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翠云

(闽江学院 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如果将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将1914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词语的复活》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开端，那么，至今它们都已走过百年历程。百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都表现出持久而浓厚的兴趣，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很少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两场文学运动虽然所处的历史空间不同，但在相近的历史时间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文学的语言问题，力图以语言为切入点寻找文学发展或文学研究的新路径。由于在行进途中，两者所追求的目标不同，所行走的路线不同，最终的结果也不同。那么，在此过程中，两者有没有产生交集、开展交流与对话？两者的深层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们对各自的文学发展或文学研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学界较少关注。本文将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中对上述疑问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观、文学语言观、形式观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深刻差异，而这些差异又隐秘地影响或制约着中西文学研究的方向。

一、潜在对话与错位交流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及成长时间几乎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壮大的时间同步。(1)学界一般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发端于胡适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结束于1927年“革命文学”的提出，历时约10年。俄国形式主义以1914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词语的复活》为开端，以1930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学术错误志》为终结，历时约16年。从时间上看，五四白话文运动正处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1914-1930年期间，当俄国文艺界正开展轰轰烈烈的“语言转向”运动时，中国文艺领域也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令人困惑的是，这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文学运动，拥有相互交流与对话的潜在机会，但在中外文论或文学交流史上却未留下相互交往的踪迹。

从晚清开始，中国就逐渐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睁眼看世界”，一大批学者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和技术，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十分注重向国外取经，其理论阵地《新青年》就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原则，积极译介外国文学名著。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探讨“如何做白话文”时，极力主张“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1]139周作人也认为：“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2]293在这股译介外国文艺的风潮中，《新青年》翻译介绍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莫泊桑、武者小路实笃等作家的作品，其中俄国作家作品居多。这表明，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建设新文学时以开放的姿态汲取了俄国文学的诸多养料，对俄国文坛是十分关注的，却对当时风头正健的形式主义学派熟视无睹，没有引进它的主张。这是为什么呢？

从表达和接受的关系来看，接受者是否接受表达者的某一观点或理论，不仅取决于表达者的表达技巧和意图，而且取决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以及表达与接受之间的契合程度。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性质、目标和需求，观察俄国形式主义是否符合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期待视野”，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契合关系。

五四白话文运动具有多重性，它既是一场文学语言运动，也是一场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所以，五四白话文运动又称为“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也就是说，五四白话文运动具有一体多面性，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三者交织叠合在一起，难分彼此，这从它的中心刊物《新青年》亦可窥见一斑。《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策源地和实践基地，但1918年以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它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的创始人是陈独秀，主编是陈独秀(后期是瞿秋白)。陈独秀和瞿秋白的主要社会身份是政治家和革命者，他们把《新青年》塑造成一份政治色彩浓厚的革命刊物。因此，《新青年》对俄国十月革命甚为倾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感兴趣。《新青年》6卷5号设置了“马克思专号”、整个8卷开设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的政治体制、领袖列宁等。《新青年》的这种政治性和革命性，决定了它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选择的。当时，文学革命倡导者的基本倾向是主张“为人生”的写实文学，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主潮，凡是符合“现实主义”这一标准的作家作品就予以译介，凡与此标准不相符的作家作品则予以排斥。《新青年》所译介的俄国作家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其作品大多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

相比较而言，俄国形式主义的性质比较单纯，它只是一场文艺运动，其主要目标是打破传统文艺研究的陈规旧范和种种束缚，将文学从其他学科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足体，让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身。因此，俄国形式主义不像五四白话文运动那样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文学问题。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成员基本上都是语言学家，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学者，是书斋内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革命者。当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在书斋内精心研究“文学性”“陌生化”时，书斋外则是炮声轰鸣、战火纷飞。这种有意淡化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论主张显然不符合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期待视野”。既然如此，俄国形式主义不被五四白话文运动接受和吸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形同质异：表层相似与深层差异

相近时间不同国度所发生的这两场文学运动虽然有诸多相似之处，却存在着深层差异：两者都反叛传统的文学观念，但对文学性质的认识不同；两者都提升了语言的地位，但对语言性质的看法不同；两者都十分重视文学形式的功能，但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理解不同；两者都关心文学的价值，但关注点不同。这些异同集中体现在它们各自的文学观、文学语言观、形式观以及价值观等方面。

(一)文学观：文学是独立的还是依附的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都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都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不满，努力建立新的文学观念，但两者对文学性质的认识不一样。

20世纪初的俄国文论界深受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以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学说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批评的影响，把文学看作是社会历史的镜子，把文学作品视为历史文化文献，对文学作品本身则视而不见。当时的象征派虽然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技巧，但又将文学本质解释为主观心灵的曲折表现。在俄国形式主义看来，无论是学院派的模仿论、再现论，还是象征派的表现论，都把文学视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忽视了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自主性。因此，俄国形式主义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些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摒除其他学科对文学的干扰，回归文学本身，将文学看作是一个独立自足体。正是在与传统文学观念(文学反映论、文学表现论等)的论战中，俄国形式主义确立了它的文学本体论观念，开启了“文学自律性”先河，为它专注于文学的形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四白话文运动也面对着顽固而强大的封建传统。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但封建思想和文化依然统治着人们的精神，“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旧文学观念仍占主流。同时，以文言作为主要书写符号的文学仍是上层社会的专属品，与底层的普通民众脱离。在西方“科学”“民主”两大思潮的影响下，五四白话文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猛烈地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积极地宣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使封建传统文化趋于瓦解。在此过程中，陈独秀明确提出新文学的“三大主义”，主张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44；周作人亦提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主张。这些主张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为新文学的发展规划了方向，要求新文学平易通俗，反映现实人生，关注普通民众，不再为圣贤立言，这是反叛传统的重要成果，但从文学观念上看，新文学仍是依附性的，而非独立性的。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通过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将文学所负载的传统之道打倒推翻了，赋予文学新时代的内涵，但它对文学性质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文学仍然是反映现实人生、传达社会思想的重要载体，“为人生而艺术”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主导倾向，因此，它所秉持的文学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工具论文学观。这种工具论文学观不仅深深影响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文学语言、文学形式和文学功能的认识，而且深深影响了五四之后其他文学运动的方向。

(二)文学语言观：语言是文学的本体还是工具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虽然都把语言作为文学运动的突破口，极大地提升了语言的地位，但两者对语言性质的认识不同，所遵循的语言观不同。

俄国形式主义诞生于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历史情境中，其理论主张深受现代语言哲学的影响，它在批判传统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传统工具论语言观的局限性。俄国形式主义对语言性质的看法与它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是一致的。在俄国形式主义看来，语言不是文学借以反映现实或表现情感的工具，而是文学的本质性存在。“文学性”存在于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中，“陌生化”就是实现文学语言诗性特质的手法，艺术就是通过这些手法区别于日常生活，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因此，语言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跃升为文学的本体，促进了文学研究从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的转向。俄国形式主义之后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叙事学批评等都高举“文本中心论”的旗帜，将文学的形式批评推向高潮。

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也发生于20世纪初期，但那时现代语言哲学尚未进入中国，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还停留于传统工具论语言观的层面，尚达不到本体论的高度。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相比，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白话的地位，将白话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但对语言性质的认识并未超出晚清学人的工具论视野。在晚清学人眼中，“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4]178。文言与白话在工具层面没有本质区别，差别仅在于形式的繁简和掌握的快慢而已。白话在晚清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开启民智的一种权宜之计，其通俗好用的工具价值被关注，而思想价值则被忽视了。

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实现了晚清裘廷梁“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梦想，使白话成为中国文学的唯一利器，但同样是在工具层面来肯定白话的。在白话文运动主将胡适的诸多理论表述中，“工具”一词的出现频率相当高。在他看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5]9-10。虽然他也意识到语言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由于缺乏现代语言哲学的理论滋养，无法理清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认知模式仍然局限于工具论语言观的视野。与胡适一样，傅斯年、周作人、刘半农等也在语言的工具性与思想性之间徘徊犹疑。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一场语言的工具性革命，更是一场语言的思想性革命，否则，仅在工具上下工夫，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更不可能开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但在当时，五四先驱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6]125他们对语言与思想、文字与精神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文学革命、白话文学的认识，都显示出传统工具论语言观的强大制约作用。

(三)文学形式观：形式与内容是一体论还是二元论

文学是语言与思想的统一体，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文学文本的各种形式要素都是由语言组织而成的，作为语言与思想的延伸，形式与内容亦如硬币之两面，不可分割。因此，不同的语言观必然伴随着不同的形式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对语言性质的不同认识也影响了两者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理解。

形式与内容紧密相连，无法剥离，但传统的文学理论常常以二元论的眼光来看待，重内容轻形式。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特色之一就在于对文学形式的高度重视，将其视为文学之本体。在他们看来，传统二元论将“形式”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外在于内容的装饰品，严重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的一体关系，其根源是文学工具论，其结果必然阻碍文学科学的真正建立。为此，他们提出了“形式决定一切”的观点，将传统被视为内容的因素全部纳入“形式”的范畴。如日尔蒙斯基认为：“如果说形式成分意味着审美成分，那么，艺术中的所有内容事实也都成为形式的现象。”[7]212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的比。”[8]369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作品中的一切构成要素都看作是艺术形式，取消传统的二分法，将内容纳入形式中，认为内容是构成形式的成分；形式不是装载内容的容器，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两者没有先后、主次关系。这种新形式观不仅打破了内容决定一切的神话，提高了形式在文学中的地位，而且“大大深化和发展了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研究，使人们有可能从一个新角度来看待二者的关系”[9]87，成为西方当代文论发生文本转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五四白话文运动虽然也十分重视文学形式，强烈要求进行形式变革，但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仍坚持传统的二元论。如胡适认为：“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贵之外观，抑亦末矣。”[10]35胡适认为内容(思想情感)是文学的主脑，缺少内容，即使有好的形式，也算不得好文学，这与胡适将文学革命看作是工具的革命是一脉相承的，革新工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虽然胡适也曾意识到形式与内容之间有着深层联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1]295但最终没能跳出传统二元论的视野。五四时期的文人大多与胡适一样，一面重视形式，一面又强调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如刘半农认为“研究文学而不从性灵中意识中讲求好处，徒欲从字句上声韵上卖力，直如劣等优伶，自己无真实本事，乃以花腔滑调博人叫好，此等人尚未足与言文学也”[12]63-64。俞平伯指出“凡是好的文章，决不仅在文法上之构造，其所代表的内容最为重要”。这些观点尽管表述不同，但核心所指相同，体现的都是以内容为主导的二元论形式观。

(四)文学价值观：文学的主要价值是审美价值还是社会价值

文学价值具有多元性。文艺理论家朱立元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价值、消遣娱乐价值、认知价值、道德价值、思想价值、宗教价值、心理平衡价值、社会干预价值、交流价值和经济价值等10种价值。[13]这10种价值的地位并不是均衡的，哪一种价值占主导，取决于人们对文学性质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视角。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质的看法不同，因此，他们的文学价值观也不同。

俄国形式主义致力于发掘文学的特殊性。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审美化的世界，虽然具有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等社会价值，但这些不是其根本价值，文学的根本价值是审美价值(也称“艺术价值”)。俄国形式主义对传统工具论文学观、工具论语言观和二元论形式观的质疑和批判、对“文学性”“陌生化”的倡导、对艺术程序的推崇等，其目的在于将文学从其他学科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自足体，进而确立审美价值的主导性，从而将文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这是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巨大贡献。

相比而言，处于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情境中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可能以一种超然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在五四先驱们的心目中，社会价值应是文学的首要价值。在回答钱玄同《什么是文学》一文中，胡适提出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在胡适眼中，文学之美是没有独立性的，它不仅处于文学世界的末尾，而且是前二者的相加：“美就是‘懂得性’(明白)和‘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14]215“懂得性”和“逼人性”构成了文学的主要价值，审美价值则被轻视了。与胡适的含蓄不同，茅盾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价值是文学的最大价值，他说：“文学的最大功用在充实人生的空泛，文学的效用既失，对于人类还有什么益处！还成什么文学！”[15]156

五四白话文运动将社会价值置于文学价值的首位，因此，对新文学的艺术性要求不高，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白话新诗直白浅露的缺点。白话诗的作者之一康白情曾坦言新诗“缺乏美术的培养，尤为显明之现象……往往有干枯浅露的毛病”，并指出新诗“在艺术方面，幼稚是无可讳言的，也不必讳言的。”[16]353-354朱自清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导言时也从审美的角度批评了五四新诗艺术性的缺失，认为其缺少“余香与回味”(2)朱自清在论述“说理诗”时，借用周作人的话，认为说理诗“太晶莹透澈了，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在论述“自由诗”诗，认为它虽然用比喻来说理，“可还是缺少余香与回味的多”；在论述“小诗”时，认为它“只胜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刹那的感觉，也不讲字句的经济，只图容易，失了那曲包的余味”。朱自清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主要是在工具论层面看待文学、看待白话；在二元论层面看待语言与思想、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社会层面看待文学的价值，因此，他们虽然意识到新文学存在审美性的缺失，却很难在工具和审美之间找到契合点，只能先取白话而放弃审美，完成新文学语言工具的革命。

三、结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俄国形式主义的一系列深层差异首先源于两者的文学观不同：俄国形式主义在反叛传统文学观念的同时建构了本体论文学观，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文学语言观、形式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建立了语言本体论、形式内容一体论、审美价值论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框架，开启了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以文本为中心”的序幕，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理论流派。五四白话文运动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叛并不彻底，而是继承了传统的工具论文学观，因此，也就无法建构新的文学语言观、形式观和价值观，而是沿着工具论的方向开展文学语言的变革、探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用，最终形成了语言工具论、形式内容二元论、社会价值论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框架，引导中国现代文学走上了注重文学外部效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