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梦林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废都》这部作品，以庄之蝶与身边几位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从女性对庄之蝶的态度，可以看到女性不容乐观的社会地位。虽然启蒙的思想早已传入中国，但女性自身根深蒂固的依附意识却依然是她们悲剧命运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庄之蝶对女性的态度，一方面反映了消费文化、城市文明对人们生活的冲击和改变，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存的知识分子庄之蝶的自我分裂状态以及苦闷。贾平凹在这部作品中的性别立场、对自身所处的性别文化的态度也对两性塑造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而且通过性别角度的探究，“人类自我得以表达、人类关系得以研究、人类生活的困境得以揭示”[1]1-2。所以，从性别角度入手来分析贾平凹《废都》中的身体叙事策略，不仅能更好地解读这部作品，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女性的边缘化和异化存在

女性群体在父权制社会中，一直是处于边缘化的，在她们的生存境遇中弥漫着的是传统女性角色对其的束缚——生育和性欲。她们在历史中的存在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她们成为了统治主体们“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煞的东西”[2]4。她们在这种生存困境中渐趋边缘化和异化了。贾平凹在《废都》中描写了众多的女性，她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在感情中，她们没有自尊心，甚至没有羞耻心。“她们几乎个个都是受虐狂，以能被庄之蝶侮辱为幸福。”[3]89唐宛儿就以被庄之蝶玩弄而对其百般依赖和顺从。当她与庄之蝶因为欲望而纠缠在一起后，她认为庄之蝶带给了她肉体上从未有过的满足。除此之外，庄之蝶带给她的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当她看到庄之蝶出现在荧屏上时，“一时倒作想自己若成了庄之蝶的夫人该是多好”[4]104。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宛儿也是虚荣的，她希望借着庄之蝶的名气让自己被人尊重。殊不知，女性只有拥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自觉意识才能被尊重并找到身为女性的独特价值所在。

《废都》中的女性是被异化的女性。她们无一例外地都以取悦男性为主，即使损伤自己的身体也在所不惜。唐宛儿将自己的身体无私地奉献给庄之蝶，她认为：“女人的作用就是来贡献美的。”[4]109这里，她们被这种男性的审美态度异化了，甚至成为了自虐者也不自知。所以，唐宛儿可以为了取悦庄之蝶，练习走一字儿步来让自己的走路姿势更美，甚至即使是在女性的生理期，唐宛儿也难以拒绝庄之蝶的情欲要求。这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极大伤害，更是在心灵上造成了她们的异化。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生而为人的主体性，只是觉得女人一切都是为了男人而活方能快乐和幸福。阿灿更是菲勒斯中心主义观念下被异化的特殊产物，她和庄之蝶第一次见面便走了神儿，当他们终于抱在了一起之后，还在感激庄之蝶，并把能和庄之蝶苟合当作人生中最美丽的一件事：“你能喜欢我，我太不敢相信了，我想，我即使和你干了那种事也是美丽的。”[4]215-216并且她还把庄之蝶当作自己人生的救世主，仿佛是庄之蝶让她重获新生一样，她感激庄之蝶：“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4]216-217在作者的叙述中，阿灿把能和庄之蝶在一起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当她再一次遇到庄之蝶时，她竟然说道：“你如果还愿意，我想一丝不挂地和你睡一觉。”[4]268阿灿这个女性人物，她对庄之蝶的感情是最纯粹的，但是却毫无自主意识，甚至有点愚昧和盲目，她只把自己当作男性泄欲和生殖的工具，而且为了表示自己对庄之蝶的忠贞，竟用头上的发卡在脸上划了一道血痕。阿灿用她无知又无私的观念将自己堕入了悲剧的渊薮中。

贾平凹《废都》中的牛月清，也是典型的没有自主意识的女性。在家庭中，她事事以庄之蝶为主，处处为他考虑。当唐宛儿第一次来家里和牛月清见面时，就对唐宛儿说：“咱是没脚的蟹，不为人家忙着服务又能干什么？”[4]83这里可以看得出菲勒斯中心主义观念下女性的附属地位。而女性对男性的权威地位没有一点反抗之意，当然也就不可能质疑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不合理性。连唐宛儿也不例外。虽然她对她的第一任丈夫颇有不满，也无可奈何。“婚后的日子，她是他的地，他是她的犁，他愿意什么时候来耕地她就得让他耕。”[4]103贾平凹用如此通俗的说法，将女性在家庭中的边缘性及工具性表现了出来。可以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也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边缘生存的一个缩影。家的秩序是严格的男性秩序，女性的一生都受家庭规约，牛月清在和庄之蝶的婚姻状态中，没能意识到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所以她说：“给他这样的人当妻，就要既是他的妻，也是他的母。”[4]181由此可见，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般都是“女子，从人者也”[5]279和“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6]308。在父系社会和菲勒斯中心主义观念下，对女性的规定和约束无不凸显着女性的客体化和边缘化存在。

二、女性的身体化存在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恃身体的魅力而得到男性的青睐，并凭借男性的认同而进入历史，女性的存在变成了一种‘身体的存在’。”[7]49随着消费文化的出现，身体也自然就成为了展示消费时代文化价值的场所和载体。就连庄之蝶那半疯半癫的岳母都说：“现在兴美容术的。”[4]95由此也就出现了一些徦眉毛、假鼻子等。作品也以牛的视角表现了消费文化和所谓的都市文明对人们，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的影响。人们大都退化了，个头儿甚至都没有秦兵佣的个头儿高，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还大肆宣扬着要苗条。这些都是消费文化出现后的产物，女性为了美，是可以不惜去损伤自己的身体的，《废都》中的女性，她们更是以美和性感来吸引男性们的注意。

两性身体的差异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即使是到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男性和女性之间一直还是无法在社会中得到同等的对待和重视。男性的存在仿佛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而女性则被逐出公共领域，社会身份被剥夺，只有身体才成为其重要的标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规定和约束使得这一性别群体更是对自我身体缺乏控制权。“女性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8]74女性及女性身体都始终处于被塑造、被看的地位，而对其塑造和看的主体当然是男权社会和男性。

“女性及女性身体被赋予作为美丽、性欲、指导性自恋的优先载体。”[9]149《废都》中的女性，大都是以“美”和“性”为资本挤进男性世界，为男性服务。而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也大都是情欲性的注视。庄之蝶对女性的形容大都带着一种赏玩式的态度，并将其物品化：庄之蝶用“玉”来形容唐宛儿那又细又长的脖颈，用“锥”来比喻美丽的长腿。“你瞧那脸，白里透红的，像剥了皮的鸡蛋在胭脂盒里滚过了一样儿的！”[4]153这里，女性的身体被当作了可观赏的事物，通过这种修辞方式，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无形的变化，它“表现或象征着一种对女性的欲望”[2]16。这种思想观念影响下的女性，当然也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男权社会对其的统治和驾驭。

身体作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在贾平凹的《废都》中，主要表现为对性话语的书写和一种欲望化的叙述。不仅如此，女性身体里面的精神性内容也很少被关注，男性和男权社会也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决定女性身体的伦理价值。在长期的歧视和压抑中，她们“成为属于男性的、带有被压抑的愿望、情欲和梦幻的身体”[7]8。贾平凹把身体还原为欲望的肉体，借助知识分子庄之蝶与生命中四个女人(唐宛儿、牛月清、柳月、阿灿)的感情线索，呈现出了女性群体物化的生存状态以及生存困境。“女性成为享乐的工具，成为肉欲的活生生的化身。”[10]3所以，女性的作用与价值全在男性对其的作践与性欲要求下，她们俨然具备了一种工具性，成为了可以任意采摘和赏玩的物化了的商品。当男性以美来衡量女性的时候，女性就被定义为了身体的物化存在。《废都》中的女性，都在试图让自己更加美丽，只为赢得名人作家庄之蝶的关注。唐宛儿总是脂粉搽的喷香，眉毛扯得细匀，发型和衣着也经常变换。但是这些都只是为了给庄之蝶看的，她希望能引起庄之蝶的注意，并且乐意庄之蝶这样的男性对其进行赏玩式的注视，仿佛这才是她作为女性的价值所在。

庄之蝶对女人充满情欲式的注视还体现在他赤裸裸的性表现的行为方式上。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不同女性的不同身体部位的注视。对于唐宛儿，“正看了丰满的微微后翘的臀部的扭动，心里就嗖地一阵麻酥”[4]45。对于柳月，庄之蝶也是感情泛滥了。当柳月在书房看书时，庄之蝶和她由唐侍女泥塑谈到胳膊上的痣时，他看到柳月的胳膊时，不由自主地贴上脸去，甚至还满嘴口水地去亲吻。由此可见，庄之蝶关注的是作为欲望的女性身体。可以说，“身体是社会的一个符号，书写最最真实的社会场景，描摹最最逼真的社会图画”[11]29-30。贾平凹通过对身体的欲望化叙述，一方面批判了消费文化、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戕害和对人性欲望的放纵；另一方面，却为我们展现了处于菲勒斯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女性，在消费文化和都市文明夹缝中畸形生存的现状。

三、脚与高跟鞋的欲望化

我国传统的审美意识有以足为美的习俗，例如 “履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古代文人对脚的关注，最终衍变成对“金莲”的崇拜和喜爱，这些其实是封建士大夫们变态性心理的一种体现。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小脚也慢慢成为了一种“被扭曲了的男性性欲的直接对象物的”[12]523-524。假使要探讨一下这背后的原因，也不外是男权中心文化中男性的审美文化造成的。在这种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自身尊奉这种规则对自己身体的进行改造。《废都》中的庄之蝶就是这样一位对脚与高跟鞋情有独钟的人物，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脚与高跟鞋的偏爱是其变态性心理的一种体现。

(一)《废都》文本中的小脚情结

荣格说情结源于人类本性中某一处更深的存在，这就不难理解从古至今我国传统文化中小脚情结出现的特殊意义了，它是早期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产物。对于女性而言，裹脚缠足就像生殖一样，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它对女性的摧残可以说是一种创伤性的集体记忆。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对小脚的迷恋从侧面也反映出了他们对性的不自然态度。注重“女人小脚可视为变态性心理的典型对象”[12]523。《废都》中的名人作家庄之蝶可以算得上是这样一位虚伪、道貌岸然的拜足狂。对于妻子牛月清，庄之蝶总是埋怨她穿不了高跟鞋。在他的思想观念中，他认为作为女性，脚是最重要和最具吸引力的。当阮知非送了他妻子一双高跟鞋，妻子牛月清无法穿时，他就想到了唐宛儿。当面对唐宛儿的脚时，庄之蝶就情不自禁地大发议论了：“小巧玲珑……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儿的趾头。”[4]47他把唐宛儿的小脚形容得如此生动具体，是因为他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脚，以至于他不由自主地差不多要长啸了。庄之蝶为着一双高跟鞋，对牛月清的脚和唐宛儿的脚进行了比较，从这里可以看出，小脚是能够引起庄之蝶的情欲的，他以小脚为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对于柳月的小脚，庄之蝶“将脸贴近，皱了鼻子闻那皮革的味和脚的肉香”[4]133。对小脚的迷恋程度竟能让他不自觉地去闻鞋子和脚，实在难以想象这是一种怎样的变态性心理。庄之蝶对小脚不自觉的迷恋可谓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对女性的欲望也集中在脚上，这是庄之蝶变态性心理的一种体现。

当代文学虽然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裹脚缠足也已经成为了早已过去的历史，但一些当代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们，可能内心深处还有着古代文人的一些审美情趣。比如文本中出现的对脚的迷恋以及小脚情结，这也反映了他们在心理上也认同封建时期女性的脚所承载的意义。因为性别局限的原因，他们对裹脚缠足对身体的损伤和疼痛无法感同身受，这也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表现。《废都》中，通过描写庄之蝶对小脚的迷恋，一方面表现了他性变态和性压抑的苦闷，另一方面也通过不同女性的小脚，折射出这种思想观念对女性身体的戕害。更可悲的是，女性竟把小脚当作吸引男性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可见，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既无形又深刻。

(二)高跟鞋背后的隐喻

弗洛伊德心理学认为，男性对鞋的迷恋和关注也是性欲的一种体现，鞋也具有女性躯体的象征作用。女性的脚常常被鞋子精心地包裹起来，刻意地隐藏起刺激着人的窥视欲望，实质上，遮掩的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召唤，女性通过各种鞋子，能够吸引男性对藏匿在其中的小脚展开无穷无尽的想象。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在《性心理学》中说到：“女子不过是足或鞋的无足轻重的附属品罢了。”[13]206所以，不仅女性的脚和性有关，女性的鞋也与性有关。《废都》中唐宛儿就利用高跟鞋走着一字步来纠正自己走路的姿势，使其更加具有美感和魅力。庄之蝶就特别喜欢女人穿高跟鞋，即使是他和唐宛儿第一次苟合时，也是穿着高跟鞋的。唐宛儿和庄之蝶在家中偷情，更是通过高跟鞋来体现的。“那帘下是相对的两对脚，高跟鞋的一对竟踩在平底鞋面上。”[4]159柳月无意间发现了他们二人的偷情行为。柳月也是通过高跟鞋才引起了庄之蝶注意的。因为柳月穿高跟鞋的风格与别人颇有不同，她是光着脚的。牛月清因为脚肉多又宽，穿不了高跟鞋，尽管她把高跟鞋看做是刑具，但她还是愿意为了庄之蝶去改变自己。牛月清之所以忍着剧痛和不适还是愿意穿高跟鞋，是因为她希望迎合和取悦庄之蝶。在她的家庭观和婚姻观中，自己无非是一个服务者的角色。高跟鞋就跟中国古代的裹足缠脚一样，都是通过对脚的损害来达到性感和魅力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迎合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期望。

刘嫂喂养的那头牛，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各种动物们的脚也有不同的美，可是人类并不知道它们的“这些美并不是为美而美，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4]224动物尚且如此，那么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和没有自主意识的女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们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评判，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她们就不惜忍着疼痛去穿高跟鞋、以拥有一双小脚为傲。这一方面是女性没有觉醒意识的体现，她们这种没有主体意识的行为代表着男性的价值立场。另一方面，也是男性的一种病态审美眼光的体现，这种病态审美眼光背后的原因，主要还是男权中心文化在起主要作用。

四、身体叙事中的两种病态社会心理

《废都》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男性和女性对性爱表现的不同态度，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消费文化、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压抑造成的人或异化、或性变态等一些病态的社会心理。

(一)女性——斯德哥尔摩症候

斯德哥尔摩症候主要表现为“受害者对施暴者的顺从、依恋，表现出对混合着暴力和关心这些复杂行为的施暴者失去了正常的判断”[7]113。扭曲的两性观念和边缘化的生存困境很容易让女性产生这种病态心理。这种扭曲的感情行为在一些文本作品中被演变成女性渴望暴力，渴望粗暴的肉体征服，并从中获得快感。《废都》就描写了男性思想观念中对这种病态心理的认同。对于景雪荫，杂志社的李洪文和苟大海就大谈这种论调。李洪文说：“景雪荫那时想让庄之蝶强暴了她。”[4]93并且认为：“恋爱中你不强暴她，她就不认为你是个男子汉。”[4]93他们作为统治的性别主体，在心理上也认同女性对男性的依恋和顺从，并且认为女性渴望被男性强暴，而这种强暴，无非是通过性的方式来达到。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在身体上乃至心理上对男性屈服。

《废都》中的女性们也许心理上也都有着这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唐宛儿作为一位年轻又漂亮的女性，她有着旺盛的情欲和生命力，她是让庄之蝶重新找回男性自信的工具。每次和庄之蝶见面，不管场合如何，她都要打扮得花枝招展，妩媚动人，这种行为的背后当然是渴望取悦男性、迎合男性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但是作为没有经济地位的女性，她又何尝没有渴望被男性强暴的病态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的社会心理呢？当唐宛儿和庄之蝶终于苟合在一起的时候，她心理上是渴望被庄之蝶通过性暴力来满足自己的，事后并对庄之蝶说：“我还真没有这么舒服过的。”[4]76柳月也不例外，她的思想中也存在着这种病态心理。当她发现唐宛儿和庄之蝶在书房偷情时，心里想的不是马上向牛月清告发他们，而是带着一丝侥幸的心理进行自我安慰。在她看来，庄之蝶既然能够跟唐宛儿相好，日后也当然可以跟自己相好。可见，柳月作为一个乡下来的保姆，也是渴望能与名人庄之蝶发生性关系的，她也希望庄之蝶在性爱中征服自己。唐宛儿和柳月的这种病态心理并不是个别的，女性长时间被男权中心文化所压抑，加之八九十年代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女性的这种病态心理就更具有启发意义。女性在几千年来的社会历史上，虽然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属角色出现，但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也获得了一种说话的声音，她们不再是失语的状态。所以，贾平凹在《废都》中呈现的女性这种病态社会心理对当下女性如何自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男性——菲勒斯中心意识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认为性从来都是男人的事，女性不过是男性获得性满足的一种工具。在菲勒斯中心意识的影响下，男性不会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心理，倾听女性的想法，而只是通过性来控制女性的身体。《废都》中的庄之蝶作为知识分子，也是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进行自我认同的，在认同男性菲勒斯中心意识中焦虑于自己男性能力的丧失。唐宛儿的性感美丽，自然就成为了庄之蝶这种男性关注的焦点。对庄之蝶来说，唐宛儿解救了他长时期性压抑的状态。他和唐宛儿的苟合，让他找到了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强烈的征服欲望。唐宛儿这样一位没有丝毫自主意识的女性，即使是在生理期也不会拒绝庄之蝶的情欲要求，甚至还为庄之蝶的出轨和对家庭的不忠贞找借口。“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天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作欲的表现！”[4]109男性在两性文化中，自认为他们是中心，而事实也被迫如此，因为女性被客体化了，她们是男性释放情欲的载体和工具。她们依附男性，需要男性来保障她们的生活，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所以，女性在对自身性和生殖传统角色认同的同时，也成就和加固了男性世界的菲勒斯中心意识。

《废都》中的慧明是清虚庵的尼姑，她虽然出了家，却并不是清心寡欲、一心向佛之人，依旧是俗世之人。她曾对牛月清说：“在俗世也罢，出家也罢，女人毕竟还是女人，女人能少得了男人？”[4]429这话既是用来劝慰牛月清的，同时又是自己的生活状态，虽然自己已出家，又何尝不是依旧和孟云房等男性进行着鱼水之欢。这讽刺性的背后，依旧是菲勒斯中心意识的影响。牛月清经历了丈夫庄之蝶的背叛后，并没有觉醒的女性意识，反而依旧认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抑，如她所说：“这个世界还是男人的世界。”[4]429虽然她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与古代封建社会不同，但对于自己丈夫的出轨，牛月清依旧无法责备男性，甚至劝慰自己：“在男人主宰的这个世界上……女人就得不住地调整自己，丰富自己，创造自己，才能取得主动，才能立于不会消失的位置。”[4]429牛月清所理解的女人不断调整、创造、丰富自己，无非就是像唐宛儿一样，懂得为男性贡献美。所以，无论是作为庄之蝶情人的唐宛儿、柳月、阿灿，还是作为妻子的牛月清，她们和庄之蝶一样，都生活在男性菲勒斯中心意识的观念之下。庄之蝶因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性能力的丧失而愁苦、苦闷。唐宛儿等女性们为了迎合庄之蝶这个文化名人一味奉献自己，即使只是作为庄之蝶性满足的工具也毫不在意。贾平凹也通过这种社会心理的表现，呈现了男性和女性之间不正常的性形态，究其实质，都是菲勒斯中心意识根深蒂固地将女性物化的外化表现。

在性爱表现中，不论是女性渴望被征服的斯德哥尔摩症候还是男性的菲勒斯中心意识，都是病态的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通过描写男性和女性在性爱中的不同呈现形态，一方面批判了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长期影响和压抑，对女性的生存状态给予启发和思考，另一方面也对大众消费文化和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异化颇有微词。

五、结语

贾平凹的《废都》在八九十年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浪潮和“身体热”“身体写作”等热潮的影响下，有了新的研究和解读角度。从身体叙事的角度，通过对女性被物化的生存状态，表现了女性在两性文化中的边缘化和异化存在。女性作为身体的主体，更是沦为了身体化的存在，女性的身体及其部位比起女性这个主体自身，更有地位和话语权，它们成为了男性欲望的载体。从庄之蝶对小脚和高跟鞋的迷恋，以及文本中男性和女性在性爱的不同呈现状态，一方面反映了女性在消费文化和菲勒斯中心意识影响下，希望取悦男性而不惜损伤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披露了男性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压抑，以及男性自身在消费文化、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引起的不自然的性变态心理，体现了贾平凹的人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