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佳妮 姜智芹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0世纪90年代，美国儿童文学蓬勃发展，“90年代初，儿童图书销售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1992年的儿童图书销量是1985年的两倍多”(Bader,2003)。同时，非裔儿童文学的兴盛，极大刺激和推动了其他少数族裔包括亚裔儿童文学的发展，“如果说飞速增长的图书销量以及政治敏锐性和种族紧张局势共同推动了非裔儿童图书的出版，那么飙升的图书销量与猛增的少数族裔人口(199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亚裔人口增加了107.8%，拉丁裔人口增加了53%)以及非裔儿童文学的成功范例引发了亚裔和拉丁裔等少数族裔人群对文学出版的兴趣。谭恩美1989年出版的《喜福会》以及桑德拉·希斯内罗丝1984年出版的《芒果街上的小屋》大获成功，唤醒了出版商对于少数族裔文学的兴趣” (Bader,2003)。在这样的背景下，亚裔儿童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版了大量的中英双语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采用图文相间的绘本形式，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为取材对象。其中根据木兰故事衍生而出的儿童绘本数量甚多，不仅传播范围广，影响力也很大，在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Mulan)上映之前，这一直是木兰故事在美国传播的主要途径。目前，市面上能够搜寻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美国木兰儿童绘本有六部：姜巍、姜成安的《花木兰的故事——中国古代女英雄》(Wei Jiang et al.,1992)，陈建文的《巾帼英雄花木兰》(Chin,1993)、珍妮·李的《木兰歌》(Jeanne M.Lee,1995)，张颂南的《木兰辞》(Song Nan Zhang,1998)，罗伯特·圣苏西的《花木兰》(Robert D.San Souci,1998)以及易钢，郭晓的《花木兰的故事》(Gang Yi et al.,2007)。

木兰故事缘起于北魏民歌《木兰辞》，在一千多年的流传演变过程中，被拥有不同人生经历、文化背景、价值理念的作者不断改写，呈现出不同特质。本文涉及的六部美国木兰儿童绘本除罗伯特·圣苏西的《花木兰》外，其余五部均为华裔作家作品。华裔作家笔下的木兰形象与美国本土作家重塑的木兰形象在种族特质、文化传统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裔作家笔下的木兰形象是同质的。实际上，华裔作家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在面对根植于记忆深处的本土文化与现实世界的外族文化时，其反应是多元和复杂的(朱晓兰，2013:112)。但不论这些作家怎样重述木兰故事、重塑木兰形象，几乎所有绘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木兰的“易装”。

木兰的“易装”不仅是服饰的改变，而且意味着性别身份的转换甚至颠覆，因此在研究木兰绘本如何表现易装主题时，首先要搞清楚服饰与性别身份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建构主义者将性别分为自然(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文化)性别(gender)，他们认为：“两性的差异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体现了社会机制对两性的限制与规范……自然(生理)性别是生物性的，而社会(文化)性别是建构性的。”(Sarvis,2004:18)朱迪斯·巴特勒也在《性别麻烦》一书中指出：“虽然生理性别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不可改变的，社会性别却是文化的、可建构的。因此，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构不成因果关系，社会性别并不是生理性别的一个结果。同时，社会性别看上去也不像生理性别那样稳定……社会性别成了生理性别的多元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体的统一性。”(Butler,2002:9)关于社会性别身份是如何认定的，巴特勒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我们所认为的性别的内在本质，是通过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制造出来的，是通过对身体进行性别定型而稳定下来的。”(Butler,2002:XV)换句话说，生理性别为男/女并不能决定社会性别为男/女，社会性别是建构的、不稳定的，主体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未必是统一的。传统社会秩序规定了两性的价值与能力，决定了两性的活动范围与社会角色，而“一个社会中的人觉得最舒服的方式是复制他们所熟悉的秩序” (Sarvis,2004:18)，因此人们通过不断地重复社会秩序为两性设定的程式化规范，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性别差异。

男女穿着不同服饰本身就是一种对身体进行性别定型的行为，这种行为被不断重复，服饰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重要的性别表征，在性别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服饰既是对身体的修饰，也是对身体的延展”(Eicher,1992)，如果身体象征生理性别，服饰象征社会性别，那么女性着女装或男性着男装代表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统一，此时他们必须遵守传统的性别秩序，其行为必须符合社会为其制定的规范与要求，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正如巴特勒所言，性别身份是被建构的，是操演的、不稳定的。易装，不论是“女扮男装”或者“男扮女装”，都意味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错位，意味着看似稳定的性别结构的异变，也揭示了性别结构的无常性与脆弱性，服饰的转换带来人们对性别身份认知的转换。

同样是展现木兰的易装，不同的绘本运用不同的艺术策略，传达出多元化的性别观念。然而，无论采取怎样的策略去展现，木兰易装的基本前提是家国本位，木兰易装的最终归宿是恢复女装，这成为木兰易装这一性别僭越行为被特许和赞赏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木兰始终难以跨越的性别困境。

1 易装从军：创作者性别理念的多样呈现

实际上，木兰故事的原初版本北魏民歌《木兰辞》中并没有强调木兰的易装。民歌开头写“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郭茂倩，2004:205，后面对《木兰辞》原文的引用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后来木兰便“旦辞爷娘去”。接着写战前准备、战时战斗、战后封赏的情景，最后用“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点出木兰易装从军的事实。虽然读者可以从文字叙述中获知木兰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但民歌中却从未直接点明。在《木兰辞》中，木兰的“易装”一直是隐藏信息，而在美国木兰儿童绘本中，木兰的“易装”是最鲜明突出的主题，这一定程度上是由绘本体裁的特殊性决定的。

儿童绘本与文字文本不同，“绘本是依靠文字语言和视觉语言即图片的相互关系来共同起到叙述故事情节的作用的图书类型，其书中的图片是作为书的内容在每一页中都出现的，并且它对故事的完整叙述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南曦,2014:4-5)文本具有话语蕴藉性，通常将所传达的信息隐于文字背后，而图片更能带来一种视觉冲击性，可以直观呈现文本所要表现的目标，并能凸显这些目标的典型特质。于是，木兰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易装”，被图片直接而鲜明地呈现给读者。

甚至不需要翻开绘本，仅从封面页便可获知故事的“易装”主题。“儿童绘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其表现目标的传播者，以明显或隐蔽的方式向读者传达某种信息，这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便是绘本的封面——亦即它的‘脸面’。”(南曦，2014:28)作为绘本“准文本”的一部分，封面页浓缩地展现了故事的中心主题。“在封面上画出主人公的形象，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绘本封面架构”(南曦，2014:28)，美国木兰儿童绘本也多采用这样的封面设计。尽管众多木兰绘本的艺术设计和写作风格不同，但在大多数作品封面上，木兰都是以战士形象出现的——她身披铠甲，骑着战马，手中拿着长矛、刀或者剑。“唯一例外的是珍妮·李的《木兰歌》，它的封面页是由与故事情节相关的图片拼贴画组成的，拼贴起来的图片交代了大致故事情节，但这些拼贴画呈现的依然是穿铠甲、骑战马的木兰形象。盔甲、武器和马匹向来是战争、军事的代名词，这些都是与男性力量息息相关的符号，而‘木兰’在中国讲述者眼中却是‘女英雄’的同义词。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不熟悉木兰的外国读者来说，从文章标题中的‘Heroine’(女英雄)、‘Girl’(女孩)、‘Daughter’(女儿)等词汇，也能轻而易举地探寻到这位封面人物身上的女性特质。”(Dong,2011:144)通过这些封面，中外读者在阅读之前，便可联想到文本的易装主题。

在绘本中，易装主题主要通过男女服饰样制的转变直观地呈现给读者。除此之外，空间分割与色彩变化也是创作者们最常运用的艺术策略，在表现易装主题的同时，或显或隐地传达各自的性别观念。“空间”与“色彩”是与性别联系紧密的两大范畴。许多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空间具有显著的性别特征，传统性别观往往将空间分割为男性的公共空间与女性的私密空间(毛彩凤，2019)。同样，“色彩与性别也有一定关系。男性的色彩偏冷色，色调稳重，明度较低，偏中纯度，能够展现出男性刚毅、冷静、硬朗和阳刚的特征。女性色彩是以红色为中心的暖色……代表女性的色彩色调偏粉，色彩明亮，纯度也偏高，色彩的对比不强烈，展现出女性的温柔雅致等特征”(沈宏 等，2016:30-31)。

珍妮·李的《木兰歌》、张颂南的《木兰辞》、陈建文的《巾帼英雄花木兰》通过空间与色彩的转换，将木兰的英雄气概与女性气质彻底隔离开。这三部作品在正文开篇描绘了《木兰辞》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情景，展现了木兰的女性生活。木兰的活动空间被设置在家庭内部——闺房、客厅或是庭院内，周围的布景是木质门窗、鲜花绿植、五彩丝线、织布机等与传统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的符号。她穿着女性服饰，衣服线条柔和飘逸，颜色以浅粉、天蓝、水红、黛紫、杏黄为主，活泼明丽，头发也被精心地编成辫子，昭示着她的女性身份。当木兰完成易装，以男性形象出现，彻底成为一名文化意义上的男性后，她所处的空间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从家庭内部移到了外部社会，背景从狭小的卧房、庭院变为连绵的山脉、川流不息的河水，景别从之前的近景、中景转到全景或开阔的大远景，图片的色彩明度下降、灰调增强，周围布景则是错落的帐篷、挥舞的战旗、高耸的城墙等与男性特征息息相关的符号。此时，木兰身披铠甲、骑着战马、手拿武器，标志着女性身份的长发被束在头盔内，彻底转换为男性形象。在木兰完成“为父尽孝、为国尽忠”的使命后，她便恢复了女儿身。此时的场景又回到了开头处，空间从外转向内，画面色彩明度增加，甚至在《木兰辞》与《巾帼英雄花木兰》中，木兰最后换上的女性服饰比之开篇的穿着更加华丽，颜色也更加鲜艳。

这种设定将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清晰地分割开，女性木兰与男性木兰彻底分裂成两部分。“这种空间和身份对女性的联合控制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特定文化区别紧密相关。将女性限制在家庭范围内既是一种具体的空间控制，也是一种对身份的社会控制。”(Massey,1994:179) “于是，在木兰那里，男装从军与女装闺阁，便成为清晰分立的两个世界、两种时空。东阁之门，清晰地划开男性的社会舞台与女性的家庭内景。”(戴锦华，2015:91)从本质上讲，这符合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的传统性别秩序，同样符合儿童绘本展现男性聪明勇敢、女性细腻温柔的传统。绘本结尾强调了木兰向女性身份的回归，使一切“越轨”行为又回到了“正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木兰性别“越轨”行为的颠覆性，延续了《木兰辞》传达的传统性别理念。

而姜巍、姜成安的《花木兰的故事——中国古代女英雄》，易钢、郭晓的《花木兰的故事》以及罗伯特·圣苏西的《花木兰》则采取了一种融合策略，试图将木兰身上的英雄气概与女性气质进行结合。前两部作品的创作者均为木兰日后成功征战沙场寻求了一个合理性，《花木兰的故事——中国古代女英雄》在开篇写道：“花木兰自幼跟着父亲习武健身，练就一身好武艺，刀枪棍棒，样样皆通，骑马射箭，百发百中。” (Jiang et al.,1992)《花木兰的故事》也在开头点明“她从小就十分聪明伶俐，跟母亲学习纺织、刺绣，也经常跟着父亲练习骑马、射箭”(Gang et al.,2007)，文字旁边还配有木兰练武的插图。以刀枪、长矛为代表的男性元素第一次出现在女性空间中，并且木兰既擅长“纺织、刺绣”等女性工作，也擅长“骑马、射箭”等男性技能，这为木兰的英雄气概与女性气质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之前三部作品中，当木兰易装完成，进入男性空间时，她与女性空间的联系是割裂的，她完全以一个男性形象出现，她与其他士兵在装扮上不论衣服样式还是风格色调都是统一的。而在《花木兰的故事——中国古代女英雄》中，虽然木兰仍是男性装扮，但她穿的是红色衣服、束的是暖黄色铠甲、披的是粉色披风，与周围一众身穿冷灰、淡棕色作战服的士兵形成鲜明对比。在《花木兰的故事》中，木兰更是以女性形象在以战场为代表的男性空间中出现过两次。这样，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便不再是割裂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融合的、错位的，男性的刚强与女性的柔软融为一体。之前三部作品中两性空间的彻底割裂恪守了传统社会性别秩序，这两部作品则通过两性空间的部分重叠挑战了传统伦理价值对两性角色的定位。即便这种挑战是隐蔽的，即便木兰最终还是要换回女装、回归家庭，但这毕竟是一次“越轨”，是一次对传统性别结构的颠覆。

如果说《花木兰的故事——中国古代女英雄》与《花木兰的故事》为木兰的英雄气概与女性气质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么罗伯特·圣苏西的《花木兰》无疑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罗伯特·圣苏西是位地道的美国人，也是美国著名的儿童作家，是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的编剧之一。受西方文化传统影响，他创作的这部《花木兰》较之前几部更具有颠覆性，木兰身上的英雄气概与女性气质的融合也更为明显。文中通过一位老兵的一句话点明木兰身上的双性特质：“你之所以如此卓越是因为男性力量与女性气质在你身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一个好的剑客既要有女子的冷静，也要像老虎那样充满力量、快速敏捷。”(San Souci,1998)作者在后记中说道：“我想木兰很可能是以越女为榜样……越女是一名卓越的、自学成才的女剑客，她身上融汇了阴(女性的，被动的)和阳(男性的，主动的)两种能量：表面是冷静的，但内心却时刻准备着行动。”(San Souci,1998)这种阴阳结合的木兰形象并不是罗伯特·圣苏西的首创，她第一次出现是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被阐释为双性同体的象征，是对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在《花木兰》中，性别界限被进一步模糊化，木兰的易装不再是一种单向彻底的女变男过程，而是成了一个双向混合的男女互融过程，传统性别秩序受到了严重挑战。

2 家国本位：木兰“性别僭越”行为的“合理”内核

“易装”这一“性别僭越”行为使木兰同时具有英雄气概与女性特质，赋予了木兰形象独一无二的魅力。不论作者通过“易装”主题展现出怎样的性别理念，“为父尽孝”“为国尽忠”始终是木兰从军的根本动机。这为其“性别僭越”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内核，是木兰广受肯定与赞誉的根本原因。

五位华裔作家笔下的木兰绘本都延续了《木兰辞》的传统，木兰易装从军的原因始终被设置成“为父尽孝”或“为国尽忠”。朝廷征兵、父亲老迈、弟妹幼小，父亲作为家庭权利的中心无力承担起家庭责任，在父权衰微之际，木兰毅然挑起家庭重担。这是木兰从军的根本原因，她是出于“为了父亲”“为了家庭”或者说“为了维系父权”的目的而被动从军。尽管《花木兰的故事——中国古代女英雄》与《花木兰的故事》在开篇插入了《木兰辞》中没有提到过的序曲，即木兰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好武艺，但这只是为木兰日后能够取得巨大的军事成就提供一个合理化解释。这也是很多读者曾经提出过的疑问——为何木兰这样一个闺阁女子能如此顺利地融入军队，甚至征战沙场。依照传统性别秩序为女性设立的规范来看，女性习武、骑马、射箭显然是不被允许的，男性因素出现在女性空间也被认为是一种“越轨”行为。但这两部作品中木兰骑马、射箭的技能是由父亲教授的，她的这种习武行为是被允许或者说是被默认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两性角色间的职责冲突，使读者明确之所以添加“木兰自幼习武”这个序曲，不过是为木兰日后取得巨大军事成就进行合理铺垫。

而在罗伯特·圣苏西的《花木兰》中，木兰的从军动机又在被动性之外增添了一丝主动性。针对木兰的从军动因，五位华裔作家笔下的木兰绘本更多强调“孝”，“孝”的活动范围是家庭内部，这符合“女主内”的规范，同样也符合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遵守的社会道德准则。而《花木兰》则更多强调“忠”，现代语境下“忠”可以理解为“爱国”或“为国家做贡献”。《花木兰》的创作者也设置了一个木兰从小习武的前提。不同的是，木兰的姐姐，其形象完全符合传统性别秩序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对木兰的习武行为表示了明确反对。她告诫木兰：“正当的年轻女子不玩刀剑！”(San Souci,1998)《花木兰的故事——中国古代女英雄》与《花木兰的故事》都弱化了这种两性角色间的职责冲突，而《花木兰》却扩大了这种冲突，借姐姐和父亲之口明确当时社会对女子设立的规范：“她们不参与战争！”“可汗不允许女性从军”(San Souci,1998)，进一步增加了木兰“易装从军”的颠覆性。《花木兰》中提到，木兰一直想像越女一样成为一名女剑士，在姐姐告诫她女性不参与战争时，她反驳道：“战争可能会降临到我身上”“鞑靼人越过了北部边界，烧掉了许多城镇”(San Souci,1998)。可见木兰十分了解当时的战况，而且有一腔爱国热情，渴望通过行动保家卫国。“爱国”的活动范围在社会外部，这一向是独属于男性的活动空间，但木兰还是女儿身的时候便试图从“家庭内部”走出，走进男性世界。这体现了木兰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甚至“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成为一个绝佳的契机，使得木兰拥有了一个“易装从军”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无疑闪烁着典型的西方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

实际上，在美国亚马逊网站的书评区，有读者提到陈建文《巾帼英雄花木兰》的中文版充满了沙文主义情绪，英文版则软化与改写了这些令人恼火的部分。读者认为如果想阅读原版歌谣，并欣赏精美的插图，那就买珍妮·李的《木兰歌》。如果想阅读一个有很多复杂细节的木兰故事 (原诗在措辞上略显含蓄，细节上略显简短)，那就去买罗伯特·圣苏西的《花木兰》。还有读者强调，罗伯特·圣苏西的《花木兰》应该被特别推荐给年轻女性。可见西方读者对于绘本《花木兰》中展现出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十分认同。

但不论是“为了父亲与家庭”，还是“为了实现爱国抱负”，木兰从军必须有一个条件，或是父权衰微、家庭濒临危亡使她不得不违背传统性别规范易装从军，或是男权即将崩塌、国家面临危难使她得到一个可以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这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区别，男性从军毫无疑问会受到赞扬与肯定，但女性从军只会招来非难与争议，除非她们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满足某些苛刻的条件，社会才会默许她们的“性别越轨”行为。“她们‘幸运’地越出历史地平线的机遇，无论是在历史的记录里，还是在传奇的虚构中，其背景都是烽烟四起、强敌犯境的父权衰微之秋。换言之……女人以英雄的身份出演于历史的唯一可能，仍是父权、男权衰亡、崩塌之际。”(戴锦华，2015:84)欧洲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例子，虽然欧洲被记录在案的女性易装范例不多，但女性易装进入男性领域的例子在英国与荷兰却并不罕见，德克与范德堡曾在《近代早期欧洲女性易装传统》一书中总结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英荷两国对士兵和海员的迫切需求(Dekker et al.,1989:102)，国防压力与海外殖民扩张的需要使得女性易装进入男性领域参与国家建设成为一种特许行为，这也与木兰“易装从军”受到肯定的原因相一致。在“家”“国”之中，男性话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不论是“为家从军”还是“为国从军”，归根到底是为男性服务，其本质是维系父权与男权的权威。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木兰展现出了一点自我追求与女性意识，但只要她想进入男性领域一展抱负，就必须有一个完美的契机或借口，让她的“越轨”行为获得社会文化秩序的特许，“为家为国”的家国本位观无疑为这种“性别僭越”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内核。

3 女性困境：难以打破的性别秩序

不论木兰从军的原因是为家还是为国，在所有绘本中，木兰征战沙场、建功立业都是以男性身份实现的，木兰最后还是恢复了女性身份，回归家庭领域，被颠倒的性别轨道最终回到了“正轨”。

实际上，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男女混装都是一种“越轨”行为。《圣经》中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的行为都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圣经·申命记》，22章第5句)《礼记·内则》也曾言：“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陈戍国，2004:196)但“易装”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又经常出现在中外文学作品中。中国最著名的女扮男装的典型人物自然是木兰，除此之外还有黄崇暇、孟丽君、祝英台……到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众多以“女扮男装”为主题的诗歌、小说、戏曲等。西方最典型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易装”故事模型是“圣女贞德”，莎士比亚的戏剧如《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也都展现了女扮男装的情节。这些文学作品问世后，不仅没有被批判，反而在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广受欢迎，这仿佛与《圣经》《礼记》中所记载的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性别秩序相悖，但探察其本质可发现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女主人公看似“性别僭越”的行为都有一个不可越过的底线。

木兰拥有一个无法改变的生理性别，几乎所有绘本都强调了这一点，具体表现为正文开篇木兰的女性身体便被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木兰却拥有可转换的社会性别，其社会性别的转换是通过“易装”实现的，通过身着男性服饰她获得了一个暂时的男性社会性别。传统的性别秩序绝不允许女性涉足以战争和军事为代表的男性领域，于是木兰只能通过穿着男装暂时变为一名文化上的男性，获得进入男性空间的权利。这喻示着“女性若想进入这种为男性把持为男性服务的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她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要么，用不言来‘言说’，用异常语言来‘言说’”(戴锦华，2004:13)。换句话说，木兰的“性别僭越”行为是通过将女性的身体隐藏在男性的服装下进行的，这是她取得超越同辈男性成就的前提。木兰历来被人们歌颂的军事才华、智慧和勇气都是以男性身份展现的，一旦她脱下男装，恢复女儿身，便失去了通往男性权利世界的合法渠道，她的一切“越轨”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甚至是被批判的。

同时，所有儿童绘本的结局也颇为一致，以木兰“拒绝封赏，恢复女装，回归家庭”为终结。如同《木兰辞》中“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一样，木兰拒绝封赏，回到家中便“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立刻恢复了女性身份。这些儿童绘本通过对木兰最后恢复女装这一情景的详细描绘与凸显，强调了木兰向传统性别秩序轨道的回归，使其所作所为符合传统伦理价值观。其中，陈建文的《巾帼英雄花木兰》还增添了“木兰结婚”这一情节。木兰问她的丈夫——也是与她一同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作为战友时你很尊重我，我们成为夫妻后你还会一如既往吗？”(Chin,1993)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木兰才同意他的求婚。这一方面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念的影响，体现了木兰试图在婚姻中寻求尊重的女性意识与自我意识，而另一方面则通过婚姻为这位女性英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社会位置——她从“父权家庭”中走出，最终又回到了“夫权家庭”中。无论是回归“父权家庭”还是回归“夫权家庭”，木兰最终要被禁锢在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中，从此扮演着极为经典、传统的女性角色。实际上，陈建文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并不是个例，所有试图为木兰故事续写一个结局、为木兰寻找一个归宿的木兰文本，都不约而同地为木兰选择了婚姻这一归宿。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木兰所处的女性困境：一是木兰的性别越轨行为是以“忠”“孝”为目、以男装形象进行的，“女扮男装并不是试图表达一个隐藏的内在自我，而是为了逃避社会规范为女性设立的困境和障碍……并赋予女性通常仅由男性拥有的地位和特权”(Dietzman,2005:1)，其最终目的不过是更好地为男性服务的。二是她的“易装”过程是“女→男→女”，她最终恢复了女性身份，回归到传统性别秩序的轨道上，于是先前短暂的性别越轨行为就成了可以原谅的甚至是值得歌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兰‘女→男→女’的性别出位与归位过程，折射出的是传统文化积淀及思维定式”(李贞玉，2013)。而“木兰在获准分享社会与话语权利的同时，失去了她的性别身份及其话语的性别身份”(戴锦华，2015:81)，如同《花木兰》中，木兰恢复女装时说的那样：“当雄兔越过草地，雌兔在他身边奔跑时，没有人能分辨出它们的性别。所以当士兵们并肩作战时，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男性和女性呢？但是当他们回归家庭时，就很容易分清哪个是丈夫哪个是妻子了。”(San Souci,1998)在木兰“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戴锦华，2015:82)木兰始终是借用男性身份从军的，木兰最终回归了女性身份，这是木兰故事广泛传播、木兰形象备受赞誉的重要依据，或许也是木兰以及以木兰代表的女性群体迄今为止也难以走出的性别困境。

如今，不少大众流行歌曲在表达女性独立自强主题时都会借用木兰形象，更有不少女性文艺工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言明自己渴望效仿木兰，走独立自强的人生道路。木兰仿佛成了一个标志、一个象征，“当代木兰”也成为一个光荣的称号。然而，木兰并不是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性形象。木兰在步入公共空间的同时戴上了男性的面具，她获得赞誉的前提是得到男权文化的特许，她始终未曾摆脱自身的“从属性”特质。我们必须看到木兰面临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许多现代女性面临的困境。当然，我们谈木兰的困境，并不是要将性别观念拉回到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去，而是试图为实现女性的自我完善与两性的和谐共生探寻一条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