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淑芬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严格的政治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体现，是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要求。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中共历史上即已重视政治纪律建设，并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鲜有对中共五大前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梳理和反思。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初步的分析与探究。

一、中共五大前后政治纪律建设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纪律建设。在国共矛盾日益加深，大革命面临严重危机之际，中共不仅面临着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难题，而且党自身的建设也出现严重问题，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由此凸显。

首先，突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是应对严峻革命局势的迫切需要。在国民革命面临严重危机之际，中共党内也出现思想混乱、组织纷争等不正常现象。瞿秋白、蔡和森等人指出，党内存在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官僚主义和书生主义，党的指导机关与群众联系不密切，缺少党员群众的政治讨论。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党是有病的”“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1]，各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反映到党内来。他还指出，“至于党内官僚主义、书生主义之组织上宣传上的缺点，尤其是政客之一的投机与流氓主义的纪律，皆含有蔑视群众畏惧群众之心理。”[1]蔡和森也批评说，党内形成一种“怕群众的习惯”，群众与上级机关是相互分离的，党内的上级机关不听取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党内“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2]，上级指导机关超越了纪律的约束性，铁的纪律成为束缚党员能动性的工具。应该说，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刘少奇曾经说过，“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3]这个判断也适应于党的建设问题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投身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对于自身建设的规律还缺乏科学的认识。自党的成立以来，中共在自身建设中逐渐产生诸多问题和不足，但是并没有及时发现和加以解决，而是逐渐累积起来。在革命危机关头，这些问题就尖锐地暴露出来，从而破坏党内民主团结，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严峻革命局势面前，在党内强调严明的纪律就十分必要，尤其是政治纪律，因为政治纪律是最根本的纪律。瞿秋白意识到要严肃政治纪律来纠正错误，从而保证党的威信，增强党的战斗力，他指出党内“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1]，并指明“我们应当严格的执行政治纪律，暴一暴‘家丑’，以极紧张极积极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们的错误”[1]。

其次，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也是中共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6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三次起义不仅在武装斗争、争取领导权和建立政权等方面作了初步尝试，而且提出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问题。第二次上海武装起义失败后，瞿秋白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意识到要有“统一的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4]。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注意到党内政治纪律的松懈严重妨碍着起义的准备工作。譬如，各级党部组织紊乱，“同志只是机械的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没有政治的认识与感觉”“许多活动同志不受部委或支部的指挥”[4]。1927年3月15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专门指出党的政治纪律问题，表明“区委受代表大会之付托，中央党部之监督，将绝对负责指导各同志的工作，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4]。他严厉批评破坏党的纪律的同志，要求每位同志必须遵守区委所决定的一切政策，维护党的权威。赵世炎也将“严格执行政治的纪律”[4]单列为一条来强调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再次，强调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也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积极响应。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案提出，“在共产党内的纪律不应是像宗教社团中的那种生硬纪律，不应是建立在党员对党委和个别杰出工作人员盲目服从基础上的纪律”[1]。决议还强调了列宁的纪律观，即“无条件的集中和极其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基于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对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其中单列一小节批判“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1]。中共五大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指示持赞同的态度，“特训令新的中央须将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建立在共产国际此种指示之上”[1]。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五大专门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特别强调“宜重视政治纪律”[1]。此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在八七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要巩固党的指导理当用党的纪律[2]，而后中央政治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主张“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2]。尽管共产国际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但在革命危机关头，共产国际这些关于加强政治纪律的要求，还是对中共的党建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中共五大前后关于政治纪律建设的内容

经过建党以来的艰辛探索，中共五大前后，我们党已经认识到“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2]。中国共产党将政治纪律纳入纪律建设的话语体系，并初步明确和规定了政治纪律建设的一系列要求。

其一，“中央应该坚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1]，集体领导是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原则[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党的组织，从中央至工厂支部或街市支部，必须很坚决的实行党的集体指导”[1]。这一点引起了瞿秋白的注意，他反问道，“何以国际这次特别在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里提出来呢？难道中国共产党以前不是集体的指导？”[1]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指出在中共五大以前是没有中央委员会的，也从未有过集体领导[1]。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中也作了说明，在党内通常是两三个同志决定党中央的重大问题，集体领导也是没有过的，所以共产国际提出中共务必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些实际措施来保证党的集体领导[1]。陈独秀虽然具有“家长式的作风”，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他也曾在中共五大的报告中指出中央的领导方式容易产生独裁，因为在中央工作的一般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九个中央委员难以共同工作[1]。为解决党组织薄弱问题、建设强有力的中央，他也主张在党内确立集体领导的原则。中共五大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则明确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从中央省委以致支部”[1]，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便产生了。集体领导作为政治纪律的重要原则在中共五大上提出，既有对之前中央领导方式不恰当的反思，也有保障中央领导者严格遵守政治纪律、避免独裁专制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二章党的建设中第一条又确认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6]，而集体领导作为民主集中制有效实现形式的应有之义就为大革命时期实现党内民主、保证党内团结和行动一致提供保障。

其二，“党的权威全仗同志能够严守纪律，否则纪律松弛，党就失掉威权。”[4]维护党的权威是严明严守政治纪律的重要内容。1927年3月21日， 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上海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总指挥，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一起负责领导工作。为确保武装起义胜利，罗亦农和赵世炎在活动分子大会上特别强调“严格执行政治的纪律”，罗亦农指出严守纪律与维护党的权威之间的关系，“党的权威全仗同志能够严守纪律，否则纪律松弛，党就失掉威权”，并且认为一个对共产党拥有真正信仰的党员，“要到处严守党的纪律，时时提高党的威权，绝不丝毫有所破坏”[4]。为此他对全体同志提出要求，必须了解党的策略、服从党的命令。遵守政治纪律必须要以维护党的权威为目的，也只有严守政治纪律才能提高党的权威，确保执行党中央指示，为革命取胜提供纪律保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对政治纪律的认识还只是地方党组织领导同志个人的观点，不是党中央的正式提法，但是到了中共五大，重视政治纪律来维护党的权威已经成为全党意志。在党的五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指出要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6]。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党章中对其目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从此成为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重要机构[7]，强化革命活动纪律的有力保障，为维护革命时期党的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三，“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6]建党初期，由于党组织较小，党员数量少，违规违纪的现象比较少，中共二大至中共四大对于党员违背政治纪律的处罚方式是“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而没有对处罚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内容较为单一。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形势日益严峻，党员队伍快速壮大，中共四大召开时党员只有九百多人，而到中共五大时人数增至五万九千多人，党员成分变得复杂，质量参差不齐，不服从纪律的党员大有人在。为增强党性，纯洁党的组织，中共五大较为详细的规定了两种“违背党的共同意志”的处罚方式，并且“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6]。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发挥机构的作用来维护政治纪律，较之以前，对于违纪行为的处理日益规范化和具体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更加艰巨，革命环境更加恶劣，党的工作也转变成秘密状态，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处境中，严守党的秘密，遵守政治纪律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对违纪行为的处分。1927年8月23日，《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停止职务，开除党籍等等)”[6]。11月4日，《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再次强调一定要严加处分违背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的同志，“凡是稍稍破坏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6]。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又一次指出“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对于不坚决的执行布尔塞维克的策略，甚至故意违背中央命令，以及显然有叛党行为的党员，都有明显的批评与分别的处罚”[6]。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惩治违纪行为，将其作为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能进一步规范党员行为，净化党的队伍，确保遵守和执行政治纪律，也使得政治纪律建设的体系进一步完善[8]。

三、中共五大前后政治纪律建设探索的价值与局限

中共五大前后党对政治纪律建设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对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正式提出了“政治纪律建设”的概念。瞿秋白、罗亦农及赵世炎等同志在投身革命实践中正式提出了“政治纪律”概念，他们期望党组织和党员同志能遵守严明的政治纪律，从而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保证党的路线严格执行，这为党中央严肃党纪、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作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但是由于革命形势严峻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政治纪律”这一概念并不为全党同志所熟知，直到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概念才逐渐被党内接受和使用[9]。其次，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政治纪律。在遵循列宁建党原则的前提下，中共一大至中共四大逐步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下级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共虽然已经重视纪律，但主要是强调组织纪律、保密纪律。而在中共五大上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政治纪律”的概念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被提出，此后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通过了第一份关于政治纪律问题的决议案[7]，这不仅表明党中央对政治纪律的认识体现出自觉性的特点，而且使得严守政治纪律成为面向全党的正式要求。再次，初步构建了政治纪律建设的基本内容。中共五大前后，党中央对政治纪律表现出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全党开始政治纪律建设的探索。明确集体领导原则、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及规定违纪处罚方式是保证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遵守政治纪律、养成纪律自觉的重要内容，这些也一直为后来的党章所遵循和沿用。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五大前后对政治纪律建设的强调，对于党应对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应对党自身建设面临的严重危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半个月之后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7月15日，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中共处于险恶局势之中，中共五大前后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党组织遭受严重迫害，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0]共产党人之所以“没有被吓倒，被征服”，应该说与中共五大对政治纪律的强调是有相关关系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党的队伍才没有解散，党内稳定和团结统一得以维持，部分党员在生命受到威胁时还依然严守党的秘密，保持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不过，中共五大关于政治纪律建设的认识也存在着历史的不足，特别是整饬政治纪律的方式存在偏差，滥用政治纪律导致惩办主义错误[8]。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由瞿秋白主持，罗米纳兹作报告。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6]。此次会议虽然高度重视强化政治纪律，但却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情绪，提出了错误路线和策略，在整饬政治纪律的实践中，犯了严重的惩办主义错误。早期中共组织不健全，经验不丰富，理论不成熟，呆板机械地运用政治纪律错误地处分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党的组织和干部。周恩来、王若飞、毛泽东、彭公达在此次会议中都受到了处分，一大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遭受打击。河南省委、广东省委、顺直省委等各省委和地区随即也开始整顿政治纪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没能冷静思考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党的纪律反而被一些具有极端情绪的同志利用来惩办领导干部，造成党内紧张气氛，破坏党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政治纪律的滥用，只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破坏党内民主和团结，给中共自身带来严重损失，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党内缺乏民主和群众监督。当党内同志发生意见不一致或出现错误时，正确的做法应是运用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厘清思想分歧、把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而不是施以严加惩办的措施，一味地排挤和打击。周恩来在反思这一时期整治政治纪律出现的偏差时，认为“我们没有用带着教育性的纪律，没有用说服的方法去说服同志”[11]。

中共五大前后对政治纪律建设的认识是对建党以来关于政治纪律认识的总结和集中反映，在党的建设学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不足和缺陷也表明，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仍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还需要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