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磊， 贾彦焘

1.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381；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300193

新冠肺炎属于中医“疫病”范畴，两千多年以来，中医药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独特的优势与明显疗效[1]。《素问·刺法论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认为素体亏虚、外感疫毒是感染新冠肺炎的主要原因，而正气亏虚是导致疫毒之气入侵人体而发病决定因素，在本次疫情中，合并基础疾病素体亏虚的中老年人死亡率最高。而肺癌患者患病日久，肺气受损，特别是经过治疗(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等）后，多处于免疫抑制状态，使得肺癌患者成为更易感染其他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群体。

1 中医对新冠肺炎的认识

传染病的流行特点为传染性强、症状相似，中医学将此类疾病称之为“疫病”。新冠肺炎从五脏定病位来看，主要病位在肺与脾[2-4]，临床症状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其中伴消化道症状亦不少见。《医门法律·肺痈肺痿门》中云：“人身之气，禀命于肺，肺气清肃则周身之气莫不服从而顺行”。肺主一身之气，有主持、调节全身各脏腑之气的功能，肺为娇脏，易受疫毒燥邪所伤，燥性刑金，肺气上逆之时，可出现气短、干咳等症状；脾喜燥恶湿，易受疫毒湿邪所犯，若脾为湿困，升降失调，可见纳差、便溏等。仝小林等发现新冠肺炎患者的舌苔多厚腻或见腐苔，湿浊较重，且武汉地区气候湿润，整体呈现外湿与内湿一致的现象[5]。杨家耀等[6]对90例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中医证候与体质分析显示湿阻中焦、寒湿袭肺为主要中医证型，痰湿质、气虚质、血瘀质、湿热质为主要体质类型。现多数专家认为新冠肺炎属于“疫病”“湿疫”，但由于发病地点、患者体质及生活习惯不同，又有湿毒疫、湿热疫、寒湿疫等不同类型，终致内湿与外湿相合而发病。

2 肺癌患者为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

2020年2月14日，何健行团队首次分析了肿瘤患者发生严重COVID-19的风险情况，研究发现与没有肿瘤的患者相比，肿瘤患者患COVID-19的风险更高，并且预后较差，而这其中肺癌患者最常见[7]。贾英杰认为肺癌发病的根本因素为脾胃虚弱，当前疫情下肺癌患者多存在脾虚湿盛的病机特点，这使得肺癌患者更易感染新冠肺炎[8]。人体的免疫系统在清除病毒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9]，新冠肺炎目前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免疫自限性疾病，因此，其发病及严重程度与患者免疫功能有着密切联系，而作为细胞免疫最重要的T淋巴细胞，通过不同功能的T淋巴细胞亚群进行免疫调控作用。新冠肺炎患者的淋巴细胞比例和数量会出现不同程度减少，尤以CD4+和CD8+的T淋巴细胞数量显著减少为主[10]。重型患者出现发热、干咳、气短、呼吸困难、肺部CT影像可见双肺呈弥漫性病变[11]，此时患者处于机体免疫失衡状态，淋巴细胞总数明显下降，中性粒细胞数量增加，部分炎性细胞因子(IL-6、IL-10等）表达明显上升[12]。而当机体出现恶性肿瘤时，因肿瘤分泌某些因子，使得CD3+、CD4+、CD8+含量降低，特别是CD4+/CD8+平衡打乱，导致机体免疫反应紊乱[13]。CD4+/CD8+比值明显下降时，肺癌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处于免疫抑制状态，机体识别和杀伤突变细胞的能力下降，不仅会加快肿瘤细胞生长速度，同时也使肺癌患者成为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

3 病因分析——“培土生金”与肺部疾病

“培土生金”法，即补脾益肺法，是借助五行相生的理论，用培补脾土的方法，来使脾的功能强健，以治疗肺脏亏虚的方法[14]。“培土生金”的理论来源于中国古代五行学说，《黄帝内经》首次间接地提出了土生金的五行相生理论。从五行关系看，脾属土，肺属金，土生金，脾肺乃母子关系，肺气充足与否，赖于脾之生化功能是否正常[15]。“肺为主气之枢、脾为生气之源”；脾主运化，为胃行其津液；肺主行水，通调水道所以，脾和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气和水之间的关系。《薛生白医案》云：“脾为元气之本，赖谷气以生，肺为气化之源，而寄养于脾也。”肺主呼吸，吸入自然界清气；脾主运化，摄入水谷精微之气，清气与水谷精微之气生成宗气积于胸中，走息道、助呼吸，贯心脉助心行气血，因此正气盛衰与肺司呼吸，脾主运化功能有密切关系。《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在水液代谢方面，肺与脾胃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脾失健运，胃失和降，水谷不化，津液受损，运化失职，日久气血津液生化乏源，精气无以上承于肺，肺气亏虚；肺病日久，子盗母气，累及脾脏，脾虚运化无力，无以升清肃降，则会出现肺脾气虚等症状。

4 “培土生金”法的应用

肺癌患者患病日久，肺脾亏虚，多伴纳差、脘腹胀满、嗳气、便溏等消化功能减退症状，在治疗中合理运用培土生金法，益气以助肺脾之气，养阴以补肺肾之阴，应用人参、黄芪、白术、茯苓、陈皮、鸡内金等益气健脾、补中和胃的药物以抑制肿瘤生长，提高患者生存质量。金海浩[16]收集清代以前古籍中体现“培土生金”法的医案202个，运用频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使用频次较高的方剂依次为补中益气汤46次、六君子汤40次、麦门冬汤17次、参苓白术散17次、沙参麦冬汤13次、四君子汤8次、保元汤7次、归脾汤6次，根据方剂药性将培土生金法的应用分为甘温、甘凉及甘平三种[17]。

4.1 甘温培土，其治在脾

《金匮要略》中黄芪建中汤提到“疗肺虚损不足”，实为甘温培土生金法之开端。李东垣提出“脾胃一虚，肺气先绝”，将张仲景提出的温中补虚法发展到健脾益气，从而丰富了培土生金法的内容。后又见薛立斋医案中“补脾土以生肺金”之法治疗喘咳的案例。多项验案及研究表明，甘温培土生金法有明显的临床疗效。本法主要适用于肺脾气虚证，适用于久咳短气、痰液清稀、畏寒肢冷等为主要表现的肺脾气虚、脾阳不足之证。常用方剂以六君子汤或补中益气汤加减，药用黄芪、白术、人参、白术、茯苓、陈皮等。

4.2 甘寒滋阴，养胃润肺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曰：“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开辟了甘寒养阴法的先河。热犯上焦，津液耗损，津伤致阴虚，阴虚则火旺，虚火上炎，肺胃气逆，以致咳喘；肺胃津伤，津不上承，故咽干少痰，咯痰不爽。此虽见证于肺，而其源本于胃，若用苦寒直折法易伤胃气，宜用甘寒清润之品。麦门冬汤重用麦门冬甘寒清润、滋液润燥，清虚热；人参、大枣、粳米、甘草，温而不燥，益胃气，养胃阴，中气盛使“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即为“培土生金”；佐以少量半夏，既降肺胃之逆气，又不致燥伤阴津。全方主从有序，润降得宜，生胃津，润肺燥，为“虚则补母”“培土生金”之精用。

4.3 甘平培土，行气化湿

肺癌之肺脾气虚者，或部分新冠肺炎患者，患病日久，或素体虚弱，脾胃亏虚，健运失司，痰浊滋生，或肺气虚损，母病及子，脾气亦虚，可见咳而无力、神疲乏力、自汗畏风、食少纳呆、咯痰清稀、无明显寒热偏向，舌质红、苔白、脉细而无力等。常用参苓白术散加减，本方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药性平和，温而不燥，在四君子汤基础上加山药、莲子、白扁豆、薏苡仁、砂仁、桔梗，是治疗脾虚湿盛证的常用方剂，全方补中气，渗湿浊，行气滞，使脾气健运，湿邪得去。

5 结语

中医认为新冠肺炎属于“疫病”范畴，湿邪为主，病位在肺，与脾胃相关。周岱翰[18]认为肺癌的病位在肺，与后天脾、先天肾两脏密切相关。肿瘤患者多正气亏虚，为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贾英杰指出肺癌患者预防新冠肺炎的关键在于顾护脾胃，尽快恢复脾胃功能，使正气得以充养，病安从来[8]。多项研究显示“培土生金”法通过调补脾胃以治疗肺部疾病，尤其是肺脾两虚证患者有明显疗效。培土生金法依据寒热偏性，又分甘温、甘凉、甘平的不同。因此，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应当立足于中医整体观，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遵循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在对肺癌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灵活运用“培土生金”法防治新冠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