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

摘要：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将上古华夏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夏为西方集团，主要活动于河南、山西、陕西地区，这一学说对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响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晋南、陕北等地多处大型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夏居西方几成学界共识。夏居西方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左传》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周成王灭唐，封晋祖叔虞于夏墟，因晋居河东，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东，汉魏以来，学者皆承此说。实际上，这一推定并不成立。详考古书所载周成王时期封国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和祭祀传统，可知周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实在鲁西河、济之间，其子燮始迁于河东。既然夏墟在鲁西而不在河东，则“夷夏东西说”以及基于这一学说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关键词：夏墟;夏墟考古;夷夏东西说;大禹治水

夏为古史传说中开启华夏世袭王朝历史的第一个朝代，古人论华夏道统，往往“三代”并称，而夏居其首。夏的历史，关乎华夏历史的起点，因此，夏墟所在，一直是现代古史学、考古学挥之不去的热点话题。

据古书记载，山西河、汾之间为“夏墟”，而豫西伊、洛之间则为“有夏之居”，故自来考夏地者，最关切两处地方，一为晋南，一为豫西。豫西“有夏之居”一说，出自《逸周书·度邑解》，牵扯伊、洛地名的变迁和牧野之战的地理，头绪纷繁，请俟另文详论。河东“夏墟”之说，本自《左传》晋祖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而为汉晋间学者所祖述，至今犹为考古史者引为典据，深信不疑。然而，详考此说源流，其中实隐藏一巨大的误解，而前人俱未留意。

夏墟所在，关乎古史重建的地理基础和华夏历史的空间起点，不得不为之详辨，故笔者不揣浅陋，略布管见，以就正于学界同道。

一、河东夏墟

河东夏墟，其说本自《左传》的三处记载。其一，《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郑国子产赴晋聘问，为晋侯说晋祖叔虞所封唐地的掌故云：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其意谓高辛氏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阏伯，老二叫实沈，两兄弟天天打架，高辛氏不得不将兄弟俩分家，让阏伯住在商丘，让实沈住在大夏，分别主祀辰星和参星。辰星即心宿，又称大火星，属东方七宿，相当于西方天文学的天蝎座;参星属西方七宿，相当于西方天文学的猎户座。两宿分居东、西，各主春、秋，心宿升起时则参宿降落，参宿升起时则心宿降落，两个星宿此起彼伏，永不相见。高辛氏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主祀辰星和参星，意味着这两个冤家对头从此天各一方，不复来往。后来，阏伯所居的商丘被商人继承，实沈所居的大夏则为唐人继承。唐国末世，其君叫唐叔虞，当时，周武王的王后邑姜怀上了孩子，梦到上帝给他腹中胎儿起名日虞，并许诺将唐国的地盘赐给此子。婴儿降生，果然手心里写着一个“虞”字，因此，到武王之子成王时，灭了唐国，把其地封给兄弟叔虞，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祖先。由于商人继承了阏伯的商丘，而阏伯主祀辰星，故商人也主祀辰星，晋人占了唐人的地盘，而唐人主祀参星，故晋人也主祀参星。——由子产所述这段掌故可知，晋国的祖先叔虞初封之地原为唐国的地盘，唐国在大夏，唐为国名，大夏是地名。

其二，《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国大夫祝佗赴召陵之会，因为诸侯排座次发生争执，祝佗为周大夫弘苌追述周成王时周公封建伯禽、康叔、唐叔的掌故，列举晋祖唐叔受封的财产、族姓和土地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祝佗称唐叔受封之地为“夏虚”，并云唐叔所行为“夏政”，这也是“夏虚”一语唯一一次见于先秦古书。《左传》的这两处记载，正相呼应，子产所谓“大夏”，自然就是祝佗所谓夏墟之所在。

其三，《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荀跞赴周会葬，籍谈为介，周景王求彝器于晋人，籍谈答以晋居深山，戎狄为邻，远于王室，拜戎不暇，无器可献。景王历数王室赐晋之器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所言唐叔所受器物，与《左传·定公四年》合，所言唐叔封地，“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则与昭公元年、定公四年呼应，所谓“参虚”，亦即“大夏”或“夏虚”，因唐居大夏而主参，故又称其地为“参虚”，参虚亦即夏墟。

据《左传》所言，叔虞封于唐，其地又称夏墟，叔虞为晋国开基之祖，则晋之所在，亦即唐和夏墟所在。晋在河东，则唐和夏墟必在河东，可谓不言而喻。故自司马迁以降，述史者均以唐人、夏人居于河东。《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货殖列传》亦云：“昔唐人都河东。”显然就是本自《左传》。

由于古书中称尧为陶唐氏，故汉人又以河东为尧都所在。《汉书·地理志》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又于太原郡晋阳县注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玄《诗谱·唐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至晋人皇甫谧综合古史传记而撰《帝王世纪》，既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又云“（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記·夏本纪》集解引），可见，以平阳、安邑、晋阳为尧、禹先后所都之地，汉晋时期已成定论。晋阳县见上引《汉书·地理志》太原郡，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平阳县，见《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安邑县，亦见《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战国时曾为魏国所都，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改称夏县，“因夏禹所都为名”，今其地犹有夏王城。又因为在传统古史体系中，尧、舜、禹三代禅连相传，尧禅舜，舜禅禹，载于《尚书·尧典》，为古人熟知，尧墟、禹都既然皆在河东，则舜都亦必相去不远，故《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皇甫谧《帝王世纪》则径谓：“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可见，唐尧、虞舜、夏禹三代都于河东之说，实为汉晋之际学者所共述，而求其渊源，无非是从《左传》叔虞封于唐或夏墟的记载孳乳而来。

尧、舜、禹都于河东之说，本自《左传》，且《左传》所载叔虞封于大夏或夏墟的掌故，出自子产、祝佗之口。子产博学多识，晋侯谓之“博物君子”，祝佗则为卫国司祝，《国语·楚语下》云：“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絮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祝官以祝颂祈祷于山川群神和先公先王为职责，故必博闻强记、精通古史。叔虞封于夏墟的掌故既为子产和祝佗所述，必非道听途说的传闻或空穴来风的杜撰。正因此故，自古迄今，言古史者对于尧、舜、禹皆都河东，大都深信不疑。王国维《殷周制度论》（1917年）有见于上古帝王之都多在东方，古书所见夏人都邑和地名亦率在东土，断定“虞、夏、商皆居东土”，以东方为华夏古史的渊薮，因此对尧、舜、禹之都独在河东颇感困惑，但古史相承，无可置疑，为自圆其说，不得不认为河东之都是因洪水之灾而“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3年），分上古华夏世界为东、西两大集团，以夏与周为西方民族，夷与商为东方民族，上古历史即东夷与西夏两大族群交争的历史。傅氏认为“夏之区宇布于今山西、河南省中，兼及陕西，而其本土在河东”，其主要依据即《左传》所载高辛氏二子分居商丘和大夏、晋祖叔虞于夏墟的掌故。傅氏此说对现代古史学和考古学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1937年）秉承王国维“虞、夏、商皆居东土”说，博引书证，力证夏民族起自东方，驳斥傅氏夏起于西方说，但河东夏墟久为古人称道，明文俱在，终难抹杀，故不得不像王国维一样，作折中之论，认为夏虽起于东方，却因洪水之故或其他原因，而在晚年迁往河洛之西，最终亡于河东，此即《左传》河东夏墟的来历。实际上，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宏论发表之前，早在1926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及其同仁，就已经根据古书中关于河东夏墟的记载，到晋南一带进行“夏墟”调查和考古，1949年后的山西考古也长期以夏墟考古为重要宗旨。著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正是在寻找夏墟的考古活动中发现的。由于夏墟已经被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占了先机，且在考古年代学上，陶寺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既然自古相承有尧都平阳之说，而陶寺遗址正在古平阳附近，因此就被顺理成章地指定为尧都。考古学者甚至将陶寺出土陶器上涂绘的一个朱书符号解读为“尧”字，认为即尧的名号。

叔虞封于夏墟，夏墟在河东，其说出自《左传》，汉晋学者祖述而不疑，又有考古遗址为之见证，可谓证据确凿如板上钉钉，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余地吗？

然而，正如王国维、杨向奎、沈长云等主张夏为东方民族的学者所指出，不仅古书所言上古帝王之都均在东方河、济之间，而且古书所见夏人的同姓和夏人所交涉诸族，以及有夏一代史迹所涉地理，几乎全在东方，尤其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更只能发生于常遭水患的黄河下游，凡此种种，若以夏为西方民族，则终无法说通。至于河东地区，则除《左传》定公四年“夏墟”及昭公元年“大夏”两条记载外，先秦古书中罕见这一地区有与夏有关的记载，夏墟若果在河东，则古书所见河东的夏代史迹不当如此寥落。另一方面，若主张夏在东方，河东夏墟又该如何处置？王国维、杨向奎为自圆其说，以河东夏墟为夏人因遭洪水暂时西迁而留下的遗迹，凭空立论，并无史料支持，终难让人信服。

前人相信夏墟在河东，是因为《左传》说唐叔封于夏墟，而唐叔为晋国之祖，既然晋国在河东，故夏墟必在河东，司马迁《晋世家》、班固《地理志》、服虔注《左传》、郑玄笺《唐风》以及后来的地理书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言尧都、夏墟所在和唐叔之封，無非是据晋国封域而推求。

前人一味在河东晋国封域寻求唐叔所封和夏墟，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相信叔虞所封的唐国即后来的晋国所在。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即唐叔所封与后来晋国所封，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唐叔封地可能根本就不在河东。

实际上，晋国早期确有迁封之举。《今本竹书纪年》载，（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叔虞封唐当即在此时。《今本竹书纪年》又载，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北堂书钞》卷一八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晋侯筑官而美，康王使让之”，无“唐迁于晋”语，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不言此语的出处，此句当为古本《纪年》所有。据此可知，晋人在叔虞封唐不久即由唐迁于晋。

晋国在早期曾经由唐迁晋，有出土文献为证。香港私人收藏一件青铜簋，簋腹内部有铭文四行22字，朱凤瀚释为：

现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铭文首字现，朱凤瀚释为“尧”。“唐”，铭文作“易”，甲骨文商汤皆作“唐”，故“易”即“唐”字。铭文末尾有一族氏符号，朱凤瀚指出这一符号见于商晚期金文，认为此尧氏有可能为商遗民，但据器型、铭文字体及内容，断定应为西周早期器物。器主尧公，当为封于尧地或以尧为氏的贵族，而“姚”传为尧姓，联系到古书关于尧、舜居河东以及《史记·晋世家》叔虞封唐、叔虞之子燮父始称晋侯的记载，朱凤瀚断定簋铭所称“侯于晋”的唐伯即为叔虞之子燮父，并认为“王命唐伯侯于晋”一语意为周王将唐伯由旧封地改封于晋地：

现公簋的铭文明言唐伯是受王命而“候于晋”的，根据其他也言及王命某贵族“候于”某地的西周金文例证可知，被封者皆是从原驻地迁至此受封之地，所为侯之地是新的封地。……燮父所居晋国都邑“晋”并不在唐叔初封之“唐”旧地，而是其新迁之都。

有此器为证，晋国在叔虞之子燮父时由初封的唐迁至新封的晋，可谓毋庸置疑。据《史记·晋世家》，成王之弟初封于唐，称唐叔，唐叔子燮称晋侯，晋侯子宁族称武侯，武侯子福称厉侯，厉侯子宜臼称靖侯，从唐叔至靖侯，凡历五世。其云：“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可见，在司马迁时，晋国早期列侯的记载已零落无考，大概不仅列侯在位年数，其都城所在也无从详考了。若如顾炎武所言，叔虞始封之唐在翼城，“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则燮由唐迁翼，只是在唐叔旧封左近挪移，并未出唐叔固有封域，实无待于周王改封国号。尧公簋铭文云“王命唐伯侯于晋”，《竹书>云“唐迁于晋”，暗示晋去唐非近，唐、晋非一地，晋在初封的唐国封疆之外，故需周王重新封地赐号。唐叔之子燮改号“晋侯”，即因迁离故唐、移封晋地而改称。

那么，叔虞所封之“唐”，究在何地？

二、叔虞封唐

《春秋》《左傳》记载了众多古地名，却从无提及晋境有名“唐”之地。《春秋》《左传》中提到的“唐”地，共有四处：

其一，成周之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周王子朝与敬王争位，王子朝入于王城，单子、刘子攻王子朝，“尹辛败刘师于唐”，杜预注云：“唐，周地。”此周地在周王城附近，不在晋地。

其二，楚地之唐。《左传》定公五年秋七月，楚人子期、子蒲灭唐，宣公十二年：“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亦即此唐，杜预注：“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在今湖北省随州市西北唐县镇。此唐显然亦不在晋地。

其三，鲁西之唐。《春秋》隐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社预注云：“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在今山东省鱼台县。《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亦即此唐。

其四，齐境之唐。《春秋》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云：“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经作“阳”，传作“唐”，字可通。北燕即后来的燕国。此前昭公三年，北燕伯因内乱而出奔于齐，至此年，齐人送其复国。《春秋》杜预注：“阳，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县。不言‘于燕，，未得国都。”杜预以阳或唐即西汉唐县。按，西汉唐县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河北的唐，不见于早期文献，杜预盖据后世地名相同而附会耳。此阳或唐，当为齐之边邑，位于燕、齐之间，《春秋》《左传》之所以不言纳北燕伯于燕，而言纳之于阳或唐，实因阳或唐为齐之边邑，其地近燕，齐人护送北燕伯归国，至此而止，随后由燕国迎驾者护送其君回都，《左传》所谓“因其众也”，即谓由燕众在唐邑迎接北燕伯护送归国，文义本极清晰，杜预未悉，误以阳或唐为燕邑，并附会于汉之唐县。春秋时，北燕在齐西北，两国以黄河为界，齐人护送燕君归国，必由齐国西境河上的津渡过河。春秋时，齐国西境滨河有高唐，高唐为齐西境重镇，燕君由齐渡河归国，必由高唐，此《左传》昭公十二年之“唐”，当即高唐。此为齐境之唐。

综观《春秋》《左传》所记诸“唐”地，无一在晋境者。唐为晋祖之初封，必为晋人宗庙所在，若其地在晋都附近，以《左传》记晋事之详，不当对近在咫尺的故国旧都一字不提。可见，唐叔虞所封之唐，很可能不在晋境，而当求诸晋境之外。

《春秋》《左传》所记四“唐”中，成周、楚地、齐境之唐，都不可能是唐叔初封之唐：成周之唐既在王城附近，显然不可能是叔虞封地;楚地之唐为国名，春秋早期其国犹存，显然不会是成王所灭之唐;至于齐国之唐，《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之言日：“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则黄河以东，皆属齐封，必非唐叔之封所在。然则成王所灭以封叔虞之唐国，很可能为鲁西之唐。

商的势力在东方，牧野之战，武王一举克商，但商的东方盟国势力犹存，故武王克商后，立“三监”以镇压殷商遗民。武王不久去世，成王尚幼，东方的殷商残余势力趁机携三监反叛，周公率师东征，苦战三年，叛乱始平，《逸周书·作雒》云：“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殚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古书所记成王时期周人用兵皆在东方，《史记·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所言迁殷遗民、伐淮夷、残奄、迁其君于薄姑，锋芒所向，莫非东土，故太史公总括之日“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成王时期为剪除殷商势力，一心经营东方，实无暇顾及对北方晋地的经略。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竹书纪年》次“王师灭唐”于伐奄、灭薄姑、伐淮夷、营洛邑、诸侯来朝之后的成王八年，同年成王命鲁侯、齐侯，迁庶殷于鲁，唐国当在此时被灭，则其地必在东方。经过成王、周公、召公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商的东方势力被先后剿灭，克商大业才最终完成，其他一些东方小国则成为齐、鲁的附庸，被纳入了周的统治体系之中。成王灭掉东方的唐国，封其弟叔虞于其地为唐侯，其用意自与封太公于齐、封伯禽于鲁、封康叔于卫一样，皆为镇压东方殷商残余势力。至成、康之际，殷商余烬已被彻底扑灭，东方的威胁不复存在，齐、鲁、卫三国的力量足以镇守东土，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成王营建成周，定鼎洛邑，洛邑成为周之东都。康王继位后，移封唐叔虞之子燮于洛邑以北的晋地，并因此重新赐其号为“晋侯”，其意盖旨在拱卫成周，一为监视聚居洛邑的殷商遗民，二为防御北方戎狄入侵，同时，晋侯与成周分居黄河南北两岸，以南北夹持之势，扼守东方入关通道，守卫位于关中的宗周王朝。

成王所灭之唐国当即鲁西的唐邑所在，此可由数见史书记载的“唐杜氏”的历史得以证明。

唐杜氏为位于宗周京畿附近的一个附庸小国，为成王所灭唐国的遗民所徙居。《今本竹书纪年》谓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王国维《疏证》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之言“在周为唐杜氏”为该条之出处。《左传》原文为：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杜预注云：“唐、杜，二国名。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四世及士会，食邑于范氏。杜，今京兆杜县。”杜预分唐、杜为二国，显系误解，范宣子自承唐杜氏之后，“唐杜氏”只能是一国或一族之名。杜预在世时，正逢汲冢竹书问世，曾亲见竹书，他说周成王迁唐于杜，与《今本竹书》合，或即本自汲冢竹书。唐国迁杜，故其后人以“唐杜氏”自称，意谓其族为迁于杜邑的唐氏，正与后世名门望族言地望，往往标榜以“清河崔氏”“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同理。范宣子将唐杜氏一族追溯到陶唐氏、御龙氏、豕韦氏，可见唐国历史的源远流长。范宣子称唐杜氏“在商为豕韦氏”，《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以大彭、豕韦并为商伯，并称彭祖、豕韦皆为彭姓，可见豕韦氏旧墟必与彭国相近，而大彭旧墟在今徐州，其地正与鲁国相接。唐杜氏既为豕韦氏之后，则其故土必去鲁地不远。

范氏之祖唐杜氏出自东方豕韦氏，原居于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史官蔡墨所述刘累御龙的传说亦可为证：

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日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陶唐氏之后刘累接替豕韦氏之职，为夏后孔甲御龙，赐氏曰御龙氏，后因惧罪迁于鲁县。关于鲁县之所在，杜预注云：“鲁县，今鲁阳也。”鲁阳指鲁阳县，西汉所立，其地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杜注当本自《汉书·地理志》，《地理志》于南阳郡鲁阳县下自注云：“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然而遍检载籍，鲁阳县并无“鲁县”旧名，班固之说当系因地名偶同而据《左传》附会。汉代确有鲁县，见《地理志》，为鲁国属县，治在曲阜。

蔡墨所言鲁县当然不会是汉代的鲁县。蔡墨为春秋时人，而其所谓“鲁县”，以“县”为名，容易让人以县制晚起而怀疑《左传》这一段记载的可靠性。实际上，春秋时，楚、秦、晋国等大国已多置县。秦、楚、晋等大国，吞并小国，其地或与本土悬隔，即设为县，或以为功臣封邑，或设官吏驻守。——蔡墨为晋人，他称鲁为“县”，表明其当为晋县，名县为“鲁”，表明其地在鲁，则鲁县当为春秋时晋国设于鲁国附近的县。

那么，晋国这片位于鲁地、名为“鲁县”的飞地，是何来历？蔡墨云陶唐氏之后刘累“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意谓范氏祖先出自陶唐氏，鲁县即范氏祖先所居之地，则鲁县之所在和鲁县之来历，可由范氏的历史求之。

范氏为晋国六卿世族之一，范氏一族出自西周唐杜氏，周宣王杀杜伯，杜伯之子隰叔流亡晋国，其子舆为晋国理官（执法官），故以“士”为氏，四世至于士会，士会有功，晋先后封士会于随、范二邑，故称随氏，又称范氏，士会始任正卿，即范武子，范宣子士匄为范武子之孙。范氏因封于范而为范氏，范邑在今河南省范县东，与山东省梁山县毗邻，《孟子·尽心上》云：“孟子自范之齐”，即此范邑，西汉置为范县。

顾栋高认为士会封范邑，当在晋人灭赤狄之族潞氏（《春秋》宣公十五年）、甲氏和留吁（《春秋》宣公十六年）之时。范在齐、卫之间，西周和春秋早期当属于卫。《春秋》闵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卫。”狄灭卫，卫人迁于曹。清华简《系年》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曩，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可见侵占卫地的狄人为留吁一族，范邑亦当在此时沦入留吁之手。晋灭甲氏、留吁之役，士会为主帅，《左传》宣公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范邑当在此时归于晋人之手，士会封范邑，当即在此时。范邑在今山东梁山县，其地在齐、鲁、卫之间，与晋国本土相去甚远，或认为春秋中叶晋人拓地当不至于此，故怀疑士会所封非此范邑。其实，范邑为范氏封邑，《左传》即有明证。据《左传》记载，鲁定、哀公之际，范氏后人范吉射因权争失败逃到齐、卫之间的范邑，可证士会所封的范邑必即今梁山县的范邑。不过，顾栋高认为晋国在灭狄人潞氏、甲氏、留吁后，原属卫国而被狄人所占的土地悉归于晋，这意味着晋境拓地至于位于齐国西境，却未免夸大了当时晋国的疆域。卫国在鲁僖公三十一年迁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后，终春秋之世，一直都于帝丘，介于晋、齐之间，若果如顾氏之说，晋人在春秋中叶即辟地至齐国西境，将置卫国于何地？实际上，春秋中叶晋国虽然不可能拓地至梁山境，却不妨在此地占有一片飞地，以当时晋国的势力及其与鲁、卫、宋诸国的结盟关系，晋国完全有能力乘扫灭赤狄之机，在齐、鲁、卫、宋之间占据一片飞地，封给像范氏这样的强族而据为己有。范邑不与晋境接壤，这一点由《春秋》定、哀之际范氏后人范吉射在晋国权争中失败而逃到范邑孤守并得到齐、鲁、宋、卫诸国的鼎力支持即可看出。正因范邑为孤悬于晋国本土之外的飞地，且近齐国，故后来为齐国所并。

范邑孤悬于晋国本土之外，而范武子接受其为自己的封地，想来正跟此地原本就是范氏先祖的发祥地有关。士会率师灭赤狄之后，晋国封范氏于此，对于晋国，是在东土齐、鲁、宋、卫之间扎下一个据点，藉之可以牵制齐国，而对于范氏，则是荣归故土、光复旧物，范武子之孙范宣子炫耀范氏家世历史悠久，死而不朽，盖即缘此而发。

《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晋史官蔡墨称范氏所居为鲁县，是在鲁宣公十六年（前594）士会率晋师灭留吁之后，蔡墨所说的鲁县，当即指范邑。“县”者悬也，因范邑与晋境悬隔，其地近鲁，故谓之“鲁县”。——增渊龙夫认为，春秋时代楚、晋等强国的县，大都是灭亡小国之后改组而成，故多位于各国边地，县的长官尽管由国君任命，但任命的依然是势力强大的世族，因此，春秋时期的县既是国君的直辖地，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世族的私属领地。范邑其地，“范”当为其旧名，因其为士会一族所世袭，故士会一族得以“范”为氏，因其在名义上属于晋国国君的直辖地，而其地在鲁，故得称为“鲁县”。

综合《左传》关于唐杜氏和范氏源流的记载，可见范氏确为源远流长的古国旧族，范宣子以“不朽”标榜其族，可谓名副其实。范氏为唐国之后，据范氏一族的世系源流和迁居之地，又足以证明范氏祖居鲁地，鲁地原有唐国。据此可以为唐国一族在西周至春秋的变迁勾画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唐国原为东方古国，春秋时位于曲阜以西今鱼台县的唐邑当即其古墟所在;周成王时，周公东征商奄，唐国亦同时被灭，周迁其遗民至宗周附近的杜邑，是为唐杜氏;周成王將鲁地的唐国故地封给叔虞，称为唐叔，是为周初的唐国;周康王时，东土初平，唐叔虞之子移封于晋，是为晋侯;周宣王杀唐杜氏之君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逃往晋国，四世至于士会，鲁宣公十六年，士会率师伐灭占据卫土的赤狄，晋封士会于卫土范邑，以继唐国之后，故称范氏，而晋人则称其地为鲁县。唐国，这一东方古国的香火，竞借去而复归的范氏一脉而得以延续。

西周覆亡，周社东徙，居于杜邑的唐杜氏并未随周东去，而是留在关中。又过了数十年，至秦宁公三年（前713），唐杜氏才被秦所灭，《史记·秦本纪》云秦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毫战，毫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云：“荡音汤。社，一作杜。”则“荡社”当作“汤杜”，“汤”“唐”通，“荡杜”即唐杜氏。据此，唐杜氏之国又称“毫”，杜主则称“亳王”。《史记·封禅书》记述雍地诸祀云：“于社毫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据上下文，“社”显然亦系“杜”字之讹，《索隐》引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杜亳亦即唐杜。“唐杜”之称“杜亳”，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亳”为汤都之称，商起于东土，汤亳也只能在东土，杜伯之国称“亳”，或是周初唐国迁杜时由东方故土携来的旧名，或者是周人东迁洛阳之后，社主意图拥兵复国（故自称为“亳王”），因以其故土旧都之名命名其国。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说明唐国与亳的关系甚为密切。综合以上所述，不仅可以证明唐国在鲁，亦说明亳在鲁。实际上，曲阜有亳社，屡见《春秋》《左传》记载。社为土地之象征，社之所在，即封土所在，曲阜有亳社，即足以证明曲阜为亳之故土，至于曲阜之亳是否即为商汤所都，则另当别论。

明白了叔虞所封的唐国原在鲁地，有助于我们理解晋公盘铭文关于唐叔封地的说法。晋公盘系某代晋公为嫁长女孟姬于楚国所作媵器，开头一段追述始祖唐公辅佐武王征伐天下而因功受封：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殽畏百蛮，广辟四方，至于丕廷，莫不秉敬。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

唐公即唐叔虞。该文中出现了两个地名，一为丕廷，一为京师。

“广辟四方，至于丕廷”，意为唐公辅佐武王征伐四方，至于丕廷这个地方。“丕”训大，“丕廷”即“大廷”。“大廷”为地名，郭沫若、唐兰、马承源等都认为即史书所载大庭氏之国。《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皆发生火灾，“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预注云：“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叔虞随武王征伐所至的大廷，当即鲁地的大庭氏。

铭文接着说“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封唐公于“京师”，则“京师”所在，当即“夏墟”。“京师”所指，释者所言不一。京师为周王封叔虞建国之地，显然不会指周京。“京师”原文作“京自”，甲骨文中常见地名后缀以“自”字的用法，铭文“京自”盖指名为“京”的高阜之地。上文云“至于丕廷”，丕廷（大庭氏）在鲁，而周时鲁地附近正有名“京”之地。《诗经·郦风·定之方中》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传》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所言即《春秋》闵公二年狄人卫、卫人迁曹之事。漕即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诗所谓“楚”“京”“景”皆丘墟名，《水经·济水注》云：“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北径己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卫诗》所谓‘景山与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径楚丘城西，《郡国志》曰：成武县有楚丘亭。杜预云：楚丘在成武县西南。卫懿公为狄所灭，卫文公东徙渡河，野处曹邑，齐桓公城楚丘以迁之。……即《诗》所谓‘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景山、楚丘均在定陶附近，春秋时属宋地，楚丘在今成武县，成武县在曲阜西南二百里。《水经注》虽未言京山所在，但京山必在曲阜、成武之间。成武以东百余里，即为今鱼台县，其地春秋时名为唐，如上所述，此唐当即叔虞所封之唐，即周人所灭唐国所在。然则，晋公盘铭文所言叔虞初建国之“京师”，盖即《鄘风》之京，其地在今成武、鱼台之间，可证叔虞所封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

三、三星在天

《史记·封禅书》关于唐杜氏的记载还说明，这一由鲁地迁于关中杜邑的唐国，与《左传》所载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有着相同的宗教传统，两者皆主参星之祀。

《史记·封禅书》记述秦始皇整顿祀典，谓“于杜毫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索隐》云：“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寿星一名老人星，即西方星图中的船底座α星（Canopus α）。老人星非常明亮，为全天恒星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大亮星（视星等-0.72），不过，老人星尽管明亮，但赤纬甚低（当前赤纬为-52°41′44″），位置非常偏南，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很难见到，一年之中只有有限的几天能看到它低低地升起于正南方的地平线上。正因为老人星只能见于正南方，而不可能在其他方位出现，故古人据其出现的方位以定南极，从而名之为“南极老人星”。后世称寿星神为南极仙翁，即源于此。

老人星的出没规律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老人星赤经（当前赤经为6h24m）与太阳赤经相差约90°，这决定了老人星只有在每年的春、秋分前后，在太阳升起之前或降落之后才能看到，也就是说，春分前后，当黄昏之际日落西山时，老人星正好升起，秋分前后，在拂晓之际日出东方之前，老人星也正好升起，而在其他日期里，当老人星升起时，太阳或尚未降落，或已经升起，老人星的星光被阳光所掩而无法见到。正因为在北方中原地区，一年当中，只有在春分之夕和秋分之晓这两个时间点才能看到老人星，因此，根据对老人星的观察，不仅可以据其所在方位定南极，为辨方正位确定基准，还可以据其出现的时间判断春、秋分二仲的日期，为观象授时提供节气基准。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老人星出没的这一规律性，所以古人非常关注对老人星的观察。由于在上古时期，老人星在秋分拂晓的可见性好于其在春分黄昏的可见性（这一点可由天文计算证明），故古人对老人星的观察常在秋分拂晓进行，故《史记·天官书》云：“南极老人……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实际上，老人星之得名为老人星或寿星，正与“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有关。秋分正当秋收之际，古人于秋收之后，举行丰收庆典，并以新收获的谷物奉献天地群神和列祖列宗，是为秋尝，即所谓尝新节。秋尝仪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群神和祖先祈求寿考，《诗经》中的秋尝之诗即可为证。如《小雅·楚茨》云：

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济济跄跄，絮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枋，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又如《小雅·信南山》云：“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鲁颂·闷官》云：“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驿刚，牺尊将将。毛焦裁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商颂·烈祖》云：“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顾予蒸尝，汤孙之将。”所述皆为秋尝庆典，而均以向先祖群神祈求眉寿为主要诉求。秋尝以祈寿，故在秋尝之际，古人会同时举行敬老之礼，《吕氏春秋·八月纪》云：“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汉代即推行过仲秋养老的习俗，《后汉书·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古人于仲秋之月举行秋尝祈寿和敬长养老之礼，而老人星恰于此时升起于南极，故此星被顺理成章地作为仲秋之月的标志而得名为老人星或寿星。《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表明，古人确实把祀老人星与养老风俗联系起来。后世的重阳敬老节，就是从上古秋尝养老习俗演变而来的。

华夏先民观察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大戴礼记·夏小正》：“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传云：“鞠者何？星名也。鞠则见者，岁再见尔。”鞠为星名，但鞠星究为何星？前人却众说纷纭，先后被指为鞠星的有虚、臼、天钱、天钩、匏瓜、禄、北落师门、危、室等，皆属瞎猜，唯清人王筠《夏小正正义》云：“窃亿鞠星盖老人星也，是星近南极，秋分之曙见于丙，春分之夕见于丁，一岁仅再见。”得其正解。老人星在一年当中唯于春分之夕、秋分之晓前后的几天内才能见到，一年能见到两次，故曰“岁再见”。老人星在参星下方（南方），平时很难见到，只有当参星升到正南方最高点时，老人星方得以随之在正南方崭露头角，《夏小正》云“鞠则见，初昏参中”，即谓当黄昏参星升上正南方（中）之时，鞠星才出现，其义甚明，鞠星只能是老人星。《夏小正》中保存了非常古老的天文知识，其书以“夏”为名，表明古人相信此书源于夏代，可见古人对鞠星观察之久远。

鞠谓老人星，《山海经》亦有力证。《大荒东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彧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彧折丹，东方彧折，来风彧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经》所载四方风和四方神名，亦见于殷墟卜辞，可见其渊源之古老。东方之神折丹“处东极”，鞠陵于天之山又名“东极离瞀”，表明鞠陵于天之山位于正东方，则此山实为春、秋分之日的日出之山。山名“鞠陵于天”，意味深长。陵者，升也，“陵于天”即升于天，唯日、月、星可升于天，则“鞠”当为星名。鞠陵于天之山为春、秋分的日出之山，意味着鞠星是在春、秋分之际升起的，可见，“鞠”必指老人星无疑。古人将春、秋分的东方日出之山命名为“鞠陵于天”，表明古人对老人星的观察是在秋分拂晓进行的（若在春分黄昏观察，则当称位于西方的春、秋分日落之山为“鞠陵于天”）。总之，《大荒经》“鞠陵于天”一条表明：（1）鞠即老人星;（2）古人主要在秋分之晓而非春分之夕观察老人星，说明老人星在秋分拂晓的可见性好于春分黄昏;（3）老人星与四方风名并见于《大荒经》，而四方风名尚见于殷墟卜辞，则借助观察老人星以确定春、秋分的办法，可能追溯到商代。可见，《大荒经》的记载与《夏小正》的记载遥相呼应。

老人星纬度极低，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可观察到老人星的时间甚短，一年之中，只有在春分前后的黄昏和秋分前后的拂晓，老人星才从南方地平线上低低地升起，升起不久即坠入地平线下不复可见。老人星不容易观察，但与老人星相邻的参宿却十分醒目，故古人很自然会借助参星以观察老人星。当参宿升上南中天时，老人星必然会随之升上地平线，因此，每当春昏或秋晓，只要看到参宿到了正南方，就很容易在参宿下方（南方）的地平线附近捕捉到老人星的身影，《夏小正》所谓“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说的就是老人星和参星同见南方的现象。既然参星与老人星形影不离，以参星在古人观象授时和宗教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唐杜氏既祠老人星，必不会置参星于不顾，《史记·封禅书》云“于杜毫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三杜主”一说颇为费解，前人对此均无解说，区区杜邑一地，何以竟至于有三处杜主祀？“三”“参”音义俱同，参星共有三星，颇疑此处的“三”字即指参星，《封禅书》此句当断为“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

《夏小正》和《大荒经》关于鞠星的记载表明，华夏先民观察和祭祀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神祠历年愈久，民愈虔信，其神愈灵，故古人虽灭人之国，却不废其祀，秦人祀寿星于杜县，表明杜县寿星祠必有久远的历史，必为唐杜氏世代所守之神祠。唐杜氏世代祠祀而不辍的寿星之神，必为唐国遗民被迫西迁时从东方故土携来。子产称唐人“服事夏、商”，则唐当为一个由夏入商的古老方国，至周公东征时始为周所灭，唐人对参星和老人星的祭祀亦必定经历夏商，源远流长。

实际上，唐国与参星之间的渊源，《诗经》中即有明证，《唐风》为唐国之诗，其中《绸缪》一篇，即对参星再三致意：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邂逅相遇，一见钟情，恋人良宵苦短，依依不舍之际，时间已悄然流逝，抬头看天，三星已从东方转至中天，毛传云：“三星，参也。”该诗不仅可以证明唐人对参星的关注，而且证明唐人确称参宿为三星。

《诗经·唐风》为唐国之诗，古人因相信叔虞所封之唐在河东，故认为《唐风》之唐即河东唐国，班固《汉书·地理志》认为太原郡晋阳县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玄《诗谱·唐风》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今既知周成王所灭、叔虞所封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地，则知《唐风》所采，当皆为鲁地之诗，而无关乎河东。由此一例，也提醒我们，《诗经》国风十五国，或为周初封国地理，而前人言《诗经》地理往往据东周、春秋诸侯地理为说，由此可见，传统的《诗经》地理学实有重新审视之必要。这是题外话，且置之不论。

回到唐祀参星的问题。《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对晋籍谈说周初分封时，周王赐给唐叔密须之鼓和大路、阙巩之甲，“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直称唐叔所封之地为“参虚”，可见在周人观念中，唐国即参星之神所凭依，这意味着唐国当是参星神祀所在。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索隐》云：“寿丘，地名，黄帝生处。”《集解》引皇甫谧云：“在鲁东门之北。”则鲁都曲阜有寿丘，此丘以“寿”为名，或与对南极寿翁老人星的祭祀有关。

据《史记索隐》之说，黄帝生于寿丘，这当是曲阜当地的传说，寿丘当与黄帝崇拜有关。《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五帝德》则说黄帝名轩辕。轩辕之丘，最初出自《山海經》，《大荒西经》《海外西经》均载有轩辕之丘、轩辕之台，与轩辕之丘相邻又有轩辕之国。《海外西经》云：

《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史记》诸书将大夏与三危、扶木、雕题、交趾、流沙、幽都、狗国、人身鸟面、焦侥等四裔地名相提并论，很容易被理解为异域荒远之地，其实，这些地名大都出自《大荒经》。古人不了解《大荒经》的地域范围，因见《大荒经》屡言海外大荒，博载殊方异类，误以《大荒经》为异域职方志，因此赋予其中地名以宇宙论意义，用以想象和标示非我族类的四方异域。实际上，《大荒经》世界观与山东地理相表里，大荒四方所及，不出今山东省周边。诸书将“大夏”与出自《大荒经》的四裔地名并列，意味着“大夏”当与《大荒经》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和地理学传统，则大夏其地亦当由山东周边求之。诸书或以“大夏”为北裔之地（《吕氏春秋·为欲》、琅邪刻石），或以“大夏”为西裔之地（《新书·修政语》），而《淮南子·堡形训》则谓西北方曰“大夏”，则大夏当为绵延于山东西北方的一片广大地域。

《吕氏春秋·古乐》云：“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喻之阴。”高诱注云：“阮隃，山名。”“阮隃”不见他书，《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风俗通·音声》均有类似记载，但“阮隃”均作“昆仑”，另外，《左传》成公九年正义、《世说新语·德行》引《吕氏春秋》，亦均作“昆仑”，可见今本《吕氏春秋》“阮隃”当为“昆俞”之讹。据此，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喻之阴”当作“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

昆仑之所在，是学术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或以为在新疆，或以为在青海，或以为在甘肃，皆以其为某座中国西部大山，实际上，昆仑最早出自《山海经》，由《山海经》不难定其所在。《西山经》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所言为同一神山。如上所述，《大荒经》版图实与今山东版图相表里，《大荒西经》《海内西经》《西山经》所述即为鲁西大野泽周边山川与方国。这座被视为帝之下都、众神所在的鲁西神山，只能是泰山。《山海经》中，昆仑为“帝之下都”，实为古人祭祀上帝之所，后世帝王登封泰山以祭天，即源于此。

阮隃或昆仑既然就是泰山，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云云，表明大夏就在泰山附近。

《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载二世引韩非子说，称“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谓大禹开辟龙门，疏通大夏，将积水排泄至大海，大夏为龙门上游的积水之域。那么，龙门何在？“龙门”又见《禹贡》“导河章”，前人皆指为西河龙门，即今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河津市之间的黄河禹门口。其实，黄河在西河龙门上下，行于两山夹峙之间，山高谷深，水流端急，周围地形沟壑纵横，既不可能有亭水（壅水）之虞，更不会有泛滥之患。明乎此，则知禹凿龙门的传说必不会发生于西河，最初的龙门必不在西河。

禹凿龙门以泄洪水之说，最早见于《墨子》，其《兼爱中》篇云：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墨子提到“西河”和“冀州”，学者均以为“西河”即晋陕之河，“冀州”即《禹贡》北方冀州，因此以为墨子所述禹治水的范围及于《禹贡》雍州、冀州之域。就地理形势而言，晋陕间的西河，山高谷深，实非洪水泛滥之地。墨子为宋人，其所谓东、西、南、北，当据宋国所在而言，其所谓“西河”，当仅指商丘以西之河，而非指山陕间黄河，其所谓“冀州”，亦不必是《禹贡》的北方冀州，而可能仅指宋的北方。此可由墨子所言四方之水知之。

“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渠水盖即《水经》渠水，又名鸿沟、蒗荡渠，《水经·渠沙水》云：“渠出荥阳北河，东南过中牟县之北，……南入于淮。”郦道元注云：“渠水自河与济乱流，东径荥泽北，东南分济。”渠水与济水一样，皆为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支流，渠水由荥阳东南流，沿途分出汴水、睢水、蔡水等支流，均东南流汇入淮水。皇水盖即黄水，《水经·济水注》云：“济水又东南径厘城东，……右合黄水，水发源京县黄堆山，东南流，……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分为二水：一水北入荥泽，……一水东北流，……北流注于济水。”可见黄水亦出自荥泽。荥泽为黄河决溢在河南形成的泽薮，渠、皇之水皆出自荥泽，实质上皆为黄河决口而成之泛流，墨子所谓“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其意盖谓渠、孙、皇三水同出自西河的渔窦，以泄洪水，“渔窦”当即荥泽与黄河相通的河口。然则，墨子所谓“西河”，实谓郑州、开封一带的河段，郑州、开封之河，相对于宋，固可称为西河，则墨子所言大禹治水的西境实在豫东一带。

“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孟诸为东方泽名，当即《禹贡》豫州的“孟猪”，《禹贡》云：“导菏泽，被孟猪。”据《禹贡》的记载，不难推见孟诸之所在，孟猪为菏泽所被，而菏泽为济水南支所经，则孟猪必在济水南支下游，故《淮南子·墬形训》云：“孟诸在沛。”汉代沛县正在济水入泗之处，孟诸当即济水与泗水交汇而成的薮泽，今其地则有微山湖，正位于宋都商丘的东方，则墨子所言大禹治水的东境实为鲁西一带。

由上所述，可知墨子言治水地理，实以宋地为中心，则其所言北方诸水和地名，亦当在宋境以北求之。

“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防、原、泒三水不见载记，但春秋时，宋、鲁之间有防地，《春秋》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已，取防。”杜预注：“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汉昌邑县在今金鄉县西北，《墨子>防水或即流经此防地之水。金乡县在宋都商丘东北，故墨子谓“北为防”;呼池当即滹沱，为河北平原之水，历史上曾为黄河下游支流之一;“底柱”在呼池之下，必非今三门峡的河中底柱，而当为黄河下游地名;燕、代、胡、貉皆为东北方之地，凿龙门以利燕、代、胡、貉，则龙门必在黄河下游北流河段，《墨子》不归龙门于西方，而归之北方，可见其所谓“龙门”必不在晋陕之间的西河，其所谓“西河”亦必非晋陕之间的西河。

大禹凿以泄洪的龙门，在黄河下游，《淮南子》亦可为证，其《时则训》云：“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碣石。”河、济为水名，龙门为河水所经，所谓“龙门、河、济相贯”，其义谓河、济经龙门而贯通，则龙门不可能在与济水遥不相涉的黄河上、中游，而只能在与济水会通的黄河下游，据此实不难考见龙门之所在。

《水经·河水注》记载，河水在茌平县东经四渎津与济水相通：

河水又东北流，径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日济水受河也。……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

北魏时，黄河经茌平县（今茌平县东）东而北流，济水则在黄河以东不远北流，四渎津是一条在今茌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经由这一水道，河通济，济通泗，泗通淮，淮通江，因此成为古代中原水路交通的枢纽，故谓之四渎津。

茌平黄河以东不远即为济水，其地古有石门。《水经·济水注》云：“水有石门，以石为之，故济水之门也。《春秋》隐公五年：‘齐、郑会于石门，郑车偾济。即于此也。京相璠曰：‘石门，齐地。今济北卢县故城（在今东阿县西北）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门，去水三百步，盖水渎流移，故侧岸也。”这座位于今济南长清区西南的石门，在春秋时就已存在，其始建则不知在何时。石门为济水上的水门，与位于茌平、长清之间的四渎口相去甚近，当即上古时期沟通黄河与济水的渎口所在，亦即四渎口的故址，由于黄河水道移徙，到北魏时，四渎口已北移，但石门故址犹存。

茌平、长清间这条沟通河、济的渠道除有运河功能外，应当还有分洪功能。河、济之间为兖州，兖州西为大河，东为泰山，黄河一旦决口，东为泰山所阻，排泄不畅，兖州之域即成泛滥之区，兖州自古多水患，正缘于此。长清石门作为沟通河、济的渠道，正可在黄河洪水时分流济水，借此减轻洪水对黄河的压力。明乎此，则知传说中“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的龙门非此石门莫属，而禹辟龙门以泄洪水的传说，也只能产生于这一地理背景，石门以上、河济之间、泰山以西的洪水壅积之区，即《禹贡》兖州之地，当即所谓“大夏”。

黄河由西而来，至东阿、茌平一带遇到泰山阻挡不得不折而北流，济水则沿泰山西麓而北流，故河、济二水在茌平、长清间相去最近，沟通最易。茌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不管是洪水冲决，还是人工开凿，其为禹辟龙门传说的诞生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尸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山海经·北山经》郭璞注引）《吕氏春秋·爱类》亦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在上古洪水传说中，龙门之外，吕梁为另一个妨碍黄河洪水排泄的关口。

世人皆以吕梁为山西吕梁山，其与西河龙门同出于附会，不言自明。《庄子·达生》云：“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孔子一生足迹未曾及于西河，其所谓吕梁，必非山西河东之吕梁山。《水经·泗水注》谓彭城吕县“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日吕梁也。……悬涛漰渀，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又云：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则不能也”。以为即孔子所谓吕梁，在今江苏铜山区东南五十里，今为徐州吕梁风景区，正为夺泗入淮的黄河古道所经过。郦道元既知泗水上有吕梁，即孔子所观的吕梁，却又于《河水注》以河东离石县吕梁山为大禹治水之吕梁，明显是为了迎合《禹贡》龙门而不得不首鼠两端。

了解了龙门、吕梁的真正所在，大禹治水传说的地理背景也就昭然若揭了。鲁西平原地处黄河下游，其东则为泰山，豫东河道一旦决溢，鲁西平原即成一片汪洋，洪水东流无路，只能由鲁中南丘陵的南北两翼排泄，龙门与吕梁，一在泰山西麓的河、济之间，一在徐州东南泗水之上，正为鲁西洪水排泄所必经，故欲排泄洪水，必北导龙门、南辟吕梁，方能导水人海。《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所述大禹凿龙门、辟吕梁之说，皆以龙门、吕梁为治水之要害，当即以此为地理背景，墨子、尸子当犹知此意。相传既久，后世之人则早已不知龙门、吕梁之真实所在，故《禹贡》置之于西河，而龙门、吕梁之所在以及大禹治水之真义遂不复可闻。

古史传说犹如现今的地方传说，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内流传，以特定的地理环境为背景，因此，传说中的人物和事迹尽管多出杜撰，其中的地名却往往有着真实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大禹治水传说只能流传于洪水泛滥之地，其中的地名也只能求诸洪水泛滥之地。夏墟所在的“大夏”之地，为洪水传说中位于龙门以上的黄河洪水潴积之区，只能是指鲁西北泰山西麓、河济之间及其周边易遭黄河洪水泛滥波及的古兖州之域。这一带相对于山东地区，在西北边缘，故在东方人的宇宙观中“大夏”被视之为西裔或北裔之地;其地洪水浩荡，大泽广布，有如汪洋大海，故《淮南子·堕形训》谓之西北方“大夏”曰“海泽”;其地为河、济水路交通枢纽，经济水入河可通中原，经泗水南下可入江、淮，来自齐地的海盐经此可以运往天下四方，故《吕氏春秋·本味》有“大夏之盐”。

最后再来看《管子·封禅》所说的“大夏”，《管子》书借齐桓公之口自言其征伐所至，西征大夏、流沙，《史記》之《齐太公世家》《封禅书》所说与《管子》同，《齐太公世家》《正义》云：“大夏，并州晋阳是也。”以晋阳为大夏所在，其说本自《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杜预注，无非都是因先有唐在河东的成见而臆断。实际上，《管子·封禅》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将“大夏”与“流沙”并举，正足以证明大夏不在河东，而在鲁西。秦汉以后的学者，见古书所谓“流沙”，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西垂的流沙大漠，西垂大漠肯定非齐桓公车辙马迹所能及。“流沙”屡见于《山海经》，不仅见于西方，亦频见于北方、南方、东方，顾颉刚先生在《五藏山经案语》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之流沙不应视为西方沙漠，实为海畔河滨常见的沙洲。沙随水流，故谓之“流沙”。鲁西豫东平原，常为黄河泛滥所波及，其地自古多流沙，至今在鲁西北黄河故道还有流沙地貌遗迹，齐桓公西征所涉的“流沙”，当即指鲁西北平原因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河。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流沙既在鲁西，则大夏所在，从可知也。

由上所述，可知“大夏”之“夏”，本义当指薮泽沮洳之地，《禹贡》云：“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潍、沮会同。”“雷夏”又名雷泽，可见，“夏”有泽义，则“大夏”或即指大泽。所谓大夏，其本义或指鲁西豫东之间因常遭洪水泛滥而薮泽广布、原隰沮洳的古兖州地区。夏之名“夏”，盖因其地处大夏。

总之，泰山西麓、河济之间的古兖州，既是殷商早期之所都，亦是夏墟之所在，殷因于夏，殷早期之所都亦必为夏的故墟，诚如王国维所说，夏“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所以夏墟肯定不会在与殷墟遥不相及的河东，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

子产不愧“博物君子”之称，所讲的参、商兄弟分家的故事一定非常古老。不过，他虽然讲述了一个蕴含着古老历史记忆的传说，却不知道故事中的大夏和唐并不在晋地，因此错误地把这个传说安插到了晋地，致使自古迄今的学者皆深信夏墟在河东，从而给后来的历史认知造成巨大的麻烦。其余波所及，尤其是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放大，竟至于从根本上误导了现代的古史研究和考古发掘。

现既知古书中记载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则夏墟考古就应该将目光转向鲁西地区。传说中的夏代，在年代学上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考古学者在鲁西的聊城、菏泽、济宁等地区发现了多处龙山时期的古城遗址和众多大汶口、龙山、岳石、殷商时期为避洪水而筑造的丘居遗址，考古学界念念不忘的夏墟，可能就在这些考古遗址中。《吕氏春秋·君守》云“夏鲧作城”，《世本·作篇》云鲧“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引）《山海经·海内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云：“鲧堙洪水。”鲧为夏祖，鲧筑城、堙洪水的传说，可能就是源于夏人居于鲁西河、济之间垒土筑城、避水而居的历史记忆。

五、怀姓九宗

《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追述鲁、卫、唐之封，不仅说明了伯禽、康叔、唐叔所封之地，而且还说明了三人所镇抚的族群，伯禽为“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康叔为“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唐叔为“怀姓九宗”。伯禽所封为商奄故地，康叔所封为殷墟，故其地所居之族皆为“殷民”。“怀姓九宗”，“怀”“隗”音通，《国语·周语》云：“狄，隗姓也。”王国维认为隗姓即鬼方，鬼方即戎狄之族。《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大夫籍谈对周王云：“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可见晋地确多戎狄之族。王国维认为唐叔所受“怀姓九宗”，即西周时居于晋西北的戎狄之族，若果如此，则唐叔所封自当在晋地。

鬼方为殷商时入侵中国的异族，《周易》《诗经》已见记载。《周易·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诗经·大雅·荡》云：“文王日咨，咨女殷商。……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殷墟卜辞、周代金文亦有征伐鬼方的记载，可见鬼方为殷、周时期一直与华夏为敌的异族。至鬼方之所在，则众说不一，王国维《鬼方、昆夷、俨狁考》以音韵学证鬼方、昆夷、俨狁为一族之异名，并认为鬼方分布于中国西北。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据《礼记》等书纣脯鬼侯，《史记·殷本纪》等作“九侯”，“鬼”“九”通，认为鬼方即《左传》九州之戎，亦即居住于洛阳附近的陆浑戎，其势力范围则北至太行，南至三涂，东至阳城、太室，西至荆山、终南。王玉哲《鬼方考》则认为鬼方与俨狁为二族，在岐周以西者为俨狁，鬼方则指进据中国之戎狄，春秋时与晋国屡有交涉的娩姓之狄亦即隗国，即鬼方之后，其地在晋南。实际上，自商至西周以迄春秋，戎狄民族横行诸夏之间而不恒厥居，故鬼方之所在亦不必拘泥于一地，唯鬼方之为戎狄民族，则可断定。

其实，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鲁北地区就有鬼方或隗姓之族居住。《大荒北经》云：“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目，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王国维认为，“威”“畏”“鬼”皆一字之变，金文“或”即“鬼”字，因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极相似，故“或”字变而从“女”作“威”，虢叔钟“鬼”即作“威”。然则，《大荒北经》谓一目国威姓，即等于说一目国为鬼姓，亦即鬼方。《海内北经》云：“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殷墟卜辞皆以“方”称国，“鬼国”就是鬼方，鬼国的形象“人面而一目”，其实就是一目国。古人将鬼方想象为“一目国”，大概正如古希腊人将野蛮人想象为独目巨人，旨在形容野蛮民族的凶猛强悍，令人惊怖。

《大荒經》所记地域相当于今山东省版图，《大荒北经》《海内北经》所记方国和景观皆在鲁北，鬼国在《大荒北经》《海内北经》中均处于西北隅，表明鬼方实居于鲁西北。

前人不明《山海经》版图范围仅限于齐鲁之域，见《大荒北经》《海内北经》记载有鬼国、戎狄、犬戎，又因后世戎狄之患多见于西北秦、晋边陲，故认为《山海经》西北隅已远及于西北边陲。实则，据《春秋》《左传》记载，春秋时，戎、狄横行齐、鲁、宋、卫之间，邢、卫因为戎、狄入侵而不得不迁都，即使国力强盛如齐国，亦数度遭受戎、狄的侵犯。可见，直到春秋之世，鲁西北尚为戎狄所盘踞。《山海经》所记载的居于西北海外的鬼国和一目国，即鲁西北的戎狄之族，不必远求之于中国西北。

春秋早期，齐、鲁、宋、卫之间常有戎人出没，《春秋》隐公二年：“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潜在今济宁市西南，唐即在今鱼台的棠邑，曹在今定陶，楚丘即在曹附近，这几个地方均在鲁西，其中，鲁公与戎人盟会的唐，当即唐叔所封之唐，可见，周初唐叔所封之地正属于戎狄出没之域，其所分之民“怀姓九宗”即居住于鲁西的戎族，怀姓亦即隗姓。

鲁西为隗姓所居，可由《大戴礼记·帝系》篇的记载得以佐证：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泯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项。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聩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郐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此文所述黄帝及其子孙所居之地，均在鲁、豫之域，且大都见于《大荒经》：

1.黄帝居轩辕之丘：如上所述，轩辕之丘又见《大荒西经》，其地在鲁西大野泽畔。

2.青阳居诋水：青阳即少嗥，少嗥之后郯国、莒国皆居于沂水流域。秦为赢姓，亦为少嗥之后，秦祖曰大费，当因居于费而得名，费即今费县，亦在沂水流域。诋水当即沂水。

3.昌意居若水：《海内经》云：“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盖即《帝系》所本。《海内经》为《大荒经》的一部分，其中场景多在“西南海”“南海”，所述为大荒世界西南隅景观，在地域上相当于鲁西南。

4.昌意娶于蜀山氏女生颛项：《海内经》谓颛顼之母为淖子，郭璞注引《世本》云：“颛顼母，涸山氏之子。”郝懿行云：“濁、蜀古字通，濁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蜀山氏盖以地为氏，其地曰蜀，亦作濁、淖。《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三淖”为三个蝉联相通的沼泽。三淖载于《大荒西经》，其地当在鲁西。颛顼之母淖子，当即因居于三淖而得名。颛项之母又名蜀山氏，《春秋》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蜀为鲁邑，《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三济宁州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今其地为独山湖，与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三湖相通而统称为南四湖，颛顼的母族蜀山氏当即居于今微山湖一带，三淖当为今南四湖在上古时期的前身。

5.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当即春秋时滕国所封，在今南四湖东岸，今其地有滕县。

总之，颛顼一支除青阳居于鲁东南外，其他均居于鲁西大野、泗水之滨。颛顼生老童，老童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亦当居于鲁西。陆终氏娶鬼方氏生六子，即昆吾，卫氏所出;参胡，韩氏所出;彭祖，彭氏所出;云郐人，郑氏所出;曹姓，邾氏所出;季连，楚氏所出。这几个氏族，卫氏盖即后来卫国所封，其地在豫东河济之间;彭祖即彭国之祖，都彭城，即今徐州;邾氏盖即邾国，在今邹县，可见。颛顼一族发祥地，其地不出鲁西、豫东、苏北一带。

陆终娶于鬼方氏，鬼方与陆终为姻，其地当相邻，则鬼方氏居地必在鲁西及其周边。陆终所娶鬼方氏之妹名叫女聩氏，“聩”“隗”音近，女聩氏盖即隗姓，亦即威姓、怀姓。总之，《帝系》的记载表明，上古时期鲁西豫东一带确有隗姓的鬼方一族居住。

《春秋》《左傳》的记载表明，直到春秋时期，鲁西豫东一带犹有隗姓的狄人。

晋国骊姬之乱，公子重耳（晋文公）出奔在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卫文公不礼焉”。狄人伐唐咎如虏其二女叔隗、季隗，则唐咎如为隗姓之族。那么，唐咎如居地在何处呢？这可由重耳出奔路线推断。重耳由狄适卫，是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后。据《春秋》《左传》记载，鲁闵公二年（前660）狄伐卫，卫迁于曹地楚丘，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狄再侵卫，卫迁于濮阳帝丘，则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卫当居于曹，即今山东定陶附近。公子重耳由狄过卫而赴齐，则其所居之狄当在定陶以西，即鲁西、豫东之间，这一带在春秋早期正为狄人横行之域，《左传》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楚丘在曹，可见春秋时今定陶一带确有戎狄出没，隗姓的唐咎如一族狄人所居当在附近，这说明，直到重耳奔齐的鲁僖公二十四年，鲁西豫东之间仍有隗姓狄族居住。

实际上，直到鲁宣、成公之际，隗姓的唐咎如一族还居于卫地。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晋师灭赤狄潞氏”;十六年（前593），“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鲁成公三年（前588），“晋郄克、卫孙良夫，伐唐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唐咎如溃”。至此，春秋以来肆虐中原齐、晋、宋、卫之间的赤狄一族终被肃清。清华简《系年》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鲁闵公二年，前660），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曩，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可知鲁宣公十六年晋人所灭的赤狄留吁即鲁闵公二年入卫之狄。唐咎如为赤狄的残部，鲁成公三年被晋郄克、卫孙良夫联军所灭。此前的鲁成公二年六月，晋郄克、卫孙良夫刚帅晋、卫、鲁、曹诸国联军伐齐，战于鞌（在今济南），大败齐人。据此可以推断，成公三年晋郄克、卫孙良夫讨伐唐咎如之战，当在卫地附近，即在鲁西豫东一带。唐咎如所居，前人或以为在今山西太原市一带，或以为在今河南安阳市附近，都未免求之太北。晋、卫联军灭唐咎如之前，已于鲁宣公十五年和十六年先后灭掉赤狄潞氏、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唐咎如是赤狄一族最后的残余，其兵力当不至于太强大，若其地在晋国附近的太原或安阳，以当时晋国军队之所向披靡，欲剿灭之实无需假于外援（前此灭潞氏、甲氏和留吁之战，都是晋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此战之所以有卫国军队参加，正可见唐咎如去卫国不远，久为卫国之患，故晋、卫联军乘伐齐之战的余勇而一举肃清之。

综上所述，可见从商周之际直到春秋中期，鲁西豫东一带有隗姓的狄人居住，唐叔所分的“怀姓九宗”盖即其九个部落，故唐叔分有“怀姓九宗”，并不足以证明唐叔封于晋地，反倒可为唐叔封于鲁西之一证。

结语

寻找夏墟，是古史重建的基本问题，也是考古学的热点问题。要寻找夏墟，必须以古书中关于夏墟的记载为依据。《左传》定公四年叔虞“封于夏虚”之说，是先秦文献中唯一一次关于夏墟的明确记载，这一记载又有同书关于叔虞封于唐国、居于大夏的记载相印证，故素为考古史者所重。叔虞为晋祖，而晋居河东，因叔虞封于夏墟而推定夏墟在河东，可谓顺理成章，故汉晋间学者即据此而断定尧、舜、禹之都皆在河东，河东夏墟之说因此著为定论，难以动摇。现代学者尽管不再像古人那样轻信古书，对古书中所载上古史迹不加辨析、照单全收，但对于河东夏墟之说却深信不疑，古史学者据其论夏王朝的地望，考古学者据其求夏都之遗址，李济在1920年代发起夏墟调查，即从晋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