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君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00)

唐都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宏伟壮阔的古都，这在以长安为吟咏对象的唐代诗词歌赋中多有体现，表达了时人对都城的向往和赞叹。长安作为唐的政治中心，是一国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是一切大政方针的决策源地和行政中枢，这在都城社会中又会产生一些政治性的反响。宋初编纂而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为古代纪实小说之汇总性文集，它对唐都长安城中的人事记述颇多，其中更有一部分故事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政治走向，显露了唐都长安的政治色彩。学者通过《太平广记》的相关内容对所见唐代政治情况的描写与阐释，还为数较少，主要是集中在政局或吏治等方面(1)以学者发表成果的时间为序，如：魏承思《从〈太平广记〉看唐代吏治》(《河北学刊》1987年第5期，第69-70页)、李文才《读〈太平广记〉卷二七七“代宗”条引〈杜阳杂编〉——兼论唐玄宗与李辅国之死》(《文史》2003年第4期，第147-162页)、黄云鹤《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态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第31-34页，转第64页)、李文才《试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及其承继——《太平广记》卷224“杨贵妃”条引《定命录》书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78-84页)、方瑾毅《从〈太平广记〉中女仙与女鬼的爱情悲剧看〈唐律〉》(《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89-90页)、范晶晶《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主要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62-168页)等。。至于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长安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背后的意涵进行剖析者，似尚未之见。基于此，本文拟以《太平广记》为核心资料，通过对其中相关小说故事之深入解读，分析唐都长安所发生的隐含唐代政治变化的事件，探究涉及长安的内容所反映出的真实政治意涵，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唐都长安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从《太平广记》的故事表象观察古代社会历史背后所隐藏之真相，当然，也必将深化我们对唐代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以下试从五个方面，对《太平广记》所见唐都长安之政治意涵略作阐述。

一、明争暗斗的统治集团

《太平广记》所载的许多故事，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如卷一三六“唐玄宗”条载：“唐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必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方妊，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以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见太子宫。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1]973这则故事反映史实较为丰富，具体而言有三点可谈：一是唐玄宗李隆基和姑妈太平公主联手搞垮韦后、武三思政治集团，李隆基当上皇太子之后，二人之间又因为权力之争而产生矛盾，唐睿宗李旦在政治立场上与太平公主相同，太平公主派人暗中伺察李隆基的过失，全部上报唐睿宗，由此造成宫闱之中出现政治分化，多数人选择归附太平公主。二是张说追随唐玄宗时间甚早，而且是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进行权力争夺且处于不利的局面下，选择了李隆基作为投附对象，这也是后来张说能够得到唐玄宗信重的根本性原因。三是故事所写元献皇后杨氏即唐肃宗生母的事迹，则不尽可信，概因元献皇后与唐玄宗关系究竟如何，史籍无迹可寻。因此，这个故事情节很可能是在唐肃宗龙飞九五之后编造而成，以证明唐肃宗继承皇位系“天命所归”。要言之，这则有关“帝王休征”的故事，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曲折地反映了唐代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又如卷七十六“桑道茂”条载：

……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跸。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造攻城云梯，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瑊、李晟奏曰：“贼锋既盛，云梯甚壮，若纵近城，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莫能举。二公酹酒祝词曰：“贼泚包藏祸心，窃弄凶德，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某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爇，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风猛，烟埃涨天，梯烬贼奔。德宗御城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京国，二公勋绩为首，宠锡茅土。匡扶社稷，终始一致。……司徒杜佑曾为杨炎判官，故卢杞见忌，欲出之，杜见道茂曰：“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既而自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1]480-481

这不仅写出了唐德宗平素喜听术士之言、热衷求仙问卜的政治作风，还较为完整地叙述了“朱泚之乱”发生、德宗幸奉天，以及浑瑊、李晟率部平叛的过程，并写出了收复长安之后，杨炎、杜佑与卢杞等人之间的政治斗争等过程。去除这则故事中的“神话”色彩和离奇情节，完全可以用来与两《唐书》等正史的相关记事相印证，补充和完善正史记事“细节”方面的不足，比如“(建中四年十一月)戊子，贼造云桥，攻东北隅，兵仗不能及，城中忧恐，相顾失色。浑瑊预为地道，及云桥傅城，脚陷不得进，瑊命焚之，风回焰转，桥焚而贼退”[2]338。两处都讲到了唐军用火烧叛贼的攻城工具，互为印证，这条故事又更加详细地交待了战争背景和过程。

因此，历史小说故事中所隐含的明争暗斗，深化了我们对于唐代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靠近权力中枢，就会出现诸多为夺权而产生的矛盾与对立，引发政变或战争，可谓长安宫廷常态，《太平广记》透露着正史之外的点滴故事，记述了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这也是长安政治的底色。

二、危机四伏的政局形势

《太平广记》记载了以唐朝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为背景的故事，透露出危机四伏的政局形势。如，卷九十四“仪光禅师”条，则记述了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政治事件，云：

长安青龙寺仪光禅师，本唐室之族也。父琅琊王，与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诛其族无遗，惟禅师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后数岁，天后闻琅琊王有子在人间，购之愈急。乳母将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给，时禅师年已八岁矣，聪慧出类，状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败，大忧之，乃求钱为造衣服，又置钱二百于腰下，于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谓曰：“吾养汝已八年矣，亡命无所不至，今汝已长，而天后之敕访不止，恐事泄之后，汝与吾俱死。今汝聪颖过人，可以自立，吾亦从此逝矣。”乳母因与流涕而诀。禅师亦号恸不自胜，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师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1]627-628

琅琊王李冲、父越王李贞举兵反对武则天的政治事件，发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时琅琊王李冲在博州(今山东聊城)、越王李贞在豫州(今河南汝州)，事败之后，武则天再次大肆屠杀李唐宗室人物，进一步清除她改唐为周道路上的障碍，从而夯实了武周“革命”的基础。两年以后，即公元690年九月，武则天再次废黜唐睿宗李旦为皇嗣，宣布改唐为周，自称皇帝，完以洛阳为神都，改元天授，正式完成了以周代唐的“政治革命”。这则故事中的仪光禅师系琅琊王李冲之子，琅琊王李冲举兵反武失败，丘神勣到博州以后，大开杀戒，上千家庭在屠杀中惨遭灭门，仪光禅师在这次大屠杀中，以年幼得乳母之保护而幸免，其后辗转流落江湖，最终得以在长安青龙寺出家为僧。

唐代叛乱无不与中央的政局变化有关，叛乱受到中央的镇压，也反映出唐代中期政治局势产生了统治危机，在时局转折中必须有平乱行动以图稳定大局。从仪光禅师的故事可以看到武则天为巩固统治，将叛党家族诛灭殆尽，而禅师父祖的被诛与他本人的逃亡也说明了中央为解决危机实施了强制措施。

再如，卷八十五“华阴店妪”条载，经营旅店的“华阴店妪”能够预言人之吉凶祸福、前程因缘，庐陵新淦人杨彦伯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住宿于华阴旅店，开店的老板娘(即华阴店妪)预言，认为杨彦伯不应该前往长安，因为长安即将发生大乱，如果现在这个时候前往，尽管最终人身无忧，但必将备尝艰辛，云：

……彦伯因具道其事，妪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君当百艰备历，然无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门下侍郎，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三年，彦伯辛苦备至，驾既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妪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1]553

华阴店妇之神奇预言，自不必相信。实际上，这则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唐末的政治局面，华阴店妇开店的地点为华阴，密迩长安，来往住店的客人形形色色，因此她有条件掌握与京城长安相关的大量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推测判断出长安的政局情况。至于她劝说杨彦伯前往南方，说他的爵禄在江淮地区，实际上也是根据相关信息，对江淮地区社会形势所做出的判断。然而，杨彦伯不相信华阴店妇的话，执意前往长安，结果一到长安就遇到朱全忠与李茂贞之争。天复元年(901)十月，朱全忠引兵七万奔赴河中，长安闻之大恐；十一月，韩全诲、李继徽等人奉唐昭宗出逃至凤翔，“戊辰，朱全忠犯凤翔”[3]298，不久就被朱全忠大军围困。天复三年(903)，被围困近三年的唐昭宗，“杀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韩全诲张彦弘”[3]300，不得已杀韩全诲等人，向朱全忠求和，唐昭宗从此完全成为朱全忠控制的傀儡。上述引文所说“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三年”，即指此朱全忠为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而重兵围困凤翔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两《唐书》等正史是从宏观的国家政治的层面，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华阴店妪》则以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通过对个体命运起伏的讲述，记叙了这个历史事件的过程。从侧面显示出唐末政局的波诡云谲，人物的生平与国家的动荡休戚相关，风雨飘摇中的唐朝已经面临亡国的危机。

有唐一代发生的时局转折与国势衰落，对于国都长安和人民都带来了忧患，也会从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有所体现：长安是唐政局形势变化中危机感最明显的地区，在时局转折时凸显它对化解统治危机的急骤反应，而且政局的动荡与国势的衰落给予长安的打击是沉重的，都城的形势变化给人民带来的安危感受也是深刻的。

三、激烈反复的佛教政策

唐代反佛与佞佛之争，自唐高祖朝即已表现出来，有时还比较激烈。言及唐代反佛，唐武宗会昌毁佛最为人所熟知，其深究于唐代佛教发展史者，则武周时期狄仁杰之盛言浮屠危害、唐玄宗时姚崇之废佛言论、唐文宗时李吉甫所主持之毁拆佛寺碾磑行动，皆可视唐代反佛之具体事件。唐玄宗时反佛之具体行动，正史往往语焉不详，而《太平广记》却记载了许多细节，如卷一〇四“李虚”条载：“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而毁拆，虽大屋大像，亦残毁之。”[1]703据此可知，唐玄宗一朝的反佛，在某些时候的力度还比较大，如开元十五年(727)的这次毁拆佛堂行动，就是一次涉及范围较广、破坏力度较强的反佛事件，尽管此事在正史并无明显的文字记述，概因为这次反佛行动的影响力在京城边缘已经呈现递减趋势，卷一〇〇“长乐村圣僧”条载：“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长乐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给僧食。”[1]667表现出即便在长安，反佛也有不彻底性。

再如，至唐后期，皇帝反佛与佞佛的表现更是产生了反复的特点，也许在一帝身上都会有对佛教政策的反复无定。先是卷一〇一“鸡卵”条云：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尝顾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补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能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书义，又有请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1]678

敬宗佞佛，文宗反佛，而这个故事说明文宗虽有反佛的决心和诏敕，后来却因一小事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变成了支持的态度。卷九十七“从谏”条略云：“……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1]650从字面上看，这则故事是写佛教在唐武宗、宣宗两朝的不同境遇，实则曲折写出了唐武宗、唐宣宗两朝统治政策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两种不同政策给佛教界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实际在大中六年(852)十二月就有祠部奏“伏以陛下护持释教，以济群生”[4]843，宣宗起初就是支持复兴佛教的，而且“宣宗以宪宗常幸青龙寺，命复道开便门，至寺升眺，追感者久之”[5]391，足见宣宗对佛教的尊崇。又在卷一〇一“云花寺观音”条，写到了一则长安民间的礼佛故事，云：“长安云花寺有观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岩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在云花寺。’岩惊觉汗流，数日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倾城百姓瞻礼。岩遂立社，建堂移之。”[1]681大中末年全长安城百姓去瞻仰灵验的菩萨，可谓壮观，也反映了宣宗末期佛教的势力仍有增长。

故此，从《太平广记》可窥探，帝王对佛教的政策在施行过程中会存在激烈与反复的特点。反佛与佞佛，都与统治者对佛教的好恶有关，在推行相关政策时会尽力为之，但统治者往往会对佛教有个人态度上的变化，不是绝对彻底的反对，这就使得佛教首先在长安有了曲折向前发展的空间。

四、神奇夸张的异象预言

发生于唐都长安的一些异常现象(如天象变化、天降灵征、发生灾异等)，往往被视为某种政治性的预言，因而也可看作唐都长安政治意涵的表征。异象预示出的事件有关于帝王、人臣与国运，体现着古人的天命思想。

对皇帝来说，《太平广记》从唐初的记载开始，就渲染了几位皇帝在藩邸时的异象征兆，预示着他们将来必然称帝，拥有天命。例如“唐玄宗在藩邸，有蜗牛成天子字，在寝室之壁。上心惧之，以泥涂去。数日复如旧，如是者三。及即位，铸金银蜗牛数百枚，于功德前供养之。又有琢玉为之，后人时有得之者。”[1]972玄宗是睿宗第三子，经过一系列宫廷政变而登上皇位，这个故事看似夸张，也表现了人们对玄宗的推崇。帝位变动又与异常的星象等自然异端有关，“唐延和初七月，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昼见，改元先天。至二年七月，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1]1007。又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五月至七月之间，大流星贯北斗，从西北方向坠落，不久之后襄王崩薨，十月又发生吐蕃入侵陇右、杀伤抢掠之武装入侵事件；同年六月，暴风成灾，将长安城中许多大树连根拔起，终南山竹子开花结子，根据后汉人襄楷的说法，发生这些异常现象之后的三年内，应当有“家长”死亡以为对应，果然到了开元四年(716)，太上皇即唐睿宗驾崩[1]1008。一些天象与天灾的预警，正说明了睿宗至玄宗时期帝位的变化。

对人臣来说，异象也会预示他们的显贵，如臣子宅第居所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事物，则他会得到显赫的官位，“唐丞相郑絪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来投瓦砾，五六夜不绝。及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久之，复迁昭国。郑公归心释门，宴处常在禅室，及归昭国，入方丈，蟢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1]989。同时，权贵失势也有异象的警示，“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1]1035-1036。《旧唐书·李宗闵传》云：“时训、注窃弄威权，凡不附己者，目为宗闵、德裕之党，贬逐无虚日，中外震骇，连月阴晦，人情不安。”[2]4553宅中熨斗跳跃的异象已经使宰相李宗闵感到奇怪和厌恶，竟然预示了他在李训、郑注的排挤下被贬。

对国运来说，长安城中发生的异象会间接告诉人们国运的发展，如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十一月，长安上空出现大鸟，状如鸾凤，“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1]411故事中降临长安的“大鸟”，俨然成为唐王朝即将面临“大福”的表征了，虽天降神雀是发生于德宗后期，亦昭示着元和中兴的到来。异象也会预示着国家面临的种种灾祸，如“唐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1]1005。除了星象异常，还有“唐调露之后，有乌大如鸠，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1]1005。这些异象预示了高宗后期发生的战乱，大多数都见于正史，如“(调露二年五月)丁酉，太白经天。秋七月，吐蕃寇河源”[2]106，而后“(永隆)二年春正月，突厥寇原、庆等州”[2]107等，百姓生活于水火中，异象也暗示着国家处于动荡。

在古代，异象往往被看作上天对人类的某种预言，可以预测一国之君、人臣与国运的前途变化，但这其实是一种神化的解释，不足为信，却以这种神奇夸张的气氛反映了当时在长安的人们信奉天命作用于政治，百姓对此也是津津乐道。

五、深入人心的士庶观念

唐代科举考试为天下的寒门士子开辟了一条仕进之路。长安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成为天下读书人向往的地方，这里汇聚了数量最多、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很容易寻访到高水平的老师，便于拜师求教。另外，在长安读书，也是为了方便参加考试。职此之故，大凡家庭经济状况允许的读书人，往往不远千里，负笈而至长安，赁屋而居，读书以求功名。更有些人为了求取功名，背井离乡来到长安，竟至于十年甚至数十年不归，如寿春人安凤，少年时即很有才学，与邻居徐侃相约游宦长安，然而安凤“十年不达”，遂深以为耻，坚决不返归故乡。十多年以后，安凤与徐侃相遇，携手叙阔别之情，徐侃劝其返乡，安凤先是对徐侃说：“我本不勤耕凿，而志切于名宦。今日远离乡国，索米于长安，无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荡，大丈夫之气概，焉能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后来，又哭泣着对徐侃说：“君自当宁亲，我誓不达不归矣。”[1]2727以此可见，长安对于求取功名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神圣之地，是他们实现飞黄腾达的必居之处，读书的士人与躬耕田亩的乡人在思想与地域上也划分了云泥之别。

时至隋唐，尽管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士族在政治上日渐衰落，士庶之别亦渐趋消泯，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北朝后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士庶之科，较然有辨”[6]2302还在直接影响着个人在政治上的出处进退，门阀的观念、士庶之间的差别，仍然顽强地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关于这一点，可从《太平广记》所载故事中找到依据。如卷五十二“闾丘子”中记载：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闾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闾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闾丘氏非吾类也，而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闾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闾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1]322-323

从这里可以看到，出身荥阳郑氏的郑又玄，其门阀意识是如何的浓厚，唐代士庶之间的区分依然较为明显。早在少年读书之时，郑又玄便自恃“门望清贵”，而肆意辱骂出身“寒贱”的同窗学友闾丘子，认为“闾丘氏非吾类”，而面对郑又玄的辱骂，闾丘子的反应则是“嘿然有惭色”。及至做官以后，郑又玄尽管一方面经常接受同僚仇生的金钱赂遗，另一方面却仍然因为仇生出身“非士族”，而“未尝以礼貌接之”，不仅公开阻止仇生参加宴会，甚至公然在友朋面前，辱骂仇生为“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还说仇生能够与自己为伍，乃是仇生的人生大幸，云云。面对郑又玄的当众羞辱，仇生的反应却是“羞且甚，俛而退”，并因此“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闾丘子、仇生在面对郑又玄的辱骂和侮辱时，所表现出来的羞愧、猥琐形象，可谓出身庶族者在士族门阀面前所惯有的一种心态，而且这种心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乃是整个庶族阶层社会心态的象征。而追根溯源，这种心态的形成，又是由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庶对立、士族长期凌驾于庶族之上的历史所导致，在士族人物者面前，庶族出身者心中总是不自觉地感到低对方一等，而出身士族者则保持着一种天生的优势心态。

虽然科举制度至唐代发展日臻成熟，庶族与士族的差距理应渐渐缩小，但是士庶之间严格区分的身份等级界限依然存在，名门望族的优越感与庶族子弟的卑微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士庶有别的矛盾在长安这样的政治中心城市尤为突出，且历时长久。

六、结语

长安作为唐政治中心而拥有重要的地位。唐都长安不仅仅是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太平广记》的记载中亦表现出长安的政治意涵：明争暗斗的统治集团，其权力中枢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隐含政治底色；危机四伏的政局形势，当时局发生转折，会令长安最先危机重重，国势的衰落又会给国都和人民带来更深刻的忧患；激烈反复的佛教政策，实则在帝王反佛与佞佛的过程中推进了佛教在长安的发展兴盛；神奇夸张的异象预言，将帝王、人臣甚至国运的前途变化与天命思想紧紧联系起来；深入人心的士庶观念，在长安城中，士庶有别的观念将严格的身份等级界限表现得更明显。《太平广记》里的小说故事是反映唐代政治意志的真实写照，从长安空间里透露着关于这座都城丰富的政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