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芬 林文静 李悦雯 杨富英 陈冬萍 邓慧琨 胡 蓉 陈浩博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广州 510180)

新发传染病的出现及迅速传播给人类健康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及挑战[1]。居家隔离，远离病毒是预防新型肺炎的有效手段，然而基于职业特点，医务人员仍需奋斗在疫情的第一线。疫情下，医务人员是感染的高危人群，以去年底我国新发的传染病疫情为例，在全国大多数行业都停工歇业的情况下，医务人员仍需逆行，所以医院在关注病人及医护人员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还需重视心理和睡眠健康的建设。护士的心理和睡眠健康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免疫水平，也会直接影响整体护理的质量，进而影响病人的治疗和康复效果[2]。为了解临床护理人员在新发传染病疫情下的情绪和睡眠障碍情况，以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调整心理、开展临床工作，我们对疫情下仍坚守在临床一线的护理人员进行了情绪和睡眠障碍的相关调查。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疫情下仍工作在临床一线的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疫情期间的临床一线护理人员；②年龄20～60岁；③被试者知情同意，自愿参加研究。排除标准：①既往体检有慢性病史或精神病史；②调研期间不配合人员。

1.2 调查方法

纳入疫情下仍工作在医院一线的护理人员126名，分别用GAD- 7，PHQ- 9，PHQ- 15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进行评估。

广泛性焦虑量表(GAD- 7)[3]：通过七个问题调查患者过去两周是否有焦虑问题,GAD- 7对轻度、中度、重度焦虑障碍的分界值为4分、9分、12分，分值越高，焦虑症状越明显；健康问卷抑郁症群量表(PHQ- 9)[4]：通过九个项目评估让患者自评抑郁程度，分值越高，抑郁症状越明显；健康问卷量表15(PHQ- 15)[5- 6]：用15个项目评估功能性躯体不适症状。总分30分，分为极轻度(0～4分)、轻度(5～9 分)、中度(10～14 分)和 重度(15～30分)4 种不同的严重程度;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用18 个自我评定问题构成 7个因子， 每个因子按0～3等级记分。累积各因子成分得分为 PSQI的总分(0～21，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常将 PSQI≤7分界定为正常，≥8分界定为睡眠障碍[7]，且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国内成人使用[8]。

我们同时还采集所有被试者的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年限等。这四个量表都是自评方式，采用电子量表收集的形式，题目数量少，适用此次疫情，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避免接触感染的发生，同时量表回收率高，完成度高。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或百分数表示，相关性检验采用Spearman Correlation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

2 结 果

2.1 基线资料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26份, GAD- 7，PHQ- 9，PHQ- 15回收有效问卷 126 份, 回收有效率为 100%，(PSQI)量表回收64例，其中有62例未参与该量表调查，有效率50.8%。 调查对象中女123人、 男 3人；年龄最小22岁，最大52岁，平均年龄 34(33.84±8.732)岁,20～30岁58人，31～40岁36人，41～50岁27人，51～60岁5人；学历硕士及以上1.6%，本科64.3%，专科19%，高中15.1%；已婚 67.5%人，未婚31.7%人，离异0.8%，独生子女8.7%，非独生子女91.3%。其他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基本情况分布表

2.2 焦虑(GAD- 7)、抑郁(PHQ- 9)、躯体障碍(PHQ- 15)总分5分及以上为不正常，统计结果： 有焦虑、抑郁及躯体障碍的占比分别为41.9%，31.5%和49.5%；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8分及以上表示有睡眠障碍，其中42.2%有睡眠障碍；合并有焦虑和抑郁的占11.9%。见表2。

表2 情绪障碍及睡眠障碍的发生率

2.3 3个量表与睡眠存在相关关系(相关量表分析见表3)

三者与睡眠障碍的相关系数分别是：焦虑0.413(P<0.05)、抑郁分0.645(P<0.05)、躯体障碍0.587(P<0.05)患者焦虑、抑郁、躯体障碍总分越高，睡眠障碍越严重。

表3 睡眠障碍相关性分析

年龄与睡眠障碍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17(0.010)，年龄越大，睡眠障碍发生率越高。

文化程度与睡眠存在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370(0.02)，患者文化程度越高，睡眠障碍越严重。

分别从性别、婚姻情况及是否为独生子女，用卡方检验探索其与睡眠障碍的关系(见表4)，结果显示性别、婚姻及是否为独生子女与睡眠障碍的卡方值分别为0.000(1.000)、2.421(0.120)、5.414(0.020)，说明性别男与女在睡眠障碍中无统计学差异，已婚与未婚在睡眠障碍中也无统计学差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睡眠障碍中有统计学差异。

表4 性别、婚姻及是否为独生子女与

3 讨 论

睡眠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身体健康的前提和基础，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都处于睡眠的状态，因此，睡眠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9- 10]。焦虑是常见的一种情绪状态，过度的焦虑会导致失眠及增加其他机体疾病的发生率。严重的抑郁症可能会导致患者自杀等威胁生命安全的事件发生。传染病疫情时期，一线护理人员心理状况伴随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人们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而作为奋战在救治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一线的护理人员，即使他们进行了适当的防范，可是依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11]。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面对此次疫情，临床一线护理人员存在焦虑占41.9%，抑郁占31.5%，躯体障碍占49.5%，睡眠障碍占42.2%，焦虑和抑郁共病率有11.9%，说明很多临床护士存在心理应激反应，加上低质量的睡眠质量，直接影响护士在临床工作中的状态，对护士及病人的安全造成隐患。

此次疫情一线护理人员情绪与睡眠影响原因分析：①医务人员处于防疫一线，对疾病传播途径有充分认知，在预见了新发疫情高传染性，医务场所高风险性，且防疫物资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对于可能被感染的担忧造成医务人员沉重的心理负担。②人力资源不足，随着突发发热病人急剧增多，人力资源缺口远超人力资源储备，我院为广州地区新发传染病收治定点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假期取消，24小时待命，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③护理经验不足。随着中国疾病谱的改变，老年慢性疾病已经取代了传染病成为中国最重的医疗负担，临床护理人员应对公共卫生突发感染事件的经验较少，同时参加此类事件本身就是较大的应激源，因此心理压力容易增加。④此次事件发生正值春节，传染流动范围随人口流动性大，在事件发生早期防护设备供应短期出现缺口，临床使用紧张。同时市区内交通、快递等受春节影响及时性受到限制，护理人员的衣食住行保障出现问题，容易出现焦虑。⑤网络信息传播快，病例每日增加，病毒潜伏期越来越长，加重了人们的猜疑和担心，容易引起恐惧心理。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了虽然文化程度不影响患者情绪，但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程度越高，护理人员睡眠质量越差。这个可能与高文化的护理人员多在科室承担更为重要的职位，疫情下需要考虑更多的事情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硕士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纳入较少，使得结果存在偏倚。文化程度与睡眠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检验。与此同时，我们的结果还显示是否结婚和性别对于睡眠障碍没有相关，当然，由于只有3名男性纳入调查，对于结果，我们保持谨慎的态度。有趣的是，是否为独生子女与睡眠障碍相关，非独生子女的睡眠障碍发生率更高，可能与非独生子女在一个家庭里更有责任感，担心顾虑的问题更多有关。

4 对策

4.1 加强学习：护理人员不仅要加强专业理论和业务技术，还适时学习疾病的最新知识及诊疗指南与流程指引，学习相关心理学及公共应急知识，正确了解及认识疾病。严格遵照医院规定的收治病人流程进行护理工作。

4.2 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尽量避免护士超负荷工作，减少不必要的集会或业务学习，减轻压力。

4.3 加强应急管理人员的心理疏导。由于收治不同病种、环境氛围等不同，护士心理压力和心理承受力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12]。加强公共事件时期临床一线护士的人文关怀，通过人文关怀和激励，可以提高护理服务品质[13]。如提供支持和心理辅助可增强护士对职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14]，医院要开展心理疏导专诊，开通线上心理指导援助，为医务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及帮助。

4.4 加强心理素质训练，提高护士对压力的适应能力：健康的心理状态可以正确认识压力，并能采取有效的适应方式[15]。

4.5 护士应找到自我调节情绪的方式，正确认识疾病，在繁忙护理工作中，深呼吸，保持微笑，以最佳状态投入工作。休息时多听音乐、做瑜伽、做睡眠呼吸操等都有助于缓解不良情绪和睡眠障碍。

在新型传染病疫情下，一线临床护士很多出现了情绪及睡眠障碍，值得我们关注。但是本文也存在纳入的男性护士样本量及高学历护士样本量少的不足，希望接下来能调查到更多的一线临床护士，深切了解他们的需求，找到更好的疏导护士不良情绪和缓解睡眠障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