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妍,王 媛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将复调的源头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庄谐体中的两大体裁：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且后者是前者作为一种确定的体裁在解体过程中，吸收狂欢体的民间文学形成的对话体。反讽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戏剧中一个名叫Eiron的丑角，其内涵与苏格拉底有着密切的联系，克尔凯郭尔毫不夸张地说：“每个人都知道，世世代代反讽一词总和苏格拉底的生存联系在一起。”[1]4可以说，苏格拉底几乎成为反讽的代言人。因此，从源头上说，复调和反讽就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复调中包含着反讽的色彩，而反讽中也可以分析出复调的方法。然而，由于反讽概念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发复杂，并且复调概念背后包含的狂欢文化以及辩证内涵往往受到忽视，因而在考查这两个概念时，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的语言修辞形式，一方面简单地拿反讽“言意悖反”的传统修辞学概念来解释反讽，而对其所包含的对话复调内涵缺乏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孤立地探讨复调的语言形式特点，而对其背后的狂欢化辩证内涵忽略不计。重新考查当代修辞学视域下的反讽和复调，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二者的联系，还能从复调与反讽的相互比较和补充中挖掘出二者更丰富深刻的内涵。

一、当代修辞反讽中的复调内涵：打破独白

首先来看复调与反讽各自的基本概念。巴赫金将本为音乐术语的“复调”挪用至文学，并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称复调文本“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2]4。在复调作品中，没有统摄文本整体的作者单一的思想和话语，作品中人物自身的思想和话语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可以互相之间进行对话、争辩。至于反讽，在西方修辞学史上，反讽经历了从围绕单一词句的讨论扩大到整个篇章语境的发展过程，但传统修辞学中反讽的基本概念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它被概括为“说一个意思却表达相反的意义”[3]34。反讽的作用也多为强调表达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4]8，并定义反讽为“演说者试图说某件事，却又装出不想说的样子，或使用同事实相反的名称来称述事实”[4]261。作为一种修辞术，反讽归根结底是用来更好地表达作者的原意，达到说服效果，传达作者独白声音的言语技巧，以达到委婉地否定且有技巧地战胜对手的目的，这与复调显然是不相符合的。

从形式上看，复调小说多重声音的并举会造成意义的层次复杂化，形成意义的曲折和悖反。复调小说中，作者将情境置于进行交锋的不同意识之间的边缘上，让互不相通的思想和世界观互相碰撞，互相驳斥，人物的话语往往带有辩论性，引出他人观点的同时表现出包含自己思想的某种讽刺，有时还会是对自我的嘲讽，不同的声音互相矛盾。巴赫金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语言时，重点分析了“双声语”概念，即具有双重指向的语言现象，既表现出语言本身的内容，又是针对着另一个人的话语而发出的。双声语不同于一般用来分析观点的文本中对问题论述的方式，一般的文本会引用他人的话语，并加以支持或反驳，这只是两种同样直接指述事物的话语被放到了一起，属于独白语性质的问答关系。然而双声语是在某人的话语内部出现的不同思想的对话，是“在自有所指的客体语言中，作者再添进一层新的意思，同时却仍保留其原来的指向”[2]250。也就是说，双声语至少包含着两个语意指向，除了话语表面的内容之外，还有对待他人话语的态度。巴赫金在双声语中归纳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仿格体(模仿风格体)、讽拟体(讽刺性模拟体)、故事体、对话体。其中，讽拟体具有典型的反讽意味。“在讽拟体里，不同的声音不仅各自独立，相互间保持着距离；它们更是互相敌视，互相对立的。”[2]257讽拟体话语表面上模仿或者重复着他人的语言，或者是对一种文学体裁的模拟，但却引出了相反的意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双声语表面意义包含着与之相反的一个隐含意义，但双声语的效果并不是让其隐含的声音彻底说服然后取代表面的声音，而只是在语言内部创造一个显与隐的二重声音争论的环境，争论并没有最后的结果，双声语中也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因此，这里对复调双声语与反讽之间联系的考察，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修辞学中的“言意悖反”。

与传统修辞学不同，兴起于20世纪的当代修辞学不再注重修辞的说服色彩，以达到将作者的意图强加给接受者的目的，瑞恰慈总结道：“旧修辞学是辩论的产物，它是作为辩护和说服的基本原理而发展起来的。……旧修辞学给我们的最大教益也许就是使我们认识到，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辩论者的利益使这门学科日益狭隙和盲目。”[5]326)当代修辞学将重点放在“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双向的相互交流作用上，在对分歧双方互相满意的解决上，在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论性方法的寻求上”[6]113。当代修辞学更关注符号所涉及的言语各方互相的沟通与交流，当代修辞学的反讽同样如此。新修辞学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就认为反讽“产生于努力与他人在各种观点上互动来达到所有观点都能发挥作用的境况。这样，从总体形式的立场(这个‘多视角的视角’)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参与的次视角可被认作是完全正确的，或完全错误的”[7]512。相较于传统修辞学的反讽概念，伯克对反讽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与复调更密切的联系。巴赫金在1970年—1971年的笔记中也曾对具有演说意味的传统修辞提出了质疑：“在演说体中有绝对正确的人和绝对错误的人，有消灭对手的彻底胜利。在对话中，消灭对手也就消灭了话语生活中的对话领域。”[8]417当代修辞学注重交流的意识本就受到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影响。无论是复调还是反讽，都不是为了彻底消灭对手的声音，对手声音的存在是自我声音以及复调、反讽存在的基础。打破话语的独白性是考察复调与反讽之间联系的前提因素。

二、复调中的反讽维度：辩证的否定思维

复调体裁的源头，即庄谐体同狂欢节民间文艺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种文学作品包含着狂欢节中特有的世界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话型作品就是狂欢化文学的变体。在狂欢节中，所有的人过着狂欢式的生活，一种脱离常轨，用巴赫金的话说是“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狂欢节中的重要象征活动——给狂欢国王加冕、脱冕的仪式，集中体现了狂欢节的世界观的核心，即“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式里所有的象征物无不如此，它们总是在自身中包孕着否定的(死亡的)前景，或者相反。诞生孕育着死亡，死亡孕育着新的诞生”[2]163-164。狂欢节仪式的所有象征物都具有两重性，民间与官方同场，戏谑与严肃共在，新生与死亡相依，狂欢世界是一个双重存在的世界，一切事物以双重或多重对应的方式存在着，呈现着生与死、肯定与否定交替更新、对话共存的复调精神。巴赫金在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中观查到多种相反属性对应共生的双重性格局，复调形式的背后包含的正是这样一种辩证否定的哲学思维。巴赫金在分析拉伯雷小说时，提出了一个“时空的时空体否定法”概念，这种否定并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否定，它是与肯定相联系的否定，“它保护着形成否定和从否定一极向肯定一极中的若干现象”[9]479。1973年巴赫金在接受杜瓦金的采访时，曾委婉地表示他的对话理论中的辩证思维与黑格尔抽象的辩证法并不相同，它不是抽象理念的正反合，巴赫金的辩证思维直接来源于现实的广场狂欢节的世界观，它具体生动地表现着世界从旧到新，从过去向未来的变化状态。

在肯尼斯·伯克的修辞学著作中，他干脆就把反讽等同于辩证法，并提醒存在着一种“对反讽的诱惑，即将之简化为字面义的倾向”[7]516。伯克以马克思理论中的“奴隶制”为例，在将马克思作为一种字面上的自由论哲学时，奴隶制是邪恶的，但是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它必须被被反讽地对待，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没有奴隶制这个古代的遗物，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7]516辩证否定思维下的反讽包含着其字面义的反面，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之归于一种意义，而应看到反讽所暗含的多重意义。如果说反讽在伯克那里完成了字面义向其对立面的一次转化，那么在保罗·徳曼看来，反讽的对立转化的次数则是无止境的。保罗·德曼以波德莱尔《论笑的本质》一文作为出发点，引入了“分身(复制)”的概念作为理解反讽的关键。当人摔倒时，反讽意识存在于摔倒者对自己的哂笑，笑的力量只会存在于笑者，而不在笑的对象。因此，只有摔倒者能够在摔倒瞬间创造出自我的分身，即将自我意识离间为他人意识时，这种笑才可能发生，反讽的“艺术现象表明人类中存在一种永恒的两重性，即同是自己又是别人的能力”[10]31。然而，反讽并不仅仅只是自我向他人转化这一个单向过程，也不会终止于再由他人向自我回归之后，真正的反讽所产生的效果必然是“反讽的反讽”，即没有最后回归的终端。在此观点上，保罗·德曼支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态度，即自我毁灭和自我创造的辩证关系，也是心灵的一种特征，“这种辩证关系是不会导致综合的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他给予这一过程之无限性的积极(肯定)名称就是自由，也就是心灵不愿意接受这一作为确定的过程在其进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10]40。一旦反讽的辩证过程终止，便意味着最终得出了一个终极的意义，这个终极的意义进而会成为批判其他意义的审判者，或者独白者。就像希利斯·米勒所说：“哪里有反讽，哪里就没有权威，甚至连确知没有权威这种权威也不存在。”[11]123

复调的辩证否定思维意味着，一种声音中包含着与其对立的另一种声音，新生意味着死亡，而死亡又预示着新生，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结的，复调的辩证性中没有可以代表最终结论的独白化声音，反讽同样如此。在对非独白性文本的阅读前，应保持反讽与复调的期待，避免过早地封闭文本，因为与字面意义对立的并不是代表真实意义的作者的声音，而是永无止境的反讽或复调的辩证否定性。辩证的否定思维是复调与反讽二者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

三、反讽与复调中的虚无倾向与未完成性

希利斯·米勒在对反讽的分析中，部分继承了保罗·德曼的观点，并且似乎走得更远。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用具体的文本对反讽加以分析，小说中的人物首先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假想的形象，作者再通过反讽隐含的双重或多重意义，对一段文字、一个词或一种叙述样式的隐喻性的重复模拟，勾画出第二个形象，并且取代了前一个形象。反讽性的模拟使文本在重复过程中不断消解第一重意义，但这并没有结束。反讽通过重复第一个形象进而消解第一个形象之后，并没有回归到其所建构的第二个形象中去，反讽所使用的隐喻性重复的程序同样适用于第二个形象，它在瓦解了第一个的同时又瓦解了第二个。反讽具有永恒的离间效果，使文本没有可以站得住脚的可以给予明确解释的基础，从而使意义在“众多潜在的构造组织间摆动”[11]123。间接引语的使用同样如此，它总是时不时地在故事中扰乱叙事的秩序，让人很难分清语言线条的源头，究竟是人物的语言，还是叙述者的语言。通过具体文本的分析，米勒观察出，在间接引语的使用，即通过使用小说人物的语言，作者走出自己的声音之外，使自己双重或者多重化，通过他人眼中反射出的语言来认识自己的语言，从而证实自我。然而实际的效果并非如此，间接引语线条的模糊，让身份处于无限的双重化过程中，身份的增殖最终反而破坏了自我的概念。“自我变得颤动不定，模棱两可，具有反讽性。这样的自我不是一个发出语言的单一意识。在自我之外的旅程成了一个永无终点的漫游过程，对任何可叙述的单一生活线条都构成了永恒的悬置。”[12]168反讽并不会回归到某一端的意义中，而是永远处在单摆运动过程中，处于某一端对另一端单一意义进行评判，只会产生又一个单一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超越性的评判端点，只有端点之间永恒运动的过程。

从米勒的间接引语与重复中，能够看到巴赫金复调理论中的双声语和讽刺模拟体的影子，米勒在《间接引语与反讽》中也明确地说他在分析时运用了巴赫金的“对话”这一工具，借助其对一种独白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发起挑战的力量，使作品的意义无法回归至作者单一的声音。对话消解了独白式文本一个中心的叙事方式，如果说单一中心的独白式文本就像一个圆，那么用两个声音或者意识代替一个中心，便是将圆形叙事转变成了椭圆，这种椭圆式对话文本具有反讽性的解构力量。不仅如此，在米勒看来，如果“对话”所指称的是人物的心灵，那么两个心灵仍然可以通过互相作用，最后再度确认自身，这个“对话”文本就是具有两个中心的椭圆形文本，这其实仍然构成一个隐喻，背后依旧存在一个指导性的意识，因而是不彻底的。然而，“正如巴赫金所为，当‘对话’的指称对象从心灵转为词语之后，它就会像解构独白一样解构作为双重意识的‘对话’”，当“对话”意指的并非两种心灵，而是两种形式的语言，并且其中一种语言为“匿名中性的叙述力量(不知是谁也不知从哪儿发话)时，对话椭圆的两个焦点之一就会化为乌有。椭圆就会成为双曲线，‘被抛出’自身之外”[12]169-170。当一个声音在摹仿另一个声音说话，而非真正是两个声音在对话，就像巴赫金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主人想象中与他人对话时打的比方，地下室主人仿佛在他人意识的镜子里观照自己，看到的是自己形象在镜子里的折射，并且这个他人的镜子式的意识也是自己的想象。一个意识通过镜子对另一个意识加以镜像式注视，那么这种注视就变成一种不在场的注视，那么原本两个焦点中的一个就会变成虚设的，椭圆变成了双曲线，进而变成抛物线。反讽在具有多重语言线条的对话式文本中，悬置了意义线条，悬置了意义中心，对话毁灭了独白，进而也毁灭了自身。“它毁灭的是其自身模式对意识的指涉和现象学上的暗含意义。剩下的只有处于模糊状态的反讽之颤动、不受任何逻各斯控制的语言机器之动作，以及反射不出任何脸像的一面镜子。”[12]171在米勒看来，反讽的过程最后似乎都停止，不复存在了。

实际上解构修辞学者大多都是悲观地看到反讽的破坏力，德曼在《反讽的概念》中说：“反讽理论并不是喜剧理论。它是瓦解，是幻灭。”[13]182与这种悲观情绪不同，巴赫金则一直坚持着对话理论和狂欢化的未完成性，“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也是没有终结的，同任何的最终结局都扞格不入。因为在这里，任何结局都只能是一个新的开端，狂欢体的形象是不断重生的”[2]221。狂欢化的世界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永远只在前头，但一定不是幻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一切都面向着尚未说出的未来，紧张地期待尚未获得的“新意”，“狂欢式世界感受正是从这种郑重其事的官腔中把人们解放出来，但狂欢式感知中，没有丝毫的虚无主义”[2]212。如果说多重意义的互相解构中衍生出了否定的死的力量，那么在这种否定过程中也会辩证地衍生出新生的希望。

四、结语

通过在当代修辞学视域下以及哲学美学的维度中重新考查复调和反讽能够发现，这两个概念都具有苏格拉底所拥有的“助产术”色彩。苏格拉底自称是真理的“接生婆”，但正如巴赫金所说，“苏格拉底从未说自己是单独掌握现成真理的人”[2]145。他只是通过对话和反讽否定世间的伪真理。从这一理论层面来看，复调与反讽都通过辩证的否定消解了一切话语的权威。然而，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否定的力量，是面向虚无还是积极地相信其未完成性，对话在毁灭了独白之后，是否彻底让对话这个过程本身也不再存在，这是在整理和挖掘复调与反讽内涵的过程中，需要警惕以及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