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玉，苏国红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新时代学校教育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求教师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随着全面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利益诉求多样化、文化价值多元化及社会复杂化等现实环境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 在这一大环境下，学校尤其是高校作为“立德树人”和教书育人的重地，对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肩负着不可推卸的重责，同时对正确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阶段，对于如何做好学校教育工作，学术界主要围绕当今社会环境影响、高校教育教学实际和学生自身特点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从中国历史经验和先人智慧中挖掘教育思想的研究并不多见。《淮南子》一书博采儒释道百家学派思想精髓，针对民众教育问题进行了十分合理的诠释，并由此呈现出一些重要教育思想和价值理念。而探析《淮南子》中蕴含的关键性教育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先天本性与后天教育相统一、 身教与言传相统一、心灵沟通与身体力行相统一等现代的教育理念，而且正确树立这些教育理念对新时代如何做好学校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因其自然而推之”： 先天本性与后天教育相统一

《淮南子》中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观点，儒家也十分重视。 但《淮南子》认为，儒家强调人的天性，不是去遵循它，而是让人们“迫性闭欲，以义自防”［1］（P171）。《精神训》提到：“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1］（P170），认为儒家不去探究人们产生欲望的原缘， 而只是一味禁止人们的欲望； 不去探寻人们追求享乐的由来，而只是一味阻止人们的享乐。《淮南子》提出的“因其自然而推之”［2］（P3），主张首先要顺应民众的自然本性，而后再因势利导地施以教化。这反映了教育与人的个性特征之间的关系， 重在指出教育的方法、手段等应当因人而异，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单一的固定教育模式。概而言之，“因其自然而推之” 这一教育思想的意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天性是教育的根本。 道家强调应当实现人的“自然本性”，认为只有“顺人之本性，便是最好的生活”［3］（P194）。 《淮南子》 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老庄的观点，强调个体心性并主张以人为中心和目的。《齐俗训》“夫性，亦人之斗极也”［1］（P260），以“北斗星”和“北极星”比喻人的天性，认为夜晚乘船迷失方向的人，无法分清东西南北，见到北斗星和北极星才能辨别方向，其意是指天性就是人们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 一个人若有能力发现自己的天性，就不会失去事物的常情；若没能发现自己固有的天性，就会受到外物所惑。 这里用暗喻的形式说明人性对于指导人生具有重要意义， 认为丧失了天性将无法自立于世。 由此可以说，每个人都具有其独特的个性，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准确把握好那些受教育者的自身天性，且在教育工作中不能违背受教育者的个性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经过后天教育优善人性。“因其自然而推之”并不是说放任人的个性让其自由发展，而是依据他们自身具有的天性，采取教育手段积极引导并完善个体的人性。《淮南子》提到：“入学庠序以修人伦”［1］（P508）， 认为人们通过教育来修身养性，都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 只是圣人把他们完备化了。又道“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1］（P508），人若缺失了这种本性，便不能够对其施加教化和规训； 有这种本性却不对其加以修养，便不能够遵从大道。 由此可见，仅依据自身天性发展而放弃后天的教育是不可取的。《泰族训》认为人具有仁义的天性，但必须要经过圣人立出法度来加以教导，否则就不能使他们归入正道。 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儒家性待教而后善的教育思想，强调了后天教育不仅与“循性”不相矛盾，而且还是完善和彰显人性的必要条件。

此外，《淮南子》强调的后天教育也呈现出环境对人的塑造的重要性。 其在《修务训》中以雁知“顺风”“衔芦而翔”、蚁知“为垤”、獾貉知“为曲穴”等各种动物行为为例，阐明了仅凭它们的认知所能够达到的程度。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 一个人纵然“其性虽不愚”，但却“长无兄弟，少无父母，目未尝见礼节，耳未尝闻先古，独守专室而不出门”［1］（P490），结果也必然是所知甚少。 从中可见，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提供知识来源的外在社会环境， 纵使天赋再高，充其量也只是如同动物一样本能地维持生存，失去了做人的本性。这体现出后天环境对于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因其自然而推之” 的思想接近于先天本性与后天教育相统一的现代教学理念。 首先，这种教学理念能够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化的需求。 也就是说，应充分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特质、性格特点、价值取向、发展目标及其成长环境等，在此基础上科学研判他们的实际需要，拟定那些具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目的是实现其个性发展需要与实际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其次，有益于打破整齐划一的教学模式。 书中强调：“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 悬不 用”［1］（P508），所以，教育者应在教育管理、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内容等方面探索一套符合受教育者自身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的教育教学模式。 这种教育教学模式应具有差异性、可操作性，并且能够体现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从而才能保障教育达到预期效果；最后，“先天教育与后天教育相统一”的教育理念可以培养出不同层次的人才。《淮南子》提到：人才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即“英”“俊”“豪”“杰”，说明了“因其性”［1］（P508）的教育思想能够根据人的天赋能力的异同因材施教，培养出不同层次的人才，促进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二、“行不言之教”：身教与言传相统一

《淮南子》承袭了老庄“行不言之教”的教育思想，并对其进一步扩充发展。老庄关于“不言之教”的思想主张遵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 不去干涉它的自在发展。若对其干涉，便会打破事物本身的平衡与和谐， 妨碍万物自然本性的充分发展。 同时，《淮南子》 也进一步提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强调“以行为教”，也就是“身教”的作用。

《淮南子》“行不言之教”［1］（P196）的教育思想十分注重身教的重要性。 《主术训》指出，皋陶身患哑疾不能说话，而被任命为掌管司法典狱之人，天下也就没有了残酷刑罚，这是因为无言贵于多言；师旷身得眼疾不能视物，但他被任命为晋国太宰，晋国以此没有了乱政，这是因为看不见贵于看得见。 因此，对于百姓来说之所以无残酷刑罚、无乱政，是因为“不从其所言而从其所行”［1］（P200），即百姓看重的是皋陶、师旷他们的德行，正是在他们举止和言行的感召下实现了对百姓的教化。 《齐俗训》指出，男人中的青壮年如果不耕种， 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妇人中正当年的人如果不织布，天下就会有人因此受冻。神农氏亲自躬耕，其妻亲自织布，以行教而不以言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化百姓。可以看出，君主如果想要治理好国家，需要“行不言之教”。“行不言之教”强调君主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能够为百姓树立榜样，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实际行动去感化民众，发挥自身示范教育的作用，从而使百姓能够对圣人的教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1］（P199）的教育目的。

《淮南子》中“行不言之教”［1］（P196）的思想虽强调“身教”，但并不抑制“言传”。 “言传”的意思是通过语言、 言说的方式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价值理念。 《修务训》记载，七岁的项橐之所以能成为孔子的老师， 是因为孔子认为项橐的话对他有帮助，有值得听取意见的地方。 同时，《泰族训》围绕“六艺”提出：“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 清明条达者，《易》 之义也； 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1］（P510）教育者在传授“六艺”的过程中，目的在于通过“言传”教导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 在言教中，如果教育者在传授“六艺”过程中出现偏差，容易使得“六艺”丧失本旨，进而带来消极影响。 如《乐》丧失了本旨就会使人流于淫乱，《书》 丧失了本旨就会使人食古不化，《春秋》丧失了本旨就会使人相互诋毁。 也就是说，当“言传”的内容有悖于道德伦理、客观事实和教育规律时，“言传” 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所以，“行不言之教”， 既强调教育者对于违反伦理道德和违背教育规律的言语和行为要时刻保持警觉，谨言慎行；同时，又否定“哑巴式教育”，认为要遵从自然规律，顺道而行，主张发挥教育者“言传”的育人功能。

“行不言之教”［1］（P196）的教育思想接近于身教与言传相统一的现代教育理念。 实质上，它是在身教和言传相统一的基础上重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示范教育和榜样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行不言之教”要求教育者自身应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即德不配位无以教人。由于教育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将对受教育者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教育者若无良好的品行作为行为指导，就无法引领和示范受教育者，也无法真正做到立德树人。《主术训》认为：君主在德行上做得不够好，百官和百姓在德行上自然也不会好。 对于圣人来说，应注重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行，并以此去教化民众。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者在严于律己的基础上要注重言传与身教相统一。若教育者仅仅通过“力行”，却不对受教育者加以“言说”，那么，“行”的知识体验便无法转换为“言”的表达与灌输。 只“行”不“言”，良好的教育行为就无法形成客观的社会认知、价值观点及事物规律等方面的知识经验，从而难以拓展教育内涵的广度与深度。 同样，只“言”不“行”，知识经验便无法与时俱进，容易导致教育内容变得陈旧老套。 在此意义上，身教与言传的统一体现了良好的教育行为和知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现代教育理念。

三、“神化为贵，以身体之”：心灵沟通与身体力行相统一

《淮南子》强调“神化为贵”［1］（P199）“以身体之”［1］(P314)，体现了由“外部知识”到“内在知识”再到“行为实践”的认识论规律。《谬称训》有言：“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势接，而不可以照记”［1］（P236）。 这意味着当真情在心中有所感发， 然后于行动中表现出来， 就能够精诚所至，这体现出“神化”和“力行”二者的缺一不可。

《淮南子》“神化为贵”［1］（P199）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统治者要怀仁爱诚实之心，保持纯正本性，从精神上教养和感化民众。 书中认为，天地间任何事物都可相互感应、相互联系，“神化”就是这种相互感应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某种体验［4］。 《泰族训》提到：圣人怀抱天地阴阳正气和自然规律，不需要走下庙堂，德泽便可以扩展到四海之外，百姓也会随之转化向善。这是因为能够用神明这种精神感化他们，“神化”具有强大的功效。《主术训》“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1］（P261）是指，作为教育者应该以内在的精神情感为基础，用哀乐之情去感化受教育者，并且这种哀乐之情是由内心自然而发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关爱才能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所以《齐俗训》当中“一壶饭食”胜过“垂棘宝璧”的事例，反映出“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更是证明了情感在道德教化中的积极作用。

“神化” 的教育思想意指教育者要重视精神感化的力量，以诚相待、以真情动人，打开教育对象的心灵之窗，以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心灵的融合与沟通。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受教育者思想观念、道德品行容易限制他们对“外部知识”的内化，这是因为每个受教育对象都是具有自我情感和自主性的个体。 所以，若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这种内化将难以真正实现。 《原道训》也提到：若受教者的心灵没有开启就勉强他们接受教育，即使知识进入了耳朵，也不能记在心上。 这说明，教育者需要避免“个人唱独角戏”的现象，要以谦虚平和的心态，真诚对待、尊重、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亲自体验和感悟，让教育真正成为两者“互动”和“对话”的过程。

“神化为贵，以身体之”的教育思想接近于心灵沟通与身体力行相统一的现代教育理念。《氾论训》提到“以身体之”［1］(P314)，认为知识要通过身体力行来掌握。 对教育者而言，强调的是圣人养心至诚而能动化，这意味着教育者自我教育和自身道德修养极为重要。通过以身作则、修养身性加强教育实践，能够使受教育者听取并践行教学知识。对受教育者来说，教育者的谆谆告诫需要受教育者亲自去领悟和体会，以知促行，以行促知［5］（P48），而后实现学思结合与知行一致。《淮南子》提及“故从外入者，无主于中不止；从中出者，无应于外不行”［1］(P23)，上述内容与《荀子·劝学》中“布乎四体”的思想相一致，都主张获得的知识经过内心的消化和吸纳后，要表现在威仪举止和合符礼仪的行动上，如此，哪怕是极其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由此可见，“神化为贵，以身体之”一方面强调教育者要用精神力量感化受教育者，实现主客观双方的心灵沟通，在此基础上传道授业解惑，使教育对象将知识“留于心志”；另一方面又强调受教育者在把外在知识内化于心的前提下，要通过自身实践去验证所学知识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知识体系。

四、《淮南子》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淮南子》共二十一卷，其中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遍散于各卷，阐释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淮南子》中蕴含的极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及其呈现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对新时代如何做好学校教育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一，学校教育工作应加强针对性，对不同学生分类施策。 当前，我国学校教育教学很大程度上仍受应试教育影响，在教育对象、内容、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刀切”现象。 《淮南子》强调“因其自然而推之”， 意味着在教育过程中要重视学生的特性发展。 “分类施策”即针对学生个体之材，施以相对应层次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学校教育工作者应在关爱每位学生的前提下知人识才，充分考虑学生自身的基础条件，灵活地设置受教育者学习内容的侧重点。 “听其言，观其行”，善于发现他们的优势特长，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制定学习计划，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学业方向。这种基于学生个性发展需要而采取的针对性教育即“分类施策”，不仅有助于满足学生个体的发展需求，也有利于培养一批兴趣特长多样化的专门人才。

第二，学校教育工作应开拓创新，发挥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 《淮南子》“行不言之教” 的教育思想，不仅重视“言”的表达，而且注重“行”的树范。在学校教育工作中，教师要在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追求知识更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使自身的“言”更好地发挥教育引领作用。 教师的言说应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主流价值取向，帮助学生掌握最新的知识经验和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并且，教师要顺应时代潮流， 不断加强道德修养与自我反思，从而在教育实践中自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在实际教育工作中， 教师应在追求知识创新中尽职尽责，努力发挥教书育人的功能，且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理论功底，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第三，学校教育工作应具有互动性，让学生从心理上真正接受。《淮南子》的“神化”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以情感交流为基础形成一种双方互动和对话过程。 教师要从情感上爱护和关怀学生，加强与学生的谈心谈话， 注重其情感体验和情绪变化，真正打开学生的心灵之门，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 在现代教育教学中倡导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育模式。学校教师要通过灵活恰当的方式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加强与教师沟通和反馈，使学生真正成为教育主体的角色。这样，在教育过程中，学生不再是教师机械传授知识的教育对象，而是积极与教师互动的“对话者”， 从而有助于前者从心理上真正接受学校教育，真正将“外部知识”内化于心。

第四，学校教育工作应具有实践性，让学生主动感知社会和服务社会。《淮南子》的“以身体之”强调学校在教育工作中应突出知识的实践性，鼓励学生运用课堂知识感知社会和服务社会，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 实际上，教师传授的知识只有运用到社会实践生活时，才能真正实现学校教育的目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就是让学生走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也是秉持了从认识到实践再到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的这一现代教育理念。封闭的理论式教育只会让学校教育脱离当下社会实际，也无法验证知识的科学性和推动知识的创新。因此，学校应通过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提升其知识运用能力，做到“留于心志，应于外”，真正实现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