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健 秦立红 张国梁 刘基伟 赵玉民（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李姣（全国畜牧总站）

我国是世界上牛品种最多的国家，养殖的牛亚科动物以黄牛品种居多，分布全国29个（34）省（区、市）。现有的72个牛品种中，有52个地方黄牛品种、7个自主培育品种。其中，以秦川牛、南阳牛、鲁西牛、晋南牛、延边牛等5大地方良种的性能较好，遗传性能稳定，体格较大，挽力较强，肉质性能好。这5大地方优良黄牛品种，一方面是我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重点，另一方面对我国其他地方黄牛品种改良起到一定的作用。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牛业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同步变革，养牛的用途逐渐发生变化。地方黄牛遗传改良与肉牛产业的发展同步，呈现渐进式过程。黄牛改良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1978年

这一阶段，黄牛改良的目标主要是提高役用性能。养牛的主要方式是放牧饲养（主要以草原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天然草原放牧、农区草山草坡和小面积草场放牧）。同时，在小范围内兼顾乳用和肉用性能的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人工授精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普及，改良的后代更加健壮，“黄牛改良”获得普遍认同。

这一时期，5大地方良种突出役用性能选育，体型结构和体重发生明显变化，体格变得较为高大，体重增加，在役用性能明显增强的同时，肉用性能亦有所改进。这一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一盘棋，以草原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为主，布局了核心场、育种场、扩繁场等国有牧场和农村社队集体饲养基地；农牧渔业部统一调度、指挥，成立了育种协作组，开展联合育种、联合攻关。

这一时期，所养牛只，或是国有牧场所有，或是农村社队集体所有。这期间，由于组织协调有力，中国草原红牛、新疆褐牛、三河牛等新品种群基本形成。地方种和育成种的产肉能力明显提高，断奶小公牛直线育肥至18月龄，胴体重提高20%以上，且肉质鲜嫩多汁，已经能够产出评分3分以上的大理石肉。

这一阶段，养牛是区域性保障供给的一部分，是农区以马为主要耕作畜力的重要补充，没有牛业经济的意识和概念。沿袭农耕文化的传统，养牛为耕作而不是为吃肉。这期间，黄牛遗传改良以本品种选育和定向杂交（导入杂交和级进杂交）为主要方式。

二、第二阶段：1978—2000年

这一阶段，地方黄牛大规模用作杂交生产的母本，农区养牛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由于大型农业机械装备数量有限、小型农机具使用规模不足、马匹需要精细饲养而成本较高等因素，从“分社变组”到“分田到户”，农业生产的作业动力严重不足。在此情况下，农区养牛业得以迅猛发展，以引进西门塔尔牛等改良地方黄牛，后代体格壮硕、适应性强、兼有犊牛和部分牛奶产出，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为了保护“耕牛”，后期还实行了“牛照”制度。

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消费阶层分化，老百姓对牛肉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因广泛推行人工授精技术，农民不用饲养种公牛，普遍接受“母牛留养、公牛出售”的生产方式，流传着“母牛见母牛、三年五个头”的说法，农户养牛开始走向规模化，农区养牛规模空前发展，养牛业初步显现了经济功能。由于缺少放牧条件，农区养牛主要采用舍饲、半舍饲模式，粗饲料供应成为新的问题。此时，国家开始调整政策，建设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3大肉牛产业带，建立秸秆养牛基地县，养牛和养猪一样给予一定面积的饲料地。

这一时期，以引进品种为主，建立了种公牛站，杂交生产成为主导方式，与二元猪、三元猪生产相似，外本二元杂交、外本三元杂交、终端杂交、轮回杂交等经济杂交模式，以及级进杂交、导入杂交等定向杂交模式，均有所尝试。这期间，取得了系列成果。其中，中国草原红牛1985年鉴定，吉林草原红牛1986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草原红牛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西门塔尔牛的育成，是农区为主的肉牛业生产中，定向杂交育种的成功案例；东北肉牛带取得了220千克胴体重的可喜进展；同期奠定了夏南牛、延黄牛、辽育白牛、科尔沁牛、云岭牛、蜀宣花牛、利鲁牛、肉用秦川牛、肉用草原红牛的育种基础。但在经济杂交中，外来品种较多，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布局，部分地方种过度“被改良”。

这一阶段，养牛体现了役用和经济价值双重功能，养牛业开始从副业向主业转型，牛业经济和肉牛产业经孕育孵化初具雏形。这期间，黄牛遗传改良，洋为中用、引种为了杂交，经济杂交普遍盛行，定向杂交和混乱杂交并存，级进杂交、导入杂交奠定了杂交育种的基础。

三、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

这一阶段，肉牛养殖业兴起并达到巅峰，继而回落，地方品种优良特性挖掘再上日程。2004年，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出台了系列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取消了农业税、土地税、乡统筹、村提留，实行粮食生产四项技术补贴、农机具补贴。至此，“耕牛”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畜力的舞台，耕牛向肉牛快速转型。肉牛产业的发展，开始走向正轨，在注重牛肉产量的同时，牛肉品质也得到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肉牛规模化饲养发展较快，优质肉牛产业化发展思路日趋成熟，相继建成了皓月、科尔沁、雪龙、秦宝、西部牧业、恒都、夏华等大型肉牛养殖加工企业，涌现出了一批集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中小型企业，形成了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肉牛产业链，建立了企业为龙头、龙头带基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运营模式。中国的牛肉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市场需求出现差异化趋势。养牛数量跃升为全球首位，牛肉产量跃居全球第4位。但国产牛肉仍然无法满足我国消费需求，牛肉进口逐年增多。

这一时期，前期开展的定向杂交改良开始收获成效，一批肉用牛品种通过国家审定。采用级进杂交方式育成了辽育白牛、蜀宣花牛；采用导入杂交方式育成了夏南牛、延黄牛；采用三品种杂交方式育成了云岭牛；采用本品种选育方式育成的秦川牛肉用品系；采用导入杂交方式育成的草原红牛肉用品系通过专家鉴定。采用级进杂交方式育成的利鲁牛、采用本品种选育方式繁育的渤海黑牛等特色种群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这一时期，在种植业全程机械化的推进和农机具补贴的同时，养牛成本增加而比较效益下降，新生代农民普遍接受“铁牛”的机械化作业，农区、半农半牧区母牛弃养普遍、出栏加快、屠宰增多，导致农区、半农半牧区养牛数量锐减，母牛存栏总量急剧下降。继2007年的猪肉危机，从2010年起牛肉供给处于紧张状态。3大肉牛带的肉牛产业，不同程度地出现衰减状态，母牛饲养量下降、肉牛出栏量减少，3大肉牛带饲养的地方品种群体规模也有所下降，肉牛产业区域布局处在震荡调整之中。由于牛的繁殖周期较长，短期内难以恢复，相关部门随即出台了能繁母牛补贴政策；这期间，我国加大了牛肉进口力度，相继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签署了FTA协议，牛羊肉进口成为重要内容。此时，以往饲养在地域相对偏僻、经济相对落后、洋种化改良难以覆盖区域的地方牛种，再次成为肉牛繁殖和养牛业复苏的重要基石。

这一时期，传统肉牛产业薄弱的南方区域，因农业结构调整、肉牛产业复苏政策的刺激、肉牛养殖效益回升等，南方肉牛带得以快速发育成长。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由于更加重视民族种业的发展，更加重视牛肉品质的提升，更加重视地方种的保护和利用，因此地方黄牛的肉用性能选育提上了日程。在杂交生产大潮下得以保存的郏县红牛、平凉红牛、夷陵牛、大别山牛等地方种群，显现出超前的发展活力。一些龙头企业开展肉牛良种繁育工作，形成了科尔沁牛（科尔沁集团）、沃金黑牛（皓月集团）等种群，达到了一定的饲养规模。

这一阶段，肉牛产业跌宕起伏，逐渐步入正轨。农业农村部颁发了国家肉牛遗传改良计划，遴选了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38家（44家：2014年10个，2015年11个，2017年10个，2018年7个，2019年6个），其中地方种核心育种场9个（10个）。这期间，我国地方黄牛改良产肉量和牛肉品质性状兼顾，更加重视地方黄牛优良基因的挖掘和利用，可望形成自主品种为主导血缘的肉用种集群。

地方黄牛遗传改良经历了三个阶段，最终目标是打造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科技为引领、以政府为指导的肉牛遗传改良体系；构建中国特色肉牛种业体系，整体推进中国特色肉牛产业现代化进程，全面增强肉牛产业国际竞争力，培育自主品牌和现代肉牛育种企业；因地制宜、因牛制宜，分类施策，联合育种、联合攻关；开展地方黄牛肉用性能选育，加快形成特色明显、肉质风味优良的肉用新品种集群；聚集特色、产能、质量、效益整合优势，全面提高肉牛产业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