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梅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莫言的短篇小说《沈园》1999年发表在《长城》第5期上，分别被《小说月报》1999年第12期、《小说选刊》1999年第12期转载，并获得了1999——2000年度第九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莫言关于《沈园》的创作谈《心灵的废墟》收入《小说月报第九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莫言的小说因为多是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为题材，创立了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被称为“乡土作家”。早年他“沉迷在破译高密东北乡世俗文化和生命形态的幻想之中，对于那块土地上的苦难、执著、坚韧以及真诚或虚妄的思绪，加以艺术化整合”。他那些获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大都以农村题材为主，如《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等。但从1998年之后，莫言的短篇小说开始把笔触伸向城市，以城市为背景，探寻城市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如《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师傅越来越幽默》《沈园》《倒立》《与大师约会》等都是城市题材小说。有研究者认为莫言写乡村还是写得比城市好。黄发有在《莫言的“变形记”》中就持这样的观点：“乡村在莫言笔下是抒情的、诗性的、自由的、激情蓬勃的空间，而城市在莫言的笔下则是功利的、虚假的、压抑的、欲望丛生的水泥丛林。在《丰乳肥臀》中，作家的笔触一旦涉及到城市生活，语流就不再流畅，人物的面目也变得模糊，性格也有脸谱化的特征。《沈园》《倒立》中表现的城市生活与人际关系，都有一种符号化与模式化特征，叙述者似乎总是站在一旁，嘴角挂着冷笑，阴阳怪气地打量都市食色男女的一举一动。”[1]

对此，莫言则坚持自己。2001年，他在《城乡经验和写作者的位置》中谈到这个问题：“一个作家，因为出身不同所积累的生活经验的差异，往往决定了他的创作风貌，但这是大概而论，并不绝对。……我自信可以写城市，而且我也写过城市。我的自信是建立在小说是写人、写人的情感、写人的命运这样一个基本常识的基础上的。……一个作家根本不必去考虑什么乡村还是城市，你应该直奔人物而去，你应该在写出你的独特人物的同时，营造出属于你的独特的环境，以便给你的人物一个安身立命之地。”[2]对于莫言而言，虽然城市题材不如农村题材熟悉，但极具创造力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城市题材的小说同样深沉，含蓄，耐人寻味。《沈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小说中，莫言不仅将叙述背景转移到了城市，而且选择了城市的爱情题材。

那么，莫言给我们讲了怎样一个城市爱情故事呢？

莫言在《沈园》获得1999-2000年度第九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之后有过对这篇小说的解读，他用“心灵的废墟”来概括小说主题：

这是一个阴暗的故事，尽管在故事的最后出现过一道灿烂的彩虹，但彩虹总是转瞬即逝，彩虹过后依然是阴暗。

这是一个重温旧情的故事，但残存的火烬很快就被大水浇灭。

这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故事，逃避责任的当然是男人。一个男性作家似乎没有谴责女人的权利。这也不是一个批判男人的故事，男人毕竟也是人。这似乎是一个揭示人类某种窘境的故事，不仅仅是指向感情。

这好像是一个绝望的故事，但也不全是，毕竟出现过一道彩虹。这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在暴雨如注的天气里，一对男女，去寻找梦中的沈园，却到达了一片废墟。

没写出故事背后的故事，这就是所谓的“小说技巧”，往好里说是“含蓄”，往不好里说就是“玩深沉”。[3]

他的这篇创作谈虽然以“心灵的废墟”为标题，但内容的表述似是而非，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爱情故事呢？

故事的情节非常简单，人物也只有他和她。二十年前，男女主人公是有过爱情纠葛的。二十年后一个下着暴雨的夏天，他们在北京的一间面包房见面了。她执意要去看承载着她的爱情梦想的沈园，而且要在北京看沈园。终于，经过一番争执和波折，他冒雨把她带去了圆明园。雨后的圆明园风景秀美，但她不认为这里就是沈园。雨后自由飞翔的鸟儿和艳丽的彩虹让两人暂时找回了年轻时的激情，于是相拥而吻。但美妙的时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他无意中看到了她手腕上的表，惊慌地以一句“糟糕，你的车是八点开吧”[4]终结了拥吻，也终结了故事，一切戛然而止。

小说中要去沈园找寻爱却去了圆明园的荒诞情节和其中的“沈园”、“圆明园”、彩虹等明显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以及莫言的创作谈都提示我们，这是一篇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化小说。我国小说历来有寓言化传统，从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尤其是到明清时期《聊斋志异》、《西游记》、三言二拍，一直延续到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都是寓言化小说的典范代表。我国新时期文学受西方现代派小说，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的影响，也有了寓言化叙述，如宗璞的《泥淖中的头颅》、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谌容的《减去十岁》等。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作家也在自觉的追求寓言化写作。善于创新的莫言自然不甘示弱。他说过：“我认为，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离象征而存在。”[5]因此，朱向前也说：“莫言从不满足于仅仅给读者提供一个故事、几个人物，或者传达某种情绪、某种感受。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广远的深层性的象征和寓意目标，给予读者一个从整体上超越具象而又充满了暗示性的、比现实生活更丰厚深广的悟性小说世界。”[6]莫言早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中已经呈现寓言化倾向，但他把寓言化写作当作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还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写下了《马语》《拇指铐》《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白杨林里的战斗》《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蝗虫奇谈》《沈园》《与大师约会》等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透过写意层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表达他对国家、民族、人性、命运等永恒主题的探讨和独特思考。王安忆认为《拇指铐》就是对成长的隐喻，《喧哗与静默》中这样评价：“最后一段是这么起句的：‘后来，他看到有一个小小的赭红色的孩子，从自己的身体里钻出来，就像小鸡从蛋壳里钻出来一样。’我把这情景当作象征，象征莫言世界里的成长方式，那就是像蝉蜕一样，自己从自己里面脱出来，脱出来，然后成熟，长大。”[7]

寓言化小说的特点是“以另样的方式说话”，采取迂回手法而不是直白的表达思想，达到言在此意在彼的效果。那么，我们就从故事的写意层面入手，解读《沈园》这样一篇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小说，看看莫言究竟要表达什么。

表意层面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莫言说的“一个重温旧情的故事”。但读完这个荒诞的故事，我们不仅会产生疑惑，他们怎么会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呢？可是二十年前，他们的确是一对恋人。他还记得当时他在窗外看她端坐在椅子上，穿着一件洁白的高领毛衣，清秀的脸上带着微笑，愉快地拉着手风琴的情景。二十年了，她依然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幻想中。可是二十年之后的重逢，他时不时显露的现实、虚伪和她略有些疯癫偏执却真挚坚守形成的鲜明对比告诉我们，他们的爱情是多么的不协调、不现实。

很显然，“沈园”寄托着她的爱情信仰，所以她执着的沉溺于“沈园”的爱情幻想中不能自拔，小说中她所有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沈园。“我想到沈园看看”“我每次来北京，都想到沈园去看看，但总是去不了”“我要到沈园去看看，我今天必须去沈园看看”“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也要到沈园里去看看”。说起沈园，她的眼睛才会发光，干枯的脸上也才焕发光彩。对沈园的执着，显示了她对爱情的执着。一番周折到了雨后的圆明园，他极为兴奋，她却说“这不是我的沈园”。听到他说“这就是你的沈园”“当然，这里也是我的沈园，是我们的沈园”时，她不但没有被感动，反而目光锐利无比，语气充满质疑：“你还会有沈园？”强调“沈园是我的，是我的，你不要来抢我的沈园。”看到圆明园的石头，她会发出疑问：“刻在石头上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变？”这些疑惑其实表明了她对他俩的爱情并非坚信不疑。但她会说服自己相信爱情，“在沈园里，一切都不会变。”

他则始终清醒的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他们重逢时，他已婚，有了一个女儿。坐在幽暗的面包房里，她说要去沈园，他想到的是沈园远在遥远的浙江，现在他们在北京，即使要去沈园也要等雨小一点。他会顾忌那两个目光闪烁的女服务员、商厦下那些鬼鬼祟祟的目光和好几张似曾相识的脸。她问刻在石头上的话会不会变，他明知这是她在探询他对她的爱会不会变，他回答“石头本身也会变”“所谓的海枯石烂不变心，那不过是个美好的幻想”。他的三次欲言又止，也清楚的显示了他的清醒。女儿娇滴滴的喊声和八点的车票更是不时的将他拉回现实世界。

当然他依然还有激情，他的激情也不时的被激发。看到急雨中复活的拉手风琴的年轻姑娘，他心中残余的激情也会猛烈燃烧；在出租车上，他会牢牢地攥住她的手，虽然最初是防止她跳车出意外；到了圆明园，他也会亲热的叫她“亲爱的”；雨后艳丽的彩虹终于让他们像一对正常的恋人那样拥吻在一起。但从她嘴里嗅到的那股浓浓的淤泥味道和消失的美丽彩虹、废墟一片苍茫的景致又将他的激情无情的浇灭。

梳理他和她荒诞的寻找爱情的心路历程和行进轨迹可以发现，他们俩各自就象两条线，她是一条执着的直线，他则是一条在现实和爱情之间摇摆的波浪形曲线，随着情节的推进，两条线时近时远，虽然终于交叉在了一起，但又迅速分开，各自朝向了不同的方向。依照这样的轨迹行进的爱情，经不起时间和现实考验的爱情，不论曾经多么美好，注定是一场悲剧结局。这就是莫言讲的一个重温旧情，但残存的火烬很快就被大水浇灭的爱情故事。

沈园与圆明园本来是互不相关的两个意象，一个代表爱情，一个代表历史；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但在这部小说中，莫言通过他的寓言故事把它们联系了起来。“亘古的爱情只存在于陆游和唐婉的‘沈园’中，北京的圆明园只是一片苍茫的废墟，横倒竖卧着几块青紫的石头——爱情在城市中已经殒落了。”一场寻爱之旅，最终却到达了一片废墟。

寓言化写作最终是要通过故事体现作者对现实的关照的。莫言用荒诞的故事告诉我们，明知是一场不被现实接受的爱情，但无法彻底的拒绝，总是被诱惑着前行，到头来却只有失落与无所归依。人生在世，何止仅仅爱情如此呢？莫言说爱情是“心灵的废墟”，还真不是他说的“玩深沉”。

莫言在《沈园》中使用了很多寓言化写作手法讲述这个故事。

首先，选取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

沈园、圆明园都是具备显著象征意义的意象。沈园本是绍兴一座普通的私家园林，因为承载、见证了著名诗人陆游和他表妹唐婉的幽怨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义。小说中的“沈园”象征着爱情，毫无疑问，“圆明园”则代表着废墟，象征着毁灭。小说中的“彩虹”意象也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虽然艳丽，但转瞬即逝。

其次，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确立了小说阴暗的色彩基调。

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都充斥着阴暗的色调。他俩坐在幽暗的面包房，桌子上放的面包是陈旧的羊角面包，还有一只绕着面包飞舞的苍蝇。窗外的风景是乱糟糟的，“槐树的枝叶在风中惊慌地摇晃着，地面上窜起一股股细小的尘土，浓烈的土腥味夺门而入。”“街道两边堆满了白色的垃圾，白色垃圾里有许多墨绿色的西瓜皮在放光。”小说结尾，“天际的美丽彩虹已经消失了。废墟里一片苍茫，横倒竖卧的石头上泛起青紫的光芒，显示出许多庄严和狞厉。水草中的虫鸣响成一片，远处传来鹅的嘹戾叫声。”唯一出现的亮色是雨后的艳丽彩虹，但彩虹的存在又是短暂的。

小说中人物描写的基调也是阴暗的。20年前的“她端坐在椅子上，身穿着一件洁白的高领毛衣，清秀的脸上带着微笑，愉快地拉着手风琴”；20年后，她的身体瘦骨伶仃，双鬓的头发已花白，“两个膝盖丑陋地突出着”“她的手冰凉粘腻，好像一条鱼的尸首。”“她的手指泛白，指甲灰暗，指甲缝里满是污垢。”她的嘴里有一股浓浓的淤泥味道。小说中他的描写主要通过一些带有明显情感倾向的修饰词表现的，比如他“突然咬牙切齿地说”“用干瘪的嗓音说”“用嘲讽的腔调说”“心中厌恶，却用玩笑的口吻说”。

同时，小说中出租车司机的脸也是阴沉的，圆明园的售票员则生着一张粉团般的大脸、两道眉毛纹得像两条绿色的菜虫子，临街小饭馆里倚在门边的女人蓬头垢面、坦胸露背，嘴里叼着香烟，满脸都是无聊表情。

这种情感指向明确的情境构成营造了小说阴暗的格调，也预示了故事的悲剧结局。因此，莫言《心灵的废墟》中会出现诸如阴暗、逃避、批判、窘境、绝望等关键词。

莫言创作的以《沈园》为代表的城市题材小说，基本都表现出了否定的情感倾向。胡秀丽这样概括莫言的城市题材小说的写作特征：“在城市叙事中，莫言更多批判色彩。城市在他眼里是没有情义，也没有生命力的‘荒原’，这里有的只是困惑、迷茫与无所归依。……从这种冷眼旁观的批判姿态可以看出莫言对城市的游离。”[8]这种创作倾向，与莫言虽然居住在城市，但难以产生对城市的认同感有密切关系。莫言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你怎么看待城市生活”，他回答：“我觉得城市生活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很难产生认同感，总觉得这是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属于我。”

莫言经常采用寓言化象征手法处理城市题材，通过讲故事揭示某些道理，的确存在着意义大于形象的问题，创作手法也远不如农村题材丰富多样。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存在。

虽然莫言的城市题材小说没有取得农村题材小说那样的辉煌成就，但他以《沈园》为代表的城市题材小说创作的尝试，显示了他拓展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之外版图的努力，也是他始终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