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然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医学学院，安徽合肥230032)

中国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但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方案，但防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还需充分考虑自身的国情、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医疗卫生体制、文化规范等。在世界范围内，意大利的疫情扩散早、速度快、死亡率高，成为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其实是最早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的国家之一，但其防控效果有限。疫情的突然暴发与意大利的文化习俗、文化价值观有一定关系。

跨文化交际学最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文化差异及比较研究。“跨文化”一词通常用来指对许多文化中的某一特定观念或概念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分析，以便比较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基本属性，从而理解文化差异及其影响。因此，本文以中国和意大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措施及实施效力为例，从跨文化视角分析文化习俗与疫情防控措施制定的关系、文化价值观对疫情防控措施实施效力的影响，为客观看待、评价各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及措施，为各国制定符合本国文化规范的疫情防控措施提供有益启示。

一、文化习俗与疫情防控措施的制定

文化是一套对信仰、价值观、规范和社会实践的共同理解，它影响着一个相对较大的群体的行为[1]。信仰指的是一群人对世界是什么样子，什么是对或错的基本认识，形成文化成员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基础。价值观指的是一群人对好和坏的定义或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它是一种文化所期望的特征或目标。规范是指对可接受的、合适的行为的基本规定。规范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行为中，用以指导人们的行为。社会实践是文化成员通常遵循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因此，社会实践是信仰、价值观和规范的外在表现。一种社会实践是非正式的，包括日常事务，如吃饭、穿衣、与他人交谈等。另一种社会实践更正式、更规范，包括公开进行的仪式，如教堂祈祷、葬礼、婚礼等。总的来说，共同的信仰、价值观、规范和社会实践为文化成员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1]。文化差异明显表现在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不同方式上，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习俗。文化习俗通过文化成员的日常行为表现出来，是相对外在、显性的。

传染病是自然界中的各种致病生物体，通过人类自身不科学、不文明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造成的瘟疫传播[2]。传染病的疫情防控必然涉及引导人们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养成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卫生健康的生活习惯。因此，文化习俗是制定疫情防控措施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文化差异就需要各国的疫情防控从自身的文化习俗出发，结合传染病的病原、疫情传播的特点和途径，综合考虑社会制度、医疗卫生体制等因素，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能够抑制疫情蔓延的科学措施，从而精准施策，在实施中取得最大的正向效力。中国和意大利在文化习俗上存在着不少差异，这就决定了两国需要在相互借鉴中制定出符合本国文化的防控措施，从而有效遏制本国疫情。

1. 交际文化

新冠肺炎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一般情况下，飞沫传播只有与传染源近距离接触才可能实现。此外，新冠肺炎的另一主要传播途径为接触传播，包括接触病人的身体各部位。因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充分考虑不同交际文化中的空间距离、身体接触的频度、身体接触的主要部位等。

跨文化交际学的传统研究侧重于识别非语言行为的跨文化差异。空间的利用是所有文化中重要的非语言交际系统。文化是按一定的空间格局组织起来的，这种格局可以反映出该文化中人的性格。跨文化交际学的开拓者Edward Hall创造了“空间关系学”(proxemics)一词，指的是研究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使用个人空间时的不同之处[3]。他提出，人们在四个空间区域或距离范围内进行互动：亲密的、个人的、社会的和公共的。这些空间性区域特征代表了人们在相互关系和交际行为上的差异。个人空间的距离是具有文化特异性的，Edward Hall区分了接触文化和非接触文化。他描述接触文化中的人们在交谈时站得更近，进行更直接的目光接触，谈话时更多地使用面对面的身体定向，而且身体接触更频繁，说话声音更大。他通过观察研究，认为南美和南欧社会是接触文化。而北欧、美国和远东地区属于非接触文化，这种文化的人们倾向于交谈时要站得远一点，交谈中的眼神交流和身体接触更少。位于南欧的意大利属于典型的接触文化，个人空间距离较近，人际交谈时喜欢近距离，且彼此接触频繁，以示与对方的亲近和对谈话的兴趣。新冠肺炎病毒主要依靠飞沫传播，这就需要人们注意交谈时的空间距离，戴上口罩防止飞沫传播。因此，意大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根据其接触文化的特点，特别提醒民众避免近距离的人际交谈，注意保持社交距离。

触摸是人类交流系统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关于触摸的文化差异首先体现在人们交际时可接受的触摸的总量是不同的。其次，还体现在人们交际时可接触到的地方是有区别的。例如，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有太多礼节性的身体接触，亲人和朋友见面不仅会拥抱、施贴面礼，还有亲吻面颊的习惯。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委员会专员安杰洛·博雷利认为，疫情在意大利快速扩散，与意大利人喜欢身体接触不无关系。所以意大利在疫情防控中敦促民众避免贴面、亲吻等交际时的问候方式。而中国人际交往中的文化礼节是双方握手以示友好，手部是中国人际交流中接触最频繁的部位。因此，在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中特别提倡民众勤洗手，不用手揉摸眼睛、鼻子等部位。

2. 饮食文化

中国人重视人情和家庭观念，中国文化注重以人际关系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合餐制的饮食习惯。亲戚朋友围坐一桌，共同品尝美味佳肴，这种饮食方式方便了亲友间的交流，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显得热闹亲近。但是，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飞沫传播、接触传播，这种近距离围坐，合吃一盘菜的习惯，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容易造成交叉传染。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严格管控公共餐饮服务，禁止提供堂食，提倡分餐制，且就餐时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些疫情防控的具体措施都是充分考虑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习惯。

很多传染病的源头都与某些野生动物相关。为了遏制病毒传播的源头，就需要充分考虑不同饮食文化中食用野味的传统。中国的饮食文化与医疗保健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医学是自然主义医学的典型代表，中医所用的药物大多来自天然的动、植物和矿物。人们经常认为，野生动物的肉和制品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中国民间有“医食同源”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所以，在中国很多中医药文化发达的地区，食用野味较为普遍。新冠肺炎的病原初步判定是来自野生动物携带的新型冠状病毒，而中国饮食文化中食用野味的传统容易造成病毒的人感染。因此，中国出台政策禁止和严厉打击捕杀、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这是针对中国饮食文化习惯的、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

3. 节日文化

聚集性疫情容易造成病毒大范围传播，是疫情防控的难点。而聚集性活动是导致聚集性疫情的主要因素。因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充分考虑不同节日文化中的庆祝仪式和集会活动，避免聚集性疫情的暴发。

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时正值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春节历史悠久，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春节文化习俗，如年夜饭、拜年、舞龙舞狮、庙会、赏花灯等习俗。很多春节习俗活动都会出现人群聚集，容易导致疫情扩散。因此，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制定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殊节日期间的文化习俗，各地取消庙会、文艺展演等聚集性的春节文化活动。团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春节最重要的活动是家人团聚，走亲访友、互致问候。因此，各地政府都提倡春节期间不聚会、不串门，引导民众通过网络和电话拜年。根据春节的节日文化习俗制定的具体防控措施有效地降低了中国聚集性疫情暴发的概率。

西方节日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意大利是一个天主教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天主教文化，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每到周日和重要节日，意大利人都会有宗教集会和不同的庆祝活动。每年的复活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复活，象征着重生和希望，是意大利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意大利各地的人们保留着当地庆祝复活节的传统，宗教仪式、盛装游行等是不可缺少的元素。这些宗教仪式和游行活动都是人群密集的场所，一旦有人感染，疫情将会迅速传播开来。今年的复活节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意大利政府制定措施暂停公共场所聚集、宗教集会等，在行政执法层面也加强了道路警戒，还通过媒体向民众宣传坚守家中。这些措施对于意大利控制新冠肺炎聚集性传播至关重要。

二、文化价值观与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效力

Florence Kluckhohn和Fred Strodbeck强调文化价值观在文化群体中的中心地位。价值观是一个文化群体所共有的最深刻的信念，反映了这个群体对于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共同看法[4]。价值观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指导着一种文化中的人的行为。正如Shalom Schwartz所说，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5]。在疫情防控中，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影响着文化成员对防控政策和措施的落实行为，关系到防控措施的实施效力。文化心理学家Geert Hofstede对价值取向差异的研究为理解文化差异提供了一种途径。他研究了各国社会之间的价值取向差异，发现有五个共同的文化价值维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l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Geert Hofstede的理论为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综合。中国和意大利在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取向上有着明显差异，这就会导致两国民众对疫情防控措施的反应和实际采取的行为不同，从而影响防控措施的实施效力。

1.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所有文化的一个关注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6]。因此，不同的文化倾向于鼓励人们独立、与众不同或是保持一致、相互依赖。Hofstede将这一价值取向差异称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

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认为人们只应该照顾自己和直系亲属。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人的性格是最重要的。用来概括这种文化模式的关键词包括独立性、隐私、自我。决策是基于对个人有利的东西，而不是对集体有利的东西。同样，判断对错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重视集体主义倾向的文化需要对群体的绝对忠诚。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决定总是基于什么对集体是最好的，而一个人所属的群体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反过来，集体要照顾好自己的个人成员。因此，集体主义文化相信对集体的义务，个人对组织和机构的依赖，强调“我们”的意识以及归属感。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是衡量某一社会总体是关注个人的利益还是关注集体的利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人的需要、价值和目标优先于群体的需要、价值和目标。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团队的需要、价值和目标优先于个人的需要、价值和目标[7]。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的重要防控措施之一是对确诊和疑似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离，且实行了严格的社区管控。以牺牲小部分人的个人利益和暂时的个人自由控制住疫情的扩散，取得国家疫情防控的大胜利。这样的措施在中国能够顺利实施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取向有着深刻的关系。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强调社会、族群利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疫情正值中国春节期间，中国人向来注重春节的家庭团聚，但是疫情期间大多数中国人自觉遵守防控措施的要求，放弃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团聚，避免聚集性疫情的发生。中国人从国家疫情防控的集体利益出发，集体居家隔离，减少外出，大大降低了疫情扩散的风险。而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主义，以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来看，在Hofstede的研究中，意大利的个人主义指数为76，远远高于中国的20。意大利人重视争取个人的自由，一些意大利民众对政府采取严格的防控举措进行抗议。一些意大利城镇为了防控采取封城的举措，但在民众反对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松动。此外，意大利人认为除了医护人员，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没病就不用戴口罩，他们继续聚会、聊天，认为这是个人的选择自由，这就忽视了新冠肺炎的潜伏期，从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此，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隔离、社区管控等防控措施的实施效果。

2. 权力距离

所有文化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人的平等问题。根据文化的不同，有些人可能因为他们的财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个人成就、家庭背景、职业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特点而被认为比别人优越。文化成员对这种不平等是好还是坏，对还是错，公平还是不公平的看法会因文化而不同。也就是说，所有的文化对于地位差异和社会等级的适当性都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因此，权力距离指的是在何种程度上，文化认为制度和组织的权力应该不平等地分配，权力拥有者的决定应该受到挑战或接受[6]。在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中，大多数人认为较少的等级制度更好，权力只应该用于合法目的。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决策过程以及管理者与下属之间的关系更加正规化。

偏好小权力距离的文化相信，缩小社会或阶级不平等、质疑或挑战权威人物、减少等级结构以及仅为合法目的使用权力的重要性。相反，偏好大权力距离的文化相信每个人都应维护合法的秩序，当局的行动不应受到挑战或质疑，层次结构的不平等是合适的、有益的。

不同权力距离的文化在家庭习俗、师生关系、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表现得很明显。在较大权力距离的文化中，民众被期望遵从权威部门或某个领域专家的愿望和要求，从众被认为是非常有利的。在较小权力距离的文化中，管理者更喜欢协商式或参与式决策风格，他们的下属希望在工作中有很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赶制了一批抗疫标语牌，写着“保护你自己也保护别人，请戴口罩”“你最好留在家里”等内容，但这些只是建议性提示，对公民的制约力有限。意大利很多地方的封城措施甚至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游行抗议。根据Hofstede的研究，意大利的权力距离指数为50，权力距离相对较小，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更容易受到民众的指责和批评，直接影响措施执行的效果。而中国文化的权力距离指数为80，权力距离相对较大，表现为更加信奉权威，服从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听从医疗卫生专家的建议，遵照疫情防控指南的要求。中国民众对政府、专家意见的遵守程度更高，使得专业化的防控措施发挥了应有的正向效力。

3. 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

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是指一个人对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参照点。那些提倡长期定位的文化崇尚持久、节俭和克制力，人们普遍接受延迟满足需求。相反地，对不断变化的事件持短期定位的文化，则期望一个人的行动能迅速产生结果。[8]中国人通常有一个长期的时间导向，例如中国人倾向于以一年为单位来标记时间，如鼠年或龙年；中国人有为将来存钱的传统。而欧洲人通常有一个短期的时间导向，以一个月为间隔来累计时间，例如欧洲人使用星座来标记时间，如白羊座或双鱼座。

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反映了一个社会对美德或真理的追求。短期定位的人关心的是掌握真相，通常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观念中有所反映，他们强调在努力中取得快速的结果。具有长期定位的文化倾向于尊重美德的要求，通常反映在印度教、佛教和儒家思想中。在他们的行为中更注重节俭、毅力和坚韧，并愿意服从更大的目标。

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维度指的是某一文化中的成员对延迟其物质、情感、社会需求的满足所能接受的程度。意大利文化倾向于短期定位，他们偏重追求现有的物质、情感需求。意大利有些城镇虽然采取了封城措施，但很难做到绝对严格的社区管理。很多新闻报道反映出意大利仍然有一些民众会在广场、公园自由活动，会见家人、朋友。这种短期定位的价值取向在文化根源上影响着意大利政府采取的城市管控措施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中国文化则属于典型的长期定位，在Hofstede的研究中，中国的长期定位指数高达118。中国人通常更加有克制力，愿意服从更大的目标。所以，中国的集中隔离、社区管控、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和措施得到了很好地落实，民众愿意放弃暂时的人身自由，取消庙会、灯会等春节民俗活动，放弃眼前的节日聚会和享乐，以获得长期的平安、健康。因此，长期定位的价值取向正面影响了中国的防控措施执行，有利于发挥防控措施的正向效力。

三、对疫情防控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呈现全球蔓延的趋势，世界各国需要秉持团结、合作的态度，积极分享疫情防控、疾病治疗、药物研发等方面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各国相互借鉴，共同战胜疫情。

但面对疫情，各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习俗、文化价值观，制定符合自身文化的防控措施。例如，意大利应结合自身接触文化的特点，避免拥抱、贴面等过多的接触行为，注意保持社交距离。中国根据自身的饮食文化习惯、节日文化习俗，提倡春节期间不拜年、不聚会，禁止食用野味。同时，文化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中国的疫情防控不仅考虑了医疗卫生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制度因素，还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甚至是根据各地不同的文化习俗制定了对应的防控措施。因此，对于国家内部的亚文化群体，各国也需要结合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主要文化习俗制定具体的疫情防控措施。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遏制得益于科学、专业的疫情防控措施及民众对措施的配合所产生的正向效力。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其他国家的很多民众也在政府倡议下，改变礼仪、饮食及节日习俗等日常生活习惯。但有些国家则出现了部分民众对疫情防控措施的不理解，甚至是抗议行为。因此，各国需要做好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解读和宣传，向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解读好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充分解释采取相关防控举措的科学依据、社会文化背景，引导民众结合文化习俗做好个人防护，配合社会疫情防控，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健康。

此外，在疫情防控中还需要积极开展跨文化对话和合作。在跨国、跨文化合作中，各国需要认识到文化差异，客观评价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理解、尊重不同国家的差异化措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