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 丹

(淮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指示，指出了近年来“健康”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发布更是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但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提出体育与健康相关的政策与保障相对较少，将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明显较晚，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地也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发展社区体育将是促进我国居民实现健康的重要策略。因此，厘清健康中国的内涵，找出社区体育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健康中国战略制定社区体育发展策略，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路径。

二、健康中国的内涵及其与社区 体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健康中国的内涵

健康的概念涵盖物质、精神、行为等层面，健康也并不仅仅是针对疾病，更涉及身体、心理、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方方面面，是人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1]习近平指出，健康是国家战略，健康中国建设是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同时《纲要》指出“共建共享”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2]因此，健康中国的内涵应是一个“大健康”概念，涵盖健康公民、健康环境、健康经济、健康社会，是全面、系统、科学的健康观，是以国民健康为中心，通过国民健康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二)健康中国与社区体育发展的关系

1.健康中国为新时代社区体育发展指明方向并提出新要求

《纲要》的指导思想中指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因此，社区体育的发展核心应是提升居民健康水平，重点在普及健康的健身方式、提供健身锻炼指导、完善社区居民健身锻炼的场地设施保障、建设健康社区体育参与环境，并将以居民健康为理念的社区体育上升到政策落实，创新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全方位促进、保护、维持社区居民健康[3]，做到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居民公平享有社区体育的权利，实现健康公平。《纲要》为社区体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引导社区体育朝向“健康”理念视角全方位发展，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坚实的基础。

健康中国对社区体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以往的社区体育发展大多涉及的是社区健身条件(社区体育人才、场地设施)层面，而健康中国对社区体育的要求是全面而系统的，涉及促进、保护、维持社区居民身体健康,完善参与社区体育的环境健康,保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权利健康,提升社区居民科学的体育健康观,社区体育发展的价值最大化(体医结合)。健康中国的提出促进了体医结合，运动帮助患者获得、维持健康，而运动的强度和运动效果存在直接关系，这就需要医学的介入，单靠体育无法防控运动风险，单靠医疗，医生无法科学、有效地提供运动处方。[4]因此，社区体育的发展应该创新体医结合的发展模式，将社康中心、家庭医生与社会体育指导员有机结合，科学高效地促进社区居民健康。因而，健康中国建设对规范和完善我国社区体育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2.发展社区体育是实现健康中国最直接、最高效的手段

近年来，国民体质机能下降、“三高”与冠心病等慢性疾病、人口老龄化、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逐渐凸显，居民的健康投入60%～80%都花在临死前的一个月治疗上，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5]《纲要》的提出，更是表明健康对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性。应对健康问题不能从单方面的医疗着手，更需要体育的参与。“运动是良医”，科学合理的健身是提高大众健康水平与预防慢性疾病的重要方式。[6]美国有氧运动之父库伯博士在听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后表示：“如果不从预防入手，中国无论建造多少座三甲医院，无论培养多少名优秀的医生，对于未来面临的健康挑战都是杯水车薪。从预防与救治的投入成本来看，1元的预防投入将会减少8.5元的治疗开支，减少100元的抢救费用。”体育是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最好的方式，从大众健身的视角，社区体育是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发展社区体育对实现健康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现健康中国建设最直接、最高效的手段。

三、健康中国视角下社区体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相较于美国、日本等国家，我国提出健康中国建设的理念较为滞后，这也导致我国在社区体育发展目标导向上不清晰，通过社区体育促进国民健康发展方面也不够系统与科学。因此，健康中国视角下的社区体育发展还面临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一一理清，社区体育就很难在构建健康中国过程中发挥最大功效。

(一)健康中国建设下社区体育发展缺失“体医结合”人才

以往我国在构建健康中国建设中都是卫生系统单打独斗，缺失体医结合观念。[5]北京环球全民健身研究所所长康天成教授将健康全周期分为4.5个阶段，其中非医疗健康干预的阶段就占了2.5个阶段。[7]可见，体育作为非医疗健康干预在健康促进中占了主要的作用。我国在体育与医学方面的人才培养不足也制约着健康中国的发展，最现实的例子便是学体育的不能结合医学给服务对象提供科学的健身方式，学医的不能根据诊疗对象情况给予科学的运动处方。我国在运动处方方面明显滞后于国外，大多借鉴国外成果，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年龄、不同慢性病、急性损伤等运动处方研究不足。[5]健康中国建设迫切需求运动健康师和能开运动处方的医学专业方面的人才，而高校对于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明显缺失。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大多来自社会体育、体育教育专业，在社区体育服务方面主要以技能传授为主，健康健身素养不足。社区体育指导员与医疗人员进行信息交流互动有利于构建健康社区。以往健康建设多从医疗卫生系统着手，社区医院、社康中心、家庭医生发展相对完善，但在构建社区健康过程中缺失医疗信息与社会体育指导人员互动，在利用医疗大数据及针对性地提供体育指导服务方面欠缺。另外，“重医治轻防治”的思想制约着体医融合的一系列问题。[8]

(二)社区体育场地建设缺失健康理念

我国在城市发展中缺少从建筑健康视角促进居民健康，对环境能够促进公共健康的认识程度还有待提高。[6]谢琳琳等人在《公共建筑健康内涵及评价研究》中将公共建筑健康评价指标分为工程属性健康、自然属性健康、经济属性健康、社会属性健康。[9]由于社区体育大多属于公共服务，不涉及盈利，因而此处不谈社区体育建筑的经济属性健康指标。工程属性健康指标涉及公共建筑的选址、区域规划、空间布局、建筑物动静交通设计、建筑智能化运营等方面。自然属性健康指标涉及公共环境与健康、空气环境健康度、声环境健康度等。社会属性健康指标包括与国家宏观发展政策相契合、文化素养、公众满意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等。因此,针对社区体育的公众建筑健康，应考虑不同项目的特性(如广场舞占用篮球场等问题)、体育健身场地是否受交通噪音环境影响、体育场地促进居民健身参与是否智能化。自然属性健康方面应考虑社区体育健身环境是否健康舒适，体育场地规划是否产生扰民的噪音。社会性健康方面，我国社区体育虽具有一定的健身设施，但在配置社区体育指导员方面仍然不足，在开展体育项目方面很少采纳居民的意见，大多随街道办举办体育活动。这便难以促进大众自主性地参与体育，也很难实现通过体育消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由于房产经济的国情特性，房产开发商和政府很难舍弃自身的利益，服务公民的体育建筑健康诉求等，针对这些方面的建筑健康考虑也很难落实。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小区体育用地最主要的困境是体育行政法规与体育技术性规范文件的分离，这一问题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共同协调配合才能得以消解。[10]

(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体育发展不足，缺少资金支持

社区体育属于公共体育服务，具有完全或部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究其所属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的性质属性来看，社会力量的参与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非政府组织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具有高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与资源募集能力，能够及时满足大众公共服务诉求，是供给公共物品的最佳机制。[3]而我国社区体育大多都是政府提供支持，长期的政府服务供给模式难以形成良好的体育消费意识。加上不成熟的公共体育服务市场给投资商带来投资风险，同时缺乏政策支持，开发商很难得到利益保障，难以获得市场投资。[11]虽然体育彩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体育场地器材问题，但难以顾全社区体育场地器材维护、社区体育指导员薪酬待遇等问题。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体育在促进健康的同时减少了医疗的开支，理应获得一定的医疗资金支持实现体医互利互助的可持续发展。但当前多部门共建健康理念不足，“体医融合”也须创新合作模式，社区体育发展需社会力量参与的诉求也显得尤为迫切。

(四)社区体育发展未能充分认识人口老年化的基本国情

我国人口老年化的趋势已成不争的事实，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调查显示，60～69岁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仅为18.2%和10.8%。[8]经济学前景理论认为：面对不确定的决策情景，人们往往对因风险概率赋权和随时厌恶效应，放大不利结果的影响。[12]老年人在体育锻炼选择上，大多由于运动风险而不愿参与。同时社会健身机构也因风险责任的顾虑很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与指导，因而老年人锻炼缺乏专业指导。老年人相对上班族和青少年参与健身的时间更充足，其健身诉求应更强烈，但现实的健身情况却是“老无所依”，找不到相应的健身场所与专业指导。同时，一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大多为中青年群体担任，加上对于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顾忌，在争取体育诉求方面很少会考虑到老年人群体。这就导致社区体育发展很难考虑到老年人的健身诉求，在体育服务指导方面更难为老年人群体提供具有体医结合人才的专业指导。

(五)社区体育健康观宣传不足，居民健康素养欠缺

我国社区体育在宣传方面多依靠街道办，其宣传也往往是集中在全民健身日期间，这种间歇式的宣传很难将积极健康的健身理念深入到大众内心，健身方面的宣传不到位。美国自颁布《健康公民1990》就对全民健身宣传非常重视，从一开始的新闻报道、宣传手册到《健康公民2000》采用新闻发布、社区宣传、门户网站、微博、社交网络等多种形式与手段。针对社区宣传，美国自颁布《健康公民2000》便开始实施至今。[13]在《健康身体活动计划》中更是提出颁布法律持续支持身体宣传活动，足见美国对于健身宣传的重视。[13]虽然我国在《纲要》中也有提及健康宣传，但落地的宣传策略并没有多少。同时，小区对于健康健身的宣传往往缺少相应的管理人员，小区宣传栏及微信群大多用来发布小区物业管理相关信息，对于社区体育宣传难以重视。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低龄与高龄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普遍较低。[14]《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相关数据表明，大众“健身”行为不一定产生“健康”的结果，这表明大众还不具备科学、健康的健身知识与技能。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社区体育工作者的健身理念与健身水平还未向科学健身、医务监督的层次及方向进行转变。[3]社区体育指导员自身健康素养不足，很难根据不同对象给予科学、专业的针对性健身指导。大众缺乏基础的健康知识和健康理念，加上健康行为与技能的缺失，健康生活方式自然难以形成。而社区体育宣传是寻求大众主动进行运动参与，形成较强的自主参与动力的最有效方式，我国应该将社区体育宣传落地到具体的政策中重视起来。

(六)社区体育发展缺失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协调联动部门”

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健康建设都是依靠卫生系统，现在要求体医结合促进健康中国建设，但缺失一个可以协调卫生医疗系统、体育系统及其他部门的“协调联动部门”。健康中国建设不仅事关卫生医疗和体育，其健康环境的塑造还涉及交通部门、住建部门等，因此单一地依靠体育和卫生医疗是不切实际的。国外很多国家在实施国家健康战略时都有成立相应的联动部门去促进健康战略的实施。例如，美国政府成立的健康计划实施的联邦机构组(FIW)，其成员包括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多部门。

(七)社区体育发展缺失健康公平理念

我国健康国家战略相对国外发展较慢，相应的健康公平理念也比较欠缺。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文化差异、人口密度、人口素养等都制约着健康水平的同步性，这种差异促使大众对健康公平产生诉求。《纲要》提出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推动健康领域基本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的基本健康服务和服务水平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健康公平的落实[2]，但在落实健康公平中还不够细化，社区体育发展上还欠缺健康公平的理念。发展社区体育是促进健康的有效方式，美国在其4次健康公民计划中均提及健康公平，要求重视消除不同层次人群健康差异，注重通过社区来促进健康。在第4代健康公民计划中更是将健康公平细化，提出“实现健康公平，消除层次差异”的目标。

(八)社区体育发展缺失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监督与评估体系

我国虽然开展社区体育，但对社区体育开展效果缺少评测，社区体育落实方面也缺少监督。这就造成社区体育虽然在开展，但不一定会带来健康社区、健康大众的效果。大多数社区体育开展者与监督者都是街道办、居委会，存在监管失位，而小区业主委员会虽会提出健康健身的诉求，但大多没有话语权或无心参与社区体育管理。健康中国建设需要一个健康政策实施的评估机制，否则一味地开展全民健身，很难对症下药。《纲要》制定的健康策略较为宏观，健康指标细化不够，量化工作不足，难以形成评估，缺失具体的监督机制与评估体系。在评估方面体医结合的视角较为滞后，体医合作还面临很多问题要克服，寻求什么样的合作模式是社区体育建立监督与评估体系的重点。

(九)社区体育指导员在促进居民健身中的话语权不足

社区体育寻求体医结合，不仅仅是各自技术的融合，也是话语权的融合。[4]大众在出现健康问题时，往往会非常重视医生的建议，因而医生给予的健身建议要强于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建议。同时，在康复过程中，没有医生的建议，患者不敢参与运动，更谈不上寻求健身指导员的意见，但现实情况是医院也很少有针对运动损伤的诊疗科室。社区体育指导员话语权不足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体育人才在运动处方方面缺乏自主研究，相关的研究机构不多。虽然近年来我国部分体育院校在运动医学方面与医院有所合作，但体育专业人员与医生对大众健康指导的话语权问题仍然存在差异。

(十)社区体育缺乏法制化建设

健康中国虽早已提出，但对健康领域的一些违法行为和模糊的法律边界还有待加强。[1]在健康法制建设中，《纲要》侧重的是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制建设要求，对体育领域缺失法律约束，体育促进健康很难从制度方面对社区体育提出要求。社区健康管理涉及多部门，很多政策文件相互重复或冲突，缺失整合性的政策促进“体医结合”，实现居民健康。近年来，随着大众体育意识的加强，对于健康诉求已开始向主动性转变，但健康权利意识还不足。其原因在于大众缺失具体的政策或法律去维护自身健康权利的意识。大众的健康诉求不能因缺失相应制度建设而被磨灭，完善社区体育法制建设是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强力表现。

四、国外健康策略对新时代我国社区体育发展的启示

(一)健康促进“体医结合”

在“体医结合”方面，美国HHS(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最为典型，是管理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的机构，是倡导“体医结合”促进大众健康的推行者和实践者。美国的DGAC(膳食指导咨询委员会)也会根据“体医结合”促进健康的思想组织营养学和运动健康科学方面的专家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写《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并持续更新。美国“体医结合”思想最为直接的是《美国居民体力活动指导手册》，医卫工作者是其最直接的受众群体。医卫工作者可以通过对《美国居民体力活动指导手册》的学习，给予诊疗对象最专业的健身活动指导，根据运动类型和运动量给予科学合理的运动处方。相类似的还有ACSM(美国倡导“运动是良医”的指导服务平台)出版的《体育锻炼和运动处方指南》为内科医生、体育教师、理疗师、教练及护士提供体质评估、开具运动处方、锻炼计划方面提供详细的指导。另外，ACSM还为基层卫生医疗工作者、专科医师、医护人员开展运动损伤课程培训，促进体医更好的结合。EIM的《运动是良医——运动与健康专家行动指南》从体医工作者合作、给医卫工作者的信、健康和医疗问卷调查、健康评估、知情同意书、对运动专家的规定、运动计划、健康运动处方方面为卫生医疗和体育工作者提供适宜服务对象的运动处方。美国在“体医结合”方面已经走得较为前沿，相类似的指导性书籍已经为基层体育、卫生医疗工作者提供了更为科学的参考。在机构方面，上有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从顶层促进“体医结合”，下有相应的健康促进机构去推动“体医结合”。[15]

日本提倡“体医结合”的科学健身模式，在“运动基准 2013”中就提出医学介入体育健身，还针对慢性病人群给予针对性的运动指导，提出运动对预防伤害、应对伤害的处理方法。运动前须进行医学问诊，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必须得到医生的诊疗后才决定是否参与健身运动。在响应《健康日本21》中，日本政府兴建了一批医学与健身一体的健康中心，并对大型的健身中心设置医务室，帮助大众进行健身前的健康检查，真正做到了“体医结合”落实到大众健身上。一些企业每年还会选择健康中心进行体检，对体检健康不合格的人员要求进行6个月不脱产健康干预，直到合格，否则来年还要进行6个月健康干预。对于来健康中心健身的人员几乎都要进行体能和医学检查，通过健身卡中体质数据结合血压、心率测量后，量体裁衣式地给予针对性、高效性专业指导。[16]

德国的“体医结合”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德国将运动参与纳入医疗保险中，并对医疗保险制度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2004年的医疗保险政策便提出“红利政策”，对投保人员积极参加定期身体检查、完整参与运动及营养课程等促进家庭健康的，享受保费优惠政策。[17]

澳大利亚的基础医疗体系包括家庭医生和运动康复师等辅助成员，对服务对象采用互荐机制，家庭医生一旦发现诊疗对象存在慢性病风险，便会将诊疗对象推荐给运动康复专业人员，提高诊疗对象的健身质量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18]26-31这样的互荐机制，还极大地提升了健身指导人员的话语权，无形中宣传了健身活动对促进、保持、获取健康的重要作用。

(二)实施“健康国家”战略的宣传策略

美国通过制定5～10年的身体活动计划，网络、媒体加强大众媒体运动促健康教育，加强身体活动计划品牌宣传，颁布法律持续推进身体活动宣传，利用网络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电子竞技等方式普及身体活动的宣传，实现大众对运动促健康的积极价值观。在社区层面还通过社区医院定期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发放健康宣传册、开展健康教育，唤起居民健康意识。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公共健康机构与相关部门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健康资源共享，更好地促进了公民健康。美国为实现“国家健康”战略，还在NIH院内设立临床、行为学、人口学等方面的研究基金，通过出版《运动与心脏》《坚持运动——让你充满活力》《运动体重控制》《老年人体育运动》《孩子和父母的健康膳食与运动指南》等读物开展运动促进健康的宣传工作，讲课运动促健康理念深入大众内心。同时，EIM也通过《运动是良医——公民行动指南》鼓励大众自主进行运动能力评估、自主定制个性化运动健身方案。通过科学书籍推动大众健身健康价值观是一劳永逸的宣传方式，也是推动“健康国家”战略落实到大众的最佳方式。

澳大利亚通过多种媒体宣传惠及不同群体、年龄、种族、生活习惯的居民，拓宽其健身活动的宣传面。媒体也通过多元形式设置如“无电视日”“无电脑日”等宣传活动增强大众健身意识。政府还开设健身活动热线，邀请运动促健康方面的专家为居民提供更科学、更有效的健身问题解答。[19]78-81

(三)建立健康“协调联动部门”

国外很多国家在管理健康事务时都设立了“协调联动部门”，如实施健康计划的联邦机构组(FIW)，通过协调教育、交通、土地、工商、非营利性机构等策略实施健康战略。促使不同部门进行政策配合，发挥民间组织、非卫生部门和个人的战略健康主体性，鼓励民间健康项目合作，鼓励企业参与健康公益活动，将健康在个人、社区、社会方面有机融合，形成对健康战略的多方联动。[13]FIW只是美国健康战略多方联动的一方面，主要负责健康战略的实施、解释和指导。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负责制定、执行、评估国家健康战略，非营利组织支持、协调、指导监督国家健康战略，社区组织对国家健康战略进行支持、鼓励、评测监督，体育健身与运动委员会对健康战略进行指导、咨询与监督。总体来看，不仅是设立“协调联动部门”，还构建了多方联动体系去促进国家健康战略的实施。德国虽然没有明确的“协调联动部门”，但其强调系统的概念，即对当地政府和联邦政府进行明确的分工，系统化地搭建健康服务。例如，当地政府负责修建与维护市级自行车道，州政府负责维修与维护州级自行车道，并对当地辖区政府给予资金支持，联邦政府通过搭建相关法律构架对自行车相关政策法规进行监督，保障大众健身需求。相类似的还有丹麦的健康事务部门与城建部门合作，通过城建部门的道路智能LED系统，分时段变换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的组合模式，强制公民在某一时间段使用自行车通行，促进公民健康出行。同时，丹麦政府在制定相关锻炼计划时会通过卫生、体育、城建部门联合制定，共同推出计划，从而保证公民所需的健身活动，保障公民健康。澳大利亚则是注重政策上的协调联动，通过给予公共交通服务补助，提高私家车停车费、立法自行车路段不能超过30 km/h策略，鼓励居民安全使用自行车通行，提高社区居民身体健康水平。[20]32-37

(四)实施健康公平策略

美国不仅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实现健康公平，更是通过《健康公民2020》计划建立了健康公民互动网站(http:www.healthypeople.gov/2020/)、构建《健康公民2020》社区，为不同人群提供健康资料、公共卫生服务部数据等信息，结合网络健康课程、健康知识培训促进国民健康，最大化地实现健康惠及全民。澳大利亚则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保障特殊群体参与运动，以实现运动参与的公平性来实现健康公平。其针对的特殊群体为老年人、儿童、经济困难及偏远地区的居民。在对老年人健身活动方面，通过减少衰老导致的看护费、为老年人提供社区可参与的团体运动疗法课程、改善草坪与遮阴棚等来促进健身参与积极性与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便利性。[21]66-71加拿大在实施健康公平过程中通过资金投入增加运动和休闲体育设施，方便使用公共体育设施的免费公交系统，针对不同地区和贫富差距的学校通过开展“周三行走骑车日”，对经济薄弱家庭实行免费使用健身会所、游泳池、网球场等政策保障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健康参与。[22]56-59

(五)社区健康的评估与监督体系

美国的健康评估与监督体系涉及多部门，有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评估)、非营利组织(指导监督)、总统体育健身与运动委员会(监督)、社区组织(测评监督)，主要重视对目标实施的评估。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NCHS)是美国最主要的公共健康数据机构，主要任务是应用多手段进行数据采集、多源头采集并公布统计数据，报告人口健康水平，依据种族、民族、经济水平、地区及其他人口学特征呈现不同群体健康状况与健康医疗使用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监测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的变化和趋势，找出呈现重大健康问题，提供数据信息支持生物医学和健康服务的科学研究，评估现有的健康政策和项目的影响。其采集的数据主要作用于国家健康调查、国家健康营养调查、国家生命数据统计系统、国家医疗调查。美国的健康评估与监督体系主要得力于健康战略目标的量化(可测量性)、网站平台的便捷性。政府通过量化身体活动目标实现身体活动的检测与评估。《健康国民2020》的指标分为总体健康状况、健康决定因素、生命质量与良好状态、健康不平等4项指标，又将总体健康状况量化成身体与心理不健康天数、活动受限天数、自我评估健康状态、生命损失年(YPLL)、健康期望寿命、期望寿命、慢性病患病率(6种疾病)7大块测量指标。将健康决定因素分为社会因素、个人行为、生物与基因因素、健康服务、政策制定5大块基本测量指标。将生命质量与良好状态细化成健康良好状态测量、病人自报结果测量信息系统(PROMIS)、社会参与度测量。将健康不平等细化成城乡不同区域差别、性别差异、不同性取向、种族差别、能力丧失或特殊健康看护需求5项基本测量目标。对于身体活动评估还有专门的评估方法，通过第三方机构“政策网络评估逻辑模型”，将系统理论和政策分析原理运用到评估模型中，利用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相结合，精准追踪公民身体活动发展趋势，该模型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澳大利亚在设立健康监控机制时，要求研究机构定期向政策部门汇报监控情况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研究指标的设置要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评价指标要涉及多维度(身体活动、心理活动、膳食摄入等)。对于特定指标，如环境与交通规划、运动休闲参与等要进行专项评价。通过尽量使用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确保定量评价干预前后的指标变化，对于证据与研究不充足的领域要采用计量效应研究。[23]82-85

(六)社区体育法制化建设

社区体育法制化建设有利于社区居民享有基本的社区体育权利，明晰政府在社区体育的责任与职权，构建社区体育制度，实现社区体育基本保障，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有关社区体育法制化建设方面，国外做得比较细致。美国在实施国家健康战略时会通过对居住环境立法，如社区政策(扩大社区规模)、街道政策(提高街道级别)、交通与旅行政策去促进大众健身活动的参与。[13]针对健康公平问题方面，要求学校重视体育运动参与中的男女性别歧视问题。澳大利亚健康部发布的《身体活动指导手册》要求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久坐时间应保持在健康范围内，尽可能多活动，对于不同性别、文化背景、年龄群体，政府应给予健康保险及补助政策，以改善健康参与及健康公平问题。[17]

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社区体育用地的制度化设计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适宜的居住环境与改善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24]国外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用地规划与布局更是上升到法制化层面。英国政府要求大众体育场地配置必须依照英国城镇规划法规，保障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权利，构建城镇发展战略与地方经济、民生需求的平衡。[25]美国的《健康公民 2020》《公园、休闲、开放空间和绿色通道指南》[26]、俄罗斯颁布的一系列《十年计划》[27]、日本的《体育振兴计划》《体育立国战略》等政策法规都对社区体育场地规划作出了规定[28]。这些足以见得社区体育场地法制化建设对城市与社区居民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五、健康中国视角下社区体育发展对策

(一)“共建共享”，实现社区“体医结合”新思路

“体医结合”需要医疗卫生系统与体育系统共建服务平台、共享大众健康信息资源，实现互助发展，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寻求“体医结合”新思路，建立医院与体育院校、体育部门、社康中心联动促健康。以家庭医生与社区体育指导员的互荐机制提升社区居民健身质量与健康管理能力。以《纲要》中提出的完善体质健康检测体系，开发健康检测大数据的思路，利用APP端收集的社区居民健康数据信息，结合居民健康状况、人群特征给予科学健身处方。尽快出版可供医疗和社区体育从业者参考的健康管理书籍。设立体医联合部门，推动社区体育与社区医疗相结合。建设医疗与健身综合场所，引入运动享医保优惠策略，借鉴江苏、山东、重庆开展医保卡健身消费模式。借鉴深圳市《家庭医生服务规范》创新服务模式，将健康服务分为居民不签约都可以享受的同质化基础健康服务和签约后享受的个性化健康服务，帮助不同需求、不同群体人促进健康，拉动健康产业发展。

(二)制定社区体育场地健康规划标准，促进居民健康

健康中国战略是全健康理念，不仅仅指的是大众具有体质健康、心理、精神方面的健康，还涉及促进健康实现的环境。从顶层设计开始，通过交通部门、住建部门、卫生部门、体育部门、环境部门等联动制定城市体育场地规划政策，并从顶层政策上对体育场地健康给予明确的要求。同时，结合对体育场地规划的政策法规，制定体育场地规划的健康标准，细化对工程健康、自然健康、社会健康层面的指标设定，做到社区体育场地健康可评估、居民健康健身诉求有保障。

(三)转变社区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依托购买服务来拉动社会力量参与

传统的政府供给社区体育服务的灵活性、服务性都不高，而以市场手段、政府与市场联合供给的手段又难以适应地区差异。因此，对于经济落后的地区，政府应为主导，非营利性组织提供人力资源，结合社会公益性组织、学校体育社团、社区体育志愿者、社康中心义工等开展社区体育服务供给。对于二、三线城市，市场处于发展规范中，政府不做主导，交由市场竞争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政府只担当培育者与监管者。对于一线发达城市，市场相对健全，政府主监督，保持公平、公正的供给环境，完善规章制度，明确责任范畴，促进社区体育服务向纵深方向发展。对于能够交由市场的，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拉动社会力量参与。对于涉及多元主体参与的供给模式，公平公正地发挥不同主体的特点与优势，强化主体的参与意识，推动社会力量全面参与。

(四)顺应我国人口结构特征，培育“体育+养老”产业以带动社区老年群体健康健身

“体育+养老”是未来我国最可能形成的复合产业，也是我国产业结构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区体育发展应顺应老年人群对健康生活质量的追求，鼓励开展老年人健身产业。增加武术人才培养，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顺应老年群体的需求。同时，政府可引导培育“体育+养老”产业市场，通过完善老年人健身保险业，促进老年群体体育消费。小区也可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为老年群体提供健身与健康指导诉求。成立协会成员为各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的社区老年人健身协会，为小区老年群体争取健康健身诉求的同时监督小区提供健康健身服务的公平性。

(五)“权威媒体+多元渠道”宣传健康健身理念

良好的宣传策略有利于培养居民健康素养。健康健身宣传是一项一劳永逸的策略，政策应对健康健身宣传给予一定要求，通过CCTV5、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等官方媒体发布健康健身宣传信息，传递健康健身理念。同时，社区联合社康中心、社体中心、社区医院进行联合健康服务与宣传，在惠民的同时提升大众健康健身理念。设立健康健身研究基金，鼓励高校将研究成果转化并发布，更大面积地惠及于民。另外，尽可能制作健康指导人员形象宣传片，特别是社会指导员，通过权威媒体宣传，摆脱大众对健康“只信医生不信体育”的错误观念。提升健康指导人员自身素养，从本质上解决宣传问题。

(六)建立“健康协调联动体系”，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同时拉动社区体育发展

健康中国战略是全方位的健康战略，必然涉及各个行业与部门的共同参与。加上平级部门协调难，往往需要上级部门的支持。同时，在涉及多部门配合的情况下，利益冲突难免存在，往往需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才能确定最终的配合方式。此外，简单的部门合作很难机动、高效地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建立“健康协调联动体系”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下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一环。成立健康联动部门，各部门职责分工明确，建立长效的联动机制，推动健康中国可持续发展。从社区体育发展的需求上解决健康人才(体医结合人才)输送、体育健身设施配套、健康场地环境、公民社区体育保障政策与法规、健康社区体育监管与评估等问题。

(七)“健康公平”应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落实健康社区体育发展的关键理念

我国运动保险还不健全，加上体育场地设施满足老年人群体需求的并不多，广场舞锻炼者与青年争夺篮球场便是最直接的现实写照。每个人都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但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特征与配套健康政策不匹配、经济差异带来的体育健身条件差异、特殊群体参与体育健身权益差异、获得健康健身信息渠道差异等，促使我国需要从顶层政策落实健康公平问题。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在政策上尽可能惠及不同群体的健康参与诉求，细化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儿童、经济贫困群体的政策支持。提供获得健康信息的多元渠道，提升大众的健康公平观念，促进居民积极自主性地参与社区体育，从而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八)体医信息互惠，指标细化与量化，建立健康政策的效果评估体系与监督机制

《纲要》距离2030年还有10余年，还需经历动态的完善过程，因而需要建立政策实施过程的效果评价与反馈机制，保障《纲要》目标的落实。目标的评价需要建立量化评价体系，特别是基层的健康建设评价。《纲要》指标细化不足，相对美国的二级指标数少了7个。美国主要针对公民制定了一些评估指标，中国则多为宏观层面。国家应设立专项研究课题，尽快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健康评价体系，保障战略的稳步推进。针对社区体育建设需要构建“健康社区体育”的监督机制，成立相应监督部门或购买第三方服务(效仿美国通过第三方机构成立“政策网络评估逻辑模型”，精准追踪公民身体活动趋势，在监测居民健康的同时促进“健康社区体育”政策落实与动态调整)。以医疗与体育信息互通互联，构建健康信息共享平台，为健康战略的过程评价、监督、反馈提供信息渠道，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

(九)加强社区体育工作者形象宣传，提升专业素养，树立权威认知

大众对于体育工作者的形象认知大多集中于运动场，对于体育工作者其他方面的认知较差，甚至不认可。加上大众对于医生建议的绝对信任，使得其在寻求健康时往往只认可医疗工作者，而很少甚至几乎不寻求社区体育工作者的指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的社区体育工作者亟须提升专业素养与形象。另外，完善运动康复的专业建设，通过“体医结合”，自主研发运动处方，提升体育在健身、康复领域的权威性，增强社区体育指导员话语权。加强体育促健康的价值观宣传，普及体育与医疗在健康促进中的角色成分，帮助大众认知社区体育工作人员在健康促进中的重要性。

(十)鼓励高校开展社区体育法制化专项课题研究，为专项法规建设做好理论铺垫

大众健康公平观念不强，健康中国战略又是一个大健康的范畴，要实现我国的全面健康必然要面对健康公平问题。因此，针对不同群体参与体育获得健康的权益都应该得到保障，相关方面的政策法规自然成为权益保障的关键，社区体育发展的政策法规要配套。在社区体育场地健康规划方面借鉴国外经验，鼓励高校进行相关的立法研究。对于当前较难出台的，应做好专项法规建设的理论铺垫，为今后出台专项法规做好准备。涉及多部门联合出台的政策法规，应该做好联动机制，尽可能地做到政策法规出台后的有的放矢。对于棘手的政策法规，应加强与高校专业领域的合作，借力高校科研力量，提升政府决策与法规制定的时效性、有效性，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稳步实施。

六、结语

社区体育发展关乎每一个人的健康，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路径。当前健康中国战略还处于顶层设计阶段，大众健康公平意识还不强，相应的配套落地政策法规还有待建立与完善。因此，健康中国建设下的社区体育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社区体育制度建设、社区“体医结合”模式、健康社区体育环境、“体医人才”培养等问题的应对，都将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