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桂熟 胡 静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引言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末年由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至今已有1800 年的历史。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主要宗旨是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例如春节、七夕节、端午节、中元节（民间叫鬼节）等等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节日。由于中国和日本在地球上所处的纬度大致相同，因此气候条件十分相似，加上中日两国依山带水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的天文历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节气都被日本社会所接受。与此同时，中国依据天文历法以及节气而制定的大部分民俗节日也被日本社会所吸收。其中，道教文化便是通过节日这一文化载体形式进入日本社会生活，并根植于日本的节日习俗中。道教文化不仅仅对中华文化有重要的影响，也成为了日本文化重要的一部分。

一、日本民俗节日

民俗节日是人类智慧和自然、宇宙等物质世界碰撞而产生出来的人类文明之花。民俗节日深深根植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土壤之中，是该民族情感和记忆的凝结。民俗节日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会有宗教活动的渗透、上层建筑的干预、民族感情和生活习惯的注入、外来文化的影响等，使得民俗节日变得缤纷多彩，释放出更多的文化内涵。民俗节日文化在其形成稳定的形态之后，又以其强大的文化反作用力塑造着该民族的灵魂。这种文化反作用力就是民族烙印，具有永恒持久的力量。

日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春节、盂兰盆节、男孩节、七夕节等重要民俗节日。这些节日大都随着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等漂洋过海传入日本，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在中国原有一部分的节日习俗基础上根据本国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民族习惯等，不断丰富节日内涵，使其具有日本民族特色。但是，不论这种文化外衣如何发生形式的变化，包裹在里面从中国传来的文化种子基因永远不会改变。而在中国文化种子基因中我们也能看到道教文化中的长生不老思想、神仙思想、符箓文化、道教神灵、星辰崇拜以及道教医学知识等对日本民俗节日所产生的影响。

二、道教对日本民俗节日的影响

（一）春节

在新春时，日本人会饮屠苏酒，祈求新的一年健健康康。根据文献记载，喝屠苏酒的习俗最早在嵯峨天皇时期由中国东渡至日本皇宫。正月初一天皇用屠苏酒宴请前来贺正的文武百官。［1］江户时代逐渐在民间流传，至今日本仍保留喝屠苏酒的习俗。屠苏酒可谓是道教药酒之一，被多位道教医学家所记录和推广。关于最早记录屠苏酒配方的书籍是东晋道士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卷八中，书中记载了屠苏酒的配方、药效等。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以及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都有关于对屠苏酒的记载。在日本也有不少医药书有关于屠苏酒的记载。而对日本医药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正是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以及李时珍《本草纲目》。

在金本相关所作的《丁巳(1857)元旦》诗中即有关于日本春节习俗方面的描写。

厨灯渐炮焰将无，百八钟声彻九街。一夕寒威辟滩母，万家香味入屠苏。

书童窗下笔新试，贺宴门前名自呼。迂性应遭穷鬼笑，朝来未换旧桃符。［2］

从诗中可以看出日本也有在新年中换桃符的习俗。中国现在春联的前身就是桃符。桃符从其材质的选择和运用都与道教文化相关。桃符材质的选择与道教文化中认为桃木可以驱鬼辟邪有关。道教所尊奉的门神神荼和郁垒就用苇索和桃木捉鬼。《山海经·海外经》中有关于其用桃木捉鬼的故事。道教法器之一便是桃木剑，其功能就是代邪制鬼。其实桃符的社会功能、使用方法以及寓意都与道教的符箓文化不谋而合，可以说桃符是最早的道教符箓文化。道教符箓的功能之一就是驱鬼辟邪，这与桃符的社会功能一样。其次，桃符是悬挂在门口，相当于制作出结界，防止鬼祟入侵。这与道教在利用符箓驱鬼的用法理念可谓一致。再次，不论是桃符还是符箓人们所寄予的希望一样，都是相信其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能保佑平安。日本新年换桃符的习俗也就是道教符箓文化的一种输入。

每年的正月初，日本仍会举办祭拜七福神的巡礼活动。七福神开始出现于室町时代，后其信仰逐渐在民间扩大，在日本颇有人气。七位神仙只有一位是来自日本本土的神，其它分别来自佛教以及中国道教。室町时代，日本商业经济开始繁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加追求现世利益。因此，从中国传来的保佑现世利益的神仙便在日本得到传播。其中七福神中的福禄寿和寿老人便是从道教而来的神仙。日本福禄寿的形象与道教中的寿星十分相像。福禄寿和道教的寿星都是没有头发、留着白色胡须的老人，手持拐杖，其形象憨态可掬。福禄寿和寿老人同是南极仙翁的化身。南极仙翁在道教中是主管寿命的神仙，也叫寿星和南极老人星。关于寿星，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中的头二宿，即角、亢二宿。二是指南极星。在古代，如果可以看到南极星，则预示着这一年不会有战乱。如果看不到南极星，则意味着战乱的发生，生灵涂炭。但不管来自于哪种说法，都是来源于道教的星辰崇拜。

（二）男孩节

日本现在的男孩节是由中国的端午节演变而来。男孩节原来的名称和中国一样也叫做端午节。但在后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日语“菖蒲”的发音和“尚武”的发音相同，并且菖蒲叶子形似剑状。剑和尚武都与男孩子有关，因此逐渐演变为祈求男孩健康成长的节日。中国端午文化的形成始于夏商周至两汉时期。[3]成熟于隋唐时期。这个节日是人们观察日月星辰以及结合自己的身边环境而来的节日。其主要宗旨是驱邪祛病、保佑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日本关于端午文化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611年的《日本书记》中，这是日本第三次派出遣唐使之后第一次关于端午文化的记载。把五月五日明确称为端午则是在《续日本后记》中出现。

端午节定在五月初五被日本所接受也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认为五月为恶月。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玄戈》记载：“五月东井，七星大凶，胃、参致死。”[4]人们观察水星的运行轨迹与月份之间的关系，五月份，水星刚好运行到井宿之中。这时的天气很容易产生瘴气，滋生毒物生长。因此人们认为五月为恶月。井宿也叫东井，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南方朱雀七宿之首。属于道教星辰信仰重要的一部分。这种五月为恶月的说法在日本也得到认同。《日本的年中行事》一书中写道：“旧历五月，高温多湿，瘟疫易发，害虫出没，被称为‘恶月’。”[5]可见，相似的气候条件加上道教文化中星辰信仰的影响使得端午五月初五的日期被日本所接受。

其次，端午传入日本之后，从日本的节日习俗中我们可以窥见道教医学思想。端午节最初是以“药猎”的形式进入日本。关于药猎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611年的《日本书记》：“推古天皇十九年(公元611 年)五月五日在冤田野(现奈良县宇陀市棒原区足立)举行‘药猎’，拂晓参加者集合在藤原池附近，天亮出发。”[6]在这一天要猎取鹿角，采集菖蒲、艾草、紫草等药草。这种采集药草用来驱邪祛病的习俗至今仍保留在日本儿童节中。在男孩节时，日本不但在房檐上挂菖蒲，还会把菖蒲用来泡水给儿童洗澡。关于菖蒲，不论是道教传说还是其药用价值都被广泛记载。《道藏》中有《菖蒲传》一卷，开头即云，“菖蒲者，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也。”并且在《道藏》中，也有其药用价值的记载。“椒薑御湿，菖蒲益聪，巨勝延年，威喜辟兵。”[7]在此道书中，菖蒲不仅是具有药用价值，并且被视为灵药。可见菖蒲在道教中既具有传奇色彩又兼具实用价值。传奇色彩是人们自然崇拜和道教的宗教性所赋予，而其实用价值更是为这种传奇色彩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正因为这种实用性以及宗教性，才使得道教医学中的菖蒲得以被日本所接受，并且延续至今。

(三）七夕节

中国的七夕节起源于汉代，最早记录其风俗见于东晋道士葛洪所写的《西京杂记》。书中写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襟褛、人俱习之。”[8]人们会在七月初七这一天摆上时令瓜果，祭拜牵牛星和织女星，乞求智巧。牛郎织女传说具体传入日本的时间并不明确。但是在《和歌集》中收录了130 首，《怀风藻》中收录了6 首有关七夕节日的诗歌。除此之外《日本书纪》《延喜式》《建武年中行事》等书籍中都有关于七夕节庆祝仪式的记载。可见，不论是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还是相关习俗都已经传入日本社会。

日本对牛郎织女传说的接受其本身就是对道教文化的接受。首先从其起源来看，牛郎织女传说最早来源于星宿崇拜。最初古人为了观象授时，将其取名为牵牛星和织女星。有了科举制度以后，读书人便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其次，织女也属于道教神仙体系中的一员，被称为“天孙”及“天仙娘娘”，又和七仙女姊妹合称七星娘娘。《荆楚岁时记》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饪，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9]从这里可以看出织女已经是天帝之女，也就是天上的神仙。这种从天上的星系到神仙人物的角色变化也可以从《万叶集》和《怀风藻》中看出来。在《万叶集》中对牵牛的角色认识是天上的星系，而《怀风藻》对牵牛和织女的角色认识是神仙。这种对牛郎织女角色认识的变化可以说就是道教文化不断深入影响的证明。

再次，从中日七夕节日期选定来看，其根源就在于道教。在道教文化中，七月初七是沟通人间和他界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在道教典籍中经常会被运用。《列仙传》中王子乔的家人于七月七日见到他乘着白鹤伫立于山峰，赤龙于七月七日迎接陶安公。《博物志》卷八王母也是于七月初七会汉武帝。因此对于人间的牛郎和天上仙女相聚的日子自然也会选择在七月初七这一天。

最后，从举办七夕祭所用的道具来看，也体现了道教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日本富商鸿池家所使用的七夕道具盒子里收纳了五个线框以及木制的太阳和月亮。为什么会把太阳、月亮以及线框放在一起。这其中隐藏了道教阴阳五行的奥秘。道教阴阳五行思想可分为阴阳和五行。两者相辅相成，五行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这五个线框所缠丝线的颜色为“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所对应属性刚好和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同。这是五行颜色的代表。而太阳和月亮在阴阳五行的概念中，分别属阳和阴。因此太阳和月亮则为阴阳的代表。所以其整个道具的组合就是道教阴阳五行思想的外在表现。现在日本举行七夕祭时，仍会在五色彩纸上写上自己的心愿挂在竹子上。

牛郎织女传说本身就是道教文化的代表。日本对牛郎织女故事的接受可以说是对道教文化的接受。从其起源、节日日期的选定以及在后来七夕活动中所使用的道具来看，都是道教思想对日本民众生活的渗透。

（四）盂兰盆节

日本盂兰盆节是从中国传入而来的节日，在日本发展成为仅次于元旦的第二大节日。盂兰盆节在中国也叫中元节。东汉末年道教有三官之说，即天官、地官、水官，天地水三官统摄一切众生。魏晋南北朝之后，三官和三元开始联系起来。三元即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此三元分别对应是天官、地官、水官的诞辰。之后逐渐形成了上元节天官赐福、中元节地官赦罪、下元节水官解厄的道教节日。关于盂兰盆节的最早记录是《日本书纪》中有关推古天皇于七月十五设斋。首次以盂兰盆会出现的历史记载在《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纪中。“三年，秋七月丁亥朔己丑，覩貨邏國男二人、女四人，漂泊于筑紫，言：‘臣等初漂泊于海見嶋。’乃以驛召。辛丑，作須彌山像於飛鳥寺西，且設盂蘭瓮會。”［10］

盂兰盆节虽然主要通过中国佛教在日本传播开来，但是佛教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而是从印度传来。因此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文化土壤，积极吸取中国的本土文化。其中就有道教文化。而其中的道教文化通过盂兰盆节这一节日在日本得到传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点为盂兰盆节的节日日期；第二点通过供养僧众这种他人救济方式来荐拔灵魂的手段；第三点为供养僧众可以解救七世母的说法。

关于第一点，盂兰盆节的节日日期。为什么会把盂兰盆节设定在七月十五日。这主要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盂兰盆节是佛教的结夏安居日，主要是在夏季。印度为热带季风气候，中国为亚热带季风气候，两国夏季结束的日期不可能一样。佛教为了使自己的文化被大众接受，必须在中国固有思想的基础之上嫁接自己的文化。其中佛教借用的观念之一就是道教中阴阳五行的观念。七月十五为什么会与鬼有了联系。在阴阳五行的观念中，鬼属阴，在阴气萌生之时开始出来活动。而在十二地支之中，阳气会在子位生出，在午位时，是极盛时期。然物极必衰，在午位之后，阳气开始衰落。在申位时，阴气开始发生转机，迅速成长。而申位所对应的月份为七月。因此七月开始打开鬼门关，鬼开始出来活动。因此在民众观念中，七月十五为祭拜祖先、鬼魂的日子。而这种七月十五祭拜灵魂观念也被日本接受，成为其祭拜祖先灵魂的日子。第二点通过供养僧众这种他人救济的方式来荐拔灵魂的手段。佛教强调个人因果轮回，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并无别人可以代行赎罪。因此这种他人救济手段应取自于道教饭贤以求消灾荐亡的信仰而来。《老君音诵诫经》指出设厨会可以为亡人迁度魂灵，五祖七世父母，前亡后死免离苦难等。可以看出道教荐拔灵魂的手段。其实这种他济手段不仅仅用来超度亡魂，还可以求福请愿，有为病者救度等，《太真科》曰：“家有疾厄，公私設廚，名曰“飯賢”。[11]可以说饭贤功能广泛。饭贤对道教来说是重要的救济手段之一，这对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古代社会来说也是被民众所信任。第三点为供养僧众可以解救七世母的说法。在《日本书纪》中，“齐明天皇5 年7 月15 日”一节中称：“为超度七世父母劝讲盂兰盆经乃是举行盂兰盆会的最终目的。”［12］佛教之所以会选择数字七，是因为受道教文化的影响。数字七对道教来说是特殊的数字。七在道教文化中代表周期循环并且与“天”联系，具有“无限”的意思。七作为文字最早是写作“十”字形，代表太阳运行之道。“因为把太极即‘一’同两仪(‘二’)、三才(‘三’)、四象(‘四’)这一衍化发展过程合起来看，其数式恰为1+2+3+4=l0。”[13]这种天体运行规律可以说构成了最早期的数字崇拜。对儒教、佛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佛教对数字七的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日本盂兰盆节虽然披着佛教的外衣，但支撑其节日体系的内容和理论很多是来自于道教文化。

总结

从以上可以看出，道教的长生不老思想、神仙思想、符箓文化、道教神灵、星辰崇拜以及道教医学知识等被日本所接受并对日本民俗节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教文化之所以被日本接受并保留在日本的民俗节日文化体系之中，是因为道教文化所关联的价值、思想能够满足人们的现实和精神生活需要。道教星辰信仰中的七夕节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故事寄托着日本社会对爱情的美好向往。道教医学知识中菖蒲和饮用屠苏酒的运用，满足了日本人们对生命健康的关怀。起源于道教神灵的福禄寿、寿老人以及盂兰盆节的荐拔灵魂方式在日本的传播，是整个民族对道教的精神寄托。对自然、灵魂、生命、宇宙等最原始的思考，道教在日本民族所出的问答卷中，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的影响力在时间上呈现出无限循环性，在空间上涉及整个日本列岛。可以说道教在日本文化体系构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以其强大的文化作用力，增加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文化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