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欣

(故宫博物院 科研处，北京 100009)

0 引言

1877年，荷兰政府在荷兰本土历史最悠久的莱顿大学设立了该国第一个“中国语言与文学”教席，从而拉开了荷兰学术界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序幕。17世纪至19世纪末这300年间，中国文学通过各种途径被引入荷兰。一方面，一些造访亚洲地区的荷兰商人、传教士、官员、记者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收集译介回国。另一方面，荷兰也摸索出另一便捷高效的引进途径，即在周边欧洲国家所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寻找值得转译的目标(1)关于19世纪末之前的荷兰汉学参见：王文欣、姚建彬.2016.17世纪初到20世纪初荷兰的中国研究与中国文学翻译 [J].外国语文(6)：113-121.。

进入20世纪后，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快速变化使荷兰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动向。当时中国国内剧烈的政治变革，不断涌现的新的文学形式与观念，也为荷兰的译介提供了新素材。本文关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末这段时期，荷兰的中国研究和文学翻译走过的轨迹。之所以设定这个时间范围，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重点学术人物的更迭，让这段时间内荷兰的中国研究有比较紧密的内在关联。本文第一部分以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为线索，介绍中国文学翻译在这40年间的成果、突破和特点。第二部分则研究荷兰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与谱系，特别是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与不足。本文将着重介绍荷兰对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时代特征，以及大的转向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唯有如此，才能越过对具体翻译家、学者或译作的评价，去把握一个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态度的社会根源。

1 中国文学翻译

1.1 古代小说、戏剧翻译

在中国文学的欧洲译介之路上，荷兰处于一个“终端”的位置：荷兰翻译家积极从其他语种寻找可转译的文本，但荷兰文译本很少得到再次转译，荷兰文译本的影响力也很有限。举个例子，元代李行道的杂剧《灰阑记》在19世纪中期就已传入欧洲，晚至1926年才从德文被转译为荷兰文(Dekrijt-kring,Amsterdam:P.N.van Kampen)。而在荷译本出现的前一年，德国作家克拉邦德(Klabund，即Alfred Henschke，1890—1928)已根据德译本将这部戏剧搬上舞台。正是这次演出触发了《灰阑记》在欧洲翻译的一个巅峰，即著名德国诗人布莱希特(B.Brecht，1898—1956)于1944年写成，1948年首次上演的史诗剧《高加索灰阑记》。可见，德译本具有不断“触发”新翻译或新创作的“能量”，与之相比，荷译本就显得十分弱势和边缘化。

说到20世纪上半叶荷兰的中国古代小说翻译，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物是德国人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这位德国翻译家是这一时期荷兰高度倚赖的中国文学翻译中介，他的翻译对英语、法语等语种也产生了强烈的辐射作用。库恩的成功有其原因。他的翻译常对原文大幅度加工，为通顺起见不惜改动、删除文本中翻译的难句，乃至段落。大刀阔斧的翻译策略使其译作可读性更高，更贴合欧洲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故而受到极大的欢迎(Leenhouts,2014:194)。

库恩的大部分德文译作都被转译为荷兰文。最早引进的是1926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名篇》(ChinesischeMeisternovellen)，荷译本题为《来自中国的人生智慧》(LevenswijsheiduitChina,Amsterdam:L.J.Veen,1928)，内含《今古奇观》和《东周列国记》的几个节选篇目。接下来的20年中，库恩译作的荷译本不断涌现，即使在二战期间也没有中止，其中包括小说《水浒传》的两卷本译本《梁山沼泽的强盗》(DerooversvanhetLiangSchanmoer,1935)、《宋江加入强盗》(Soengdoltnaarderoovers,Antwerpen:Boekengilde,1935/36)，译自《三国志演义》的《桃园之誓》(DeeedindePerzikgaarde,Utrecht:A.W.Bruna,1943)，《金瓶梅》的三卷本译本《西门和他六个妻子的爱情冒险》(DeliefdesavonturenvanHsiMenenzijnzesvrouwen,Utrecht:Bruna,1940/41)，《金瓶梅》续书《隔帘花影》的译作《鞑靼席卷天朝上国》(TartarenbestormenhetHemelscheRijk,Utrecht:Bruna,1941)，《红楼梦》的译本《红房间的梦》(Dedroominderoodekamer,Den Haag:J.Philip Kruseman,1946)，以及清代小说《肉蒲团》《二度梅》等爱情或艳情小说的译作(Idema,2003:228)。这些长篇小说令荷兰读者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在短篇故事之外的众多长篇小说的丰富多彩。

荷兰译者在处理库恩德译本时有时会将篇幅压缩。比如库恩1932年出版的《红楼梦》德译本有788页，而荷译本只有499页。《金瓶梅》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荷兰读者读到的是在库恩已经大幅度删改原文的译作基础上再次加工而成的产物，其距离原文不可谓不远(Kwok,2014:3-5)。此外，库恩的德译本往往出版数年后才有荷兰转译本，想要读到最新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荷兰读者，必须直接去阅读德、英、法等“更大”语种的出版物。这一现象时至今日仍难以完全扭转。

20世纪40年代的荷兰虽遭德国入侵，但文化事业没有完全瘫痪，中国古代小说的间接翻译成果为数不少。除库恩这个中介外，一批古代小说也经其他欧洲语言辗转引入荷兰。《玉娇梨》就是一例。《玉娇梨》这部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在欧洲却很受欢迎，自19世纪初期以后产生了多个语种的译本。最早的荷兰文译本译自法国汉学家雷慕莎(Abel-Rémusat)的法译本，1829年在莱顿出版，题为《两个表亲玉娇梨》(Iu-kiao-liofdeTweeNichten)。1941年，根据1864年的另一个法文本又得到重译(DebruidenvanSoeJeoePe,Utrcht:Het Spectrum,1941)。此外，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21个故事，在译为英文和德文之后，又被转译为荷文，结为集子《一个中国人的神秘故事》(DewonderlijkeverhalenvaneenChinees,Amsterdam:De Bezige Bij,1947)。

二战结束后，也有一些新的文学作品进入了荷兰翻译家和出版家的视野。1950年，《西游记》在英译本的基础上首次有了荷译本，书名为《猴子：一个中国传说》(Monkie,EenChineselegende.Amsterdam:Contact)。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 Yang)1954年出版的唐传奇英文选本，次年以《无双，无可匹敌的新娘、艺妓、以及其他中国的传奇故事》(Woe-sjoeang,Deweergalozebruid,DecourtisaneenanderewonderbaarlijkeChineseverhalen,Den Haag:Bert Bakker,1955)之书名在荷兰面世，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已有荷兰文译本的中国文学的重译也在继续进行。继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译本之后，《水浒传》在1953年有了重译本《中国强盗，历史上最猛力的中国故事》(DeChineserovers.HetmachtigsteChineseverhaalallertijden,Antwerpen:P.Vink)。

在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方面，著名外交官、中国艺术爱好者、收藏家高罗佩(R.H.van Gulik，1910—1967)是20世纪中期为数不多涉猎这个领域的荷兰学者。他把清代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译为《狄公案》(全名《狄公案：狄判官破获的三桩谋杀案》[DeeGoongAn,ThreeMurderCasesSolvedbyJudgeDee]，Tokyo：1949)在日本出版。在此基础上，他还创作了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侦探小说，并配上自己绘制的插图。《狄公案》系列乘着当时侦探小说的热潮大获成功，迄今已发行百万余册。此外，高罗佩还将他在日本发现的一部1637年沃焦山人的手稿译为《春梦琐言》(TriflingTaleofaSpringDream:AMingEroticStory,PublishedonthebasisofaManuscriptPreservedinJapan,andIntroduced,Tokyo:1950)出版。同《狄公案》一样，他的这部译作以英文写成，并未专注于荷兰的读者。

1.2 现代小说翻译

从20世纪中期开始，古代文学在荷兰译介中国文学领域的垄断地位被打破。1939年，茅盾的《子夜》荷兰文译本问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次被介绍到荷兰，距离《子夜》1933年在中国国内的出版不过六年。但荷兰译介中国文学的模式并没有扭转——这次翻译仍是转译，底本是库恩的德译本。1940年，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翻译了鲁迅的短篇小说《肥皂》[“Zeep”,inChina,vol.1-2 (1940):pp.1-12]，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第一次被直接翻译为荷兰文。戴闻达对鲁迅的关注，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是比较前沿的。在此之前，鲁迅的文学作品翻译仅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零星见于苏联、法国和英国。(2)关于鲁迅早期翻译情况参见：Irene Erbr.1985.The Reception of Lu Xun in Europe and Ametica:The Politics of Popularization and Scholarship [G].Lu Xun and His Legacy.Leo Ou-fan Le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42-257.可惜在此之后，戴闻达未将兴趣继续投向文学翻译，而是回归早年对中国早期哲学的研究道路。作为当时为数不多曾在北方文化中心北京生活过的荷兰人，他对现代文学缺少兴趣无疑是文学翻译的一大损失。

二战结束后，荷兰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关注呈上升趋势。1948和1949年，叶君健(Hetdorpindebergen,Amsterdam:Elsevier)和萧军(Tchifoeng-dorpinaugustus,Amsterdam:Pegasus)陆续得到译介。1950年，老舍的《骆驼祥子》从英文转译为荷兰文出版(Amsterdam:A.J.G.Strengholt)。这一版本擅自改动了原作的结局，显示出当时文学翻译并未有作者中心意识，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这也折射出当时的文学价值判断：尽管荷兰翻译家开始译介中国现代小说，荷兰评论界对这一时段的文学评价普遍不高，直译作品很少，研究更是寥寥无几(Leenhouts,2014:194)。

鲁迅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赢得较多关注的中国现代作家。继《肥皂》之后，1948年，天主教传教士胡德梯尔(Jozef Goedertier)直译了鲁迅的小说名篇《伤逝》《孔乙己》《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孤独者》《故乡》和《祝福》，集结为短篇小说集《伤逝》(Wroeging)。胡德梯尔在东京生活过，他接触到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日本。借助日本对中国文学、文化、艺术的吸收理解来了解中国，有其便捷高效的一面，却也不能避免错位和误差。

1959年，左翼作家特恩·德·弗莱斯(Theun de Vries，1907—2005)将《阿Q正传》英译本转译为荷兰文，题为《阿Q信史》(DewaarachtigehistorievanAhQ,Amsterdam:Pegasus)。同年出版的选集《新中国的探索及一些中国文学尝试、农民诗歌、故事和民间笑话》(DeMeestersvandeDraak.VerkenningeninhetnieuweChinaalsmedeenkeleproevenvanChineseliteratuur,boerenpo⊇zie,anecdotesenvolkshumor，Amsterdam:Pegasus)收录有他翻译的三首鲁迅的散文诗《风筝》《腊叶》和《淡淡的血痕中》。德·弗莱斯是50年代非常高产的翻译家，1951年他从英文转译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Dedorpszanger,Amsterdam:Uitgeverij Pegasus)，从中不难看出翻译家的左翼立场。而鲁迅在荷兰的译介，也应当放在国际左翼运动传播发展的大脉络之中来梳理。

1.3 诗歌和其他文体的翻译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火威胁到了在中国的欧洲人的安全。此时的荷兰密切关注着远在大陆另一端的中国的事态。有不少在中国的荷兰记者持续不断地报道着中国的局势，德·弗莱斯即是其中一位。1938年，他在月刊《政治与文化》(Politiekencultuur)第一期发表了两首译自中文的诗歌，一首是来源不明的现代革命诗，另一首是《诗经·何草不黄》的节译。《政治与文化》是荷兰左翼刊物，主旨是跟踪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所刊登的文章对劳动人民艰难生存状况怀有同情。德·弗莱斯这两首译诗的组合相当吻合刊物的基调。这一期上还同时登出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文章和毛泽东亲笔手迹照片。这本杂志见证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热烈兴趣(Arie Pos,2008:225-226)。

二战期间及战后，诗歌的翻译活动仍在进行着，陆续有十数部收录中国诗的书籍得到出版，但大多是选集，且内容较为杂糅。如梯侯芒(G.L.Tichelman)的《中国记事簿：关于战争、和平、女人和酒的诗》(Chineeschcahier,Gedichtenoveroorlogenvrede,vrouwenenwijn,Amsterdam:A.J.G.Strengholt,1943)、戴闻达的学生博特·忒尼斯(Bert Teunis)翻译李白诗的集子《人生的狂喜》(Levensroes,Amsterdam:U.M.Holland,1943)、伊丽莎白·德·容-凯辛(Elizabeth de Jong-Keesing)的《智慧的微笑：20世纪中国诗歌》(Halflachendmetdewijzen,Chinesepo⊇zieuittwintigeeuwen,Amsterdam:De Driehoek,1959)等。

在思想史和宗教文本方面，《庄子》在1910年被译介到荷兰(Amstersfoort:Valkhoff)，这个译本是布洛克-弗兰茨(C.C.Blok-Franse)根据欧洲多个语言的《庄子·内篇》译本加工而成。20年代中期，涌现出一批关于《孙子》《论语》《易经》等先秦思想家和儒家经典的译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德、法、英文译本间接翻译过来的。也存在重译现象。包雷(Henri Borel，1869—1933)在1931年推出了一个《孟子》荷译本，而戴闻达在1941年的《与中国哲学家共度时光》(UrenmetChineeschedenkers)中也节选了部分孟子。就学术观点来说，戴闻达不同意包雷把孟子描绘为民众的保护者，这可能是他重新翻译《孟子》的动机。

思想和哲学文本翻译也出现了左翼诗歌翻译那样的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相结合的现象。二战后十分活跃的小说家、翻译家耶夫·拉斯特(Jef Last，1898—1972)出版的《关于彻底的虚空的秘笈》(Hetwareboekdervolkomenleegte,Deventer:Kluwer,1958)一书，节译了列子和杨修的言论和观点。拉斯特的点评中将杨修的社会批判与无政府主义和存在主义思想联系起来。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成为像拉斯特这样的荷兰知识分子在战后反思社会现状的新武器和思想源泉(Arie Pos,2008:244)。

1.4 小结

20世纪60年代之前，荷兰很少直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古代文献。从统计数据来看，20世纪初至50年代，尽管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的数量都在提升，但间接翻译增长更快，导致二者之间数量差距在不断拉大(Heijns,2004:237)。这一趋势到70年代才得到扭转。

荷兰热衷间接翻译有其社会根源。伊维德(Wilt Idema)教授认为，尽管早在17世纪荷兰就与中国有了初步接触，但是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极少有荷兰人能说汉语，能阅读中文的人更加罕见。荷兰人缺少在中国活动的天主教传教士学习中文的动力和热忱，他们学习汉语是出于实用目的，要为贸易服务，侧重如何与当地人迅速展开交流(Idema,2003:217)。荷兰人虽一度殖民台湾岛，但接触和掌握的大多是洋泾浜葡萄牙语。伊维德教授还指出，由于荷兰的语言文字从未成为除印尼研究之外的东方研究的主流学术语言，荷兰的汉学家们仅在职业生涯早期操荷兰文写作，度过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就迅速改用其他西方语言发表学术成果。约瑟夫·缪利(Jozef L.M.Mullie，1886—1976)用荷兰文写成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教程遭到当代学术界忽视，印证了荷兰文的写作影响力式微(Idema,2003:217)。纵观荷兰的语言发展史和文化史，就不难发现这一地区有着悠久的多语传统(multilingual tradition)。除本土语言之外，荷兰在历史上先后受到拉丁语和法语的深度影响 (Hermans,1998:392-400)。20世纪下半叶，英语又异军突起，成为一支主要的外语力量。这些都挤压了荷兰文学术写作和文学翻译的空间。

2 荷兰的中国研究

2.1 乌特勒支大学

上文已经提到荷兰的汉语语言文字学习问题。莱顿大学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直是荷兰境内汉语人才培养的唯一中心，主要为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输送人才。莱顿的语言教育兼顾文言文(清朝的书面语)和口语入门。所谓的“口语”，其实是在中国沿海和东南亚地区广泛使用的闽南、客家方言，后来才逐渐涉及北方官话教学。这样的语言课程在一开始可满足大部分实际需求，但随着“五四”白话文运动，它与中国实际的语言使用情况愈发脱节(ter Haar,2014:99)。白话文书写教育的缺失，对荷兰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对同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20世纪初，中国研究逐渐扩展到莱顿大学以外的学术机构，例如凡·黑克(Frederik Van Heek,1907—1987)就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完成了他对荷兰的中国移民的研究。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在此仅介绍在中国语言研究方面有所发展的乌特勒支大学(Universiteit Utrecht)，它在1926年成为荷兰第二所教授汉语的大学，托马斯·佛格森(Thomas T.H.Ferguson，1871—1946)和上文提到的缪利先后在此任教。佛格森早年是驻中国的海关官员和莱顿的中文教师。他1933年的就职演说《“国语”的发展和研究，中国的现代语言》(Deontwikkelingenstudievan“Kuo-Yü”,demodernetaalvanChina)显示出对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语言革命和新生的作为全国标准用语的“国语”的关注。不过佛格森的学术重心不在语言学研究，而在语言教学(Sybesma,2014:146)。佛格森的继任者缪利起初是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CICM)的教士，这是起源于比利时的一个天主教传教修会，主要活动于中国北部和蒙古南部(Lievens,2003:301-324)。缪利的特殊经历是返回荷兰任教于乌特勒支大学之前，曾在热河地区度过了22年的漫长岁月。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在汉语学习上花了很大工夫(Sybesma,2014:145)。因此缪利的汉语水平和语言学素养，远高于20世纪早期荷兰汉学研究者和浮光掠影的记者，他在汉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法研究方面都有建树。乌特勒支大学在1939至1956年他任教的十多年间，以汉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成为莱顿大学之外荷兰另一个中国研究据点。如果将19世纪下半叶莱顿设立汉语教学点时的主要关注点与佛格森、缪利的语言教学工作加以对比，能够看出一个从东南亚到中国本土，从闽南方言到普通话的转移趋势，这一趋势在20世纪最后30年会更加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佛格森和缪利的课程设置在乌特勒支大学的印尼研究系(Indologische faculteit)。印尼系于1924年创立，经费来自荷兰壳牌石油的子公司——巴达维亚石油公司(Bataafsche Petroleum Maatschappij，BPM)。设置印尼系源自当时荷兰社会的一个议题，即荷兰在印尼的殖民政府是否应考虑殖民地当地居民的权益。对此，莱顿大学有很多学者持支持态度，反对派于是设法筹款，在乌特勒支大学设立分支与之对抗。巴达维亚公司在荷属东印度地区的石油工业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在这波浪潮中出资支持了乌特勒支大学(ter Haar,2014:85-86)。无论佛格森、缪利的学术伦理立场如何，很大程度上，当时的中国研究恐怕无法摆脱其作为荷兰在东南亚殖民地统治和贸易需求的衍生品这一定位。二战后，荷兰在东南亚的势力全面收缩，并且当时整个荷兰汉语研究都后继无人，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填补缪利退休后教授席位的空缺。于是这门课程在开设30年后，于1956年宣告终止。

2.2 莱顿大学

从上文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叶的荷兰高等教育机构里某一专家学者“主导”一个专门领域的现象十分突出(Zurndorfer,1989:24)。这一传统可以上溯至19世纪。从制度层面来讲，荷兰的大学体制规定每个专业只能有一个教授职位(不包括外校兼任教授)，只要教授不离职或退休，讲师就无法晋升。这一体制决定了每位中国研究教授的学术兴趣将极大地影响他任职期间整个领域的发展方向。

这种决定性的影响力充分体现在戴闻达教授身上。1919年，继施古德和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之后，戴闻达成为莱顿“中国语言与文学”教席的第三位教授，他也是第三位在进入学术界之前曾在荷属殖民地或荷兰驻中国外交机构从事过事务性工作的中国研究教授。戴闻达1908年进入莱顿大学时攻读的本是荷兰文学，但转而对东方语言产生浓厚的兴趣。1910年，他师从高延教授学习汉语，并在次年跟随高延转去柏林大学学习六个月。1912至1918年间，戴闻达赴北京为荷兰使馆担任翻译，1919年回到荷兰，获命莱顿大学讲师(Reader)。由于高延离开莱顿的过程很不愉快，在荷兰政府任命戴闻达之前，中国研究的专任教授已空缺达八年之久(3)戴闻达并非没有其他竞争对手(ter Haar,2014:72)。关于高延在莱顿最后几年的纠纷和戴闻达上任的经过参见：Leonard Blussé.1989.Leiden University’s Early Sinologists [G].Leiden Oriental Connections:1850-1940.Willem Otterspeer.Leiden:Brill,348-53.Maurice Freedman.1975.Soci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J].Ethnos (40):199-203.。

戴闻达的研究兴趣主要是中国早期哲学和中外关系史。他的一些研究涉猎到中国古代小说，如晚明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和《西洋记》。然而同他的荷兰学术前辈一样，这些文学文本都是作为史料来为其中外交流史的考察服务(Idema,1981:28)。这与他的前辈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为研究中国妓女而翻译《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研究理路基本一致。从中也能看到这些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外的学者，如何受到他们自身学术兴趣的引导而趋向于不同类型的中国文学：施古德对“社会底层”和秘密结社的兴趣将他导向“通俗的”(vernacular)白话小说，而戴闻达对明初中外关系和郑和航海事迹的研究将他引向同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

戴闻达以向同胞介绍当时中国局势而为人熟知，他这方面的文章收录于《西方视野中的中国》(Chinategendewesterkim,1927)。此书的议题极为广泛，囊括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甚至有作者与复辟失败后向荷兰使团寻求保护的张勋数次面对面交流的纪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戴闻达在中国居住期间与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有所往来。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撰写了《中国一场文学复兴》(Een Letterkundige Renaissance in China,1923)一文(该文后作为一个章节收入《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向读者和学界介绍了1917年中国的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缘由，以及新文化运动领袖同林纾的论争。文中还收录了罗家伦、沈尹默、刘半农和李金发的诗歌。除此文以外，1927年和1936年，戴闻达还先后出版了两部小书，报道当时中国的高涨的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学强烈的兴趣，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一潭死水”的刻板定见(Leenhouts,2014:193)。

1927年面世的《西方视野中的中国》一书，加上一年后付梓的博士论文，令戴闻达得以于1930年正式升任教授。他上任后的同年即开始着手筹建汉学院，在后世看来，这是极富远见的尝试。最初汉学院的运作经费来自于义和拳乱赔款(Boxer Indemnity)，这一赔款被转作荷中文化关系促进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and China)。在此基础上，又设立了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促进基金会(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Leiden University)，用于购买图书和支付图书馆员薪水。起初，该学院的图书馆只有中西文资料1000卷左右。戴闻达教授上任后，图书馆藏书迅速扩张，并聘请印度尼西亚华人曾珠森(Tjan Tjoe Som,1903—1969)为图书馆员。戴闻达教授还于1930年创办了“莱顿汉学”(Sinica Leidensica)系列，为莱顿大学的汉学学位论文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提供出版平台，这一系列丛书由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直至今天仍在不断扩充。如此，戴闻达成功整合了包括教学、图书馆资源和出版机会在内的一整套学术体系，荷兰汉学从此走上规模化运作之路。

在戴闻达教授一系列努力下，莱顿吸引了一批对中国研究有兴趣的学生。1931年，恒慕义(Arthur Hummel)关于顾颉刚的《古史辨》、埃森·M.盖尔(Esson M Gale)关于《盐铁论》的学位论文在荷先后付梓，它们也标志着荷兰汉学从殖民地的华人社会和宗教转向中国古典文献和历史。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古典文献和历史一直是汉学研究的优先选题，但文学研究仍付之阙如。

1932年戴闻达成为《通报》(T’oungPao)的编委，这是莱顿大学成为汉学重镇的标志之一。《通报》早在施古德的时代便紧密地将莱顿与巴黎的汉学界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在施古德1903年去世后一度中断。戴闻达将它重新拾起，他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密切合作，使《通报》获得国际声誉。

1940年二战正式爆发，荷兰被德国占领，莱顿大学甚至一度关闭，“莱顿汉学”丛书也被迫停摆。德占时期，戴闻达教授还一度因收留犹太难民被捕，幸而在学者们的抗议下最终获释。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影响深广的荷译本《道德经：关于“道”及其品德》(Tau-te-tsjing.Hetboekvanwegendeugd,Arnhem:Van Loghum Slaterus,1942)，这一译本随后被转译为法文和英文，是极少的从荷兰语向周边强势语言地区输送的中国古代思想译著。

二战结束后，荷兰的汉学活动得以再度开展。1947至1950年间，戴闻达出任莱顿大学文学与哲学学院院长，在他的指导下涌现出若干青年汉学学者。日后成为莱顿和荷兰第一位中国文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德克·莱茵德·杨克(Dirk Reinder Jonker，1925—1973)1949年一度就学于戴闻达门下。1949年，曾珠森在戴氏的指导下完成了汉代文献《白虎通译》选译和注释计划，获得博士学位。曾珠森被聘请为汉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conservator)，并承担一些教学任务。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哲学特别教授(professor-extraordinary)，但就在两年后，他放弃荷兰的教职，谢绝了同事的挽留，返回故乡印尼任教，投身当时正在萌芽的印尼汉学研究建设事业(4)曾珠森的生平参见：Anthony Hulsewé.1969.Tjan Tjoe Som 曾珠森 (1903—1969) [J].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55,Livr.1/3:141-144.。在曾珠森的身上，映射出印尼华人身份认同的复杂状况：印尼华人祖先来自中国，长于印尼，大多接受荷兰在殖民地开办的荷兰教育。他们是认同自身为荷兰人、中国人还是印尼人，不一而同。无论如何，曾珠森返回印尼时，必定怀抱着在印尼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不幸的是随后他被卷入印尼越演越烈的政治运动，学术生涯被迫完全中止。

有研究者认为，自戴闻达这一代学人开始，欧洲汉学研究迈入“职业”阶段。戴氏与同时代的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等人一道将汉学推向一门高度学术性的学科，在这之前，汉学更多是退休外交官和归国传教士对异域的猎奇(Zurndorfer,2014:31)。这无疑是中肯之论。但这种转变带来的副作用是汉学研究开始脱离中国的实际(这当然也与中国50年代后的国情有关)，而走向“语文学化”(philogized)的坐而论道。

在四五十年代与中国文学研究多少有所关联的汉学家还有高罗佩。高罗佩出生于荷兰，三岁时随父母移居荷属东印度的泗水和巴达维亚。(5)高罗佩的生平参见：Anthony Hulsewé.1968.van Gulik (1910—1967) [J].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54,Livr.1/3:116-124.在印尼华人社会的生活经历令幼年高罗佩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1923年回荷兰念中学后，他开始学习语言学理论和梵文，1929年进入莱顿大学又系统学习了汉语、日语和法律，凭论文《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获学士学位。在法律方面的兴趣或许是他日后对中国“公案”小说着迷的根源所在。1934年，他在乌特勒支大学(即当时由佛格森执掌的中国研究部门)以“米海岳《砚史》考”的题目获硕士学位，次年又完成了博士论文《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这些学位论文显示出高罗佩极其广泛的知识涉及中国古代艺术、宗教、法律和文献考释等诸多方面。

1935年被荷兰外交部录取后，高罗佩的外交官生涯随即开始，出使中国(1943—1946)和日本(1949—1953)期间搜集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籍，他在战后收藏并带回荷兰的中国善本书籍是造福当时欧洲汉学研究者和古代文学翻译者的一批珍贵资料。高罗佩去世后，这批书籍的一部分进入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成为馆藏善本的一个重要系列。

高罗佩精通古文、书法、篆刻、书画收藏、古琴演奏,他的研究以视域广和多产著称，尽管并非学术体系中的雇员，且其研究的严谨性可堪商榷，他在本职工作之外努力著书的精神可圈可点。20世纪50年代末和20世纪60年代，高罗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绘画、书法、音乐、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1951年的《秘戏图考》(EroticColourPrintsoftheMingPeriod,Tokyo)和1961年的《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LifeinAncientChina,Leiden:Brill)介绍了西周到明代中国的性文化和性习俗。性文化在当时欧洲的学术环境里仍是禁忌，高罗佩出版这两本著作敢为时代之先。尽管书中把一些比较猥亵的文字译为较为隐晦的拉丁文，但内容的“露骨”仍招致不少批评。值得注意的是，高罗佩有影响力的著作和翻译均用英文写成，这将他与戴闻达及更早的荷兰汉学家区别开来，显示出面向荷兰和欧洲的汉学研究专家以外的读者群的视野。他用英文写作的意识，也预示了下一个时代荷兰的中国研究者们的新潮流。

3 结语

纵观20世纪初至50年代末荷兰所开展的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研究，其角度和心态日益从殖民宗主国对殖民地居民的猎奇，转向对一个对等国家的学术研究，在这背后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旧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中国国内数次政权更迭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段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家辈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则比较凋零。因为一方面，二战对学术界造成的破坏需要时间来修复；另一方面，随着东南亚荷属殖民地纷纷独立，东方研究似乎正在褪色，至少从实际层面来说，中国研究失去了昔日高额奖学金和殖民地官员的职业前景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荷兰的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学翻译，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逐步复苏，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迎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