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倩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第一个对屈原作品作肯定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他的相关著作《离骚传》或《离骚章句》早已散佚，但刘安的部分观点见于史记。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因本文只涉及屈原部分，故以下称之为《屈原列传》)中不仅提供了关于屈原生平事迹之史料，也对屈原的作品作出评述，可以说是楚辞学之滥觞。近代楚辞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专书大多都把司马迁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述纳入考察范围，如:

以《国风》《小雅》识《离骚》，仍是继承刘安之说……这虽然是几句抽象的赞语，而后来的批评《楚辞》者，差不多皆未能越此范围，不过更加邃密或具体而已。[1]

司马迁对于《离骚》的赞扬，首先着眼于它“指大”“义远”的內容，而《离骚》之所以能“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又是取决于作者“志絜”和“行廉”。司马迁结合作者的生平遭遇和思想品质来研究作品，这种方法是十分可取的。[2]

司马迁联系作家的生平、思想来研究作品，所以对《离骚》的思想内容有很深刻的认识，对于屈原作品的艺术方面对《离骚》做了分析，指出它的“文约”“词微”的艺术特色和种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或以古刺今、或以小喻大、或因迩及远等等。屈原采用这些不同的表现方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讽刺世事，表达“指”“义”。[3]

(司马迁)肯定屈原作品立意于“讽谏”……司马迁从“圣贤发愤著书”的角度探讨了屈原《离骚》的创作动因，见解非常深刻。[4]

以上三则评论，第一则指出司马迁的批评奠定了两千年来屈赋研究的基础；二三则指出相同的两点：一为司马迁注重联系作者生平、思想来研究作品，二为屈原的作品强调讽谏，而且他们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第四则提出另一重点：屈原之《离骚》乃“发愤著书”之作。这几种看法大抵展现了司马迁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文学批评时所持有的基本观念,但这些书籍皆属概论性质，故其论述只是浅层次、整体性的。本文拟全面而具体地铺排出司马迁究竟是采取何种批评观诠释屈原及其作品的，并探究这个诠释模式有何特色与局限。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楚辞学兴盛和讽谕教化观念流行的影响下，《屈原列传》展现出的司马迁的文学批评观具有鲜明的“政治化”色彩。

一、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对屈原及其作品作出诠释

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采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对屈原其人其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知人论世”是孟子在《孟子·万章章句下》中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5]它强调的是在阅读和评论文学作品时，应结合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现实经历等来把握问题，这种方式考量了作家、作品、时代三种因素，将文本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环境中，更能得出一个较接近作者原意并符合时代环境可能性的作品诠释结果。司马迁对其批评对象的论述即是从屈原的生平遭遇与当时的政治情势切入的：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王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聽。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6]

屈原所处的时代已近战国末年，楚顷襄王之后只有三个国君，经考烈王、幽王，到哀王楚国就亡了，屈原的命运和楚国由盛转衰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当时张仪正为秦国纵横捭阖、谋并天下，楚国内部却尽是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上官大夫、子兰等是“亲秦派”，而屈原是“亲齐派”，故一众政敌常在怀王面前进谗言谤屈原，屈原不得怀王信任，甚至多次被放逐，政治生涯相当不得意。但《史记》仍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忠贞爱国的人物形象。在战国时代，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不受国君重用，可以转效他国。可身处这样的局势中，屈原却一心只系楚国，即使受到冤屈疏放，还是忠于自己的国君及国家，其品德自是难能可贵，故司马迁发出这样悲切的感叹来表达对屈原的怜惜之情：“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国，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6]

司马迁对屈原的悲剧命运作出了理性的分析，指出怀王无知人之明是导致屈原空怀爱国之心却无施展之地的重要原因：“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6]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段评论体现出司马迁对君臣关系及国家兴亡的终极思考：“王明，并受其福。”这于他来说不只是前人的历史教训，更是感同身受的个人经验。因此，司马迁对屈原其人的了解是深刻且到位的，他刻画的屈原形象也是极令人感动和敬佩的。

在谈论屈原的生平遭际与人格特质之外，司马迁对屈原的作品也给予了关注和批评。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6]

屈原忠心为君反遭放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因此，司马迁将屈原的创作动机归结为一个“怨”字。这里的“离骚”可以理解为包括《离骚》这篇文章在内的屈原的众多作品，因为此传本文中还提及《怀沙》一文，且赞语有言：“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6]司马迁读这几篇后共同的感想是“悲其志”，可见他认可这些文章能表达出共同的思想内容，而《离骚》无疑乃屈原最重要也最精彩的作品，故举《离骚》来作代表。司马迁认为屈原写《离骚》是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公境遇产生了不平之怨；目的则是希望君王悔悟以兴国：“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6]基于此，他评断《离骚》的价值在于明道治乱：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6]

司马迁引用了刘安的话，是要把刘安的意见融入自己的叙述中，表示他赞同此观点。这里由《诗经》说起，承袭了先秦的观念：《国风》《小雅》是《诗经》中相对于《大雅》《颂》而言，内容较不“正”的部分，大多数诗篇写的是男女爱情、国家失政等无关教化的内容，可是在汉代《诗序》的诠释下，其成为不淫不乱的典型教材。《离骚》中屈原在自悼身世、表露志向的同时不忘恋君忧国、讥刺世事，可谓兼具《国风》《小雅》的特质。此外，《离骚》所表现的“文约”而“辞微”艺术手法又可与“微言大义”的《春秋》相类比，那么可以认为，在司马迁的批评观中，《离骚》无论内容思想还是艺术特征都是能与诸经并比的杰作。

二、知人论世之成因及其局限

司马迁认可并采用“知人论世”批评观的原因与史传这种文体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汉书·司马迁传》载：

司马氏世典周史……谈为太史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7]

司马氏从先秦开始即世代为史官，因史官乃世袭的传统，司马迁从小接受的教育与训练都趋向于担起史官重任的目标，他学习古文，教于孔安国、董仲舒，二十岁开始游历天下，直到后来在父亲司马谈的期许下完成《史记》一书的撰写。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司马氏世任史官，司马迁生下来就注定要担任史官，而后来他也一直被鼓励去达成这个目标，因此他的文学批评观的形成是与其史官背景及身份高度相关的。那么，《史记》的体例应为司马迁以“知人论世”之法诠释屈原其人其作不容忽略之因素。在司马迁之前，史书之撰写皆采用编年方式，逐年记载发生的人物和事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开始以人物为主轴记史，将零散发生于各年之事件整合，拼凑出人物形象，并加上生动之对话或独白，让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既是纪传体例，必优先考虑“以人物为中心”的批评方式。

但如果说，司马迁写纪传体史书就当然地由生平切入以理解作品，这种说法一方面不具备推论意义，另一方面也无法论证其必然性——至少存在由作品切入以理解作者的逆推进路。司马迁选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应还与影响他一生的“李陵之祸”有关。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6]

武帝于天汉二年发兵匈奴，李陵军队被六倍敌人包围，部下管敢因受辱而降敌，说出李陵已无后援，单于于是紧追猛攻，猛将韩延年也战死，李陵已知必败，又不忍白白牺牲战士们的性命，无奈之下选择投降。消息传回，武帝震怒，满朝文武无人敢为李陵说话，司马迁却觉得李陵是“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7]的奇士，虽然平素没有交情，还是挺身为他进言，不料因之下狱。司马迁因家贫无钱贿赂，朝堂上又无为他仗义执言之人，只得身系囹圄。隔年闻李陵为匈奴练兵，武帝怒不可遏，将李陵眷属尽诛，且将司马迁处以极刑。受腐刑为其一生大辱，他说：

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诟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何如往。每念思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7]

在这样的悲愤耻辱中，司马迁道出隐忍苟活的根本原因：“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殁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7]”司马迁由自己的遭遇出发，观察前人诸多例证，提出“发愤著书”的创作观，认为作者遭遇困顿后便心有郁结，于是发愤写作：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6]

既然遭受困顿而“欲遂其志之思”是作者的创作动机，那如果他的生平改写，很可能就不会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因此，从了解作家入手解读其作品自是最为合理。但不可否认，“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本身有其可议之处：考量作家、作品、时代三者的关系，企图寻找其内部的联系性，此为其利也正为其弊。因为创作本身有想象及虚构的成分，考证出作者详细的生平经历是否就能解释某一作品的创作原意？作者想象力的丰富性极可能在批评家的考证过程中被忽视与放弃。而且“知人论世”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强将作品中某些叙述附会到作者的经历中。就司马迁的实例而言，其“发愤著书”说乃“知人论世”诠释途径中一精彩分支，此确为破解作家创作动机的有效方法。可是创作动机与作品内容的联系并非必然，例如《周易》中并没有文王拘羑里的愤慨感怀等，司马迁从“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到“离骚者，犹离忧也……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疾痛惨淡，未尝不呼父母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已经将“发愤著书”的观点过度扩张，由创作动机延展到内容诠释。这是由司马迁因自己的遭遇对屈原产生移情作用，“想见其为人”[6]，以自己之不遇想象屈原之不遇所致。

三、政治化批评及其成因

所谓“政治化批评”包含以下两点：其一为政治化的目的。司马迁评断屈原作品的价值表现时以政治功用的大小为褒贬标准，指出屈原的作品具有“讽谏”意图——“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6]”因此，司马迁认为其兼有《国风》《小雅》之长。但在评价屈原之后的辞家时因其“莫敢直谏”则含贬抑之意：“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6]”可以见出，在司马迁的批评标准里作品的政治实用性是尤为重要的。

其二为政治化的题材。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以当时的政治情势为主，以铺排屈原和怀王的亲疏、和其他臣子的对立来突显屈原的才能与忠贞，进而将屈原作品解释为他对现实处境的反映，这样完全不涉及屈原的家庭、亲友关系等而以政治议题为讨论核心的诠释方式，有以偏概全之嫌。至于司马迁形成这样批评观的原因，应是受了汉代楚辞学兴盛的政治环境与讽谕教化观念流行的影响。

1.楚辞学兴盛的政治环境

楚辞在汉代有极类经学的特殊地位，虽然未列入官学，却享有同等礼遇，如专攻楚辞学者可获拔擢，故汉代注骚拟骚风气盛行。

买臣以楚辞与助具幸。[1]

会邑子严助贵显，荐买臣，召见，说春秋，帝甚悦之。[1]

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1]

一般解释“楚辞学”在汉代兴起的原因，多承认几个客观性的因素，如汉王族是楚人所以爱好“楚声”，也就是感官性或情绪性的喜好；而由于帝王奖励，它也成为干禄捷径之一；另，楚辞作为新兴文体极能引发知识分子创作及批评的兴趣。如徐志啸《楚辞综论》所言：“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代文坛上出现某种文体或文学样式的创作高潮，其缘由，除了历史与社会因素外，相当程度上与前代或当代文坛上某一著名作家创造了一种新样式的具有巨大艺术魅力与影响的文学作品有关，屈原创作的《离骚》等作品即是一个典型。[8]”还有一点，据颜昆阳分析汉代君臣都十分重视楚辞，原因在于：对君王而言，屈原是将“忠君”精神绝对化的典范人物，不管楚王如何昏庸，如何贬逐他，他仍然尽忠于楚王，他的人格特质正足以作为一人专制政体下，臣子绝对忠于国君的榜样。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由此而来的感受与屈原的经验非常类似，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情正与他们遭遇“士不遇”的悲情相通。总之，楚辞学对君王有政权稳定的政治功用，对臣子(知识分子)则有一定的理想意义，也有追求利禄之道的现实功用，所以在汉代的政治环境中极为盛行。

2.讽谕教化观念流行

在汉代，强调文章的“讽喻教化”功能已成为经学及文学批评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观念。“讽喻”与“教化”并不等同：“讽喻”着重的是对上，借由语言抒发对政治事件及人物的批评，诉求对象是统治阶级。“教化”则是面对一般读者，强调道德、伦理、知识等的教育薰化功能。这两个观念虽然不同，却也非对立，可视为一个具有复杂内容的整体。它可以上溯到孔子以前: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9]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9]

邵公曰：“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

孔子也重申: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11]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1]

到了汉代，“讽谕教化说”有了更具体的陈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9]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6]

夏傅才曾说：“汉代的《诗经》研究是经学的研究，它不是把《诗经》当文学作品，分析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是通过对《诗经》的解释和论述，附会引申儒家的教义。”[12]事实上，不只诗经或经学，汉代的学术在整体上都有这种倾向。先秦到汉代，关于学术功能的讨论也都相当一致，实际在诠释上也若合符节，这可以由《诗经》《尚书》《公羊传》窥知一二。因此在司马迁的时代，“讽谕教化”的诠释成规应已处形成之中，且具一定影响力。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6]

司马谈父子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自任，孔子精神又是司马迁思想上最为孺慕效法的最高典范，从他对“六艺”的论述可见一斑：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6]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为至圣矣。[6]

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6]

由《史记》中广为援引六经之说可知司马迁浸润六经深且久，他对六经个别的看法在此不赘述，整体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可以由他对李斯的惋惜中窥知：“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6]司马迁认为经学最根本的价值在于明政补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可印证这点：“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留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6]再由经学谈回文学，虽然当时的人还没有使用“文学”或“集”或其他词语来界定“楚辞”，但是我们由“诗赋”“辞赋”的并称可以看出其同质性，进而由司马迁对诗及赋的看法掌握他对“诗”“辞”“赋”这个大范畴的总认识。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6]

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6]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旨风谏，归于无为。[6]

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司马迁认为辞赋与诗经一样——以劝谏讽谕为目的。因此他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议，离骚有之。”[6]这证实了《诗经》这个诠释典范，也即以美刺讽喻的教化功能为价值判断依据的批评方式的确影响到司马迁对楚辞及汉赋的批评。

“知人论世”与“政治化的诠释”二者为方法与容之关系，《史记·屈原列传》所“知”与“论”的焦点正在政治色彩的题材及目的内。如果我们承认“楚辞学”是由汉代开始，而事实上“汉代楚辞学”大部分的命题是由司马迁所提出的话，《史记·屈原列传》这篇文章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性就不言可喻。以往学者皆观察出司马迁联系作家的生平思想来研究作品及其讽喻特色，并对此持以认同或否定之两极化态度。本文目的则不在论其好坏，而是在描述司马迁批评之特色后，进入作者的思维脉络中，进行“批评的批评”，检讨其方法、内容之形成，本文将之界定为“知人论世”的途径及“政治化批评”的观点。

《史记·屈原列传》的发生因素包含汉初特殊的政治环境、司马迁个人因素及讽喻教化说，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组织出近日所见之司马迁诠释，也产生其限制。《史记·屈原列传》在文学批评史上不仅提供对屈原个人及其作品的具体批评，而且具有以下重要意义：其一为首创为个人作家立传，因为《诗经》时代并没有明确的作家观念，司马迁此举可谓首开“作者论”风气。其次是为“知人论世”模式树立了批评典范。其三为司马迁的批评制约了“楚辞学”的发展方向，后代关注《屈赋》的焦点集中于《离骚》一文固然有其复杂的因素，但是汉代楚辞学的影响无疑为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尤以司马迁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