义称为狭义“三纲”，因为它只是将“三纲”本义中的一个方面，即确立“三纲”的某种特定途径，等同于“三纲”。而《白虎通》以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为“三纲”，才是“三纲”本义。狭义“三纲”虽来源于《含文嘉》，但从引文看，《含文嘉》也只是以“某为某纲”来说明三大伦，没有将“某为某纲”称为“三纲”。

“三纲”的本义早在先秦即已明显存在，《礼记·乐记》子夏“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定，天下大定”之语，实为“三纲”本义在前期的鲜明表达。《尚书·五子之歌》批评太康“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左传·哀公六年》引），《盘庚上》载盘庚自警“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诗经·遐乐》言成王为“四方之纲”，《械朴》赞文王“纲纪四方”……这一源远流长的纲纪传统，为后世“三纲”之滥觞。而先秦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的思想，见于《论语》之《颜渊》《微子》两篇、《孟子》之《公孙丑下》《万章上》两篇、《周易·序卦》、《礼记·哀公问》、《荀子·天论》、《吕氏春秋·似顺论·处方》、《郭店楚墓竹简》之《成之闻之》《六德》等之中，实为后世“三纲”本义的直接来源。

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即在《白虎通》“三纲者……谓君臣、父子、夫妇也”这一表述中，“君臣、父子、夫妇也”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缩写或简称？从上下文看这样理解存在明显逻辑问题：其一，这里“三纲”与“六纪”并列，六纪既然是六种人伦，三纲也应该是指几种人伦;其二，《含文嘉》“某为某纲”之文，与“敬诸父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等并列，都是指行为过程，是行为而不是人伦，不能把处理人伦的行为与人伦本身相混;其三，后面讲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为三纲”的理由时，明确指出是因为“阳得阴而序，阴得阳而成，刚柔相配”，而没有说是因为“某为某之纲”;其四，《白虎通》从“纲”“纪”的关系角度讲“三纲”，明确强调“六纪”为“三纲”之纪，因而暗示“纲”之所以为“纲”，是因为它们规范着六纪;其五，《白虎通》对“纲”之义分别从字义和功能两方面作了界定。从字义上讲，“纲者，张也”;从功能上讲，就是“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就是说，“纲”之所以为“纲”，主要是因为它们对整个人伦之道起着规范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说，董仲舒《深察名号》所提到的“三纲五纪”，如果联系这里的“三纲六纪”来理解的话，就进一步证实了董氏所谓“三纲”是从纲纪传统出发立论，“三纲”当指三大伦，而不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尽管董氏确实提出了阳尊阴卑、阳贵阴贱等思想，但这只是作为实现“三大伦”或“三纲”的方式，而不能說他以“某为某纲”为“三纲”。

下面我们用表1来概括“三纲”的两个含义及其关系：

下面再用表2来说明《白虎通》中“三纲”与“某为某纲”之关系：

据此，我们可以说，“三纲”的本义指三种主要人伦;而“某为某纲”，代表实现本义的方式。但是，根据前引《春秋繁露》可以看出，人伦组织方式并不限于《含文嘉》所说的“某为某纲”，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下面将要提到的为何古人讲“三纲”时较少提到“某为某纲”。

古人从“三大伦”而不是“某为某纲”使用“三纲”一词，在汉以后文献中有大量例证，这里仅举几条，比如，皇侃《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疏曰：

三纲，谓夫妇、父子、君臣也。三事为人生之纲领，故云三纲也。

《前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勤三纲之严，修后宫之政”颜师古注：

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四《论语音义》释：

三纲，谓父子、夫妇、君臣是也。

又比如我们熟悉的《三字经》中有“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一句，显然亦是从本义而非狭义的角度使用“三纲”一词。《三字经》如果要从狭义使用“三纲”的话，就应当说“三纲者，君为纲，父为纲，夫为纲”才对。还有很多其他例证，这里限于篇幅不举，下面还会提到若干。

二、“三纲”定义：从本义到狭义

“三纲”本义指三大伦，或人之大伦，寓意人伦之纲，这一事实台湾学者阎鸿中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揭示。他明确指出，《白虎通》给予了“三纲”两个定义，其中第一个定义即是指“君臣、父子、夫妇三者为人伦之道的大纲领，而六纪是为其辅助的小纲领。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就像一张大网，由这九条纲纪来维系和推动”。他并考察了这一定义如何从先秦时的“纲纪”传统（特别是孔子以来“把‘君臣、父子、夫妇，视为三项主要人伦关系”，“将它们视为为政的要务”）演变而来。而在阎鸿中之前，徐复观先生也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指出过，董仲舒“所谓三纲，是指君臣夫妇父子各尽其分而言，并非指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那么，“三纲”是如何从本义演变成狭义的呢？我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1999）检索，得出狭义“三纲”概念的形成虽可追溯到《白虎通》及孔穎达《礼记正义》、邢昺《论语注疏》，但真正流行可能是在朱子之后。下表为“三纲”“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语词在《四库全书》中的出现次数统计：

据上表，《四库全书》中“君为臣纲”仅出现71次，今纂录《四库全书》中全部“君为臣纲”文献如下：

在这些“君为臣纲”的文献中，明确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者，查得53条，占所有“君为臣纲”文献条目中约70%。我们发现，在所有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的文献中，除了《含文嘉》原文外，有几条源文献较为重要，它们分别是：（1）《礼记·乐记》，（2）《论语》之《为政》《阳货》，（3）《周子通书》。狭义“三纲”的定义，多出现于古人对这几条文献的注解中。现将这三条原始文献对后世影响制成下表：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的现象多发生在宋代以来。宋代以前，除《白虎通》之外，唯一一例仅见于孔颖达《礼记注疏》卷三十九引《含文嘉》文。入宋以来，朱子之前，明确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者，今只查得见于邢昺《论语注疏》及阮逸注《文中子中说》。孔疏引用《含文嘉》，虽定义色彩明显，但影响并不大，而邢疏引用《白虎通》两处，在引狭义“三纲”定义之前，先引本义“三纲”定义，可见邢疏没有明确地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后世朱子引邢疏，明确以“某为某纲”界定“三纲”，影响甚大。顺着上述三条源文献，我们很容易发现朱子的影响。因为后世《礼记》《论语》的注解基本上按照朱子的观点展开，真德秀、陈澔、胡广、江永等莫不引朱子之语释“三纲”。而后世《周子通书》的注解主要通过《近思录》等扩散，其中对“三纲”的注解基本照搬朱子。据初步统计，在全部53条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的例子中，明显受朱子影响的次数、加上朱子本人使用的次数，总计不少于31条，占总数58%，这还不包括许多可能间接受朱子影响的情况。

孔颖达、邢昺、朱熹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文献如下：

（1）唐孔颖达《礼记注疏》卷三十九《乐记》“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章疏：

按：《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

（2）宋邢昺《论语注疏》卷二“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疏：

云三纲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纲者何谓？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3）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注：

愚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朱子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共查得如下几处：

（1）《论语集注》卷一“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章注;

（2）《四书或问》卷七;

（3）《仪礼经传通解》卷五、卷九;

（4）朱子注《周子通书》“三纲正、九畴叙”一段，后人纳入《近思录》等书中，影响甚广，见于叶采、茅星来、江永等所编各种《近思录》注解本。

朱子一生使用“三纲”一词次数冠绝古今，其中《朱子语类》（四库本）21次、《朱子文集》（丛刊本）39次，共计60次（一般学者使用“三纲”通常只见一二例，达十次者已属罕见），其观点为理学后脉所继承，影响所及，真德秀、陈淳、陈澔、胡三省、吴澄、湛若水、丘溶、曹端、顾炎武、江永等均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考虑到理学在南宋以来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朱注的特殊影响力，可以肯定朱熹是塑造这一定义统治地位的主要功臣。

然而，在朱子所处的宋代，明确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仍然少见。北宋学者如周敦颐等虽用“三纲”一词，但并未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二程所用“三纲”接近于“三大伦”之义（后文分析）;胡安国、胡宏、胡寅三人均大量使用“三纲”一词，然皆未从狭义定义“三纲”;朱熹好友吕祖谦虽然在《唐鉴》注中引邢疏以“某为某纲”定义“三纲”，但在《左氏传说》卷四中又使用“君臣父子夫妇”定义“三纲”;至于宋末王应麟，其《困学纪闻》中“三纲”凡8见，皆无明确定义;其《小学绀珠》卷三倾向于以君臣、父子、夫妇定义“三纲”，同时亦标“某为某纲”之文。宋末学者黄震亦喜谈“三纲”，但较明显地是从本义而非狭义使用“三纲”一词。

三、本义依然强劲：朱子之例

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四库全书》中出现的次数（分别为71次、69次和85次），与“三纲”在其中出现的次数（约2745次）完全不成比例，特别在24部正史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皆仅出现1次（见于《明史·黄道周传》），“夫为妻纲”未见。这一差别似乎说明，古人在使用“三纲”时，并不太喜欢“某为某纲”这一狭义界定。尽管我们不能说未明确从狭义定义“三纲”不等于不采取狭义理解，但是，这一数字的不对称是否说明，狭义代替本义，主要限于正式经典的注解中，而当回到现实生活中时，人们发现还是本义“三纲”更有用，所以“三纲”本义不但没消失，反而现实影响力一直大于狭义“三纲”。考虑到史书更能反映日常生活中的用法，这一猜测似乎可以成立。

例如，我们发现，朱子虽然一生大量使用“三纲”一词，除了几部注解之外，在使用“三纲”次数最多的《朱子语类》（共21次，四库本）及《朱子文集》（39次，四部丛刊本）中，均未使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表述。如果说这是因为朱熹认为“三纲”狭义定义已经约定俗成，不再需解释，显然不合史实。下表为四库本《朱子语类》和丛刊本《朱子文集》中“三纲”术语出现次数统计：

朱子一方面在《论语集注》《四书或问》《周子通书注》《仪礼经传通解》等中数度明确将“三纲”界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另一方面，又在多处从人之大伦、人伦之纲这一角度界定或使用“三纲”一词，代表其晚年思想的《仪礼经传通解》中，两处全引《白虎通》从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出发来界定三纲，本义与狭义并存，而以本义为宗。从其在文集中所使用的“三纲”看，他总是把“三纲”理解为人间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即董仲舒、《白虎通》中的三纲用法。今以四部丛刊电子版《朱子文集》（全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据，统计其中“三纲”术语含义如下：

据上表，《朱子文集》从人伦关系意义上使用“三纲”一词多达11条，占总次数28%。例如，在《朱子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二》中，朱子称：

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朱子说“三纲”基础是仁义，宗旨在于“立人之道”，即确立人伦之道，这分明是在用“三纲”本义而非狭义。

又如，在《詩传纲领》中，朱子引述《诗大序》所谓“厚人伦、美风俗”，称：

《诗》之始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达于父子、君臣之际……所以道夫妇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纲既正，则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矣。

所谓“三纲正”就是从“道夫妇之常”，“成父子君臣之道”，达于“人伦厚”，这不是从本义使用“三纲”的明证么？

至少如下几条文献，相当明确地体现了朱熹从本义而不是狭义讨论“三纲”：

（1）《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二》;

（2）《文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札一》;

（3）《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甲申）》;

（4）《文集》卷五十九《答陈卫道（巩）》;

（5）《文集》卷七十五《戊午谠议序》;

（6）《文集》卷九十七《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

（7）《诗传纲领》（不见于《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亦不见于今本《诗集传》）。

除了朱熹，还有许多学者，包括吕祖谦、真德秀、王应麟、吴澄、宋濂、丘溶、湛若水等人，虽一方面也同样狭义定义“三纲”，而另一方面却又在其他地方明显地从本义出发使用“三纲”一词。

例如，元人吴澄亦好“三纲”，在《吴文正集》（四库本）中“三纲”7见。其中卷二十《序·纲常明鉴序》有：

三纲二纪，人之大伦也，五常之道也。君为臣之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之纲，其有亲者仁也。夫为妻之纲，其有别者智也。长幼之纪，其序为礼;朋友之纪，其任为信。之二纪者，亦不出乎三纲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后以齿者，一家之长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俦侣，其尊卑以等者，一国之长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帮助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于俦侣，其互相规正者，异姓之朋友也。举三纲而二纪在其中，故总谓之纲常。

这里，一方面讲“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另一方面又强调三纲加二纪，为“人之大伦”。二纪，即长幼、朋友二伦。三纲加上二纪，实即五大伦。他同时强调，二纪不出三纲之外，即二纪由三纲规范，这正是对于“纲”本义的展开，也与“纲”之义相合。这说明，吴澄虽然接受了狭义的“三纲”定义，但同时又将其纳入到“三纲”本义中。在其所撰《礼记纂言》中，他更是明确地从本义出发界定“三纲”，卷二十八《哀公问》解称：

夫妇、父子、君臣，三纲也。三纲，人伦之大者。庶物，诸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则小者从而正矣。

在此，吴氏不仅明确称“夫妇、父子、君臣”为“三纲”，而且强调“三纲”所以为“三纲”是由于它们代表“人伦之大者”，因为三伦正，则众伦莫不正。“大者先正，则小者从而正矣”，此乃“三纲”本义之核心。同时，他又把“三纲”之道等同于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又如，明儒丘濬《大学衍义补》（四库本）中“三纲”多达16见，虽在卷四十《治国平天下之要·明礼乐·礼仪之节下》引朱子“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文，又于卷二《治国平天下之要·正朝廷·正纲纪之常》详引《白虎通》“三纲”本义之定义;卷六十七《治国平天下之要·崇教化·总论教化之道》论述“三纲”之义曰：

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有三纲也，有六纪也，有礼节也，有法度也。其彝伦之秩然，其典则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观也。

这里明显回到《白虎通》纲纪传统，称三纲、六纪、礼节、法度皆“人之文”。所谓“人之文”即人之伦，即“彝伦之秩然”。此外，他更于卷七十九《治国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躬孝弟以敦化》中称：

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修人纪之任。必使三纲六纪皆尽其道，然后不负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修之端，则在乎爱敬焉。爱敬既立，则由家而国、而天下。天下之人无不爱其亲、敬其长，人人亲亲而长长，家家能爱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之也。

这里将“三纲六纪”皆作为人君所当修之“人纪”，“人纪”即人伦;人纪之立，系于爱敬，而不在“某为某纲”。可见这是从本义说“三纲”。

事实上，朱子之后坚持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的例子有许多，这里再举一例。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二十《阳货第十七》“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一段正义曰：

三纲者，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毛诗·关雎》传亦云：“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刘氏明确从本义出发界定“三纲”，并从夫妇别、父子亲、君臣敬，而不是“某为某纲”角度释之。

更重要的是，古今历史上一直有人反对从狭义即“某为某纲”来理解“三纲”，比如南宋学者胡诠即曾指出：

父子纪纲闺门，君臣纪纲朝廷。《礼纬》引三纲不经之论，今所不取。

胡诠视《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不经之论”，强调“三纲”本义在于对其他人伦的规范、引领作用。

又比如晚清至民國年间学者孙宝碹也指出：

郑氏《诗谱序》曰：一纲举而万目张。余谓古人所谓三纲，恐是以君臣、父子、夫妇统括人类，故名曰纲。后人不察，妄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为言，是大谬也！凡纲所以统目也，纲少而目多。

孙宝瑄认为把“三纲”理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大谬”，因为“三纲”的本义是要“统括人类”。所谓“统括人类”，我认为就是指为一切人伦之纲，为人间秩序之源。所以孙氏强调，郑氏《诗谱序》“一纲举而万目张”可证明“纲”的本义在于对天下万目的统领。

四、如何理解本义与狭义之关系？

人们也许会问，宋代以后，特别是朱子之后，“三纲”在人们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哪种含义占上风？

回答此类问题时，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古人心目中，“三纲”的这两个含义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这是因为，“三纲”的本义以三大伦为人伦之纲;预设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走上正道，则一切人伦皆入正道，人间秩序将因此而建立。而狭义“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恰恰是确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的途径。因此，本义与狭义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本义代表人伦之道的宗旨，狭义代表人伦之道的途径。所以，本义与狭义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至少对于接受狭义“三纲”内涵的人来说是如此。

不过，需要说明，狭义“三纲”并不是如今人所理解的那样，以服从权威为宗旨，而是指西周宗法制度所包含的礼制，以及特别是孔子所倡导的名分思想。狭义“三纲”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天然存在着上下之分、轻重之别或等级之差，从《仪礼》《周易》《论语》发展到汉代，这种差序性质的人伦关系被董仲舒等人表述为阳尊阴卑或君尊臣卑，被《含文嘉》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本义和狭义都是为了确立人伦正道，差别在于：本义并不预设确立的具体方式，或者说预设的确立方式比较宽，而狭义预设的确立方式则比较明确、具体。

由于狭义“三纲”的名分思想可以追溯到周初和孔子，源远流长，古人通常不反对。如果有人认为“阳尊阴卑”或“某为某纲”是确立三大伦的基本方式，他们就很容易得出：为了确立三伦正道，只要坚持“某为某纲”就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三纲”的狭义与本义就合一了。也就是说，在这里，他们表面上讲的是狭义，但同时实际上预设了本义为前提，他们讲“某为某纲”就是为了实现本义的目标，即三伦之正道。所以我要说的是：宋代以来，特别是朱子之后，狭义“三纲”虽然盛行，但并不是以狭义取代了本义，而只是以狭义合并了本义;由于狭义的用法同时也包含了本义，可以说，狭义“三纲”还是以本义为宗旨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朱熹等一大批学者倾向于狭义“三纲”概念？正因为他们认为，狭义“三纲”足以实现本义“三纲”宗旨，不必再专门讲本义了。前面我们讲的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纲常明鉴序》之文，即是典型例证。

狭义可包含本义，也许明人宋濂的说法最能反映。他说：天地之间为人伦之纲者有三，曰：君也、父也、夫也。

可以追问：宋濂以君、父、夫为纲，这里的“纲”究竟是指君、父、夫分别是臣、子、妇之纲呢，还是指君、父、夫为整个人伦之纲呢？如果是前者，就是狭义“三纲”概念;如果是后者，就是本义“三纲”概念。从行文看，作者既然说这三者为“人伦之纲”，显然是从本义出发，但又不说君臣、父子、夫妇为人伦之纲，而只讲君、父、夫为人伦之纲，显然预设了通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确立人伦之纲。这就是把狭义“三纲”与本义“三纲”合二为一了。可以说，后世大多数从狭义讲“三纲”的人，都预设了同样的前提，也以本义“三纲”为宗旨。我认为这是狭义“三纲”概念在后世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在一些情况下，古人讲“三纲”时并不愿意从“某为某纲”这一狭义出发，而是直接从五常出发，比如前面提到的朱子、吴澄、丘溶、刘宝楠以及《三字经》均有时从“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的角度来讲三伦之道，所以我们说这里他们可能是在从本义讲“三纲”，也可能兼本义与狭义而讲“三纲”。这可能是因为古人虽认同“某为某纲”，但觉得“某为某纲”不足以说明三伦之道。

还有很多时候，古人实际上是从本义讲“三纲”，但看起来却十分象是从狭义出发，至少从狭义出发也似乎可通。这是因为，凡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没有确立，基本上都包含着君臣、父子、夫妇的名分遭到破坏这个前提，后者正是狭义“三纲”之旨。这就需要仔细分辨，而分辨的标准在于从上下文看作者的真正用意。比如当作者总结“三纲”不立的原因时，并没有归咎于“某不为某纲”，而是归结为“无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或之义”;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立论重心在于说明三伦之不立会对其他人伦关系、乃至较大范围的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在这些情况下，我认为作者主要是从本义而非狭义出发来使用“三纲”一词。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如何来分辨古人“三纲”概念的真实含义。

例一，《二程遗书》卷十八《刘元承手编》载伊川先生论唐无“三纲”曰：

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便篡。肃宗才使永王鳞，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

前面还有“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等语。所谓“无三纲”，如果从狭义来理解，即唐太宗、肃宗等人不守本分，做出越轨之事，这是没问题的。《近思录》叶采集解此语称，“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于君臣父子之义有亏，闺门之间又有戆德，三纲皆已不正”。太宗以天子身份做出了乱伦之事，包括杀兄夺位、杀弟夺妻等，这些当然是破坏了狭义“三纲”中的名分关系，但是我们要记住，程颐的重心并不在于太宗是否遵守了“某为某纲”，而是“三纲”的被破坏，为何开启了后世数百年祸乱。显然，如果唐太宗只是一介匹夫，即使有同样的行为，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影响;正因为他是天子，影响就非同凡响。

如果我们把程子所说的“三纲”解读为本义，即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也许能更好地贴近上下文所反映的原意。“三纲”的本义旨在说明：“三大伦”为一切秩序之源，这典型地体现在太宗未能率先垂范以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对后世产生的一连串连锁效应中：一方面，唐太宗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子孙后代，导致了后世王室之乱不绝;另一方面，唐王室“三纲”之乱也间接成为藩镇兴起的原因，成为大唐衰落之根源;再一方面，唐无“三纲”还延伸到了唐末五代，成为五代朝代更迭、干戈不息的间接原因。所以，说小程子使用的“三纲”是指本义，应该更合乎程子原意。正因如此，无论是程子给出的总结，所谓“无父子君臣夫妇”“君不君、臣不臣”，还是叶采所作的总结，所谓“其于君臣父子之义有亏”，都未提到“不以君父夫为纲”。

例二，宋朝历史上曾几次发生为皇位害死亲人之事。宋太宗曾逼死亲弟廷美（即秦王），宋理宗整死了同族兄弟赵竑（即济王）。故宋理宗初即位时，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真德秀入见，以三纲五常为天下秩序之基为由，要求理宗善待济王，为其立后。真德秀奏理宗曰：

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晋废三纲而刘、石之变兴，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我朝立国根本仁义，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宝，不幸处人伦之变，有所未尽，流闻四方，所损非浅。譬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捕讨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诏有司讨论。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虽济王未有子息，兴灭继绝在陛下耳。

若无济王被废，将无理宗即位。这正是理宗易受天下诟病的根源。故真德秀欲理宗宽待济王，以塞天下之议，以收天下人心。而真德秀之理据即所谓“三纲五常”，其歷史根据则举“晋废三纲而刘石之变兴，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这体现了“三纲”在古人心目中的含义。刘、石之变、安禄山之难固然是破坏名分，然而“三纲”如果只是指“某为某纲”，何以能为“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真德秀的逻辑只有通过“三纲”本义才能说清。他的十足自信在于：身为皇上不爱亲戚家人，违背天理良心，是最高统治者以贪私示人，天下人不能心服，将群起而效之，故不能“奠安生民”，这是历史上发生刘、石之变、安禄山之难的根本原因，也每一位皇帝所必须正视的。这正是“三纲”本义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即君臣、父子、夫妇为人伦之纲。

例三，《明史》卷五十九《志第三十五·礼十三皇后陵寝》载嘉靖七年，世宗皇后陈氏崩。礼部上丧祭仪，帝疑过隆，议再上，帝自裁定，概从减杀，欲五日释服。阁臣张璁等言：

夫妇之伦，参三纲而立。人君乃纲常之主，尤不可不慎……。

大臣张璁批评皇上为皇后执服太短，不合夫妇之道，违背“三纲”。当然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三纲”读为狭义，指国君未能尽好“纲”的职责，违背了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也是可以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张氏并未以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为由，而是以“人君乃纲常之主”为由，这体现了“三纲”本义：夫妇之伦之所以为“纲”，正因为它关系到全天下的秩序。

通过上面三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三纲”本义与狭义之所以难分，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狭义是本义的方式，而本义是狭义的目标。但只要我们仔细阅读上下文，还是容易发现究竟是用狭义还是本义。本文的要点是，对本义的忽略，将“三纲”简单地归结为“某为某纲”，导致今人无法正确理解古人思想，结果导致歪曲古人，乃至把“三纲”妖魔化。这可能正是“三纲”在今天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吧。

[责任编辑 曹峰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