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摘要：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的凸显是由其自身的内在属性及其在族际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国家要进行族际整合，就必须对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理解，以促进族际关系的和谐与发展。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互动主要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国家与各个民族对符号话语的竞争；二是国家与民族对符号功能的定位；三是国家与民族在族际整合的互动中对符号秩序的建构。其实质是各个民族都试图通过对政治符号所隐含的政治权力进行控制以实现各自民族群体的政治利益诉求。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需要建构一种以国家共同体利益为价值导向的政治符号系统，在各个民族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而又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对各种民族政治符号的有效整合，最终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政治符号

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0）23-0080-15

The Highlight，Interaction and Essence of Political Symbol in the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Zhang Yong

Abstract：The prominence of political symbols in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is determined by its own internal attributes and its important role in interethnic integration.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harmony and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the country mus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and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symbols in the interethnic integration.The political symbol interaction in the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forms：firslyt，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each nation on the symbolic discourse；secondly，the orientation of the symbolic func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thirdl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mbolic order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 in the interethnic integration.Its essence is that each nation tries to realize the political interest by controlling the political power implied in the political symbol.The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symbol system oriented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On the basis of full respect for each national political position and mutual respect，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political symbols，and eventually promote the interethnic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Key Words：multi-ethnic country；interethnic integration；political symbol

多民族是当今世界大多数主权国家的基本形态[1]，“多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着多个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2]而在多民族国家中，具有自身特定属性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互动趋势，即民族与国家的整合与分离。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复杂交错的今天，国家内部的稳定与团结是促进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条件。因此，“多民族国家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必须适时调整族际政治关系，把多个民族维持在统一的国家共同体当中。”[3]这一过程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政治视野中的族际整合其实就是政治权力主体利用权力机制对族际关系进行调适与整合的实践。在族际关系的调适与整合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结构变量就是族际整合中所涌现出的大量政治符号。“政治符号是一种使用政治力量的工具，这类符号包括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教会或意识形态等；而且某种政治符号的出现总是与社会价值重新分配有关，同时政治符号和政治惯例与文化中所有的符号和惯例是相互关联的。”[5]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各种政治符号的具体表现及其相互关系，就为族际整合中对政治符号的分析提供了要素基础和切入视角。“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6]符号就是在特定场景中对各种社会行为或意义的抽象和表达，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过程中，大量的政治符号与不同的主体利益和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所以关注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號问题也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关于政治符号与国家认同的议题，国外学术界一批研究者如霍布斯鲍姆、林·亨特、小野寺史郎等人很早就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7]。虽然目前我国学界还没有与“族际整合与政治符号”直接相关的研究，但都从各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政治符号、政治象征与政治整合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也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任军锋认为，“任何国族共同体的建构都需要有一套为大多数成员共享的符号体系（如国旗、国歌、国徽、纪念日等等），它帮助在共同体内各利益群体间达成某种意义共契”[8]。殷冬水认为，“在现代国家，国家象征的表达是法治化的、仪式化的和技术化的，这使得国家象征被内化成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积极力量。”[9]胡国胜[10]、吴玉军[11]等人认为国家通过主导政治符号话语权进而能够通过政治符号强化国家认同。胡锐军认为，“政治冲突的符号系统是政治冲突运行的重要标志、手段和中介，正是通过它们，政治冲突才得以表达、释放和实现，因此也是治理的一个切入口和关注点，是政治冲突情况发展的晴雨表。”[12]此外，还有学者通过陵墓、货币、广场等具体符号分析政治符号在政治认同建设中的运行逻辑。李恭忠认为，“中山陵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现代政治文化内涵的公共符号，集中体现了国民党借助伟人墓葬来塑造主流历史记忆、营造新式象征权威、增进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13]欧阳彬从文化学视野出发，认为“现代货币作为国家主权的产物，具有极强的文化认同意义。”[14]钟靖通过对上海人民广场的系统分析，认为“人民广场作为一个政治权力的表征完全被镌刻入人民的价值判断体系中。”[15]文红玉[16]、周韧[17]等人还分别就国庆纪念日、邮票等具体的政治符号进行了论述，从不同的角度展述了政治符号与国家认同建设的结构范式。

总体而言，虽然大多数学者的论述从宏观和微观上为政治符号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一般性的政治符号理论与具体的符号实体分析之间，对国家或民族不同层级政治符号关系等中观层面的符号研究还比较缺乏，对政治符号与政治权力实践的关系研究还有待加强。基于此，本文试图以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为分析对象，从族际整合的视角来认识民族政治实践中的政治符号，揭示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凸显的事实，进而具体展现政治符号在族际整合中的互动表现，最后总结族际整合中各种政治符号问题的实质归属，以求加深对族际整合的认识和理解，丰富族际整合的理论基础。

一、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的凸显

政治符号是权力主体对特定的政治实践活动与意义的抽象与表达[18]。在主体感知和认识政治实践的结构中，符号的作用就是在政治实践及其表达之间建构联系，特定主体才能通过特定的符号获得对政治实践的感知和认识，进而形成对不同符号的意义建构和价值判断。在多民族国家通过协调族际政治关系而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过程中[19]，政治符号实际起着意义象征和权力互动的作用，政党、政府等主体必须借助相关的政治符号来把族际整合的理念付诸实践，比如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借以维护政治信任的“党建文化走廊”等。所以，必须重视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以政治符号为中心而形成的各种政治问题是以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系统多样和结构复杂为基本前提的。也正是因为政治符号复杂多样的结构网络及其对族际整合的重要影响，才使得政治符号逐渐成为族际整合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事实上，政治符号对族际整合实践的影响及其凸显，是与族际整合视野下政治符号自身的固有属性和族际整合机制密不可分的。

第一，各个民族的政治符号都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隐喻。符号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抽象载体，各种人群共同体都会通过建构特定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其群体的利益关系和社会诉求，体现群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态。民族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群共同体，各个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结构，因而也会形成各不相同的表意系统和符号网络，如民族语言、民族服饰、民族信仰、民族习俗、民族道德、民族社会秩序等等。各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情感、民族思维等民族群体构成的深层次内容都深深地嵌刻在各种各样的政治符号之中。皮埃尔·布迪厄曾把一种具有自身独特属性的社会空间视为一种“场域”，而在“场域”的自主化过程中则充满着符号的互动[20]。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具有其自身的“场域空间”，而具有民族属性的社会符号则是民族“场域空间”建构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民族特性的形成和传承与民族符号密不可分，符号是意义的载体，特定的政治符号会表现出不同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治需要。而民族的界分往往通过一些显而易见却影响深远的政治符号差异性体现出来。许多历史上的族际冲突往往就是由族际之间的符号差异或对符号的认知差异而引起的。也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符号在族际整合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外各个学科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对“民族”的研究中，都必须对民族政治符号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思考。如厄内斯特·盖尔纳就认为“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21]对符号的关注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关系治理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来说，虽然民族政治符号不是族际关系整合的唯一或决定性变量，但如果缺少对民族政治符号的差异性的理性认知和动态把握，必然对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目的和效果产生不利影响。除了要重视民族政治符号以外，还需要关注民族政治符号的动态演变，也正是由于民族政治符号的变动性才使得对民族政治符号的持续关注变得更为重要。

第二，政治符号影响着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认知和行为指向。民族的政治符号源于民族群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民族群体社会实践活动的符号化又反过来与实践行为形成双向的互动关系，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符号化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哲学创始人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認为人类社会的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诸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随之将符号上升至人之本性的高度，并指出符号才是人的本质，所以“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22]而“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23]民族符号是伴随着民族群体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所以民族政治符号不仅包括在特定场域空间背景下所形成的民族社会生活生产样态，而且作为民族群体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也是一种民族精神面貌的折射形式。俞可平曾指出：“在‘政治符号中浓缩了人类的经验、行为准则和社会秩序，符号不是现实政治的装饰，而是解开现实政治之谜的密码，它不仅包含着历史事件的道德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24]所以在民族共同体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民族政治符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化功能体系，对民族群体的政治社会化和认同建构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形塑民族成员对民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理解，进而对民族群体行为产生指导作用。所以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习惯、社会关系、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结构都是各不相同的。

第三，政治符号是族际政治整合中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工具。“政治符号是人与人，政党与政党间，在政治生活中互动的重要工具，人们借着政治符号沟通彼此的政治理念，达成政治共识，建立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25]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总是要通过特定的符号进行的，而对同一场景的特定意义的抽象形式和方式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符号系统。如英语与汉语的发音不同，英文与中文的结构也不同。但是不同的符号使用者却能通过互相学习满足交流互动的需要，这是因为虽然不同主体对特定场景中的意义进行抽象的符号有差异，但是在特定的情境当中不同的符号所共同指向的实际意义却是相同的。而且人们必须通过这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才能辨别出符号所具体指向的实际意义，如果没有这些符号各异的表现，人们是难以实现互相交流的。其实，对不同符号的学习和辨别的过程就是一个符号沟通与意义整合的过程。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是以更高层次的国家共同体的存在和稳定发展为基本前提的，国家共同体在推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应用国家共同体层面的政治价值符号凝聚族际共识，弥合族际符号差异，建构起族际互动的平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以国家共同体为主体的政治价值符号的建设为例，其对我国56个民族的团结发展与和谐相处起着不可替代的联结纽带作用。故此，在族際整合的过程中，政治符号就是一种族际整合的结构要素，构成了多民族国家族际交流互动的整合工具。

上述政治符号的属性实际说明了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凸显的潜在性，而多民族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则构造了政治符号在族际整合中得以凸显的现实性：

第一，经济文化多元化发展使得某些既有民族政治符号和国家政治符号的意义被解构乃至消失（如某些民族语言、民族服饰的消失等），个体民族与国家整体传统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被不同的群体进行自我解读[26]，使得既有政治符号的族际整合功能弱化，需要通过治理实践对政治符号的意义进行重构，以维护和创新政治符号的族际整合功能。

第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民族政治符号进入国家政治符号结构当中，大量无序化和交错混杂的政治符号通过互联网技术在民族之间流动，其影响也被放大，族际互动中的政治符号秩序问题日渐成为重要的族际治理问题。此外，族际整合的重要内容就是凝聚国家的政治认同，族群互动的符号秩序是建构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所以符号秩序的解构实际上严重威胁着族际整合的有效性和发展性。

第三，在族际互动的过程中，民族政治符号的建构是以民族集体利益为基础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民族群体能够通过利用新技术建构符号互动，符号竞争实际就是一种潜在的整合风险，因为各个民族成员都面临更多样的符号抉择和认同想象[27]，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际并非处于决然对立的立场，关键在于要建构民族政治符号与国家政治符号的有序互动机制。

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是以族际关系和谐发展为重要基础的，所以族际整合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意义重大。但是，作为族际整合工具的政治符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机制的发展，传统的政治符号网络面临着来自其他异质性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符号网络重建就成了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重要内容。

总而言之，不同民族的政治符号对国家共同体的影响程度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模式选择的重要参考，而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则突出了政治符号在族际整合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政治符号才得以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凸显出来。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演变实际就是一个以群化族的过程，人类基于某种共有特征和现实需要，由人组为群，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民族特有属性和共有文化信念，使得特定的人群逐渐形成一个特定的人类族群，进而化之为民族。安德森把民族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就是一种用以凸显其成员特有身份属性的政治符号。可是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形成以后，民族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符号了，而是一种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和权力主体。所以民族政治符号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建设内容，而不同的民族由于其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气质的不同，其所形成的民族政治符号对国家共同体的影响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族际整合实践形式的选择也需要从民族政治符号的影响力上找到其在族际整合中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民族政治符号在族际整合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政治符号的凸显除了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属性以外，更为根本和核心的内容则通过族际整合过程中的政治活动体现出来。

二、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的互动

族际整合有两种基本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一是以政府为主导性整合力量的外在整合，即通过特定的途径实施相关政治政策以整合民族关系，强化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增强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和多民族关系的和谐有序发展[28]；二是作为民族群体构成要素的公众的自我（内在）整合[29]，构成民族的个体成员通过自我整合以获得相应的制度资源、制度归属感和社会安全感，获得社会的保护和认同[30]，也只有在自我整合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自我整合包括主动接受国家认同教育、参与政治事件活动、积极向党政机关靠拢、加入党团组织等等。由于各个民族的政治符号在族际整合的实践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所以不同主体都会受到各种政治符号的影响，而在族际整合中的重要权力主体就是民族与国家[31]。由此，可把族际整合过程中的政治符号的权力互动概括为民族与国家对政治符号的话语竞争、功能定位和秩序建构三种表现形式。

（一）符号话语的竞争

符号是具体实践活动的意义象征工具，而符号话语则是由特定政治活动所体现的政治影响力的符号化。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符号是有特定的意义解释主体和意义指向客体的，符号话语即符号建构主体对符号受众或客体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所隐含的实际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资源。所以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群体、政府机关、社会组织等主体必然形成对符号话语的竞争。符号话语竞争本质上是对政治符号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的竞争与维护，而影响力的核心又在于政治符号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优劣程度及其组织化程度，如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等；而对这些构成要素的优劣程度及其组织结构的评价标准则是与国家共同体所倡导和建构的社会主流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如果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民族传统的构成要素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内在契合的，而且这些要素的组织结构是与国家制度并行不悖的，那么该民族以其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等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民族政治符号体系就可被视为是有影响力的，该民族在族际整合中的符号话语竞争就是具有优势地位的，而且其契合度越高，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也就越大。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来说，代表国家共同体的国家权力机关是族际整合的核心主导，是族际符号话语竞争的引导者和监督者，既要维持族际符号话语竞争的秩序，也要促进国家共同体的有效整合。

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在国家整体的利益与民族群体的利益之间存在张力的同时，民族之间的政治符号竞争和博弈也愈加复杂，使得政治符号的话语竞争愈加重要。首先是民族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开放程度日益提升，民族人口的社会流动和跨境民族问题越来越突出，民族政治符号系统的异质性增强和境外势力的恶意渗透使得在民族与国家的博弈中，境外势力的符号暴力问题更加复杂；其次是在民族发展竞争压力增强的背景下，权力秩序失控和权力腐败现象通过政治符号体现出来，权力的异化催生出政治符号异化问题，既有的国家符号价值和意义基础受到侵蚀，以往的符号系统所维持的社会功能受到挑战；最后是在民族地区社会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成员社会价值信念可能在社会价值多元化发展中被削弱，甚至分解以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等要素构成的民族政治符号的社会价值，加深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话语竞争的无序化发展。

其实，国家与民族作为两种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虽然二者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会通过符号话语竞争的互动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符号互动的表现还与民族与国家对不同的政治符号的功能定位密切相关，如果二者对符号的功能定位存在价值上的根本性分歧，那符号建构的理念和思路就會存在导致符号互动失序的内在逻辑隐患。

（二）符号功能的定位

以民族为建构主体的政治符号和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符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符号系统，而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只有把国家政治符号的意义嵌构于民族政治符号之中；同时也必须在国家政治符号当中体现民族的政治利益诉求，才能有效通过一定的符号整合途径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所以，对政治符号的功能定位，实际是以民族和国家为主体而展开的符号互动形式。政治符号的功能定位是以为特定主体的集体利益和要求服务为基本前提的，并以其政治权力和社会构成要素为基础。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而言，必须以国家共同体所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为政治符号功能定位的引导核心，在政治的博弈与妥协中形塑不同政治符号的政治功能。政治符号“作为人们政治交往的要素，它表征着人们的某种政治意向，同时又是人们沟通政治意向的重要工具”[32]，其功能定位则影响并体现着民族群体的集体利益和发展要求。所以在族际整合的结构和体系中，政治符号的功能定位对于民族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资源吸纳。符号是种族际整合中的身份标识，不同的民族身份往往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分辨出来，如民族语言、服饰、风俗、节日等。而这些不同的符号往往在族际整合的实践中具有资源吸纳的功能，这些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如政府机关为保护民族传统节日活动而设的财政专项支持、民族特色文化所推动的经济旅游发展等。而族际整合中的国家政治符号则具有吸纳社会认同、整合民族认同、强化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建构认同。安德森把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群体只有通过特定的民族政治符号才得以产生对民族身份的认知和民族群体的认同与“想象”。同理，民族群体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也是通过特定的国家政治符号得以建构和强化的。所以政治符号具有整合民族成员和民族群体之间的分歧，建构民族认同和促进国家认同的功能。

第三，社会动员。政治符号具有凝聚民族群体共识，在民族政治活动中动员社会民众的作用。民族作为一种社会或政治的共同体，其集体诉求和利益的实现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才能整合其为实现利益所必需的社会政治资源，特定的政治符号（如标语、口号等）的功能就体现在动员成员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同样需要通过一定的政治符号来动员社会成员、整合社会资源、巩固国家综合能力竞争的社会基础。

第四，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实际就是一个政治主体建构公众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认同的过程，而政治符号则是政治主体实施对公众的政治意识传递和认同教育的工具，所以政治符号本身就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政治符号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向民众传递政治信息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33]民族共同体代表会通过民族政治符号进行民族传统和民族历史记忆文化的传承，促进民族群体教育，而国家则通过民族整合强化国家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综上所述，虽然民族政治符号和国家政治符号都有其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建构逻辑，但国家与民族在族际整合的政治互动中，二者对各自的政治符号系统的功能定位却是一个博弈与竞争的过程。一是民族政治符号的定位可能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发生冲突；二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有序发展可能忽视或牺牲特定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正是为了应对这种不利于族际整合的政治风险，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建构符号秩序就成了政治互动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三）符号秩序的建构

“符号伴随着人类的各种活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中介和标识，既是孕育政治秩序的逻辑基础，又是推动政治秩序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34]符号秩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符号网络结构和状态，而作为一种既有结构和既定状态，符号需求的增加或减少，对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所以建构符号秩序就有两种基本的方向，即对符号需求的扩张和限制。就族际整合而言，国家政治符号的需求在于满足或促进国家对各个民族的有效整合，维护族际和谐；民族政治符号的需求在于满足或体现民族群体的政治愿望，增进民族利益。民族与国家在政治整合的符号互动中，“当一个需求受到挑战时，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冲突，需求价值和以其名义提出需求的集团就有着扩张的趋势。”[35]而族际整合则是为了合理控制民族之间的利益需求扩张，压缩民族政治符号需求的基础和膨胀空间，促进民族团结。所以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建构符号秩序的核心就在于控制不同主体的符号需求。

符号需求取决于政治实践的需要，符号是为权力实践服务的，“符号不仅仅是意义与沟通的工具，它更是一种权力技术的工具。”[36]所以权力实践中对政治符号秩序的建构就必须注意其结构性和生成性。其一，政治符号是权力主体结构性的关系象征。民族与国家的符号秩序是以民族与国家的权力关系为核心的，民族权力是服从于国家主权的，国家的存在是民族发展的前提，只有民族认同，才能促进国家共同体的繁荣与发展。其二，政治符号的生成性表明，符号是在社会实践中提炼并在经验中予以建构和重现的，是作为整个存在的人类政治实践的抽象，而符号秩序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其三，符号需求的产生除了符号建构主体自身的需要外，还包括非主体性因素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虽然各个民族都有建构其民族政治符号的需要，但是大量其他民族和境外势力的影响，也会对民族符号的自身需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符号产生以后，反过来会强化和塑造现实的秩序。”[37]国家通过控制权力主体的符号需求建构符号秩序的方式，其实也是族际政治符号互动与整合的过程，通常包括三种具体的路径选择：

第一，实行符号引领的政策，建构以某些符号系统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并存的符号秩序结构。国家对族际整合中的符号秩序具有潜在或显在的领导核心地位，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伦理是将国家主权落实到‘人民头上，通过保障普遍的公民权利以及开展国家化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包括对国旗、国歌、国徽等象征符号的运用），将‘人民（the People）塑造成‘民族（the Nation，或可言‘国族），从而形成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人们共享一种价值观并在情感上彼此产生认同的政治共同体。”[38]所以作为共同体利益象征的国家是动用共同体的力量来建构族际整合中的符号权威，通过政治系统的有效运作来强化其共同体象征地位和族际整合秩序，其在符号秩序建构中的地位亦然，所以代表国家力量的政府机关必然以国家代表的形象在族际整合的过程中引领民族政治符号的建设。

第二，实行符号同化的政策。某种主体符号对另一种主体符号的同化，一是要提高其自身符号系统的包容度，扩大自身既有符号的解释空间；二是要控制其他主体的符号强化政策，通过符号替换等方式逐渐减少日常生活中被同化符号的场景和频率。所以，不同的符号整合政策必须以其政策基础为参考，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有学者在分析加拿大的族际政治整合时发现，“居于主导地位的英裔加拿大人与土著民族（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矛盾，通常被称为‘第一民族之争。”[39]因为英裔加拿大人认为自己在加拿大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是“第一民族”；而土著民族则从居住时间上认为他们是北美最早的居民，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成为“第一民族”。此外，英裔加拿大人与法裔加拿大人的“建国民族”之争，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主流文化”之争等[40]是加拿大族际符号竞争的重要体现。但是，在多民族国家中，过激化的符号竞争必然影响国家上层建筑的稳固，符号同化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符号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政治价值的，但是一旦把符号与群体利益联结在一起就成为了一种政治竞争工具，所以以科学合理的符号同化方式来建构族际整合中的符号秩序实际也是一种重要的实践策略。

第三，实行符号清除的政策。实施符号清除的政策情境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暴力驱动情境，二是发展驱动情境。如果是在暴力驱动的情况下，符号清除就是最具极端性质和暴力属性的符号秩序建构途径，比如只用一种语言和文字而把其他权力主体的语言和文字符号清除等，对于文化构成多样化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极端政治专制的体现。例如秦始皇为了统一中国而实行了“焚书坑儒”，这就是一种对特定符号的暴力清除行为。清除其他符号的历史记忆，只用一种特定的政治符号系统，以单一性建构稳定性，彻底解决不同主体间的符号秩序问题。但是如果是在实践发展需要的驱动下进行的符号清除，那就是一种合理的符号秩序建构行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某些特定的政治符号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阻滞因素，那么就必然在实践需要的驱动下逐渐淘汰和清除某些过时的政治符号，以维持政治符号秩序的结构稳定和价值转化，比如中国传统的“官老爷”符号逐渐在历史的演进中被清理出政治符号的结构网络，因为现实的政治秩序不再需要这样过时的政治符号。“政治符号的生命力就在于随着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而不断改变角色，成为展现时代观念变迁的媒介，每当社会产生一个新的观念，就会有一个代表这一观念的符号应运而生。”[41]所以符号清除也是政治符号秩序的一种重要建构途径。

虽然国家共同体的代表机关是符号秩序的建构主体，但是民族共同体作为符号的生产者，在国家进行符号整合的过程中，对符号整合的集体抵制也是不容忽视的。民族符号并不只是被动的整合对象，当民族不愿被整合时，民族政治精英便可广泛动员其民族集体力量，在族际整合中与国家进行博弈，甚至导致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矛盾和符号冲突。维护和实现民族权利是促进族际整合的根本所在，而民族政治符号的需求则是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的重要体现，而这也正是符号互动与整合中民族与国家形成博弈的根本合理性所在。

面對如此复杂的政治符号互动关系，似乎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压力严重威胁着族际整合政策的有效实施。其实，不管民族群体对国家的符号整合政策有什么样的反应，都要明白符号只是民族利益的表达形式而已。要对族际整合中的符号秩序和符号冲突问题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必须对政治符号背后的民族与国家的权力关系有一个理性的分析，而这也是政治符号问题的实质所在。

三、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问题的实质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虽然政治符号的互动形式和结构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政治符号问题的实质逻辑却是大同小异。族际整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寻求国家认同的过程，而政治符号则具有认同建构的功能。认同建构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所以政治符号自然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族际整合途径，因为“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强加各种现实建构原则的特定符号权力，就是政治权力的一个主要向度。”[42]而政治符号所隐喻的政治权力则是分析政治符号问题的实质所在。政治符号“直接运作于权力过程之中，发挥着改变、建构或者维系权力实践的作用。”[43]所以我们可以以此为理论基础来进一步分析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问题的实质。

（一）现代国家建设与政治符号问题的隐现

政治符号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政治生活之中的，但是对族际整合中各种政治符号问题进行实质分析，必须关注的是现阶段多民族国家政治符号问题产生的国家-民族社会背景，即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民族互动和民族社会的发展。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民族化，即将疆域内相对没有联系的地方性群体建设成为较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实现民族构建。”[44]而民族构建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族际整合的过程，“就这一整合过程而言，部分地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更多地是国家权力意向性行为的结果。”[45]所以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不仅是要在宏观的治理系统中获得政治符号的认同性，而且还需要在符号建构的结构和形式上获得有序性。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民族政治整合的关键问题就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46]但在经济社会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国家建设不仅体现出认同异质化，而且还具有对既有秩序的分化消蚀作用，并且更多的时候是其分化同质和建构多元的一面。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分化。而分化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问题与冲突。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中存在政治社会矛盾是一个基本的也是历史的事实，无论是历史久远的王朝国家时代还是结构巨变的民族国家时代，民族问题总是会以或大或小的政治冲突形式显现出来。只是民族问题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和对族际整合的实际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所以其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问题也是随着民族互动的发展或隐或显的。此外，对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分析，一个必须关注的社会思潮就是以自我孤立、极端保守和盲目排外为基本特征的狭隘民族主义[47]。虽然族际整合是以国内的民族为整合对象，但国外的影响早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深入民族内部，在各种媒体融合交互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所以必须清楚地看到，现代国家建设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不仅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被消解，反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尤其是在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国家，使部分民族群体或成员（甚至某些国家）更加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视角去追逐其民族群体利益[48]。政治符号问题的形成则与这种深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博弈密不可分，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存在，才使其得以通过各种政治符号问题的形式逐渐体现出来。

（二）意识形态博弈与政治符号认同

对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问题实质的分析，还需要关注的就是民族与国家之间政治的博弈目的。民族共同体通过特定的符号权力来建构民族认同，凝聚起足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集体力量，实现其政治利益诉求。所以从根本上而言，族际整合中的政治博弈实际上是民族群体对民族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政治地位等关联民族发展的社会资源的竞争以及国家通过一定的政治资源分配来实现其国家权力的过程，而政治符号就是最恰适的博弈工具。所以，只有进一步分析民族政治符号与国家政治符号的存在基础，才能进一步理解族际整合中政治符号认同的辩证关系。

第一，民族政治符号是以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为能量基础的。所以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形态是民族政治符号竞争与博弈能力的决定性基础。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形态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把握：

一是民族共同体的存在特征，具体包括民族群体规模、民族地域分布、民族人口所占国家总人口的结构比例等。一般来说，人口规模较大、地域分布比较集中以及占总人口比例较大的民族，更容易形成民族认同感和集体利益关系，有利于动员其民族成员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政治实践的符号化，也更容易形成族际整合中的利益博弈；

二是民族群体成员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形成民族群体的行动结构，促进一致行动共识的形成，增强集体行动的效果；

三是民族的结构支持情况。民族政治符号与国家共同体的契合更有利于增强其影响力。如果一种民族政治符号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被广泛使用，就更能动员该民族在特定领域中的支持力量，对民族政治符号的竞争形成结构性的支持。假设某种民族语言被视为官方语言之一，那么该民族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就有了一种结构性的政治支持。

第二，国家政治符号建构依托于政治结构的有序运行。政治符号是民族、国家、族际整合整个权力实践链条中的重要构成，国家是整个政治符号系统的捍卫者，为民族群体提供了基本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建构国家认同的目的是要使不同种族、性别、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凝聚成同一个和谐有序的国家政治共同体，所以国家认同是一种整合的力量，是政治一体的根本表现。因此，“国家认同建设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49]。而对国家政治符號的认同则是国家认同的体现，或者说国家认同包括对国家政治符号的认同。符号作为人类最直观的意义表达方式，是人类进行社会沟通和交往的重要途径，所以政治符号的有序发展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而政治符号的有序则是以国家政治结构体系的有序运行为根本制度保障，虽然国家政治结构的搭建需要依托一定的政治符号来具体展开，但是这种政治结构一旦开始运行就会对国家政治符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包括符号的建构、维护和消灭等。

第三，国家政治符号认同建设需要以民族政治符号为基础。在族际整合中，正如前文所言，民族互动频率和范围的扩大会对既有政治符号产生结构性的冲突（如符号意义的解读、族际之间的符号差异、符号包容性等问题），但是这种客观存在的符号冲突也是符号同质性建设的必要环节，而国家整合的重要实践就是控制这种符号冲突的无序化和扩大化发展，同时也建构起包含各方的具有同质性的特定含义和意义表达的符号系统。所以必须强调族际整合中的国家政治符号认同建设以降低族际符号冲突，减少族际交流中的符号阻碍，加强族际关系的和谐互动，进而实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共同发展。国家政治符号认同建设是在共同的价值理念的主导支持下，建构兼容并包、和谐有序的符号系统，增强各个民族群体与国家共同体在对符号意义解读层面上的价值统一性。从更宏大的视角看，符号作为一种人类群体的象征，其民族性才彰显其世界性，即“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快速全球化的今天，符号不再被界定为某一民族、阶级、群体的产物，而是世界的产物。所以政治符号不仅要满足特定群体的需要，也应该满足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能满足全人类发展需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符号。

综上而言，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问题的实质就是在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与国家以民族政治符号认同和国家政治符号认同博弈的形式，竞争政治符号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在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政治符号自然就成为民族群体表达和实现其政治经济诉求的工具，也成为国家促进族际整合和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而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冲突或者说不和谐只是民族以此来表达其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不满，也正是由于政治符号问题的凸显，政治符号也就成为促进族际整合的重要突破口。

四、结论与讨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多民族主权国家的族际整合俨然已经成为国家综合能力竞争的重要基础。而且，在以往的民族政策、历史文化等族际整合机制建设当中，政治符号实际已经成为重要的建设要素，尤其是在族际政治互动的过程中，政治符号认同建设尤为重要。政治符号不仅影响政治权力的分配，政治符号认同也是一种政治博弈的结果。在民族与国家的博弈中，有一种潜在的趋势就是国家符号认同与民族符号认同的分离和对抗，所以必须重视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建设。

民族政治符号是民族政治实践的抽象表达，是民族借以在国家的族际整合实践中进行利益表达的工具。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政治符号问题，区分不同民族符号的性质与表现，采取不同的民族整合政策，在民族政治符号与国家政治符号的普遍性之间建立一种结构性的价值平衡和政治调解机制，强化国家认同，提高不同民族（尤其是边远或边境地区的民族）的国家归属感和安全感，根本是要促进不同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国家政治符号认同是促进族际整合的有效整合力量。国家层面的政治符号是以国家主导价值为基本支撑的权力行为的符号表达。国家作为族际整合的主体，国家符号认同就意味着对国家主导的政治价值的肯定与认同，所以需要重视和强化国家政治符号认同建设，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

“在现代政治系统的权力关系建设情境下，政治符号动员个体进行与他人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50]关注族际整合中的政治符号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这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和国家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更应该深入探索分析政治符号在族际整合当中的作用机理和治理禀赋，促进政治符号在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过程中的价值实现。

参考文献：

[1]陈建樾.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5）.

[2][3][4]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49.

[5]Harold D.Lasswell.Wor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M].NewYork：TheFreePress，1965：10.转引自胡国胜.政治符号：概念、特征与功能[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2）.

[6][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3.

[7]张晒.政治符号建构与国家认同强化研究——以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为分析对象[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2）.

[8]任军锋.全球化进程中的国族建构——以美国为例[M]//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44.

[9]殷冬水.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基于国家象征视角的政治学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6（8）.

[10][33]胡国胜.政治符号：概念、特征与功能[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2）.

[11]吴玉军.符号、话语与国家认同[J].学术论坛，2010，33（12）.

[12][34]胡锐军.政治冲突的符号系统及其甄别和宰制[J].探索，2011（4）.

[13]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J].中国研究，2006（1）.

[14]欧阳彬.货币与民族国家：超越经济学的多学科研究述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2）.

[15]钟靖.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广场作为政治符号的确立——以上海人民广场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1）.

[16]文红玉.符号和形象——以新中国70年来的国庆纪念日为研究对象[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6）.

[17]周韧.政治符号、宣传与隐晦的政治表达：中国邮票图像中的政治蕴涵演进[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71（4）.

[18][25][36][37]章兴鸣.符号生产与社会秩序再生产——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的政治传播意蕴[J].湖北社会科学，2008（9）.

[19]周平，贺琳凯.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J].思想战线，2010，36（4）.

[20][42][法]皮埃乐·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87，134.

[21][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9.

[22][2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5，46.

[24]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5.

[26]白文刚，方飞.论制约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能力的政治文化因素[M]//荆学民.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第I辑基础与拓展.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27]孙雯.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9.

[28]周平.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5（2）.

[29]常士訚.族际政治整合的多維构成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30]薛广庆，曹阳飞，高岳涵.族际政治整合研究评析[J].新疆社会科学，2011（4）.

[31]陈纪.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7（3）.

[32]朱进东.论政治符号的界定、功用及系统[J].江海学刊，1998（5）.

[35][4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M].王菲易，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106，108.

[38]关凯.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2）.

[39][40]朱碧波，赵健杉.加拿大族际政治整合简论[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19（5）.

[41][50]薛洁.国家建设：符号系统政治功能的转向[J].浙江社会科学，2020（7）.

[44][45][46]高永久，左宏愿.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民族政治整合[J].社会科学文摘，2018（3）.

[47][48]张友国.族际整合中的语言政治[J].政治学研究，2010（4）.

[49]白利友.国家认同建设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14（1）.

实习编辑：肖丽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