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爽 黄光芬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 )

0 引言

王佐良(1916—1995)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也是一位与“九叶派”几乎同时诞生的诗人。201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12卷《王佐良全集》，共计26本，为王佐良先生100周年诞辰献礼。这样高规格的出版“全集”，在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史上是少见的。《全集》首次全面呈现了王佐良在外国文学研究、外语教育等领域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作为诗人、翻译家和作家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再加上其主编的12本，王佐良一共就有38本著作留给后人，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学术界对王佐良的学术成果早已开始研究，但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集中在三个方面：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特别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研究、翻译研究和外国文学史，但王佐良与英美现代诗歌的关系几乎被忽视了。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实际情况是，王佐良与英美现代诗歌的关系不仅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影响其外国文学研究与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因。本文论题所谈“王佐良与英美现代诗歌译介”中的“译介”是指翻译与评介，这在下文将会论及。论题的核心是指王佐良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当然偶尔也会涉及其他20世纪英美诗歌，故以“英美现代诗歌”统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是王佐良一生都在关注并深受其影响的诗歌派别，而且他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深入、见解独特，更重要的是，他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是他那一代人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关系的缩影，也折射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现当代中国传播与接受的曲折历程，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1 西南联大：与现代诗歌结缘

王佐良是浙江上虞人，幼时在武汉读完小学和中学。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抗战爆发后，他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入读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秋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讲师；1947年秋考取庚款公费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在茂登学院攻读研究生，跟随英国文艺复兴研究名家威尔逊教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B.Litt)。从1949年学成归国后，王佐良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历任英语系主任、外国文学所所长、副院长等。王佐良自幼热爱文学、喜欢诗歌,“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在《中学生》等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诗作”(张中载，2016：8)。在清华读本科时期，他更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发表了《武汉》《北平散记》等纪实文学作品。据张中载教授介绍，王佐良仅20岁就发表了一首显示其不凡才华的诗作，而且他的早期诗作还受到文学大师闻一多的青睐，在闻氏的《现代诗抄》中就收有王佐良的两首诗 (张中载，2016：8)。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王佐良在昆明《文聚》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昆明居》。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他还翻译了爱尔兰文豪J.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可惜遭遇日寇飞机轰炸，《都柏林人》手稿化为灰烬，仅整理出其中一篇——《伊芙林》。自1949年王佐良留英归来到北外任教至20世纪70年代，王佐良潜心钻研，并与其老师金岳霖、钱锺书等学者一起，受聘翻译了《毛泽东选集》的一至四卷；又与吴景荣教授一起，编纂了新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王佐良的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他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的15年时间完成了近30部著译，其中包括一些与他人合作的著作和一些旧作整理出版，如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就收录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用英文撰写的11篇论文。王佐良的标志性著作是与周珏良合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1994年出版了第一卷，2006年全部出齐。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英国文学史，以扎实而系统的材料展示了英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全景。“但是如果仔细查看他的著作全集，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研究重点是英美诗歌，而不是其他。”(张剑，2016：21)若进一步考查王先生的英美诗歌研究，虽然从出版成果来看重点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有专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和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但是毫无疑问，英美现代诗歌确是贯穿其从大学时代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文学生命的重要部分。

如果谈王佐良与英美现代诗歌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就必须回到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他与英美现代诗歌结缘的地方。如所周知，那是一所特殊时代的特殊大学。由于日本的入侵，北方的三所大学向南迁移，经过长沙、南岳、蒙自到昆明。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敏锐的诗人，因而使得西欧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达到第二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初期。西南联大教师、英国现代主义诗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对王佐良的影响尤为明显。燕卜荪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著名文学理论家I.A.理查兹(I.A.Richard,1893—1979)的门生。毕业后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及北京大学教书。他还在剑桥读书时就已经出版了《七种类型的含混》(SevenTypesofAmbiguity,1930)。西南联大的学生周珏良说，这本书“对新批评之注重对文本的细读和对语言特别是诗的语言的分析可以说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41)。燕卜荪1937年来到中国之后，随中国学生一起“过香港，过河内，到蒙自，最后又到了昆明”，“他开了一门课：英国现代诗”；“这门课的特别处，在于讲课者本人就是一位英国现代诗人。……这又是一个以头脑锐利、灵敏出名的文学批评家开的课” (王佐良，1980:3)。王佐良在《怀燕卜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回顾了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情形，高度评价了燕卜荪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和诗歌批评家开设的“英国现代诗歌”课程的内容和对学生的影响：

他用他在《晦涩的七个类型》(即《七种类型的含混》——笔者)里分析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玄学派诗”的同样精细和深入的方法来为我们分析叶芝(W.B.Yeats)和艾略特(T.S.Eliot)等人的现代诗。回想起来，这门课是十分完整，内容充分的，把从霍布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起一直到奥登和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止的重要现代派人物都包括在内了。……作为这样一位老师的学生，我们不得不集中精力读原诗……有慧眼的向导的指引下，总使我们对于英国现代派诗和现代派诗人所推崇的十七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等等有了新的认识。(王佐良，1980：3)

这大概是中国诗人与英美现代主义诗人最直接且深入的接触与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燕卜荪就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的一个关键因素，而王佐良、穆旦等正是接受者。燕卜荪在西南联大待的时间只有两年，但“他关于英国现代诗的讲授播下了种子”(王佐良，1980:3)。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有冯至、卞之琳、叶公超等对欧洲现代主义诗歌有浓厚兴趣，甚至本人也是现代派诗的教员，但是，

带来英国现代诗的新风尚的主要是燕卜荪。一个出现在中国校园中的英国现代诗人本身就是任何书本所不能替代的影响。其结果是，在燕卜荪课堂上听讲的以及后来听这些听讲者的课的人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风尚。英国浪漫主义受到了冷落(有些人甚至拒绝去听讲授司各特的课程)，艾略特和奥登成了新的奇异的神明，有些人还写起现代派诗来。(王佐良，1980:3)

“新的奇异的神明”，是多么高的评价啊！这说明王佐良等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对英国现代主义诗歌极端推崇。燕卜荪身兼诗人与理论家。他不仅在课堂上介绍现代主义诗歌，还运用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来分析评论诗歌。由于燕卜荪过分专业的语义分析，使得像王佐良这样的优等学生也不甚了然，但是无形之中又感觉到“在吸收一种新的诗，这对于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倒是一副对症的良药”(王佐良，1997:467)。同时在西南联大上学的李赋宁在《王佐良文集》(1997)序言中指出：“我们在昆明上大学四年级时，燕卜荪先生讲授当代英美诗歌。佐良对英诗的浓厚兴趣，他后来对英诗的研究和翻译，以及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可能都与燕师的启发和教导有关。”此外，西南联大校园还有一批教授如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文学名家也极力倡导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他们)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在课堂上开讲现代派课，自己通过著作、翻译和编辑活动介绍现代派作品，对在校的青年学子和后方文艺界有很大影响。”(袁可嘉，1992:38)自幼就喜爱诗歌的王佐良，浸淫于西南联大这样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氛围浓郁的大学校园，跟着一位英国现代派诗人在课堂逐字逐句阅读、欣赏、评论现代主义诗歌，这自然激发了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浓厚兴趣。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创作了几首地道的现代主义诗歌，多年后他还表达了当时对艾略特、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崇拜心情：“当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更好懂，他的渗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王佐良，1997:467)。对在西南联大学习的王佐良而言，他既受到前辈中国诗人冯至、卞之琳等创作的影响，更受到英美现代主义诗人燕卜荪、艾略特和奥登的熏陶。有学者指出，在西南联大“王佐良则在课堂上接触到西方现代派批评理论，激起他的兴奋和沉迷，写下了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一个中国诗人》于1946年发表在英国的LifeandLetters上”(杨绍军，2008:145)。

2 译介背景：英美现代文学传入中国的三次高潮

如果说王佐良对英美现代诗歌情有独钟，长期致力于英美现代诗歌的翻译与评介，这除了他天生具有诗歌的禀赋之外，还得益于他大学时代所处的西南联大得天独厚的现代诗歌环境。此外，“五四”以来我国丰富的英美现代诗歌译介也为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如若我们把王佐良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放在中西文学交流特别是英美现代诗歌在中国的引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不仅可以考察他的译介观及译介实践的内在动力源，而且也避免了那种谈译介就大量堆积历史材料的弊端。

从翻译史的角度看，英美现代文学在我国的译介有三次高潮。第一二次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上述的西南联大时期是英美现代诗歌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次高潮。据王建国统计，在1919—1949三十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达4 499种，其中英美文学作品达1335种，几乎占三分之一(王建开，2003:6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文艺期刊出刊了“现代世界文学专号(上、下)”(《小说月报》1929年7、8月号)、“译诗特辑”(《现代文学》1935年9月)等27个“翻译专号/专栏”(王建开，2003：144-148)；不仅如此，文艺期刊还出版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现代》1934年10月)、“叶芝特辑”(《西洋文学》1941年5月)等26个“英美文学作家作品专号/专栏”(王建开，2003:150-154)。这些译介史料数据足以说明“五四”运动后的30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产出了丰富的成果。在这些翻译专号或者专栏中，尽管小说仍然是主流，但无疑英美现代诗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介绍，譬如介绍爱尔兰现代大诗人叶芝的就有两个专辑(除了上文提到的《西洋文学》“叶芝专号”外、还有《时与潮文艺》1944年3月号的“W.B.Yeats 专辑”)。在《现代》的 “现代美国文学专号”(1934年10月)的“编后记”中称，爱里奥特(T.S.艾略特——笔者注)为现代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他于1927年加入了英国国籍，“我们准备在‘英国文学专号’中介绍他，所以在这里我们介绍次要的庞德(E.Pound)”(王建开，2003:156)。显然,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现代大诗人叶芝、庞德、T.S.艾略特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显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成为两次英美文学译介高潮的重要内容，并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玉石指出：“经过现代派诗人的手，《荒原》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对于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五四’之后的中国新诗发展中出现的第一个最大的现代性‘冲击波’。”(1999：197)

所以，从1935年考入清华外文系，到后来的西南联大求学，再到毕业留校工作至解放前夕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学习，作为诗人和外文系学生及教师的王佐良，他经历、见证乃至参与了中英/美现代诗歌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对英美诗歌的特性与发展自然十分熟悉。而这种“熟悉”对于日后他深入研究和介绍、翻译英美现代诗歌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在“五四”之后的外国文学译介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即借鉴与创新。诚如《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中的“导言”所说，美国文学已经摆脱了英国传统的纠缠，发展起独立的民族文学，“这个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割断了一切过去的传统，而在独立创造中的新文学，应该是怎样有力的一个鼓励啊！”“这种新的势力(指美国文学——笔者)的先锋难道不是我们最好的借鉴吗？”又说：“我们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的去学美国，反之我们所要学的，却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王建开，2003:267-268)而这种译介西方现代文学的文化立场，即借鉴与创新，一直为王佐良所坚守。这在他后来一生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中都表现出来。

王佐良对英美现代诗歌译介，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这也是西方西现代文学在我国的第三次译介高潮。王先生与他同时代的那批翻译家不遗余力地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译介自然是这次高潮中最为出彩的部分。改革开放之初，经过1978年夏秋之间有关“重新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问题”的讨论，在“思想意识上和心理上”为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做了准备(董洪川，2004:103-104)。很快，大批成长于40年代的译者包括赵萝蕤、卞之琳、穆旦、陈敬容等重新开始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譬如赵萝蕤重新修订了《荒原》译本并发表于1980年3期的《外国文艺》，袁可嘉等从1979年开始选编一套《外国文学现代派作品选》(1-4册)，历时五年(1980—1985)全部出齐。该书“第一版销量累计达15万册，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袁可嘉，1993:99)。由此可见，中国读者对隔绝30多年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多么的渴望。已过“耳顺”之年的王佐良也积极投身于新时期英美现代诗歌的译介大潮之中。20世纪中国百年的巨大变迁不仅主导了中西文学交流的断与续，而且也成为王佐良一代人迎拒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历史文化因由。换句话说，王佐良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关系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历程。

3 译介现代诗歌：从叶芝到勃莱

从1980年12月在《世界文学》发表“诗人勃莱一夕谈”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王佐良向中国读者译介了叶芝、T.S.艾略特、W.H.奥登、燕卜荪、斯本德、菲利普·拉金、R.S.汤玛斯、绍莱·麦克林、休·麦克迪尔米德、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多位英美现代诗人和作品。从诗歌流派看，王佐良译介的英美现代诗人范围比较广泛，包括现代主义诗人、现实主义诗人、后现代主义诗人；从时间跨度看，王佐良译介的现代诗人从20世纪初就名满天下的爱尔兰大诗人W.B叶芝到世纪末的著名美国诗人勃莱(Robert Bly,1926—)。但是，若从诗人数量看，毫无疑问他所译介的大都属于现代主义诗人。

一般情况下，我们谈论外国文学时在三个层面上使用“译介”这个概念。第一是翻译，即将翻译视为一种介绍的路径；第二是翻译与介绍，即既做简单介绍也做翻译，譬如很多翻译的文学作品前面加上译者或者编者的作者与作品简介；第三是翻译与深入评介，即对一位作家/诗人或者某作品进行深度评论，同时进行翻译。当然，第二种与第三种情况有时很难截然区分。此外，还有谢天振教授提出的“译介学”，那是在比较文学的领域或者说从方法论上讨论文学翻译：“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谢天振，2013:1)。王佐良对英美现代诗歌的译介属于第三种情况，即翻译与评介。他所写的有关英美诗歌的论述总是一边讨论一边翻译出相关诗歌，给人一种血肉饱满的感觉。无论是他的《英国诗歌史》，还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抑或是他发表在《读书》上的系列评介英美现代主义诗人的“随笔”，莫不如此。这是王佐良一个非常重要的译介英美现代诗歌的区别性特征。

王佐良对英美现代诗歌的译介，重点是英美现代主义/现代派诗歌。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如下：一是如前所述，由于他在西南联大受到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深刻影响；二是他本人是一位现代主义诗人，个人气质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相契合；这也是他的翻译观；三是他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对现代派的看法在《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西方现代派》一文中有较为集中而简略的论述。在他看来，西方现代派“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是“一个重要事实”，“是一种突破”；现代派优秀的作品已经“成为新的传统的一部分”。他指出：现代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新的现实和新的感觉需要新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破灭感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感，“作家们发现要表达这样的现实和人们对此的感受，传统文学的表现方式已不济事。它们要求文学有更大的真实性，又有更大的敏锐性(因此要采用更大胆的，甚至惊世骇人的表现手法)”(王佐良，1981：31-33)。他的这些观点与英国现代派先驱T.E.休姆几乎是同出一辙。休姆在谈到现代诗歌是新精神的表达时认为：“文学批评自然会厘清什么是新的精神，这种新的精神在旧的格律样态中不能表达。现代诗人想表达的和过去诗人所表达的有什么不一样么？我认为是不一样的。” (Hynes,1955:72)王佐良还从辩证法的角度探讨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之间反叛与继承的关系。他说：“就英美文学而论，现代派诗的兴起是对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诗歌的一个否定和一个发展。”其否定在于，“现代派诗歌从审美观念、题材、技巧到诗歌语言都反浪漫主义”；其发展在于,“浪漫派已经重视想象力的作用，现代派则写更奇幻的梦，并且深入潜意识；浪漫派写哲理诗，现代派不仅在诗里谈人生和哲理，而且冥想时间、空间等观念(燕卜荪)，浪漫派中拜伦所表现的诗的戏剧化在现代派中奥登的作品里有了继承”(王佐良，1981：31-32)。这些评介都体现了王佐良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非常深刻的认识和较为全面的理解。他的这些见解，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中，都非常新颖而独特。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王佐良陆续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外国文学》《读书》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翻译作品，还在其专著《英国诗歌史》中首译了部分现代诗人作品。他翻译作品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就译者来说，个人的条件决定了适应于译何种性质的语言，不宜于译另外性质的。他应该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译，无所不译必然出现劣译。”(王佐良，1993:2)从他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来看，他总是翻译那些经得起时间冲刷、有独特韵味而又真诚的诗歌。举一个例子：他在《外国文学》(1986年9期)翻译发表了R.S.汤玛斯(1913—2000)的《时代》《农村》《一个农民》《威尔士风光》《家谱》《回家》等十首诗歌，并指出，在色彩灰暗的英国诗坛上“只有R.S.汤玛斯像一块白石那样，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更坚硬又更玲珑”；他的诗歌“读起来一点儿也不单调，而是充满了激情和戏剧性，经得起多次咀嚼”(王佐良，1986:46)。R.S.汤玛斯是威尔士诗坛泰斗，但我国之前对他几乎没有介绍。王先生指出：其诗歌“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更坚硬有更玲珑”，“最动人的一点就是极具体的细节和极高远的玄思的结合”(王佐良，1986:46)。这是中肯的评价。汤玛斯的诗歌大都描写威尔士农村的人和事，语言朴素、形式整饬、感情真挚，用朴素的语言写出了深沉的意义：“谈不上街道，房子太少，/只有一条小道/从唯一的酒店到唯一的铺子，/再不前进，消失在山顶，/山也不高，侵蚀着它的/是多年积累的绿色波涛，/草不断生长，越来越接近/这过去时间的最后据点。/很少发生什么；一条黑狗/在阳光里咬跳蚤就算是/历史大事。”(《农村》)虽然汤氏是一位老诗人，但在新时期，王佐良是第一位译介汤玛斯的翻译家。

当代美国著名“深层意象派”诗人罗伯特·勃莱，也是王佐良首先译介到中国的。鲁国尧有专论《植根于自己国家的土壤才会长命——读王佐良论美国诗人勃莱》讨论王佐良译介勃莱。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其译介的影响。王与勃莱有过两次交往，并深入交流过诗歌问题，因而其评介文章显得特别真切感人。《诗人勃莱一夕谈》1980年底就发表在《世界文学》上，那时国内学术界对勃莱几乎一无所知，而熟悉英美诗坛的王佐良却意识到这是一位值得译介的重量级大诗人：

我爱他诗笔的新颖。这新颖，一则见于若干首的标题：新的诗歌的可能性/工业革命之后，事情一并发生了/那些正在被美国吃掉的人/反对英国人之诗……勃莱之所以新颖，还在于他的诗笔包含着当代美国的情感气氛 ……这也就是说，勃莱的诗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现代诗，然而又有他个人的特色。他混合了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奇想，山水和政治。(王佐良，2016：24)

王佐良在文中辑录了他与勃莱的谈话，勃莱提出了一大批当代美国好诗人的名单，认为他们“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们不像艾略特、庞德那些人厌恶或者鄙视美国，而是生根在美国，他们的诗出自美国的土壤”(王佐良，2016：24)。这里，我们看到了王佐良推崇勃莱的理由：两人都认为，诗歌必须根植于自己的民族与国家，才会成为真正的好诗。四年后，王在另一篇关于勃莱的文章《勃莱的境界》中进一步强调了勃莱诗歌的美国性。

4 诗歌译介特点：译介目的与“译”“介”结合

关于王佐良先生的诗歌翻译，在学术界已经有些探讨，譬如黎昌抱的《王佐良翻译观探析》、易立新的《以诗译诗 诗人译诗》、陈亚明的《试论王佐良的诗歌译作与译论》等。这些成果基本都是从较为微观的层面考察王佐良诗歌翻译的风格或者翻译观念。倘若我们从文化交流这个较为宏观的层面去考察王佐良的英美现代诗歌译介，就会发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探讨。

第一，虽然他也译介一些著名的诗人及作品如W.B.叶芝、T.S.艾略特、W.H.奥登，但是他的大量译介内容却是一些既有显著特点而又不为国人所熟悉的诗人和作品，真正肩负起外语人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角色。质言之，王先生的译介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丰富和繁荣民族文化。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上文谈到的R.S.汤玛斯与勃莱就是例子。再如，王佐良在《读书》1987年4期上发表了译介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3)的短文。麦氏在20世纪30年代与奥登几乎齐名，他与奥登、刘易斯、斯本德一起被称为牛津四才子，但在我国当时也几乎没有任何介绍。王先生在这篇短文中翻译了麦氏的《仙女们》一诗，并给予了精当的点评：“即使通过译文，也多少可以看出：诗的音乐和节奏是模仿现代芭蕾舞的”，“写法上有现代诗的突兀，不交代前前后后，但是所用的形象完全能够传达情意和气氛”；但是“从第四段起，情境变了，芭蕾舞的浪漫仙境消失了，代之以现代英国都是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诗歌第四节是这样：“这样他们结了婚——为了更多在一起——/却发现再也不能真的在一起，/隔着早晨的茶，/隔着晚上的饭，/隔着孩子和铺子的账单。”诗歌描写两人“为了更多在一起”，就结了婚，但却发现“再也不能真的在一起”，结婚反而使得两人的关系生疏了。诗人仅用几个简单的日常生活的意象“早茶”“晚饭”“账单”就把两人的生疏关系表现了出来：“形象和句子结构的运用显示出一种现代手法，让实物和节奏说话，无须加一句说明或者评论，然而嘲讽自在。”(王佐良，1987c:63-64)王的评价让我们不禁想起T.S.艾略特著名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客观对应物”：“以艺术新形式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换句话说，就是一系列的实物，一个场景或者一连串的事件。它们就是那些独特感情的公式，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就立刻能唤起那种情感。”(Eliot,1950:124-125)这又说明，王佐良的点评看似漫不经心，背后却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支撑。

第二，王佐良撰写的英美现代诗歌的文章总是“译”与“介”的结合，这个“介”，不是简单的介绍，而是带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评价。最典型的是发表在《读书》杂志在上的八组“读诗随笔”系列文章。他称之为自己“小小的试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与他对文学译介的目的看法相关。王佐良说：“我面对的是中国读者，谈的则是英文诗，这就必然要借助翻译。通过译文来外国诗的意境和艺术，而且尽可能把两者结合起来讨论，这可以算是我小小的试验。”(王佐良，1987b:75)换句话说，在王佐良看来，文学译介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读者，为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反观我们现在看到不少期刊上讨论诗歌的长篇大论，都是从概念到概念，缺少诗歌例子分析的支持，读来味同嚼蜡。我们不得不说，王先生的“小小试验”于我们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王佐良对英美现代诗歌的评介也非常有特点。首先，评论总是非常具体，从不虚夸，且三言两语，就击中要害。譬如，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中有两行诗：“一个老人是猥琐的东西，/一件挂在竹竿上的破衣服”，王佐良评价：“第一行是很少入诗的陈述句，第二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普通话，但两者何在一起就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前者变成警句，后者变成确切的比喻。叶芝的诗才于此可见”(王佐良，1987b:75)。再如，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有“呵，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我将要卷起我的长裤的裤脚”，王佐良评价：“一个简单的动作，然而代表了一片心情：只有心情上衰老的人才那样小心保护裤脚，才为了方便而放弃雅观。”(王佐良，1987b:79)一句“为了方便而放弃雅观”，简单明了又直击诗意深层，读者一下就理解了这个形象的内涵。再者，评价诗歌或者诗人总是放在历史长河中比照，在比较中讨论长短优劣。这是批评家艾略特的路子。这样的评价显得理据充分而令人信服。在王佐良发表的诗人作品翻译专题中，他也在翻译诗歌的前面增加了“作者与作品简介”或者在文中加以注释，评价诗人诗作，帮助读者理解。譬如，他发表在《外国文学》1987年1期上的译诗《菲利普·拉金诗八首》就有一千多字的“简介”；发表在《外国文学》1986年5期的《R.S.汤玛斯：诗十首》也是如此。这些“简介”扼要评价诗人的诗歌风格、历史价值等，总是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又给人启迪。他这样评价拉金的历史地位和创作风格：

在浪漫派的感情泛滥之后，在现代派的技巧和泛滥之后，在奥登一代的政治热情膨胀之后，特别是在狄伦·托马斯的符咒式的狂歌之后，他能头脑冷静地从写实入手，用一种硬朗的机智建立了一种新的英国诗风。(王佐良，1987a:13)

寥寥数语，他就把拉金在英国诗歌史上的历史功绩讲清楚了。而拉金的创作是“老练而又善于创新”，“老练在于他对形式的驾驭，他的所有诗篇都是形式完整、层次分明的”；他“继承了现代派对于形式和具体场景的关注”，“但是又不炫新奇”。这就是他与现代派的区别，也是他的创新之处，因而出现了“新的品质，即心智与感情上的诚实”(王佐良，1987a:14)。

5 结语

王佐良继承了我国自从“五四”以来老一辈翻译家兼作家的传统译介观，即译介的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学的创新与繁荣。他曾在《我为什么要译诗》一文中明确提出“自己所译对于我国诗歌创作有点帮助”(王佐良，1997:491)。他的译介特点与译介目的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因为如此，王佐良译介的英美现代诗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仔细甄别的，除了前文谈到的要符合译者的风格，还必须有鲜明的个性与特点，有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最重要的是，要对我国诗歌创作和文化繁荣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