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欣

(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代表小说《长日将尽》于1989年荣膺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曼布克奖，他本人认可这是一部“比英国人更英国化”[1]131-139的小说。这部“英国式书写”突出了最具英国文化特色的典型特征——乡村风景、英式庄园和英国男管家，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诠释出英国文化，并呈现出英国在二战后衰落的国际格局。

作为一个较为完整地保留贵族阶级的国家，英国的贵族早在中世纪就开始拥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专职管家[2]256。拥有坐落在优美乡村风景中的贵族庄园，以及在庄园中以“比绅士更绅士”的特质为贵族服务的管家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显著标志。《长日将尽》中的主角史蒂文斯是个具有典型维多利亚气质的英国管家，小说借助他对昔日的回忆展开，追忆自己为达林顿勋爵服务的三十余年时光里的种种经历以及英国在这段时间里的兴衰起落。文中以英国的乡村风景为布景，风景与史蒂文斯的殖民话语相联系，呈现后帝国时代的视觉政治；以小说的主场地贵族庄园达林顿府作为权力空间，以及管家史蒂文斯等主要男性角色体现出的绅士精神这三个方面，集中呈现了后帝国时代英国的衰落、残存的殖民意识，及石黑一雄对英国后帝国时代殖民意识的批判。

通过对这三方面内容的相关呈现，《长日将尽》折射出一战与二战之间那段非常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日不落帝国”走向瓦解与衰落的形势，体现了曾强盛百余年的英国渐渐日薄西山的悲凉。相关呈现也体现了石黑一雄揭开英国殖民神话的虚妄面纱，对英国的殖民历史进行祛魅及理性批判，并对战后英国的文化困境及国际形势进行反思。同时，反映了他关注和阐释国际性人类经验的后民族情怀，以及超越地缘政治的共同体诉求。

一、英国的乡村风景——视觉政治

英国有深刻的乡村文化，其大气优美的乡村风景闻名于世。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爵士曾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这句话道出了乡村对于英国的意义。威纳指出“乡村环境中的优美景致和古式建筑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资本。它让英国得以缅怀历史，并得以凭吊古老的自我形象”[3]80。《长日将尽》以二战后英国国力衰退，英式庄园达林顿府易主给美国新兴富豪法拉戴为前提展开。他虽买到了贵族阶层的特权象征，却无法承接相应的文化传统。他遣散了府里的众多仆人，只留下包括管家史蒂文斯在内的数人。史蒂文斯认为亟需一位枢纽角色，即曾在府上担任女管家的肯顿小姐。恰逢法拉戴建议史蒂文斯去乡间旅行休假，他决定顺道去请肯顿小姐回府任职。他就此踏上旅途，这次旅行的沿途见闻成为故事的明线，他对英国和达林顿府辉煌过去的回忆则是暗线。

他刚出发不久就看到了一片如画的乡村景色：“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绵延数英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乡村胜景。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片层层叠叠的田野，绵延不绝直到天际。”[4]33这片景色令史蒂文斯将英格兰的乡村景色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我乐于相信其他国家能够奉献出更为雄伟壮观的景色，也在百科全书和《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过全球各个角落令人屏息赞叹的风光照片，但我还是有充分的信心不揣冒昧地断言：英国那些最优美的风景拥有一种其他国家的风景所付之厥如的特质。我们将这片土地称为我们的大不列颠，也许还有人觉得这不免妄自尊大，但我敢直言唯有我们国家的风景才配得上使用这个崇高的形容词。”[4]36它的崇高就在于“那种肃穆的优美，那种高贵的克制”[4]37，仿佛这片土地明知自身优美和伟大，却无须去彰显和招摇”[4]37。在史蒂文斯看来，眼前的乡村景色之美并不仅是自然之美，更在于它具有的“伟大、肃穆、高贵、克制”的气质。这种气质与其说属于乡村景色，不如说属于他身后的英国和贵族阶层，具有明显的英国特色及维多利亚精神。史蒂文斯将乡村自然风景进行编码，将风景与殖民话语相关联，体现视觉上的殖民。这种关联中渗透了他的后殖民意识，这种意识又与他对风景的关注相伴相随。从这一意义上说，史蒂文斯是维多利亚时代殖民精神的继承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老。

他将曾经的宗主国与昔日殖民地之间进行对比：“相比之下，像非洲和美洲这样的地方所呈现的景观，虽然无疑是令人赞叹的，但那种毫无节制的自我彰显反倒会令它们相形见绌。”[4]37在他的人为建构下，乡村风景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色，而是权利关系下的风景[5]137-143，成为比照前殖民地、界划自我和他者的标准，变成了后殖民意识的物质载体。英国的自我标榜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早在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文化自大现象已普遍存在，连该时期“百科全书式的旷世奇才”[6]143-151约翰·拉斯金在1870年牛津的斯雷德讲座中都宣称“英格兰继承了丰富的荣誉，这荣誉是通过数千年的高尚历史遗传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每天都强烈地渴望光大这种历史，把光荣的火焰带到世界各个角落”[7]41。英国的确曾在世界巅峰停留了百余年，并影响了世界格局，这令其潜意识中将所有非白人文化当作他者、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统的。即使在战后帝国急剧衰退的局势下，这个昔日王者仍表达出具有鲜明殖民特色的后殖民意识。

作者不仅借史蒂文斯的视角，还通过其他角色侧面表达英国子民对乡村景色的深刻感情，如史蒂文斯同样身为“第一流专业管家”[4]151的父亲：“他总是在夏日的傍晚在大草坪上来回踱步，仿佛一心想找回他失落在那里的某样珍宝。”[4]64父亲想找回的是他效忠国家的能力，更是昔日英国的荣光。依照莎士比亚在其名作《查理二世》中将英格兰形容为“镶嵌在银色海水之中的宝石”[8]316的典故，父亲一心想找回的那丢失的珍宝就是失却光彩、荣光不再的帝国。昔日的帝国子民只能徒劳地寻找它，用曾辉煌的过往抚慰今时的内心。

随着史蒂文斯的旅行即将结束，他也暂停了对过去的怀念和伤感。在“已是黄昏时分，还有不少天光尚存，海面十分平静”[4]311的景色中，经历了一番顿悟的史蒂文斯终于不再掩饰真实感情，决定“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把我剩余的人生尽量过好”[4]317。此时风景不再是与殖民话语相关联的视觉政治，而是单纯静穆的自然图像本体。史蒂文斯经历了对风景从建构到回归的过程，最终确认了自己的归属。

二、英国的贵族庄园——权力空间

坐落在英国乡野间的庄园以其浓重的历史色彩，成为重要的英国文化符号。尼采曾说“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9]6庄园是英国的典型建筑，是英国的帝国特征中最本质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历史象征意义。作为贵族阶层行使权力的场所，权力存在并渗透于庄园这一空间结构之中。通过将庄园的内外空间进行分配，确定严密的等级秩序，体现出权力的规训[5]137-143。作为一座典型的贵族庄园，达林顿府的辉煌正在于它对英国文化的传承及其在国家政治中的传统角色。尽管随着时代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上层社会拥有的土地与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其特殊身份和政治权利，但其社会形象仍旧占主导地位”[10]256。

它曾是荣耀的贵族云集之地和政治重心所在，在一战及二战期间成为众多重大政治事件的策源地。但达林顿勋爵错误推行了绥靖政策被判叛国罪，达林顿府一夜之间沦为人人谈之色变的冷清之地。英国在二战中严重受创，国力急速衰落，美国则一跃成为新兴强国，引领世界形势。这一国际格局投射在达林顿府中，即其易主到美国人法拉戴手中。法拉戴买下达林顿府的同时，作为打包政策的一部分，管家史蒂文斯仍然受雇于他。由美国人接替这栋庄园成为新主，这一情节安排绝非偶然。这一易主标志着达林顿府承载的权利已发生更迭，英国维多利亚式威权丧失，以新兴美国资产阶级为首的世界秩序建立[5]137-143。英美两国关于政治霸权的交替与转让已经完成，世界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达林顿府从辉煌到易主的兴衰过程，象征英国命运的盛衰起伏。它的背后本就是一幅广阔的帝国版图，隐藏着昔日的帝国扩张和衰败的历史[2]239。昔日的帝国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英国人由主体变成了他者，这令人思考殖民历史的实质。石黑一雄通过设计这样的情节，呈现英国的兴衰起伏与新旧文化的更迭，也体现了他对战后英国所处的国际格局的思考。

故事开头，法拉戴建议史蒂文斯去旅行游览乡村胜景，史蒂文斯婉拒：“因为身处这个国家名流显贵云集的显赫府第之中，我已饱览英格兰的无限精华之特权。”[11]4“文学、历史等文化语言里出现涉及位置和地理的体系，把空间物质和文化联系起来，贯穿它们的就是帝国理念的内核”[12]52，史蒂文斯已将达林顿府这个特定空间传递给他的上层阶级意识内化，他以管家身份“像将军管理军队一样管理达林顿庄园，为英国扮演大国建造者做出贡献”[13]48-53。虽然他并不直接参与上层阶层的社会生活，但他认为达林顿府是主宰世界命运的地方：“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决定是在国内那些豪宅里经过权衡后作出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运转的轮子。”[11]152显然，史蒂文斯将达林顿府建构为帝国权利的行使空间，将达林顿府这一地理空间与阶级权利机制相交织，将其视为帝国权利的象征，而非仅为单纯的物质景观。即使在英国江河日下的后帝国时代，他仍坚信英国在动荡的国际格局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信仰是殖民意识的延续和流变。

在这个他人为构建的帝国权利的行使空间内，发生过大量的强权话语。在商量对德政策的重大会议上，美国代表刘易斯被公开指责为“这个美国佬说的那些话技巧是如此拙劣低能，其内容是如此野蛮下流”[4]133。刘易斯则反击“我因为贵国人民的态度而惊骇万分，他们实实在在地使用了‘野蛮’‘可鄙’这样的词汇”[4]126。福柯认为：“话语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是权力的表现形式。”[14]204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谁在言说决定着谁在握持权力[15]89。“野蛮”一词，曾多次出现在英国殖民小说，如《鲁宾逊漂流记》(1719)、《黑暗的心》(1902)、《印度之行》(1924)等之中，是典型的西方殖民话语。“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他把殖民地人民看做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能力的结果”[16]22，刘易斯在达林顿受到的这类指责话语，是帝国与昔日殖民地之间在意识上碰撞的结果，彰显了帝国的道德优越感，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

达林顿府是英国曾经辉煌却残酷的殖民行为的象征，这决定了其将来难以避免的没落命运。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达林顿府作为英国殖民意识的载体，在帝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英国的荣光消失之后，它只能如同最后一抹帝国黄昏的夕阳余晖，成为英国辉煌过去的象征[2]240。

三、英国的守卫意识——绅士精神

《长日将尽》中的达林顿勋爵是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他密切关注政治、具有强烈的主人意识和道德责任感，这也正是传统英国绅士精神的体现。自一战后，世界迅速朝向多元化发展，英国绅士在新兴国际浪潮中日渐落伍，但达林顿爵士仍坚持用绅士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二战前夕，他将世界政要聚集至府里举行了几次国际会议，意图履行救世界于危难的责任。但他对绥靖政策的不当推行，令这些会议对英国乃至世界局势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文中详细刻画了勋爵的绅士精神：“如此对待战败的敌人对我们而言已完全背离了我们国家的传统”[11]93；“在冲突结束后，再继续这样仇视敌人是一种很不得体的行为，我们已经越来越像野蛮人了”[11]115。然而正是由于绥靖政策，一战结束不到二十年，纳粹党就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并于1939年发动了二战。英国虽终获胜利，却因巨大的损失从一流强国滑落为二流国家，“日不落帝国”的称号一去不复返[17]192。达林顿勋爵也被判叛国罪，身败名裂郁郁而终。他的悲剧成因在于自身绅士精神与时代的不协调，体现了绅士文化在全球新浪潮中的衰退。

事实上，勋爵体现出的绅士精神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文化传统。它源自中世纪的骑士文化，又经过了维多利亚时期烜赫一时的大英文化的洗礼。早在这一时期，绅士精神已经成为英国殖民事业的开拓者们不可或缺的品质。这一点在当时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如《丛林之书》(1894)、《所罗门王的宝藏》(1885)、《彼得潘》(1926)等。绅士精神的本质，是英国在构建和发展过程中建立起的一种大国文化。勋爵在弱小力量面前的大度和对国际形势的责任感，正是其身后的英国文化的展现。作为维多利亚价值观的继承者，勋爵是众多力求以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掌控世界的绅士的缩影。勋爵绅士精神的集中展示，正是其大国文化充分流露的过程。兴盛于维多利亚时代并反过来促进时代发展的绅士精神，在勋爵所处的战时却起了消极作用。这不仅体现了绅士文化走向式微，更确凿印证了一战之后英国的持续衰落。英国辉煌不再，维多利亚绅士文化的重振也只能是黄粱一梦。

文中不仅刻画了勋爵的绅士精神，还通过管家的角色进行多维度展现。石黑一雄采用后殖民政治的文学策略，将史蒂文斯这个角色放置在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庄园文化模式中。身为“在英格兰才有的真正男管家”[4]56，他认为“欧陆国家无法造就管家，是因为他们从人种上说就不擅长克制情绪。极端的情绪自控是只有英国人才能做到的”[4]56；“面对这样自控的人物，就如同面对最优美的英格兰风光一样：一见之下，你就知道站在了伟大的面前”[4]56。这种高下区分及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体现了他潜意识中深藏具有殖民特色的民族优越感。

作为管家，史蒂文斯长期受英国大国主义的影响，脑中充斥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这些意识加重了他内心的历史责任感。达林顿府举行重大会议时，史蒂文斯父亲去世。他为履行职责未上楼送别父亲，“请别把我此刻不马上上楼为家父送终视为不近人情。我相信他也会希望我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否则反而会让他感到失望”[4]141。即使后来回忆此事，他仍认为“那一晚诚然会有种种令人悲痛的联想，但每忆及此，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总油然而生”[4]146。他出于同样的原因，主动切断了与肯顿小姐之间的感情。他之所以将服务权贵凌驾于人伦、爱情之上，是由于自身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通过将自己的全部才能用以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才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4]154；“我朝夕侍奉爵爷，就等于是最为接近了这个世界运行的轴心”[4]166。他深信世界以英国为轴心、英国以贵族为核心，并将服务权贵的一生视作为英国的宏大事业奉献。他甚至为此葬送了亲情与爱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属于“无可慰藉之人”。当他幡然醒悟时，终于承认自己的一生“在现实的残酷中并未尽如人意”[4]317。赛义德指出：“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建构的”[12]209，当国民与帝国、国民身份与帝国身份已经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殖民历史结束、帝国不复存在时，它已无法给予昔日的殖民者们文化身份认同。史蒂文斯的悲剧，体现了昔日殖民者失去曾经的文化身份后遭受的沉重打击。这本质上是石黑一雄揭开英国殖民神话的虚妄面纱，对其进行祛魅的过程。

史蒂文斯多次评述其美国新雇主的言行举止无一具有绅士风范，“他多次善意的逗趣揶揄并非我能以满腔热情去履行的职责”[4]20，其内心从未真正臣服于他的美国新主人。然而，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再频繁回顾往事，而是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过完剩余的人生：“也许我当真应该开始重新看待戏谑打趣这件事了，毕竟热衷于开开玩笑也并非什么要不得的蠢行”[4]319。他开始认为雇主期望雇员能与之说几句俏皮话也算是合乎情理，并决心练习自己说俏皮话的本领，从而令美国雇主获得“一种愉快的惊喜”[4]319。

显然，史蒂文斯对待雇主的心态经历了具有鲜明反差的历程。这个从反感—构建—接纳的历程，表明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新的西方文化以某种潜在的方式融入史蒂文斯原来的文化格局中，体现了他对战后全球格局深刻变化的新认知[2]269。尽管他的思想和观念仍停留在殖民阶段，但面对殖民文化的终结，他不得不逐渐适应时代的变迁。英国衰落带给其子民们本质层面的打击，推动了其观念的嬗变。贵族与绅士作为昔日“日不落帝国”的守卫者，见证了英国历史的衰落与瓦解。

四、结语

回顾历史，英国是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曾缔造过真正帝国的国家。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甚至是曾联结欧洲与整个世界的纽带[18]85，以这个昔日王者为载体的殖民意识曾持续高涨。但两次世界战争令英国失却霸权，衰落已是不可逆的历史趋势。史蒂文斯在旅途中曾这样述说：“我在傍晚时分几次扭头回顾，每一次都会欣赏到灿烂的夕阳在那巍峨的尖顶后面逐渐西沉的景象。”[4]35日落西山影射英国权力机制的衰退，英国子民不得不面对国家的消亡和退败。正如作家拉什迪在1982年对英国进行的评价: “它正在经历后殖民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整个文化以及社会的整体价值感面临危机。”[19]129这个国家在经历了兴衰起伏后，其文化在新的世界格局及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陷入他者化的困境，国民的身份认同也面临重建。

昔日的帝国以殖民掠夺为生命线，自然无法屹立不倒。殖民意识是帝国曾经辉煌却残酷的殖民行为的产物，其命运注定要走向衰亡。虽然如今世界已完成政治上的去殖民化，但后帝国时代的殖民意识并未完全消除。只有各民族不再对立和排斥，增进彼此间的交流与理解，才能淡化和消除殖民意识，真正实现意识形态上的去殖民化。国家之间的敌对与冲突，最终将被命运共同体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石黑一雄在《长日将尽》中，以其跨民族作家的多元文化身份，用特有的方式重新解码历史，实现对昔日的英国荣光历史的客观审视。他通过呈现英国兴衰起伏的过程，揭示国家及个体在战争中遭受的重创，对后帝国时代英国残存的后殖民意识进行批判，进一步解构了英国的殖民历史。这种手法与后殖民时代的移民文学创作有密切的联系，但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独树一帜的创新：呼吁求同存异和文化杂糅，追求并形成价值共识与文化包容，明晰人类共同利益，力求消解敌对与冲突。这种创新体现了他超越自身族裔身份的国际化创作格局，更体现出其关注和阐释国际性人类经验的后民族情怀和超越地缘政治的共同体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