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甜

一部欧洲史就是一部不断迁徙和融合的历史，欧洲各国有接纳外来者的传统，无论是经济移民还是难民，各级政府有不同的政策来接纳和促进融合。二战以来，西欧国家关于移民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同化、国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同化融入政策以法国为代表，强调共和主义凝聚下的公民精神。将国族主义作为核心的移民政策以德国和瑞士为代表，通过居民身份的方式来协调处理相关问题。而多元文化主义以比利时、荷兰为代表，追求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这三种移民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法国逐渐倾向于国族主义塑造，而德国逐渐倾向于多元文化主义，荷兰则向同化政策倾斜。(1)Kaya Ayhan, Islam,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Age of Securitization.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28-29.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受越南战争的影响，一部分老挝苗族和越南苗族逃到泰国。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调下，其中一些难民被安置在法国和德国。四十多年里，他们经历了包括语言、就业、教育、居住等各方面的挑战，逐渐适应了当地社会，并且在多元环境中通过各种方式来传播民族文化。由于法国和德国有不同移民政策和社会环境，也影响了苗族社群的文化传承。另外，苗族群体也主动吸收当地文化，结合传统文化来创新。

节庆活动是一个观察窗口，不仅可以看到传统的苗年等活动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调整，放弃某些内容以及改变形式，还可以看到欧洲本地节日是如何被接纳，更可以看到面对社群离散的现状，法国苗族如何进行族群动员并创立“夏日祭”，给族群成员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线上活动如何激发集体记忆，激起族群成员参与其中。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庆，苗年活动以祭祀祖魂、禳灾佑安为主，包含了参与者的情感归属和认同，在异域他乡也得以传承，给四处离散的苗族难民以慰藉和凝聚，同时也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一种灵活开放的状态，强化了族群认同。

本文的资料来自于2016年12月-2018年1月笔者在德国和法国苗族社群的田野调查。其中2016年12月-2017年1月在德国苗族社群进行，2017年3月-2018年1月在法国苗族社群完成田野调查。另外，2017年2月，笔者访问了被安置在荷兰的苗族难民家庭，但由于他们是2010年被安置在荷兰，笔者没有将他们的情况纳入比较范围。本文讨论跨年夜、苗年和夏季节庆三种节日活动，其中跨年夜是欧洲的传统庆祝内容，苗年是苗族的传统节庆内容，而法国苗族的夏季节庆则开始于2015年，是一个新式的节日活动。在这三类节庆活动中，苗族群体运用智慧和策略来呈现不同面貌的族群形态和不同层次的认同，包括国家认同、传统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地方认同等复杂混合形式。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和分析欧洲苗族节庆活动。第一部分是文献回顾，主要介绍欧洲苗族的安置过程；第二部分描述欧洲苗族的节庆活动，对这些节庆活动内容进行分析；第三部分讨论网络空间中节庆活动的再现，尤其聚焦在Facebook和YouTube上的内容；最后是总结和进一步讨论这些线下和线上活动所反映的群体情感与认同塑造。除了名人政要以外，本文提及的报道人姓名均为化名。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初，苗族还仅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高地居住。1893年，老挝沦为法国殖民地，(2)格兰特·埃文斯：《老挝史》，郭继光、刘刚、王莹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42页。而老挝苗族群体在政治旋涡中选择了不同的立场，也分为了不同的派别。(3)Yang Kou, “Hmong diaspora of the Post-war Period,”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12, no. 3, 2003, pp. 271-300.1975年，战争结束，大约10%的老挝人逃向周边国家，超过1/3的难民是苗族，大约占老挝苗族总人数的一半。(4)Keith Quincy and S. Vu, Harvesting Pa Chay’s Wheat: The Hmong & America’s Secret War in Laos, Spokane, WA: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0, p. 552.通过各种方式逃到泰国的老挝难民，通过难民署的协调前往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开始新的生活。

目前，约有820名苗族难民在加拿大居住；约有30名苗族难民在阿根廷居住；法属圭亚那有3000余名苗族难民；法国有1万余名苗族难民；德国约有77名苗族难民；澳大利亚有2000名苗族难民，美国大约有20万余人。②离散漂泊的经历给苗族家庭带来许多问题，语言、文化、信仰和传统都一度被中断。(5)Yang Kou,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the Hmong: A Historical Review，” in Diversity in Diaspora: Hmong Americ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feifer Mark Edward, Monica Chiu, and Kou Yang e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pp.3-53. Lee Gary. Culture and Settlemen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Hmong in Australia. in The Hmong of Australia: Culture and Diaspora, Tapp Nicholas and Gary Y. Lee ed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11-24. Vang Chia Youyee, Hmong America: Reconstructing Community in Diaspor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pp. 44-67.1990年以后，美国苗族开始称自己为苗裔美国人(Hmong Americans)，作为“新公民”参与美国社会建设。②他们在离散所创造的对话空间中进行创造和生产，这些创造包括了个体的认知与解读，也包括了集体的想象与憧憬。

奠定现代国际难民法基础的文件是《日内瓦公约》(1951)，由联合国难民署承担“保护难民利益的国际责任”。(6)罗斯玛丽·塞尔斯：《解析国际迁移和难民政策：冲突和延续》，黄晨熹译，上海：世纪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67页。无论之前预想过怎样的情况，“难民迁移都是非自愿的，总的说来几乎没有规划的空间”，无论是逃亡途中，还是重新安置后，难民经历了物质和精神损失，被强行与“过去的生活撕裂，并强行被扔进新的环境”，经历了“文化别离之苦”。(7)F. Ahearn, M. Loughry and Ager A., “The Experience of Refugee Children,” in A. Ager ed., Refugees: Perspectives on the Experience of Forced Migration, London: Continuum, 1999, p. 228.但是，Watters认为，我们应该关注难民的抗逆力和阐释、响应难民经历的方式，而不是“被动的受害者”。(8)Watters C., “Emerging Paradigms in the Mental Health Care of Refuge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52, 2001, pp. 1709-1718.难民在家园重建、社会融入方面亦发挥了能动性，采取行动来恢复生活，这也是本文的关注点，即欧洲苗族社群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又发展族群文化。

1979年，德国接受了十余个苗族家庭。他们被集中安置在斯图亚特市附近。零星的苗族家庭被安置在其他村镇，但由于苗族传统文化习惯聚族而居，他们再次搬家，住在同一个镇上。(9)Nibbs Faith G., Belonging: The Social Dynamics of Fitting in as Experienced by Hmong Refugees in Germany and Texas,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4. Yang T. T., “Hmong of Germany: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settlement of Lao Hmong Refugees in Germany,” Hmong Studies Journal, vol. 4, 2003, pp. 1-14.而法国政府认为老挝苗族难民大多为农民，将苗族难民安置在农村。但是，苗族难民更倾向于选择城市，他们搬到巴黎、里昂、南特、图卢兹等城市，形成了都市苗族社群；(10)Ajchenbaum Yves-Marc, Histoire d’Insertion de Groupes Familiaux Hmong réFugiés en France: Installation Rurale, vie urbaine; étapes d’une Rencontre avec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Associa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xpérimentation en Sciences Humaines, 1980. 转引自Hassoun Jean-Pierre. Hmong du Laos en France: Changement Social, Initiatives et Adaptations, PUF. 1997, pp.82-83.另外一部分人搬到法国南部的尼姆市聚居；(11)Gauthier, Erick, “Le Marachage, Nouvelle étape du Parcours Migratoire Hmong, ” Hommes et Migrations, no. 1234， 2001, pp. 61-71.还有一部分申请家庭团聚去了美国。在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下，欧洲苗族难民在经历最初的语言和职业培训后，都有基本的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免费教育让苗族年轻人至少完成高中教育，进而在就业市场上有求职机会；全民医保免去很大一部分顾虑。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被分散到法国各地的苗族人，在全新的环境中遭遇文化冲突,(12)Hassoun Jean-Pierre. Hmong du Laos en France: Changement Social, Initiatives et Adaptations, PUF. 1997, pp. 87-103.婚丧嫁娶等仪式都必须调整到周末进行，以适应客居国(host country)社会的工作节奏。(13)Hassoun Jean-Pierre, “La Migration des Hmong en Occident: Rituels Funéraires, ‘prix de la fiancée’, Stratégie d’adaptation des Premières Années,” Ethnologie Française, vol. 23, no. 2， 1993, pp. 192-206.欧洲苗族给孩子取名字时，大部分有两个名字，一个法语/德语名字，让孩子长大后更适应法国社会；一个苗语名字，对内使用。(14)Hassoun Jean-Pierre, “Le Choix Du Prénom Chez Les Hmong Au Laos Puis En France: Diversité, Complexification et Processus d’Individuatio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vol. 36, no. 2, 1995, pp. 241-271.诸如此类的双重做法，可以反映出欧洲苗族难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这也是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15)Marceaux Michel, Les Hmong de Guyane et “leur” Nouvel An. Kourou: Ibis Rouge, 1996.Gatine, Nathalie, Etude de l’implantation de la Communauté Hmong en Guyanefrançaise. Géographie Caen: Université de Caen, 1998.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安置计划初期，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入21世纪后，缺乏对欧洲苗族社群年轻一代的研究，也缺乏对欧洲各国苗族社群的比较研究。一方面，苗族难民第二代、第三代在欧洲本土出生、长大，他们的经验与第一代苗族难民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数字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给年轻一代提供了更宽泛的平台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认同。这也是作者展开本研究的缘起，即讨论欧洲苗族社群如何结合苗族传统文化和欧洲本土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族群认同。

二、欧洲苗族的节庆活动

本部分将通过欧洲苗族的跨年夜、苗年和夏日祭，介绍苗族的安置情况、族群情感和代际差异。虽然跨年夜庆祝是欧洲当地的节日，夏日祭是新创的活动，但对于欧洲的苗族社群而言，这些节庆活动是团聚的时节。因为安置、工作、婚嫁等原因，大家在不同城市居住，参加节庆活动时才得以相聚。虽然节庆活动日程根据工作时间进行安排，场地和节目也分别调整，节庆活动都强调“全民参与”，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小孩子跟着父母一起参加，品尝苗族菜肴、学着“丢包”，从中获得苗族文化的感性认识。对于青年男女而言，节庆之类的公共活动是结识苗族朋友的好机会，也不乏在节庆活动时认识并确定恋爱关系的年轻人。

对于欧洲苗族社群整体而言，苗年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祭祀祖魂、禳灾佑安为主，虽然某些内容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需要作出改变，但仍然举办苗年庆祝活动，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跨年夜和夏日祭作为对当地文化的吸收和创新，同样也形塑社群团结、强化族群认同、寄托情感归属。

(一)跨年夜

跨年夜庆祝是欧洲的传统，但对其进行大规模庆祝，亦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尤其是新全球化以来，纽约、巴黎等大都市的跨年夜活动吸引全世界游客参与。与聚集在旅游景点跨年不同的是，欧洲苗族的跨年夜庆祝活动在家庭和社群内部进行，参与者大多是苗族的家人和亲戚，也有极少数的非苗族人士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加。

2016年12月31日，德国苗族社群的跨年夜活动从一大早就开始准备。该活动是社群成员组织参与的，在一个公共活动室里举行，每家每户都自带菜肴。早上起来，家里的女性们就开始在厨房和客厅忙进忙出。笔者借宿的熊叔叔家，男女老少都积极加入菜肴制作中，连三岁的小孩子也在客厅里帮父母包春卷、给蛋糕涂抹奶油。熊叔叔的女儿金花和她的两位嫂子莉娅、尹静做了炸春卷、酸木瓜沙拉和蛋糕甜点。酸木瓜沙拉原本是用青木瓜削成丝，在擂钵里与虾酱、鱼露等调料一起捶捣后装盘。冬天的德国亚洲超市里，很难买到青木瓜，尹静把胡萝卜削成丝作为代替，但这道菜依然叫“酸木瓜沙拉”。

菜肴做好之后，下午4点，我们开车到镇上的公共活动室，跟其他苗族成员汇合。此时的公共活动室里什么都没有，年轻人取来拖车，把储存室的桌子和椅子运到活动室，摆放成“U”形，正对面挂着投影屏幕。带来的食物放在活动室的另一侧，有春卷、酸木瓜、咖喱鸡块、炒米粉这些“苗族菜肴”，也有芝士焗土豆片、芝士火腿焗面包等德国本地菜肴。被命名为“苗族菜肴”的餐食实际上融合东南亚各国的食物，但在异国他乡，它们被作为族群文化的象征来标记其认同。大约5点半左右，大家基本到齐，就以自助餐的形式各自选取食物，一边吃一边聊天。

吃过晚餐，年轻人把音响、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连上，在YouTube上找伴奏，现场唱卡拉OK，以苗语歌曲为主，偶尔也有英语歌曲。因为笔者在场，金花想找一首中文歌曲让我唱，阿琛提议唱《神话》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成龙主演的电影《神话》主题曲，而德国苗族社群都熟悉成龙等中国影星。除了卡拉OK，还有一些小游戏，诸如“抢座位”之类的，男女老少都参加，没有参加的在一旁看着，指导小朋友们“坐下、坐下”“左边、左边”。而且，也因为这一次跨年夜有笔者在场，金花的哥哥从家里翻出一盒迷你版的麻将以及写满规则的纸，带到活动室，笔者教大家打麻将。阿琛、小芬都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很快就学会对着规则出牌了。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小芬的姐姐就指导三岁的童童和八岁的凯丽玩纸牌。晚上11点多，熊叔叔等长辈回家了，年轻人还留下来等着放烟花。午夜时分，大家到户外的草地上放烟花，互相拥抱，送上新年祝福。四岁的平平跟童童一起，拿着烟花跑来跑去，也跟我说“阿姨新年快乐”。大雄问，在中国过跨年夜是怎样的，放烟花是怎样的等问题。放烟花结束后，大家返回公共活动室，把带来的餐具等装好，打扫了一下活动室，再开车回家。

这样聚在一起的活动，是欧洲苗族社群常见的形式，也是2017年在法国斯特拉夫斯堡市苗族社群所见到的跨年夜活动。大家驱车前往某一户家中，女客人给女主人帮忙打下手，一起制作了烟熏三文鱼面包片的开胃菜，以及炒面、鸡肉菜汤、柠檬肉片、黄瓜白菜汤等菜肴。男性则在客厅里打开网络电视，跟着YouTube上的伴奏唱卡拉OK。晚上7点多，晚餐开始，大家慢慢悠悠地吃完。唱歌跳舞环节从8点多一直持续到近午夜，以苗语歌曲为主，偶尔也有泰语或老挝语歌曲，女主人是老挝苗族，嫁到德国苗族家庭，另外一位女性是泰国苗族，嫁来德国。听到窗外的烟花声，我们才意识到已经快午夜了。男主人拿来一瓶香槟，在倒计时归零时打开香槟，庆祝跨年。大家手持香槟，行贴面礼，互相祝福新年快乐。端着香槟，大家站成一圈，每个人都说了一下自己的感想，又一年过去了，希望新的一年平安顺利。我们驱车回家后发现，杨叔叔家的年轻人都还在户外马路上蹦跶、放烟花，跑来跑去嬉戏。见我们回来了，大家都拥抱着说新年快乐。

苗族难民来到欧洲后，一方面，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完成语言培训和职业培训，走上清洁工、出租车司机、园林种植、手工编织等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他们接触当地饮食文化、节庆文化、宗教文化后，有选择地接纳一部分到苗族传统风俗习惯中，包括诸如圣诞节、跨年夜、复活节等与基督教有关的节日，也被纳入到苗族社群的节庆活动中。但是，对于苗族群体而言，这些节日固然是国家法定假日，但更重要的是提供团聚的机会，家人亲戚得以在一起，享受苗族菜肴，唱苗语歌曲，加强了族群认同。年幼的孩子参加这些活动，获得的不仅是节庆时娱乐游戏的开心，还有对族群成员和族群空间的感性认识。

(二)苗年(noj peb caug)

苗年庆祝是苗族的传统，苗族难民也将这个传统带到了欧洲。在客居国的社会环境中，苗年的庆祝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以村落聚居为主的传统居住形态已不复存在，在村子里举行的苗年相关仪式也随着散居形态、宗教信仰改变而改变，形成了两种模式的苗年：公共节日和家族内部庆祝活动。前者以笔者参加的2016年德国苗族社群的苗年、2017年法国里昂市苗年和2018年法国尼姆市苗年为例，后者以一户苗族家庭过苗年为例。

从时间安排上来看，作为公共节日的苗年活动和家庭内部的庆祝，都安排在周末进行，方便外地的家人亲戚来参加。一般而言，星期五晚上出发前往活动地点，回到父母家或者借宿在亲戚家，星期六举行活动，星期天返回所在城市。虽然德国苗族社群都住在同一个小镇上，同样因为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时间，把文化活动安排在周末和法定假期。

在活动内容方面，也根据所在社会的文化与宗教语境有所改变。德国苗族的苗年庆祝包括苗族历史介绍、唱宗教赞美诗(浸礼派)和分享餐食。德国苗族全部是浸礼派教徒，所以传统苗年的“叫魂”部分被省略。阿琛的父亲是牧师，带领大家唱颂赞美诗之后，向大家介绍苗族的历史，阿琛的姐姐则把苗语翻译成德语。阿琛等人制作了一个幻灯片，包括了老挝苗族逃难和泰国难民营的照片，直观、震撼。小芬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服装设计，她给大家带来了苗族服饰的幻灯片展示，介绍不同支系的苗族文化。之后，大家分享准备好的餐食，坐在一起聊天交流。

法国苗年庆祝的时间安排和活动内容更复杂。由于法国的难民安置政策强调社会融入，把苗族难民分散在法国各地。因此，各地的苗族群体有自己的苗年活动，举办时间也不一样，从当年的11月、12月一直到次年的1月都陆续有苗年活动。比较大型的是奥比涅、里昂和尼姆的苗年活动。在奥比涅的苗年上，还要选出一年一度的法国苗族小姐(Hmong de la France)，代表法国苗族前往美国参加美国苗族小姐大赛。

2016年年初，笔者曾在云南文山和西双版纳参加过苗年活动，尤其是西双版纳的苗族群体，他们也是老挝苗族难民，逃到中国后被就近安置。当天上午过苗年，男女老少到村里的空地上，由鬼师手持公鸡举行扫寨祛邪的仪式(nkaum toj qaib)，将麻绳系在竹竿上，把菜刀、铲子、锄头等农具也拿出来，将不好的东西一并祛除。之后，家家户户在自家门口摆上米盆，放上鸡蛋，插好香，一边诵唱叫魂(hu plig)，一边敲锣、摇师刀，请魂灵回来团聚过年。次日，村里会举行“丢包”(povpob)活动，青年男女面对面站成两排，一边将小包抛来抛去，一边聊天交流。

与之相比，法国苗族的苗年活动，保留了“丢包”活动和“叫魂”部分。苗年活动在公共活动室内举行，全天都是丢包活动，傍晚时分开始有苗族歌舞表演。叫魂环节被安排在舞台上，由鬼师一手持话筒，一手拿师刀，恭请魂灵来团圆，再将煮熟的鸡蛋分发给每个人。另外，和其他庆祝活动一样，法国的苗年有全民跳舞的环节，包括迪斯科、线舞(line dance)和Lamvong舞，(16)Lamvong舞，也叫Ramwong舞(泰国)、Romvong舞(柬埔寨)，是东南亚国家流行的一种舞蹈，通常在聚会场合举行，男女双方分为两列，面对面双手合十鞠躬后按逆时针方向缓缓前行，形成一个圆圈。舞蹈节奏缓慢，步伐简单，以手腕动作为主。男女老少都参加，不乏父母抱着婴儿一起跳舞的身影。不会舞蹈动作的儿童在外围模仿着、嬉笑着。在苗年特定的节庆空间中，对年轻一代而言，这类舞蹈代表了苗族文化，参与其中则代表了对苗族文化的认同。

另外，在法国尼姆市的苗年活动中，还有法式滚球(Petanque)比赛，这是一种法国南部盛行的体育运动，主要是男性参加。成年男子参加比赛，年轻男孩在一旁观看。实际上，参加这类比赛的男性，相互之间大多有亲属关系。在苗年活动期间，大家呼朋唤友地参加，也有增进感情的作用。

来参加苗年的苗族有本地的，也有其他城市来的，甚至有其他国家的苗族同胞。在里昂的苗年上，笔者遇到了从老挝和泰国来的苗族同胞，他们说自己就是来玩的(mus ua si)，也是一个结识朋友的契机。法国的苗年已经扩大到多元族群的参与，包括老挝人、泰人、高棉人都被邀请参加。

在家里举行的苗年仪式跟传统的仪式议程相似，包括“叫魂”、扫宅祛邪、答谢父母长辈、共同就餐等环节。不过，参与者除了本家庭成员以外，还要邀请亲朋好友，尤其是本宗族的长辈前来一起过年。大家从各个城市赶来短暂相聚，之后再回到各自的城市。

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法国地方档案可以看到，苗族难民被安置在欧洲后，就已经开始每年举办苗年活动。但是，苗年并不是国家法定假日，相关的活动安排需要根据客居国的文化和社会语境来做出各种调整。时间安排根据工作周期来确定，例如法国南部尼姆市的苗年一般在1月至2月，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当地的苗族农民才有空闲时间来筹备活动。活动议程也根据当地文化语境来改变，或放弃一部分内容，或改变形式来完成。此外，还增加了体育比赛和卡拉OK比赛，以此吸引年轻人参加。同时，邀请的嘉宾和观众也扩大到多元族群的参与，也契合所在国的社会语境。

(三)夏日祭

法国苗族的夏日祭(Hmong Festival: L’Odyssée du peuple Hmong)是一个全新的节庆活动，开始于2015年。法国苗族协会会长Richard Thor在多次参加美国苗族的节日活动后，萌发了举办夏季节日活动的想法。第一届夏季节庆活动还邀请了美国苗族精英来指导和协助，奥比涅市长为夏季节庆剪彩。此后，每年固定在奥比涅市举办，但时间略有调整，根据每年夏季假日的时间来安排。在每年的三四月，Richard Thor召集来自各大家族的热心人士，例如王姓、马姓、李姓、熊姓家族等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当年度的夏日祭活动如何安排、如何联系场地，等等。作为福利国家，法国在每年7月至8月全民带薪休假，因此，法国苗族有空闲时间从全国各地赶赴奥比涅市，参加为期两天的夏日祭活动。

时间确定之后，活动筹备方在Facebook上建公共小组，发布节目征集公告，各地苗族同胞踊跃报名。张晓玲、张晓慧来自斯特拉夫斯堡市，十六七岁的两姐妹报名了韩国街舞(k-pop)表演。报完名以后，两姐妹抽时间跟着YouTube上的舞蹈视频自行练习。来自图卢兹市的说唱歌手Fonsija Yang、来自奥比涅市的舞者也纷纷报名，给观众们带去精彩表演。夏日祭的活动除了歌舞表演以外，还有足球和排球比赛，也吸引了各个城市的苗族年轻人参加。当活动日程确定后，打算前往参加活动的人需要提前预定奥比涅市的酒店住宿。

2017年7月底，笔者跟随巴黎的王姐一家自驾车前往奥比涅市，大约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抵达目的地。王姐的丈夫是这次活动筹备小组成员之一，所以我们提前一天到，在场地周围查看了一下准备工作。次日，Richard Thor与嘉宾一同前往苗族纪念碑献花。随后，Richard与奥比涅市市长一起为夏日祭剪彩，活动正式开始。活动所在的场地是市郊的一个露天公园，有足球场、排球场，旁边的空地上搭起了临时的遮阳棚和简单的舞台，供观众坐着欣赏节目。遮阳棚的左侧由苗族商户摆摊经营，出售苗族服饰、化妆品、农业种植用品等各种商品。遮阳棚的右侧是一排桌子搭成的餐饮摊位，售卖三明治、米粉、快餐和饮料。餐饮摊位的器具是各家自带的，例如菜板、汤勺、汤锅等，炊具上写着主人的姓名。

因为正值法国的公共假期，各个城市的苗族同胞来奥比涅市参加活动，同时也跟亲戚朋友们见面。在当天，笔者也见到了之前拜访过的苗族同胞，他们从斯特拉夫斯堡、尼姆、里昂、贝桑松、南特、巴黎等城市来这里相聚。晓慧、晓玲说，她们报名参加的主要原因是想跟家人亲戚聚一下，因为他们的叔叔一家本来就在奥比涅市居住，而其他城市的亲戚也来了，大家正好可以聚聚。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德国和荷兰的苗族同胞，也在夏日祭上结识朋友。小光是被安置在荷兰的苗族小伙，他在2016年的夏日祭上认识了从老挝来法国看望姐姐的苗族姑娘佳佳，两人通过交往而确定恋爱关系，并于当年年底结婚。小光这样的例子还不少，这类公共活动也是苗族青年男女互相认识的机会。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日程中，有主办方特邀的美国苗族歌手，也有自愿报名的普通市民，在舞台上一展歌喉，有苗族姑娘小伙的传统舞蹈表演，也有火热的街舞说唱。此外，还有来自老挝的非苗族难民带来的老挝传统乐器演奏。他们还把这些传统乐器带到市中心广场上，在当地人面前演奏，把周围店铺的人纷纷吸引过来。苗族芦笙师也跟着一起吹奏芦笙，不少市民都举起手机，记录这些精彩的时刻。

当天晚上，当地的报纸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法国苗族夏日祭活动。不仅介绍了活动的举办缘由、日程安排、精彩看点，还通过讲述Richard Thor一家的经历，介绍了苗族难民逃难和安置到法国的历史，强调了夏日祭对法国苗族社群的重要意义。在历经艰辛、受尽磨难后，这一群体挣扎着生存下来，而且还创造了新的节日来增强凝聚力，团结在一起。

从2015年创办以来，夏日祭已经得到欧洲苗族社群的认可，苗族家庭在上半年就开始将是否参加夏日祭活动纳入到暑期计划中。作为一个新创的节日，主办方旨在为欧洲苗族社群提供相聚、交流的平台，年轻人也崭露头角，参加演出和体育比赛，结识朋友。夏日祭的成功举办，与苗族年轻人热心参与分不开，同时又将族群成员凝聚起来。

三、线上文化展演与参与式认同

互联网世界中，线上文化展演有三种方式：视频、照片和文字，通过这三种方式全面尝试传递族群记忆，激活族群认同。Facebook上， “夏日祭2015”小组发布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群体活动，例如关于苗年的讯息，关于苗族之声(Hmong Voice)的活动等等，观众阅读和点赞数最多的也是这类信息帖。

举办夏日祭、苗年等节庆活动的同时，法国苗族同胞将现场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Facebook上，也制作了一些现场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与观众分享现场的热烈气氛。2015年，夏日祭结束之后，主办方放出了《夏日祭剪影》的官方视频。该视频的内容包括现场活动举办和法国苗族观众的自我介绍。活动舞台的一侧插着法国国旗和城市市旗，代表了一种国族象征。前者尤其突出了奥比涅市市长、美国明尼苏达州苗族协会会长、法国苗族协会会长在现场与苗族同胞一起庆祝的场景。法国苗族观众的自我介绍部分包括对庆祝活动的评价以及自己来自哪个省。最后，视频以群体狂欢的镜头结束。另外，视频中一部分镜头给观众席，表现出“观众在认真观看”的感觉。这种强调的“参与感”(engaged)，也是在公民社会中逐渐被建构和培养出来的。视频重在强调传统与现代生活并存，在都市环境下“激活”族群成员身份。无论是在传统社区还是在都市社会，节庆都是强化集体意识的重要仪式。个体通过参与仪式来获得情感能量和信心，激发参与者怀着信心和热情采取行动。(17)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17页。

Facebook被分享的照片大多是苗族同胞身穿苗装的照片，即苗族文化的视觉展演。其中有一些照片是法国国庆日的庆祝活动，苗族同胞穿苗装，手持法国国旗，与穿军装佩戴勋章的法国退役军人站在一起。国庆日通常纪念那些为国牺牲、殉难的英雄，而这些照片也表达了一种“我们也为法国做出了牺牲”、以及“我们是法国公民”的含义。苗族的确为法国做出了牺牲，毕竟苗族离散是法国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吊诡的是，法国苗族青年并不抨击法国殖民者，也并没有谴责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伤害，仅仅是通过视觉符号的方式呈现“我们是谁”。

2015年，一个法国苗族小组在Facebook上发起了苗族征文比赛，大部分参赛文章都是用法语书写。参赛文章的内容分为两大块：曾经的幸福生活(家庭聚居、家人的支持等)和苦难(逃难、失去家人等等)。如A-Nyme LY所创作的《幻灭》(Désillusion)这首诗所描述的：“太阳升起，可能再次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不知道，我想自己还在呼吸，是的，一直在呼吸/我走着，我沉沦，今天还要去往何处……我瞥见地平线上黯淡的光线，那是什么。”在夜间的丛林里移动，听着远处传来的声音紧张万分，但又不得不一路往前。“多少天来，我担心它会消逝/多少个夜晚，我梦见它终于携我而去。”直到太阳升起，感觉到又躲过一劫，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前面等着，继续前进。“看着我，帮助我，拯救我，或者让我最终离去。”(18)本诗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庄晨燕教授翻译，特致谢。黑暗与光明，这种视觉上的体验是真实的，也不断在记忆中闪回，每一次重新出现都带来新的感觉，因为每一次重新出现的语境其实是不同的。离散在身体和感官上有深刻的体现，包括所看(黑暗)、所嗅、所听(声音)、所尝、所触(温暖的怀抱、冰冷的河水、脚疼痛)，等等。身体上的感觉随着时间而被突出，每当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无助时，黑暗中的那种逃跑感又出现；隐约找到一丝解决的可能时，又有那种黑暗中一丝光明迸现的被拯救感。

征文大赛主办方在法国苗族小组群里公布每篇参赛文章，Facebook上的法语读者纷纷留言，包括了感动、心痛、珍惜现在的生活等评论。参赛文章看似描述的是个体的离散经历和身体经验，但其他人阅读时，不仅代入了自己的生命经验和身体感受，并且吸收了作者的感受，内化为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在以后的生活中又把这种业已叠加、吸收、扩大的体验与他人分享，从而形成迭代叙事模型。迭代叙事模型指的是每一次叙事都是将离散经历放大一次。这种叙事模式的开头可以是：“我记得”，或者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朋友告诉我”。族群成员身份实际上包括了默认授权，即默认了族群成员拥有该故事版本的某种版权，可以修改、变形、增加、删减成自己的版本又分享出去。这个分享过程构成了叙事效果的放大，因而促成了族群认同。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被迭代构建的，而个体的身体经验汇聚成族群的离散经验。

离散叙事大多为苦难叙事，因为离散经验本身大多是苦难经验。离散记忆是双重的，一方面，要活下去就要记住苦难，这些苦难形塑了今日今时的个体，形塑了族群边界；另一方面，要活下去就要忘记苦难，记住日常生活中的愉快和欢乐。讲述是为了记住和忘却，为了让自己不再受到心里的折磨，犹如接力棒一样，自己拿着的时候万分焦虑，传出去以后才解脱。每一次传递，都会放大原来的集体认同，减少个体所承受的痛苦。当千万个接力棒在一个人手中传过时，他的个人故事不再让他感到痛苦，而是“带来些许希望”。当这个接力棒在群体中传递时，它不再是个体的，而是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个体可以讲述其他成员的经历和故事。因此，集体可以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减少创伤和苦难对生活的影响，(19)大卫·登伯勒：《集体叙事实践：以叙事的方式回应创伤》，冰舒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XIII页。而新媒体环境为这种集体叙事实践提供更方便的条件。苗族网友通过字符代码所撰写的作品，具有追寻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双重性，在通过“分享—阅读—讨论”的受众体验中构建了族群认同。

在线展演的三种方式——视频、照片和文字，都意味着挑选、组合与再现，都是拍摄者、上传者们思考过的结果；每一个挑选的部分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个主题下的每一个再现形式；全部组合在一起形成互联网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成为拍摄者和上传者想要表达和呈现给“观看者”的内容。以前，苗族拍摄的视频作品旨在记录，无论是歌舞、传统手工艺、传统文化等素材类型的视频还是纪录片，目的是让观看者知道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内容。但社交网站上，拍摄、上传和分享的视频重在“参与性”，被拍摄者直接对着镜头说“欢迎来我们的城市”“来找我们玩吧”“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等营销风格的台词，希望得到观看者的积极响应，哪怕是直接报出城市坐标，也是期望能够与观看者互动，塑造一种“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Web2.0时代强调的是互动和参与；这些视频节目还有另外一层潜台词：你没有积极参加我们的活动，你还算苗族吗？你还是苗族吗？族群身份不仅在与主体民族协商中被确认，也在族群内部中以互动的形式确认。认同感关乎的是怎样行事才恰当，(20)迈克尔·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而当下这种“参与式族群认同”(engaged ethnic identity)侧重于激发族群成员参与到集体行动中。

四、讨论

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了民族情感，也强化了认同。随着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节日的形式和内容也在变化。但这些“变与不变”是社群发挥能动性，与外界在互动中传承和创新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苗族难民被安置在欧洲以后，吸收了欧洲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传承了苗族传统文化，体现在举行圣诞节、跨年夜、复活节、苗年等节庆活动中。此外，法国苗族还结合欧洲夏季长达一个月的假期举行夏日祭，给欧洲苗族提供一个空间和平台相聚、交流，从而增进情感和认同。对于苗族孩子和青年而言，这些节庆活动也是了解苗族文化的契机，无论是“叫魂”仪式、“苗族菜肴”还是苗族歌舞，亲眼所见、亲身参与而获得感性认识，亦形塑了个体的族群认同。

法国苗族在社交网络上通过分享苦难叙事、分享节庆活动视频、在线展演族群身份，来进一步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即形成了“迭代认同”(iterated identity)的模式。而且，Web2.0时代侧重的互动与参与，出现了“参与式族群认同”。线上的行为与线下的活动是嵌合的，举办活动前在Facebook发起志愿者招募、节目征集、征文大赛；举行活动时在社交网站上同步直播或上传活动现场照片；活动结束后在社交网站上传活动剪影的视频和图片，在当地报纸上刊发相关报道。这些文字、照片和视频进一步激起和强化了读者的情感黏着，激发族群成员参与到族群行动中。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各国都强调塑造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即使属于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下也会产生较大差异。跨国迁徙40年后，欧洲各国的苗族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训下，越来越融入本国文化，也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国家认同。传统节庆活动的安排，亦随着居住形态、工作时间、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德国苗族社群放弃了传统信仰，各类节庆活动也倾向于以团聚叙旧为主。法国苗族社群的节庆活动更加多元，保留了传统庆祝的“叫魂”仪式、“丢包”活动等，还结合法国夏季公共假期，创办夏日祭活动，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族群团结、加强族群认同，又强调了地方融入和法国国家认同。

族群认同在不断与外界互动中形成和强化，而对于迁徙的群体来说，彼时彼刻的文化习俗不一定契合此时此地，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欧洲苗族社群接纳当地节日、改变传统节日活动、创造新节日，这三种方式的目标和意义都指向凝聚族群成员，促进族群成员参与，在新环境中再造家园。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庆，以祭祀祖魂、禳灾佑安为主的苗年活动，包含深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给四处离散的苗族难民以慰藉，同时还营造了一种灵活开放的状态，在异域也得以传承，达到族群认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