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红 郭棲庆

( 1 ．广东科学技术学院，广东 珠海 519090；2.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0 引言

古今中外，医生一直是一个特殊且神圣的职业。在中国古代，一般设馆医病的医生称为大夫，走街串巷医治的医生称为郎中。从地方习俗上看，北方人喜欢叫“大夫”，南方人称“郎中”的较多。在国外，日本在明治以后称之为“医师先生”“医生”或“老师”。在美国，传统性上医生被称作Physician，以不同专业领域一般又分为内科医生(Physician)、外科医生(Surgeon)和医生(Doctor)。医生不仅治病救人，在非常时期甚至肩负起国家重任，救国于危难之中。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肆虐的当下，中国的医生不仅在自己的国家打了漂亮的健康保卫战，而且排除万难携手外国同行抗击病毒，赢得了无数尊敬和感激之情。医生形象是指医生以其内在知识、智慧、能力和素质为基础，通过诊疗过程表现出来，并为患者及家属乃至公众所感知的总体形象，是对医院和医生的概括认识和评价(游小留，2012:28)。从古至今，文学中的医生一直是个寓意丰富的意象，其内涵与时代、社会文化语境等密不可分。美国经典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的作品中涉及许多疾病，医生人物也经常出现，他的长篇小说《夜色温柔》堪称其中的范本，文本中刻画了一组医生，男主人公迪克·戴弗更是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来自美国中西部、家境贫寒却年轻有为的精神病医生迪克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精神病的病理学研究，在参与治疗女主人公尼科尔·沃伦的精神分裂症的过程中爱上了她，与之结婚后荒废了术业、日趋堕落。尼科尔在迪克的照顾下逐渐康复，两人离婚后他沦为无名小镇的一名普通医生。多数学者运用社会文化批评理论、原型批评理论、伦理学批评理论、精神或心理学分析理论、存在主义哲学、女权主义理论等理论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迪克的形象以及他的悲剧命运，然而专门研究其医生形象的成果并不多。笔者认为医生形象的研究有助于拓宽菲茨杰拉德研究的视野，为更全面认识菲茨杰拉德其人其作开辟研究的新范式。

小说中的医生以多姆勒教授、弗朗兹和迪克三位为主，这些医生形象刻画虽各有千秋却拥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形象氤氲于精神分析学氛围中，渲染着浓郁的弗洛伊德色彩。多姆勒教授虽然在整部小说中着墨不多，却留给读者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泰斗形象。他有着“藤蔓般的胡须”(1)文中对《夜色温柔》中文版的引用均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巫宁坤、唐建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年。以下只标明页码，不再详注。(菲茨杰拉德，1998:329)，一双不大的眼睛“曾目击过多少人世的争斗”(329)以及“夏洛克·福尔摩斯般”(329)的洞察力，受到迪克的敬仰。他的长相与精神分析学的开山鼻祖——弗洛伊德的仪容十分相似，后者器宇轩昂，整洁的络腮胡是他相貌的标志性特征。从某种意义而言，多姆勒教授是弗洛伊德的化身，成为迪克的精神偶像、甚至人类精神和科学信仰救治的典范，他身上寄托了作家对人文主义精神层面的诉求。或许因为他的形象过于乌托邦化，所以读者很快发现多姆勒教授在与迪克见面后六个月就离世了。他的去世象征着迪克的医学精神脐带的断裂，为他之后的医德败坏埋下伏笔。医学世家出身的弗朗兹“皮肤黝黑、体格健壮”(304)，为人真诚、做事稳重，珍视美德和医术，生活朴素节俭，这一作风与弗洛伊德崇尚简朴的品质十分相近。据说弗洛伊德在生活困难时期“只有不超过三套外衣，三双鞋子和三套内衣。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不能忍受欠任何人钱”(斯托尔,2008:174)。迪克是个“生气勃勃，体格健壮，目光炯炯”(303)的年轻人，才华横溢，乐于著书立说，这一点秉承了弗洛伊德从事科学研究的优秀品质。由此可见，多姆勒教授、弗朗兹和迪克三人身上集合了弗洛伊德的显著特质，体现了作家本人对大师的尊崇之情。多姆勒教授、弗朗兹和迪克三人的医生形象通过被置于移情困境、医德困境以及医生身份的消解中得以丰身塑骨，真实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精神病医生的精神风貌。

1 移情困境下的抉择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移情”(empathy)指的是“病人对医师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爱意(通常混杂着敌意)，这种爱意并非建立在他们之间真实的情感关系的基础之上，如每一个细节所示，它只能被追溯到已经成为病人潜意识中的一部分过去拥有的想法和幻想”(斯托尔,2008:213)。尼科尔因与亲生父亲的乱伦导致精神分裂入院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爱上了迪克。针对尼科尔的“移情”每个医生的对策有所不同。多姆勒教授冷静地指出“移情”是精神病医生的职业困境，他认为要么迪克从此案例中抽身而出，要么将尼科尔送离医院。他的决策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如出一辙，后者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承认“遇到的最麻烦的‘阻力’之一是病人不断地爱上他(或至少将他当作父亲形象)。……他从来不向病人允诺幸福”(伯恩斯,2013:217-218)。多姆勒教授的态度体现了他对年轻同行的爱护和恪守医德的品质。弗朗兹在得知迪克对尼科尔动了情并曾有过要和她结婚的念头时情绪激动、直言不讳地反对：“什么！献出你的大半辈子来做医生和护士，还有——算了吧！我知道这样的事会有什么结果。稍有变故，这事就会了结——你最好别再见她！”(331)这番发自肺腑的话语显现了弗朗兹关心朋友的真挚之情以及他对医生职业道德的坚守。多姆勒教授和弗朗兹俨然是弗洛伊德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的建议对迪克来说无疑是最明智最安全的。身为精神病医生的迪克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尽管他心有不甘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忠告，不再与尼科尔见面。然而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遭到后人的质疑，认为“正是因为弗洛伊德本质上是一个客观而超然的探索者，所以他将病人对他的情感冲动理解为一种病人过去情感的完全再现，而低估了病人或许在此时此地对他抱有真实情感的可能性”(斯托尔,2008:213)。也就是说，尼科尔对迪克的喜爱并不完全是对过去幻想的重复，更有可能的是她前所未有的情感被唤醒了，将迪克视作理想的情人或救世主，需要他的爱。迪克最终也无法抑制对尼科尔的感情，在一次登山邂逅后两人重归于好。那么迪克对尼科尔的感情是否是真爱？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迪克只是受到尼科尔的美貌和家族财富的诱惑。笔者认为他和尼科尔的婚姻是有爱情基础的，正如梅茨格(Charles R.Metzger 1992)所指出的那样：两人是真正相爱过一段时间的 (Boker,1992:294-314)。迪克做出与尼科尔结婚这一决定虽然并不是因为沃伦家的钱，但她的财富确实最终消怠了他对工作的专注。也有人认为选择与尼科尔在一起是迪克自恋的需要。的确，人们发现“他的嗓音，带着一种轻微的爱尔兰人的悦耳音调，仿佛要取悦世人”(186)；之所以娶尼科尔是因为他需要受人仰慕和崇拜，他“时常想，自己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和一个聪明的人，但这一切做起来相当难。他也想着要被人爱，如果值得为人爱的话” (186)。然而满足自恋需求的代价便是不断耗费他本该留给工作和学术上的精力。当尼科尔的力量在日益剧增的时候他的力量却在不断减弱，这正是多姆勒教授和弗朗兹当年所担忧的，所以布拉热克(William Blazek 2007)认为迪克“不适合精神治疗的职业”(Blazek,2007：67-84)。但笔者认为迪克在移情困境下的行为表现是真实可信的，因为病人临床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难以把控，即便是被视为理性代表的医生，他们也只不过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事实上，迪克的经历艺术地复现了现实生活中一些精神分析师的真实遭遇。

2 医德困境下的拷问

西方国家许多医学院校在新生入学或者毕业生的典礼上都会引用希波克拉底誓言，它强调行业道德的要求，即医学道德，简称医德。它是医务人员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应具备的道德品质，通过一系列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来影响和约束医务人员的言行，调整医务人员与病人之间、医务人员相互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徐少锦 等,1999)。医德作为一门科学又称为医学伦理学，医生的医德直接关系到医疗效果和患者的身心健康，对取得患者家属的信任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偏离，诊疗医生往往会遭遇投诉、谩骂、甚至暴力相向，同时给医院的声誉带来消极影响。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异常繁荣，社会商业化气息浓郁，作为社会人的医生自然也身处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中。随着市场对医疗资源需求的增大，医生传统的职业道德受到更多商业化利益的挑战，医生的形象特征也呈复杂多样化。多姆勒教授年轻时曾有机会去芝加哥大显身手，可这座工业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的偏远和精神上的荒芜让他望而却步，留在了风景如画、适合旅居的苏黎世。即便如此，他仍是有意识地阅读了有关美国名门望族的书籍，收治了许多来自纽约和芝加哥上流社会的病人，这种向现实生活妥协的行为与弗洛伊德的经历有相似之处。虽然弗洛伊德不愿沾手俗事，只想专心从事科学理论研究，但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曾在维也纳开设私人诊所收治病人。

弗朗兹欲创业却缺乏资金，积极游说迪克夫妇合伙经营了一家专门收治有钱人的疗养院。正是因为尼科尔的钱，弗朗兹不得不隐忍迪克工作上的懈怠。但是无论作为医生还是医院的行政管理者，他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尤其是在医闹事件的处理方式上。在得知迪克上班喝酒被病人家属投诉的事件后，弗朗兹在查实和分清责任的基础上，首先从朋友的角度婉言建议迪克暂时停止工作，休假调整状态；在迪克狡辩推卸责任后，他随后站在医院管理者的立场郑重地批评了迪克“在不该喝酒的时候喝酒了”(463)的不端行为。当迪克拒绝了他的好意并提出带有威胁意味的撤资决定时，弗朗兹心平气和地接受并表示会尽快寻找其他资助者以保证医院的正常营运。弗朗兹的处理方式不仅缓解了医疗纠纷、增强了患者信任、及时有效地挽救了医院的声誉，而且对医院的其他医生来说则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由此可见弗朗兹是一名既通情达理、顾全大局又坚守医德的合格医生，他身上体现了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职业道德，他的形象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的医患关系和理想医生的诉求。

相比之下，迪克的医德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对待病人女画家异乎寻常地亲密：“对她满怀同情，几乎是一种怜爱之情。他想把她搂在怀里，就像他常常搂住尼科尔一样，他甚至欣赏她的缺陷，因为这一缺陷是深藏于她体内的一部分。”(382-383)迪克模糊了医生和病人的界限，对病人的同情和理解超出了职业所允许的范围。其次，他还引诱未成年的病人家属。尼科尔收到一封来自一名已出院的女病人的信件，信中指控迪克勾引她女儿。身为诊治医生的迪克与未成年、才15岁的少女约会并随意亲吻了对方的出格行为导致了他们夫妻间的一场激烈的争执，差一点酿成一场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最后是他的酗酒行为遭到患者家属的强烈投诉。医患纠纷发生后，他虽然十分清楚“医生、司机和清教徒应该滴酒不沾”(412)，但他“只是责备自己不够谨慎”(412)才导致被人发觉，所以也只是给自己定下将酒量减少一半的规矩而已，在面对弗朗兹的查问时一再狡辩推诿。迪克缺乏自律的行为不仅影响到他的个人形象，而且危及了医院的公信力，导致病人家属不再相信这家医院，收拾东西出院。可见，良好的医德不仅是合格医生必备的素质，还是创造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因素。医德败劣的迪克已然无法很好地维护病人的利益和福祉，以前身上的那股硬气，“一种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的气质”(186)已经荡然无存，在伯曼(Pamela A.Boker 1992)看来迪克忽视且不尊重医学伦理(Boker,1992：294)。

去脸谱化的多姆勒教授、弗朗兹和迪克的形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生活气息，他们没有被塑造成全心全意治病救人、脱离尘世的白衣天使，而是受到欲望纠缠的正常普通人，他们面临的医德困境真实地反映了医疗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此外，作家更是通过进一步刻画迪克医生身份消解的悲剧来寄予他对医生职业的思考与担忧。

3 医生身份的消解

年轻时的迪克立志“做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320)，为了这个梦想，他去了牛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当时精神分析学发展的前沿中心维也纳接受了专门的教育和熏陶，立志沿着弗洛伊德、荣格等大师的足迹从事科学研究，希望在病理学领域建立丰功伟绩。但同时他又追名逐利，或是不听弗朗兹的劝阻急于出版学术性水平还有待提高的书籍，或是十分在乎出外诊的酬金等。

在女性的眼中迪克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带有“高帅”特质，但却“不富”。他的内心向往上流社会优雅的生活，不愿过着与弗朗兹一样的苦行主义般的平庸生活。迪克的每一重大决定和行为都饱受欲望的折磨，深受物化之苦：面对移情，要不要与尼科尔继续交往下去？是否同意跟她结婚？要不要放弃经济独立的立场，享用尼科尔的财富？是否纵容自己与萝丝玛丽厮混？他由克制到放纵、由上进到堕落的过程再现了工业化时期物化现实所施于医生的影响，比他更甚者可能会像那些住进疗养院、精神崩溃的精神病医生，或是自身患有躁狂抑郁症却经营诊所的吉斯莱医生……从疗养院撤资后的迪克在入住旅馆时不再以“戴弗医生”登记身份；也不再著书立说，彻底放弃年轻时的豪言壮志。道德衰退、信仰缺失，享乐主义盛行的社会最终摧毁了这位立志献身医学的理想主义者，消解了他的医生身份，击碎了他的“美国梦”，就如他的姓氏戴弗(Diver)所暗示的那样不断堕落下去，像“患了黑死病……不会再给别人带来幸福了”(422)。

迪克的悲剧揭开了“医生的典范”的黑暗面纱。在19世纪，随着科学医学的发展，医生的声望与日俱增。到了20世纪初疗养院遍地开花，尤其是瑞士成为欧洲精神病患者的疗养中心，精神病医生的职业受到人们的追捧。医生常被视为理性和科学的化身，但在福柯眼里，理性和科学却与权力结合了起来，精神病院成为体现权力运作的政治领域，它的统治者是代表了社会道德权威的医生，他们“宣称自己是社会政策方面的顾问，唯独他们能够指引文明通过暗礁”(基普尔,2007:61)。由此可见“医生的典范”是用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目的是控制社会秩序，巩固社会制度。人们被送进精神病院“不只是因为医疗措施被认为是必要的，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很危险或无行为能力”(基普尔,2007:57)，“每个新入院者是一个日常生活中脆弱性的客观教训，走错了仅仅一条路——或许是一品脱的杜松子酒、一次手淫或与妓女的一次调情——就可能将曾经充满活力的一个人送上放荡之路，最终死于上锁的精神病院病房中。这样的故事使精神病医生收获颇丰”(基普尔,2007:61)。医生的医术是否高超并不是那么重要，病人在监狱般的医院中接受强化治疗的刑罚，他们往往沦为精神上被禁锢的、沉默的“他者”。他们或是久病不愈，在医院里苟延残喘，就如被绑在浸泡在药水缸里的吊床上的高加索流亡者、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的崩溃了的精神病医生；或是生命垂危，在医院里莫名死去，就如那位至死都无法获得确诊的女画家。医德败劣也是常有的事，在作家的短篇小说《游泳的人》中，被妻子的情夫收买的精神病专家随便开具了一份鉴定马斯顿“头脑不健全，不适合享有孩子监护权”(菲茨杰拉德,2011:134)的假证明。努斯鲍姆“将文学描绘为关注普通人和弱势群体的典范，描绘为同情地认识被排斥群体和个人的有力途径”(丁晓东,2009:116)，她提出：“由于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不能具体和同情地对待个人，这种思想和态度往往导致模式化的群体印象，导致同情和怜悯的缺失，并因此导致群体仇恨和群体压迫。”(丁晓东,2009:109)菲茨杰拉德对医生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他对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病人的关注，实现了某种诗性的正义。

4 结语

一般来说，作家选择医生形象进行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具有医学背景、拥有一定医学经历，或者作家的生活、成长经历、阅历跟疾病紧密相关，使得他们对医生形象的塑造更生动和深刻。菲茨杰拉德从大学时代开始酗酒，成名后更是嗜酒如命，大学期间因肺结核请假在家休养身体。从1920年到1937年，他多次住院，其中酗酒8次、肺结核2次、伤寒1次(Kerr,2012:83)，1940年因酒精性心脏病发作去世。菲茨杰拉德之所以能将医生形象刻画得如此深刻不仅仅与他自身的健康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妻子精神失常时他的亲身经历有关。也正因如此，很多评论家认为迪克就是菲茨杰拉德本人的代言人。妻子珊尔达三次住院治病的经历使菲茨杰拉德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精神病医生，并得以了解与之相关的医学知识，当然他也受到当时十分流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苏珊·桑塔格认为：易患肺结核的这类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孤独”(桑塔格,2003:37)，他们当中多数人还很敏感多思，时刻关注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从自身角度来反思和揭示它们的弊端。毫无疑问，菲茨杰拉德便是这么一个通过将自身经历付诸笔端来进行社会思索的例子。

当我们从医生形象的角度走进《夜色温柔》文本，发现它承载了特殊的社会意义和作家的审美理想。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医生人物身上集聚了弗洛伊德大师的显著特征和品质，他们的形象在移情困境、医德困境以及医生身份消解的拷问下去掉了脸谱化，各具独特性和鲜活性：多姆勒教授既仁爱又智慧的形象符合人们对医生“高大全”式形象的憧憬；弗朗兹医德医术兼具的良好形象满足了人们对和谐医患关系和务实的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形象的肯定和期待，体现了医生形象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完美结合；迪克的立体多维形象则展示了感性和理性的撕扯、理想与现实的挣扎，他的个人悲剧即是时代悲剧的缩影。融入了个人疾病经历的医生形象的创作是作家人文精神的体现，展现了他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视，渗透着他对理性医学的局限性及社会弊端的认识，表达了他对人类未来精神出路何去何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