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淑波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孙宝瑄，字仲玙，浙江钱塘人。父诒经，曾为光绪帝师，任过光绪朝户部侍郎。兄宝琦，字慕韩，曾任清驻法、德公使和顺天府尹、山东巡抚，入民国后曾于1924年任曹锟执政府国务总理。岳父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是李鸿章之兄。孙宝瑄以荫生入仕，后得保补员外郎，相继在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供职。1894年因参与甲午上书言和事，群谤毕集，旋于次年春避居沪上。在沪期间，曾于1900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国会，任干事。民国后，任浙海关监督，驻宁波。孙宝瑄学贯中西，是近代著名学者，其《忘山庐日记》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孙宝瑄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这点并无异议。但因其日记及相关撰述的流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忘山庐日记》时，仅收录其1908年前的日记，而对1909年后的生平事迹，则鲜有所闻。其卒年，学界多引《忘山庐日记》“前言”与“序”中的相关记述，认为是1924年。但孙宝瑄的诗集《忘山庐诗存》中孙氏后人的撰述，却认为其卒于1922年。究竟哪一个日期符合事实？兹据相关史实，考析如下。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忘山庐日记》对孙宝瑄的卒年表述不一致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忘山庐日记》认为孙宝瑄卒于1924年，但所据引的任琮“前言”与叶景葵“序”，却对此表述存有不一致之处。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忘山庐日记》时，由任琮为之撰一“前言”，谓宝瑄“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卒于民国十三年（1924），终年五十岁”。[1]（前言）又引叶景葵1941年为孙宝瑄日记所撰写的“跋”，作为本次出版的“序”，内中在言及孙氏卒年时，谓宝瑄“民国初，简宁波海关监督，殁于任，年五十有□”。[1]（序）此处虽然阙字，但谓“年五十有□”，当是享年五十有余。与任琮之说有矛盾之处。

因上海古籍出版社《忘山庐日记》系最早整理出版的孙氏著述，流布广泛，孙氏逝于1924年说，遂广为流传，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孙宝瑄日记时所引叶景葵“序”与任琮的“前言”，在叙及孙宝瑄享年时，一谓“年五十有□”，一谓“终年五十岁”，这两处表述，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可惜这一细微差别，并没有引起当时出版者的注意，后之学者也未有言及者。

二、《忘山庐日记》所引叶景葵“序”存有引用错误问题

事实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忘山庐日记》所引叶景葵“序”与叶氏原作，存有引用错误的问题。叶景葵《卷盦书跋》收录有“忘山庐日记”篇，言孙氏卒年，谓：“民国初，（孙宝瑄）简宁波海关监督，殁于任，年四十有九。”[2](P32)叶氏在此所言之“四十九岁”，当是中国传统纪年，以虚岁计；孙氏生于1874年，按此推算，孙氏当是卒于1922年，并无不妥。

叶景葵此文作于“辛巳年”，即1941年。是时，去孙氏之卒年未远。且叶景葵与孙宝瑄同岁，兼有姻亲，来往密切，“君（指孙宝瑄）之姊为余叔岳夏厚菴先生敦复之继室，故余以姻亲称之，每入都，必往来谈，至为莫逆。”[2]（P33）叶氏所说当为可信。

三、《忘山庐诗存》明确指出孙宝瑄卒于1922年1月

孙宝瑄生前，著述繁多，估计有几百万字。孙氏去世后，其撰述一直留在杭州寓所。遗憾的是，因遭兵燹，焚毁严重。1937年后，因日寇侵华战争，孙氏家人避迁外地，“家中留存的东西，都先后被敌军及本国浪人劫取或焚毁。”[3](跋四)1954年，孙氏后人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孙宝瑄原先编纂《忘山庐诗集》定稿后弃置的原稿，遂将之整理，是为《忘山庐诗存初集》；又将孙氏作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些诗歌收入，是为《忘山庐诗存后集》；二者合为《忘山庐诗存》，油印出版，数量不大，仅馈送好友及爱好文艺之人。

在油印出版《忘山庐诗存》时，孙氏后人又为之撰写一“跋”，对孙宝瑄卒年有明确记载：“他（指孙宝瑄——笔者）在四十八岁的冬天，即一九二二年一月故去。”[3](跋四)这对以往盛行的孙氏卒于1924年说，无疑是一个纠正。

那么，叶景葵谓孙氏卒年为“年四十九岁”，与此处的“四十八岁”，是否矛盾？按照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方法，孙宝瑄生于1874年，以虚岁计，至1922年，是可以表述为四十九岁的；又因春节未过，习惯上仍将之归入前一年度，故言其享年四十八岁，也在情理之中。两种说法并不矛盾。

四、未发现有1922年后孙宝瑄活动的例证

如下相关资料中的记叙，可印证孙宝瑄活动仅截止到1921年，至于1922年后的孙氏活动则未见。这也就从侧面印证了孙宝瑄逝于1922年1月的可能性。

其一，1954年，孙氏后人中秋感怀，深情忆及：“先父去世目今已三十余年……”[3]（跋四）此处所言是“三十余年”，而不是“三十年”，一字之差，其意深远，可推断孙氏去世当在1924年之前。

其二，孙宝瑄坚持日记写作，“每年一册，未尝中断”[1](序)，直至去世，到1921年恰好是三十册。孙氏日记始于1892年，终于1921年。孙宝琦之子孙用济在《忘山庐诗存》中指出：“另有待刊《忘山庐日记》三十卷……述清光绪壬辰年（一八九二年）讫一九二一年三十年间社会政治风土人情事……”[3](跋三)孙宝瑄在其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其1893年十一月的日记载：“初十日，晴，晏起，录昨日日记。仲基来，书舍中小坐。余与观客岁在杭以及过苏抵沪诸日记中叙西湖之胜，及留园、顾园、愚园之游行之乐，其景物如在目前，偶一翻阅，可以排闷。”[1](P4)“客岁”即为1892年。1890年，孙诒经去世，孙氏兄弟回乡守制。1892年底，守制终，孙氏兄弟返京，途经沪杭，曾观当地名胜，即为日记所记。但可惜的是，孙氏1892年的日记并没有流传下来。

至于叶景葵所指出的孙宝瑄“于癸巳年（1893）始为日记”[1](序)，则当是着眼于在出版《忘山庐日记》时，所收录日记的起始年限而来的。

其三，清廷覆亡后，孙宝瑄于民国二年（1913）赴浙海关任。上任以来，成绩斐然，1916年度获四等嘉禾勋章。1921年6月，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部建议北洋政府再次褒奖孙宝瑄，授三等嘉禾勋章，其《呈大总统浙海关监督孙宝瑄经征税逐年赢收拟恳专案给奖以资鼓励文》曰：“呈为浙海关监督经征常税，逐年赢收，拟恳专案给奖，以资鼓励，恭呈仰祈钧监事。窃查各关征收常税成迹。历经本部按照修正常关征收考成条例，分年分结，录核增减情形，呈请分别奖惩在案所有赢收成数较多之员。例如一年之内记功至四次以上者，历由部呈给勋章，以示优异。兹查浙海关监督孙宝瑄到任以来，经过五六七八等年度之年满考核，先后记功至十二次，其中以五年度成绩最优。因是年上半年曾另奉给四等嘉禾章，格于通例，未能晋给，而核其逐年长收，进行匪懈，实属稽征得力，似应录计成劳，并案专予给奖，以兴观感而策将来。本部谓整理榷政起见，拟恳俯准晋给该员孙宝瑄以三等嘉禾章，俾照激劝。是否有当，理合专案具呈。伏乞大总统鉴核训示施行。谨呈。”[4]公文的核发日期是1921年6月29日，说明孙宝瑄此时还在浙海关监督任上。

其四，张元济1921年8月为代购国民制糖公司股票事，曾与孙宝瑄信，曰：“仲玙世叔大人阁下：奉八月十九日手教，谨诵悉。认股通知书三股均收到，遵即送交该公司，日后由我丈代表并于通知书上注明，可祈释念。闻宁属滨海各区受风灾甚重，未知何如？闽、皖两省则水患尤剧。民生凋敝至此，奈何，奈何！手复。敬请台安。侄张元济顿首。八月廿二日晚。”[5](P529)仲玙，即孙宝瑄字。此信原稿未署书写年份，但据内容可知，是为1921年代购中华国民制糖股份公司股票事。中华国民制糖股份公司发起人会议开始于1921年5月，正式成立于是年12月29日。从这年的8月到12月，张元济不仅自己认购200股，还在亲朋好友和商务印书局同仁中积极进行推销股票。这封给孙宝瑄的信就是此事之明证。

其五，陈黼宸于民国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去世，数年后归葬故乡，其子请孙宝瑄为之撰墓志铭。曰：“……民国十年七月某日，公之子同、皙、哲、中始奉公柩葬于县仙岩山秀才垟之原。以舆与公相爱之挚，而知之深也。来请铭。……”[6]（P1228）民国十年即为1921年。

以上诸例皆可说明：孙宝瑄的活动仅截止到1921年，至于1922年后的事则未有提及。近来，也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一点，如刘凤娇、徐晓飞等就认为孙宝瑄“生卒年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孙宝瑄在“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关监督，直至1921年”。[7](P72)这从侧面印证出孙宝瑄逝世于1921年后的可能性。推之，公历1922年的岁首，当是传统农历纪年的民国十年（1921）的岁末年尾，故1922年的1月是为最接近节点。

综上所述，孙宝瑄的卒年应采用孙氏后人在《忘山庐诗存》中所言及的1922年，而不是目前已为学界广为认知的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