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密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2)

胡靖，字献卿，延平湖峰人。诗书画三者皆佳，因不期知遇奉诏赴琉球册封使节杜三策，遂随从其出使琉球，而绘琉球图，并作《琉球记》。康熙四十七年(1708)《御制佩文斋书画谱》记有其图以彰其艺术价值，近年又以其《琉球记》为据而证钓鱼岛归属中国，(1)见2013年05月16日《人民日报》：《中国14世纪已对钓鱼岛实施有效管辖》。以明其文献价值。当然，若视《琉球记》为使录，自然不合陈侃所创使录体规范，故康熙五十八年(1719)赴琉球册封的使节徐葆光斥其为“尤俚诞”。(2)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册，2000年，第10页。

问题在于，此《琉球记》究竟是其刻意代杜三策复命而作的使录，还是“自成使节”之旅随心而作的游记，至今仍是迷案。为揭开此久讼的迷案，故加以考辨。

一、缘起：文人“从客”的声教使命

胡靖自云，作《琉球记》缘起有三，人缘，地缘，尤其机缘。(3)“人生遇合，缘也;历名山巨川，尤缘也。至于身居中土，俄而履异域，饱览异域山川风景，尤缘之最奇者也。缘奇则传，地奇则传，此《琉球记》所由作耳。”见胡靖《琉球记》，《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册，2000年，第257页。此机缘，出自崇祯二年(1629)琉球中山国世子尚丰遣使来贡,再次请封，以期明廷册封。此“请封”与“册封”制度，是为巩固朱元璋确立的中琉宗藩关系而形成。此制度规定，琉球新王嗣立须向明廷请封，惟在明廷册封后，方获得王权的合法性。而尚丰于泰昌元年(1820)继位，先后四次请封，却迟迟未得明廷回应，故在崇祯继位后，再此提请。崇祯为解决此先帝遗留的问题，却引起“领封”与“册封”之争。礼部尚书何如宠以为，此不是要不要“册封”的问题，而是如何“册封”的问题，故以“力不资供亿”为由，提出变“册封”为“领封”的对策。其实，在册封制度形成之初，就存在册封方式问题，是琉球遣使到中土“领封”，还是明廷派使节到琉球“册封”。对明廷而言，二者差别在于，采取“领封”方式，受益主要在节省建造册封舟船之耗资，避免使者航海风险所致的性命之危。而采取“册封”方式，最主要意义在于可远播天朝之声威。因而，在明廷利益层面，“册封”的重要意义，是“领封”不可比及的。实际上，从永乐二年(1404)琉球中山王世子武宁在本土接受明廷册封王以来，皆为明廷遣使赴琉球“册封”。那么，此次对尚丰的请封，何以无端生出“领封”之议？史书未作更多的记载，然从“力不资供亿”说推测，似乎症结在财政。若再追寻何以出现财政症结的原因，不难发现，晚明潜藏的种种危机迹象。此时，西北李自成爆发起义，东北皇太极则在三年前已继承汗位，不忘秣兵厉马，窥视入关时机，其时距明亡不过十五年。而东南自嘉靖以来，“倭寇之患”又连绵不断，尤其日本萨摩欲吞琉球步伐明显加剧。万历三十五年(1607)“庆长之役”，萨摩俘虏中山王尚宁及重臣百余人，逼迫尚宁出具“誓文”表示纳贡效忠。崇祯元年(1628)，进而在那霸设立“大和在番仮屋”派出机构，实施暗中监控，琉球实际已从原先只臣属中国的宗藩关系变为同时臣属萨摩，沦落为萨摩操纵下代其与明廷贸易的傀儡。可见，崇祯继位之初，明朝已显风雨来临的态势。不论崇祯是否意识到如此局势危机，其仍以参酌旧例为名，选择遣使前往琉球“册封”，以扬国威，为晚明落日挽留一抹余晖。然此，对使臣而言并非一件幸事。因为，赴琉球册封，不仅身临“风涛之险”，而且时防“海寇之警”，行人司萧士玮与孔闻籍二人互相推诿,宁受处分也不愿充任副使，即为此故。而奉命出海的正副使节，无不带棺随行，虽颇具壮士出行的气概，却不免含一丝一去不返的悲凉。故杜三策为航海安全，不仅要求建造比以往赴琉球册封更大的舟船，(4)见胡靖《琉球记》，第261页。此次册封的舟船比以往大，“长二十丈，宽六丈，入水深五丈，五桅，约七百人有奇”，前后建造用了四年多时间。而且要求负责造船的官员随行出海，制其性命以保障所造舟船的质量可靠。可想而知，航海风险在使者心上投下的阴影。

与使节相反，对胡靖而言，恰逢其时，是实现其早有观海之志的难遇机会。问题在于，胡靖只是一介布衣，何以得此官差出海机会。此关涉三人相助，即其所言的人缘。崇祯六年(1633)春，胡靖为攻举子业，寓曹学佺家读书，每读苏东坡涉海文字，为其“澎湃汹涌”所感怀，跃跃然生观海之志。其时，恰友人扇绘“赤壁图”，索其楷书“后赋”，不料此扇成为其知遇杜三策的媒介。杜三策见扇后，十分欣赏其书法，谓之“丰神秀莹如裴叔”，故致书曹学佺，“欲拉为海外游”。然胡靖所处的境况是：一则，选择海外游，意味着放弃举子业；再则，家境贫寒，曾为赴金陵雅集，“裹十日粮离乡井，辄作数日虑，且戚戚不宁”，况此出海异域之游。对此，曹学佺为之解忧曰：“杜给谏奉王命而出，君挟善书画给掖省之劄以佐行，归来临轩慰劳，自宜实任其职矣。矧丈夫壮游，正在斯乎!”(5)见胡靖《琉球记》，第259页。于是，胡靖遂弃举子业，以从客身份出游。然胡靖不同于其他从客，如“善画者，昆山顾西樵、建州陈仲昭；善操者，姑苏周泰来”，他们随行，为助杜三策与琉球国的文化交流，肩负“远播天朝声威”之使命，胡靖除此外，似有更具体职事，“给掖省之劄以佐行”。因而，后人疑其为杜三策代作使录，并非毫无依据。然而，胡靖毕竟不是杜三策僚属，而是从客，如曹学佺所嘱，是以“挟善书画给掖省之劄以佐行”。可见，胡靖是以文人从客身份从游的，此身份确定了《琉球记》行文的基调，兼有使录纪实与文学游记的双重特征的风格。

二、纪行：《琉球记》不乏“系日记事”之纪实

所谓使录体，是以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所作《使琉球录》为标本。其分上下两卷：上卷有，使琉球序，嘉靖皇帝诏书，敕文，谕祭文，使事纪略；下卷有，群书质疑，天妃灵应记，夷语附，夷字附，并附陈侃等谨题为出使海外记，中山王尚清奏为谢劳事，陈侃等谨题为谢劳事，陈侃等谨奏为乞祠典以报神功事，礼部为乞祠典以报神功事，陈侃等谨题为周咨访以备採择事，礼部为一本为周咨访以备採择事，终篇为使琉球录后序。(6)见陈侃《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年。观此使录，除公文外，主体为《使事纪略》与《群书质疑》。《使事纪略》记有二类：一为朝廷使事，为“谕祭已故国王”与“册封世子为王”二事。二是使节职事，为出使前准备、往返航海及琉球交往诸事。《群书质疑》则在纠谬，以按语式对以往文献有关琉球的记载逐一加以辨正。(7)《群书质疑》所指群书，核之有《大明一统志》、《大明会典》、《通典》、《赢虫录》、《星槎胜览》、《集事渊海》、《使职要务》等七部。可见，使录重心在《使事纪略》，而不在《群书质疑》。此使录体为其后历次册封使节所沿袭，直至胡靖《琉球记》方出现体例变化。

问题在于，使录是否只此一种写法。从撰写使录目的看，重在册封竣事的复命。如出使陆路相接的藩属，册封竣事后就返朝，复命“谕祭”与“册封”二事即可，无暇作《群书质疑》。只是赴琉球受季风约束，出航惟乘夏至东南季风，返航则待冬至东北季风，因而，从夏至到冬至五个月间，只能滞留琉球待风，除了“谕祭”和“册封”，别无正事。即使尚需应酬琉球国的七大宴及逢五及十的小宴，(8)大宴者，为谕祭宴、册封宴、中秋宴、重阳宴、饯别宴、拜辞宴、望舟宴等七场国宴。小宴者，则轮遣三法司诣那灞相陪、但仍有大量闲暇时间。如何消遣此闲暇则由使节自我支配。陈侃用此闲暇考证文献，撰写《群书质疑》。杜三策则注重与琉球国的文化交流，尤其乐于率从客顾西樵、陈仲昭、周泰来、胡靖等游访民俗，“每共酣于书画文酒间，兴到则偕诸君登山眺远，临海观涛”，乃至“指点群胜”，以诗书画艺传播华夏文化。康熙五十八年(1719)使节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注天使馆曰，“杜三策题梅花诗百首。”(9)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册，2000年，第103页。那么，不在此楼题写的诗更不知有多少。如登山观海，指点群胜，岂能无诗？以胡靖《中山诗集》为参照，所涉活动，皆有诗唱酬，如《同刘章甫济川谈侠》《临海寺听涛》《辅国寺观海》《月夜听夷女拨二弦》《题圆觉寺古松》《九日龙潭观竞渡》《听海楼和杜给谏中山怀言二律》等，不含咏梅诗就有二十首。而游览观光景点远多于此，有的一景多诗，如在听海楼，杜三策赋《中山怀言》四首，胡靖减半只和二首，未敢超越。胡靖在琉球诗作远不止此数，如圆觉寺上人讳萨都卢喃“每向余索书画”，而胡靖习惯画上必书诗，可知《中山诗集》只是其中精选的部分。而杜三策在游览场所赋诗，显然不少于胡靖，从其作梅花诗百首所显才情与豪情可推，其它题材诗作总量自然不少于梅花诗。周郢云，乾隆年间周永年《毅斋公奏议遗集序》言杜三策诗有《飞雨楼集》、《梅花百咏》，(10)周郢：《新发现的杜三策〈使琉球疏〉述略》,《山东图书馆学刊》，2014 年第 6 期，第79页。则可佐证。可见，其滞留琉球150天，日均至少作一诗。(11)以胡靖《琉球记》为计，杜三策于崇祯六年六月九日在那霸登岸，于十一月九日在那霸离岸，期间停留琉球共150天。以此推之，杜三策难有闲暇作《群书质疑》。但此不意味其亦无暇作《使事纪略》。

周郢《新发现的杜三策<使琉球疏>述略》以为，近年其在杜三策故乡山东东平寻访的《东原杜氏族谱》，是清咸丰、光绪及民国己丑(1949)的递修本，谱中收藏的《为奉命册封事竣还朝谨述航海险危之情形以祈圣鉴以备史录事》，是杜三策作的使录，但其仍审慎地谓之《使琉球疏》，而未谓之“录”。 然此《疏》究竟是否使录，不妨与之比对《琉球记》。兹以“系日记事”简录如下：

臣等于去年五月十六日起行，至长乐等处，于天妃宫建醮，循旧例也。

至六月初一日，始登封船，泛海内洋。尔时日丽风和，海波如镜，……未几，人报船入外洋，顿觉船乍涌而若浮，忽抑而若沈，……困卧六七日不敢起，勺水粒米不敢入口，苦矣。

行至初七日，船忽进寸退尺，迟迴半日不敢前，……唤道士设牲醴以祀之，船乃行。

至初九日, 始登岸。……

……

臣等候孟冬风泛，至十月二十九日始离琉球，登封舟。臣等喜朝命已宣，可以式遄其行。

讵臣于初一日虽登封舟，风泛未定。

至初三日，始出内港入外洋。

初四、初五两日，虽呕吐如往日，犹幸风色稍顺，人心颇安。

初六、初七两昼夜，飓风大作，浪如连山，……

初八日至初十日，风色俱顺，窃以离岸不远，可保无虞。

至十三日夜，月明如昼，西北风紧，船乃直向西北，逆风而行。……延至天明，……报曰:“此乃福建小山也。”

至十七日，始进省城，…… 无任悚息待命之至。(12)见周郢《新发现的杜三策〈使琉球疏〉述略》，第77页。下引“疏”文，具出自此篇。

此《疏》全文1973字，其中记叙琉球行实的只有56字，其余皆叙往返航程。胡靖《琉球记》恰相反，全文4579字，所记重点在琉球行实，往返航程较为简略，对比如下：

五月廿三日，自三山启行，由乐邑抵广石，建醮天妃，祈灵水圣，然后登舟。

六月四日，从广石解缆，……由五虎门出大海，始掀五帆。

次早风顺如故，舟镇不前。

八日薄暮，过姑米山，……

次日，舟到海涯，即那灞港口，遂缷风帆。

……

天使驾旋，时仲冬月八日登舟。

九日扬帆，虽北风汛厉，而舟行无恙。

至十一日，忽屭风大作。……俄而，有奇鸟集于樯杪，翠羽笼云，宛若翔鸾，时迺十九日也。

比至黎明，……天使呼巨觞互庆曰：“得及第不若望见此山。”喜悦之心，洵匪言喻。游至此奇绝矣。聊记之，以志生平之快云。

从二文可知，二者记事基本相符，只是详略侧重不同，系日有异，若二者互补，本可为一部完整充实的使录，然何以又两分？

三、纪文：纪实中溢出随性诗意华彩

何以《使琉球疏》与《琉球记》二分，关键在于，《疏》、《记》二文对重要日期的记载有异，诸如：

福州启行：《疏》为五月十六日，《记》为五月廿三日。

广石起航：《疏》为六月初一日，《记》为六月四日。

至中琉边界姑米山：《疏》未云，《记》为八日。

到琉球首府那霸：《疏》为初九日，《记》为九日。

离那霸：《疏》为十月二十九日，《记》为仲冬月八日。

出姑米山：《疏》为初三日，《记》为九日。

见福建小山：《疏》为十三日，《记》为二十日。

到福州：《疏》为十七日。《记》止于见福建小山后抒怀言志。

此诸日期记载，惟“初九到那霸”二者一致，且有定谳依据支持，可确认。(13)琉球谢恩表云: “恭谢圣恩，存例旧礼，以劳使臣正使户科左给事中杜三策、副使行人司司正杨伦，奉命远使万里，开闻于海外，勤劳辛苦，于崇祯六年六月初九日入境，七月初一日，先荷谕祭先臣尚宁，继于二十二日，宣读诏敕，封臣为中山王。”见《历代宝案》第一集卷一三，台湾大学 1972 年影印本，第 430 页。另《疏》云福州启行为五月十六日，虽有文献依据，(14)杜三策以崇祯六年五月十六日封舟启航咨覆中山王廷，其文云: “今封舟报成，已卜吉于五月十六日启行矣。”见《历代宝案》第一集卷九，第292页。但与《记》云不一致。其余皆有异，甚至出入较大，皆难确认。但若比较二文，并非不能发现孰是孰非之端倪。可比者有三：

其一，记同一事，取舍不同。以广石起航为例，二者皆记录从登舟到开洋之事。如前所录，《疏》重在叙述身心遭遇海涛折腾的感受。《记》则描写封船出航的壮观。“时六月四日，从广石解缆，沿山带河，观者填道。江小舟巨，弗敢扬帆，率梅花所军浆数百小艇于江中以巨缆牵之。由五虎门出大海，始掀五帆”。(15)见胡靖《琉球记》，第262页。可见，二者记事的出发点不同，前者为应对复命，难免流俗，故强调航海的艰辛与风险，以突出“苦矣”。后者为突出册封意义，自然通过壮观场景来彰显，以致激发出“自成使节”的豪情，“波恬不见飓风狂”。(16)见胡靖《中山诗集》中《广石杨帆》二首，其一言，“多藉冯夷扶帝力，波恬不见飓风狂。”其二又言，“楼船掀饱五帆风，万里波涛在眼中。总为皇恩深浩荡，自成节使奏肤功。”二者不同，不止于此，《疏》之所叙，泛泛而谈，适用任一次出使航海，毫无特殊性，足不出户就可写就，且无冒欺君之罪风险。而《记》之描述，非亲临现场难以写就，所刻画细节，历历在目可证，若不符事实，具有欺君之罪，故其所记，更为可信。

其二，记同一事，详略不同。以迎使节到琉球情景为例，《疏》仅数语，“众夷官设龙亭捧诏旨, 臣等即日入天使馆, 安歇数日”(17)见周郢《新发现的杜三策〈使琉球疏〉述略》，第77页。。《记》则详实，琉球国先派小艇远到中琉边界姑米山迎接。“八日薄暮，过姑米山，夷人贡螺献新乘数小艇，灭没巨浪中。比至，系缆船旁，左右护驾。夜深，各举灯如江干，渔火上下零乱。镇守姑米夷官远望封船，即举烽闻之马齿山，马齿山即举烽闻之中山。世子爰命紫金大夫洎三法司，统通国夷人诣那霸候接。”(18)见胡靖《琉球记》，第263-264页。再派群官及千人夷民在首府那霸港口候接。“次日，舟到海涯，即那灞港口，遂缷风帆。夷官群拥出迎，各投禀谒，率夷人千余曵船入港。……封船到此，群接天使莅公署，随行皆登岸，散处于夷居别室。”(19)见胡靖《琉球记》，第264-266页。

同样，对滞留琉球期间的记事，《疏》只用56字概言之，“先择日行祭王礼，次择日行封王礼。册封日，浓云四布，行近王城，大雨如注，至宣读诏敕，行礼时，天忽开霁，雨遂止。及册封礼完，大雨如初”(20)见周郢《新发现的杜三策〈使琉球疏〉述略》，第77页。。《记》则有3000余字记载。或描述琉球社会，夷妇裹头跣足，长衫细裙，男子尽欹髻左袵。官长则带“首巾”，有红、紫、黄，紫色为上，黄色次之，红色又次之，以示官阶不等。官人以世家计口而给俸，民则为王助耕计夫而授口粮。民间无市利之所，无有余不足之忧。故百余岁者多，盖因此国无名利萦心之累。或记载封王宴，“封王日，遍国夷女云集万亿，皆叠坐垣上观中国人物。是日黎明，王发马数百至那霸相迎，随行员役无论持戟执桁之徒，皆乘驷赴宴，只有八座舆夫从地而走。……至王城，历数殿，观其设宴辉煌盛美。自天使以至皂役水夫皆备酒席，从行二人共席，各番布二匹；有廪给者，一人两席，白金十两、倭刀一口、扇两柄，番葛二匹；若辞宴不赴者，加折席二两。至于天使，凡饮器概用金玉宝犀之属。送席则并馈之外，具宴金三十六两，倭刀、金屏、番锦、金扇，极其精巧。嗣后七宴亦复如是。”(21)见胡靖《琉球记》，第278-280页。以今观之，其中最具史料价值有二事：一是琉球遣员在中琉边界姑米山迎接天使，此可证钓鱼岛不属琉球，恰可反证钓鱼岛属中国。(22)按：福州往琉球航线，以山为准，出五虎门，取鸡笼山、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马齿山，到那霸。可见，钓鱼岛在中国境内。参见周煌《琉球国志略》，《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册，2000年，第911页。另一是琉球王在那灞馆将使节“从行员役各带土物”造册尽数交予日本萨摩，可证其受制于萨摩。而萨摩则以“市利三倍”从琉球王购得明朝货物，可知其控制琉球的无奈方式。由此可知，“庆长之役”之后萨摩如何控制琉球使其臣属的方式，之所以采用此方式，不是其无法控制琉球，而是其无法冲破明廷自嘉靖始严禁与日贸易的封锁，故企图通过中琉贸易形式达到间接日中贸易实质的目的，此也可证琉球臣属明廷早于臣属日本的历史事实。

其三，记同一事，系日不同。此不同，不只显为出发、到达日期，而且还在航程所用天数。从广石起航到那霸：《疏》记初一至初九，用九天；《记》则初四至初九，只六天。出姑米山返航到见福建小山：《疏》记初三至十三，用十一天；《记》则初九至二十，达十二天。而航程是个定数，不论往返，据其前四次使节陈侃等使录记载，可知航程常态只用五天，除非意外。杜三策往航却用九天，显然不合。即使如《疏》言，至初七，“船忽进寸退尺”，迟迴半日，(23)见周郢《新发现的杜三策〈使琉球疏〉述略》，第77页。“行至初七日，船忽进寸退尺，迟迴半日不敢前，众遂惊疑曰：岂前有龙神朝诏敕，如昔人所云乎？臣等即循往例，取长柄大牌，硃书“诏敕在船，龙神免朝”数字，又唤道士设牲醴以祀之，船乃行。”那么，此前顺风如故，也不致迟至初七还未到达那霸。由此可确定，《疏》记初一起航有误，应以《记》初四起航为是。至于返航天数，因遇飓风延误，《疏》记十一天，《记》十二天，二者相差一日，尚可互证取信，只是返航日期，先后相差六日，难定孰是孰非。

可以确定的是，《疏》非当下之作，从“臣等于去年五月十六日起行”可知，《疏》作于册封次年。那么，从其系日失误、记事泛泛可推，杜三策作《疏》并未参照《记》，更未以《记》为使录。因而可知，《记》只是胡靖的私自之作。即使从使节视域真记奇观，抒发的也只是“自成使节”的豪情。尤其在返航脱险后，藉杜三策“得及第不若望见此山”之言而发感慨，实在是吐己心曲，故其文末结语云，“聊记之，以志生平之快”。有此可证，《琉球记》实为胡靖自我娱情的游记，以抒其“自成使节”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