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 边玉芳

摘 要 为了考查父母对子女与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与情绪预测的关系，本研究主要采用内隐联想的测试方法展开2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探索父母在子女与情绪联结上的内隐态度。结果表明，与别人孩子相比，父母对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词联结的反应时更短，表明父母存在对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第二个实验将父母随机分成高/低两个不同的认知压力组，比较了两组父母在与父母内隐态度不一致的消极情绪情境下对情绪的预测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主要依靠内隐态度组父母比不主要依靠内隐态度组父母对消极情绪的预测分数显著低，说明主要依靠内隐态度组的父母由于对情境信息加工不足，做出了与内隐态度一致的预测得分。本研究说明，父母是否主要依靠子女与情绪词联结的内隐态度进行预测将会影响其对子女的情绪预测水平。

关键词 亲子关系;内隐态度;情绪预测

分类号 B84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2.002

1 引言

情绪预测（Emotional Forecasting /Affective Forecasting）是情绪智力的重要成分，是情绪理解的体现（陈宁， 2013; Mayer， Caruso， Salovey， 2016）。对情绪的预测既可以指对自己情绪的预测，又可以指对他人情绪的预测。基于情境或事件对他人情绪的预测又叫共情预测（Empathic Forecasting），是预测者基于未来或不确定情境信息对他人情绪的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共情预测或对他人的情绪预测体现的是预测者把某种情绪与被预测者相联系的过程（Igou， 2008; Moons， Chen & Mackie， 2016; Pollmann & Finkenauer， 2009）。人际关系中对他人进行情绪预测是必要的，它是人们进行社交策略选择的基础（Pollmann & Finkenauer， 2009）。

根据以往研究，对他人的情绪预测通常有两种理论解释：一种理论是双判断模型理论（Boven， Loewenstein， & Dunning， 2003），这种理论认为预测者在预测他人情绪的时候会受自我中心作用，使得对自己的预测影响对他人情绪的预测。另一种理论被称作直觉理论（Pollmann & Finkenauer， 2009），也就是人们会凭借直觉对他人进行预测，研究发现（Moons et al.， 2016），情绪预测本身就是将被预测者与情绪相联系的过程，甚至会以刻板印象的形式影响人际交往中人们对他人的情绪预测及随后的人际决策选择。人们存在把某种情绪与特定人联系起来的内隐态度，进而影响预测者对他人的情绪预测

（Moons et al.， 2016），比如，和白人相比较，人们更容易把黑人与烦躁等消极情绪联系起来（Hugenberg & Bodenhausen， 2004; Hutchings & Haddock， 2008）;再比如，和女性相比，人们通常更容易将男性与愤怒情绪相联系（Becker， Kenrick， Neuberg， Blackwell， & Smith， 2007; Plant， Hyde， Keltner， & Devine， 2000）。这种联结会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存在并影响对他人的情绪预测，研究表明，这种影响发生在人际互动中，人们甚至会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对黑人做出显著区别于白人的情绪预测（Moons et al.， 2016）。

以往研究提示我們，被预测者的特点与某种情绪形成联结的内隐态度，往往会影响预测者对被预测者做出情绪预测。处于不同人际关系中的人们亲近程度不同，这种人际关系特点是否会成为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的来源，并影响到对他人的情绪预测呢？比如，本研究关注的亲子关系属于高亲近人际关系（Diana Jackson-Dwyerv， 2013）。研究表明，处于高亲近人际关系中的人们将关系中的他人视作重要者，并将其与自我相关联，人们面对高亲近关系的人（父母，子女，配偶或恋人等）时，常常出现自我-他人重叠（Mashek， Aron， & Boncimino， 2003）。父母具有将自己的子女纳入父母自我概念的特点，自己的子女成为父母自我概念的延伸（Aron， Lewandowski， Mashek， & Aron， 2013; Thai， Lockwood， Zhu， Li & He， 2019）。那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特点是否会影响到其对自己子女与特定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与父母对子女的情绪预测又有怎样的关系？

亲子关系的特殊性在于父母与子女的亲近程度高出一般人际关系，近年有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有将自己子女与积极属性词相联系的内隐态度（Johnston， Belschner， Park， Stewart， Noyes & Schaller， 2017），那么这种倾向是否会反应在父母对自己子女与特定效价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上、并进一步影响其做出情绪预测呢？这成为了本研究思考的重点。基于这些考虑，本研究主要关注如下问题：第一，在没有动机或认知参与的条件下，父母是否表现出对自己子女与特定效价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第二，父母对自己子女与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是否会进一步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情绪预测？已有研究表明，内隐联想测试方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具有很强的心理测量特性，通常优于其他内隐测量方法，比如SC-IAT或GNAT（Anan & Nosek， 2013），本研究将借助IAT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应用内隐联想测验挖掘父母的内隐态度及影响。

借鉴以往研究（Johnston et al.， 2017; Thai et al.， 2019），本研究通过2个实验将父母作为整体考虑，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第一个实验基于以往研究结果，即父母具有将自己子女与积极属性词相联系的内隐态度（Johnston et al.， 2017），通过 IAT 探索父母是否具有将自己子女与特定效价情绪词联系起来的内隐态度。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父母具有将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词相联结的内隐态度;第二个实验结合内隐联想测验，在高/低不同的压力干扰任务组中进行，高认知压力组中，父母需在加工情境材料前记忆不重复数字串（如840327），低认知压力组中，父母需在加工情境材料前记忆重复数字串（如888888），实验二选择与实验一情绪联结内隐态度结果不一致的情境进行。借鉴以往研究（Sturge-Apple， Rogge， Skibo， Peltz， & Suor， 2015; Johnston et al.， 2017），本研究测量父母教养情境中的积极或消极方面带来的情绪反应，研究假设：在不同的认知压力干扰条件下，父母对情境材料的加工深度不同，进而影响随后在该情境下对自己子女的情绪预测，也就是高认知压力组的父母更倾向于对子女做低消极情绪评分。

以往研究表明，情绪预测可以影响人的决策行为（Moons et al.， 2016），同样，父母对子女的情绪预测是父母能否理解子女情绪的体现，会影响后续的教养行为、教育决策等，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将会让我们进一步对父母内隐态度与其对子女情绪预测的影响有所了解，并且成为父母教养决策研究深入挖掘的基础。本研究考虑到亲子之间的高亲近关系特点，在探索父母对自己子女与情绪的联结的内隐态度的基础上，挖掘其对子女情绪预测的影响。一方面本研究在以往少量的考虑人际关系的情绪预测研究的基础上、将情绪预测领域的研究向前拓展到对亲子关系的探讨;另一方面，本研究借鉴了以往研究范式，对亲子关系的情绪预测问题进行了探索，挖掘父母的内隐态度特点及其对情绪预测的影响。本研究为未来情绪预测研究、父母对子女的情绪预测及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关系的不断深入打下基础。

2 实验1子女与情绪词联系的内隐态度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是基于计算机完成分类任务并测量某类概念词和属性词的自动化联系的紧密程度，该类研究通常假设：如果概念词和属性词相容，即两者关系在被试看来与其内隐态度相一致，则被试的反应速度会比不相容时更快，两种条件下反应时的差值即可以成为内隐态度的指标，通常认为内隐联想测验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本研究考查父母对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词之间的一致性的内隐态度，进而发现父母对自己子女与情绪词联结的内隐态度。IAT是在相对比较的结构中进行的，在这个结构中的检验是控制在对其他孩子的总体态度的对比中实现的，主要测查父母对自己孩子与特定效价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

2.1 被试

本实验被试来自北京市一所小学32位家长（12位父亲），父母报告孩子年龄分布在9～12歲，32名父母对应32个孩子（男孩17人），且每名父母报告只有一个孩子。

2.2 实验设计与材料

研究设计采用的IAT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包括6个表示自己孩子的词和6个表示别人孩子的词，其中有关自己孩子的词包括“我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咱们的孩子”“自己的宝宝”“我的宝宝”“咱们的宝宝”，有关别人孩子的词包括“他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外人的孩子”“他的宝宝”“外人的宝宝”“别人的宝宝”;另一部分有关的积极情绪的词包括“高兴”“快乐”“自豪”“兴奋”“满足”“放松”， 有关消极情绪的词包括“烦恼”“生气”“伤心”“抑郁”“焦虑”“紧张”; 词汇经过2名语文教师确认，同样适合6～12岁男孩和女孩，在Baidu引擎搜索词频2018年3月10日的调查中，积极情绪词平均词频为2185333，消极情绪词平均词频为2055000;在语料规模为2000万字的现代语语料库中，积极情绪词出现的平均词频率为0.028，消极情绪词出现的平均词频率为0.021。

本研究自变量为孩子与情绪词的联结（自己孩子与积极情绪、别人孩子与积极情绪）形成的组别——相容组、不相容组;因变量为反应时。实验过程控制了实验中的其他条件，包括室内光线适宜，空调温度控制在恒定温度（26℃），电脑为宽屏显示器，在Windows7系统下操作，分辨率1440×900，并且每位父母均知道评价是针对自己的子女做出的，每个参与研究的父母表示只有一个子女，父母填答陪伴学生时间（保留每周陪伴天数在4天及以上的被试），用正确率作为标准，删除作答正确率低于50%的被试（n=0）。

2.3 实验程序

本研究基于计算机反应时任务设计（Johnston et al.， 2017），应用Eprime2.0编辑实验程序。在一系列的试次（trials）中，文字刺激被呈现给每位父母，在每次实验中，要求父母被试通过按两个电脑按键（E/I）中的一个来对刺激做出二择一判断。父母们把每个孩子归类为描述自己孩子或别人孩子的词语，并把描述孩子的词语与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相联系。有四个关键组块（blocks）的试次与顺序和具体的反应关键（E/I）配对并在父母间进行平衡（表1）。

记录从刺激出现到按下按键的时间，用来推断不同刺激项目之间的隐含联系（Greenwald， Nosek， & Banaji， 2003）。本研究探讨相对于无关的孩子，父母是否更倾向将自己的孩子与积极情绪联结在一起。

2.4 结果

在两个组块 （block 1和block 2）中，识别自己孩子的反应按键也用于识别积极情绪词，相应地，另一个反应按键被用于识别别人的孩子和消极情绪词。如果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与积极情绪更相容，那么对自己的孩子使用与积极情绪相同的反应键在心理上就是一致的，导致相对较短的反应时。在另外两个组块（block 3和block 4）中，反应键被变换，用来识别自己孩子的反应键也被用来识别消极情绪词汇。如果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与积极情绪更相容，那么对自己孩子使用和消极情绪的同样按键在心理上是矛盾的，因而会导致反应时更长。对自己的孩子和积极情绪之间的认知关联越强，与别人孩子和积极情绪之间的关联相比，两种试次的平均反应时间差异就越大。本实验中，测试的相容组块 （block 1和block 2）和不相容组块（block 3和block 4）之间平均反应时的差异表明，父母对孩子的情绪是内隐积极态度，即父母通常在没有外在认知或动机等的作用时，会受内隐态度影响将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相联结。

根据Greenwald等人（2003）提供的算法对IAT实验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删除反应时大于10000ms的试次，并且删除作答过快、超过10%试次中反应时小于300ms的被试（在本研究中，n=0），相容组与不相容组反应时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内隐效应D值可以作为内隐联想测验的敏感性指标，D值越大说明内隐效应越强。按照Greenwald等人（2003）的方法进行转换并计算本研究中的D值，当平均D值为0时，代表IAT内隐态度为中性，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将D值与平均数为0进行比较，得到t（31）=8.11， p<0.001，说明父母具有对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词联结的内隐态度。

根据以往研究（Thai et al.， 2019），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对自己的子女存在自我-他人重叠现象，本研究在自我-他人重叠的基础上主要关注父母对子女与特定效价情绪的联结问题，研究将父母作为整体进行考虑的同时，并没有发现父母对儿子、女儿的情绪联结的内隐态度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p>0.10）。综上，我们应用IAT方法测量父母将自己子女与特定效价情绪词联结的内隐态度，并发现父母表现出将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词汇相联的内隐态度。

2.5 小结

以往研究表明，父母会把子女纳入自我概念，会受到自我-子女重叠的影响（Aron， Aron， Tudor， & Nelson， 1991; Aron， Lewandowski， Mashek， & Aron， 2013; Thai et al.， 2015）。不仅如此，有研究表明，与对个人的内隐态度相似，父母表现出将自己子女和好的、积极的词语相联系的内隐态度（Johnston et al.， 2017）。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具有将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词相联系的内隐态度。可见，在没有动机、认知等作用下，父母作为子女的重要他人，往往将子女向着积极方向联系，这种内隐态度揭示了高亲近人际关系中父母受到父母-子女重叠的影响，即父母将子女纳入自我概念，并表现出将自己的子女与积极情绪相联系的内隐态度。

情绪预测的过程是预测者将被预测者与情绪联结的过程（Moons et al.， 2016），正常情况下，一旦介入情境信息并对情境进行充分地认知加工，依据情境信息做出情绪预测，预测者的情绪预测就已经不再依靠内隐态度了;但是如果没有对情境信息进行充分认知加工，做出的情绪预测仍主要依靠内隐态度。在这个逻辑下，由于父母内隐态度是将自己子女与积极情绪相联系，即积极情境引发的情绪与内隐态度一致，消极情境引发的情绪与内隐态度不一致。在与内隐态度一致的积极情绪情境中，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和不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的结果并没有区别，也就是二者都會预测高水平积极情绪，这对于二者的区分是没有帮助的，而选取与内隐态度不一致的消极情绪情境更能揭示内隐态度在情绪预测中的作用。基于以上考虑设计实验二。

3 实验2情绪联结内隐态度在父母对子女情绪预测中的作用

本研究借鉴以往研究方法，基于计算机反应时任务设计（Johnston et al.， 2017），实验为被试呈现消极情境刺激，要求不同认知压力下的被试完成不同难度数字串记忆任务，被试由此被区分为是否主要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

接着父母被试在消极情境中进行情绪预测，进而探索内隐态度对情绪预测产生影响的特点。

根据实验一的结果可知，积极情绪情境与父母内隐态度联结的情绪相一致，也就是说在积极情境中，无论高、低认知压力，父母的情绪预测都会指向高水平积极情绪，因而两组结果难以区别。而选择与内隐态度联系情绪不一致的情境更可能揭示父母的预测受内隐态度作用的特点。实验二中的消极情绪情境正是在实验一结果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研究假设如下：1.高认知压力任务干扰组主要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父母倾向于做出消极情绪低预测得分;2.低认知压力任务干扰组父母对消极情境加工更深，此时父母能够依据消极情境信息、而非依靠内隐态度进行预测，因而更倾向于对子女做消极情绪的高预测得分。

3.1 被试

北京市两所小学的家长63人，由于有2人作答不符合要求而删除。最终参与并计入其中的被试61人（父亲23人），高认知压力组31人（父亲11人），低认知压力组30人（父亲12人），对应的子女为7～12岁的小学生61人（男生38人）。

3.2 实验设计与材料

本实验关注在与父母对子女情绪联结内隐态度不一致的消极情绪情境中，父母在不同认知压力组，对情境材料加工深度不同，本研究用高、低认知压力的情境来区分父母是否主要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高认知压力组的父母主要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低认知压力组的父母主要依靠对情境的认知加工进行情绪预测，而不是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父母是否依靠内隐态度会不会使对子女的情绪预测表现出明显不同？研究中的自变量为父母是否主要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因变量为父母对子女的消极情绪预测。实验过程控制了实验中的其他条件，包括室内光线适宜，空调温度控制在统一温度下（26℃），台式电脑为宽屏显示器，在Windows7系统下操作，分辨率1440×900，文本阅读时间控制在20秒，字体为20号加粗黑色宋体显示。正式实验前的练习阶段通过两篇相似文本对父母的阅读水平进行考查，参与实验的父母表示都能理解阅读材料，并且知道实验中的评价是针对自己的子女做出的。每个参与研究的父母表示只有一个子女，父母填答陪伴学生时间（保留每周陪伴天数在4天及以上的被试，包括晚上下班回来陪伴沟通）。父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不同认知压力组：低认知压力组，即在阅读情绪情境前，要求被试记住重复数字串，如888888/111222;高认知压力组，即在阅读情绪情境前，要求被试记住不重复数字串，如896432。实验关心不同认知压力组父母在消极情绪情境中预测子女消极情绪水平的差异程度。

研究随机呈现六个有关孩子的消极情绪情境，情境描述了常见的与情绪期待不一致的行为（情境基于前人研究，如：Johnston， Chen， & Ohan， 2006），比如“如果亲戚朋友的孩子年龄差不多，通常会让孩子们一起玩儿，我会在旁边边看边听，我发现我的孩子不太会聊天、懂得也没有其他孩子懂得多，常常跟不上其他孩子说话的节奏，他/她时不时跑过来找我，告诉我他/她想回家。”经过两位专家确认，这些案例适用于6～12岁的儿童，同时适用于女孩和男孩。虽然参考前人研究（Johnston et al.， 2017），在每一个情境中，对父母从情境判断孩子情绪表现的原因、稳定性、概括性以及消极情绪都进行了测量，但本研究只关心对孩子的消极情绪的预测（我认为我的孩子会感到惭愧/伤心/难过/心烦等）问题。父母用7分制来表示其对每一项陈述情绪程度从弱到强的预测水平，范围从0～6分不等。通过计算六个情境的平均评分，得出一个父母对子女的情绪预测的评分。

3.3 实验程序

应用Eprime2.0编辑实验程序，实验要求父母被试以案例中父母的身份阅读每一个情境，阅读每个案例前展示不同的数字串，高认知压力组为6个不同的数字（0～9不重复，如896432），低认知压力组为6个相同数字（如888888）或只有三个一组数字相同（如111222），要求父母先记住数字串，再阅读材料，完成材料题后还要输入数字串作为考查。通过该实验情境，引入消极情绪事件情境，再由父母对子女进行情绪预测，由于父母在不同认知压力干扰任务组，因而对相同消极情绪情境的加工深度不同，父母的内隐态度在预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对消极情境加工深的父母更倾向于基于情境信息做出情绪预测，而情境加工不足的则倾向于依赖内隐态度做出预测。实验前要求父母填写人口学信息对两组进行匹配，实验结束要求父母填写数字串记忆任务的难度评价（0-非常容易，6-非常难）。

3.4 结果

首先确定认知压力处理是否成功。借鉴以往研究（Gilbert & Hixon， 1991），我们将2位父母（父亲和母亲各1人）排除在分析之外，这两位父母都出现在高认知压力组，他们在回忆数字串方面出现了较多错误（准确率低于50%），表明认知压力处理不成功，高认知压力组的31位父母的作答结果合格并进行分析。将被排除在外的父母与我们保留下来的父母进行比较，发现孩子的年龄或性别、父母的年龄、陪伴孩子时间、教育程度没有显著差异（ps>0.27）。之后，我们比较了高认知压力组和低认知压力组的父母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发现在孩子年龄、性别、父母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状况方面以及在陪伴孩子时间上均没有显著差异（ps>0.31）。

为了进一步检查认知压力的操作，我们测试了操作对记忆准确性和父母对记忆任务难度的评分的影响。t检验显示，高认知压力组（M=5.84， SD=1.18）父母的回忆正确率显著低于低认知压力组（M=7.81， SD=0.33），t（59）=13.01， p<0.001， d=0.71; 高认知压力组的父母对记忆任务的难度评分显著高于低认知压力组（M=4.13， SD=1.12）的父母（M=1.62， SD=0.78），t（59）=13.12， p<0.001，d=0.871。这些结果表明对认知压力的操作是成功的。

通过计算六个情境的平均情绪预测水平得分，低认知压力组父母的内部一致性为0.88，高认知压力组父母的内部一致性为0.89。就情绪预测水平而言（表3），低认知压力组M=3.47，SD=0.74，高认知压力组M=3.11，SD=0.69，低认知压力组与高认知压力组对消极情绪的预测有显著差异（t（59）=11.10， p<0.001， d=0.60）。

3.5 小结

本实验结果表明，消极情绪情境与父母的内隐态度不同，用不同的认知压力组区分是否主要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时，可以发现其表现出的明显特点：高认知压力下，父母主要依靠内隐态度对子女进行情绪预测，由于对消极情绪事件情境材料加工不充分，父母倾向于对子女做低消极情绪预测;低认知压力组中无关认知干扰作用小，使得父母对消极情绪事件情境材料加工充分，父母基于情绪情境而不是主要依靠内隐态度对子女进行情绪预测，父母倾向于对子女做高消极情绪预测，二者表现出显著差异。

4 讨论与研究展望

以往研究很少就特定人际关系中情绪联结内隐态度及其与情绪预测的关系进行深入挖掘，而且在现有文献中，直接就亲子关系探讨情绪联结内隐态度、情绪预测的相关研究更是缺乏，而情绪预测对父母进一步的教育决策及教养行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亟需相关研究，本研究即是针对这种需求展开的研究，希望能成为未来相关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本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进行情绪预测时的确与内隐态度有关，一方面，在没有充分加工情境信息时，父母主要依靠内隐态度进行情绪预测，这符合直觉理论的解释（Pollmann & Finkenauer， 2009）;另一方面，基于情境加工、不依靠内隐态度时的情绪预测则可能受到父母自我中心的作用，由于父母將子女纳入自我概念，因而父母对自己的预测影响对子女的预测，这更符合双判断模型理论的解释（Boven， Loewenstein， & Dunning， 2003），这一点还需要未来更深入的研究设计进行挖掘。此外，未来对情绪预测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查偏差的问题，即考虑父母对子女情绪预测之后，可以进一步观测子女的真实情绪感受，对二者之间一致性的鉴别对探讨父母情绪预测偏差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对随后父母做出的策略选择进行更深入地分析。

本研究设计的实验围绕亲子关系展开，并未对其他人群展开调查，也没有进行该方面的对比，故不宜轻易推广到其他人群，但这并不是说处于其他人际关系中的人群就没有这样的特点，虽然本研究并没有在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中进行研究探讨，却可以为未来相关的研究提供基础，并可为在其他人际关系中对情绪联结内隐态度及情绪预测进行深入研究提供借鉴。本研究是基于亲子关系的一种尝试，而亲子关系是高亲近人际关系的代表，在亲子关系中发现的情绪联结内隐态度、情绪预测特点果真能代表一般的高亲近人际关系吗？这需要未来开展不同领域的研究不断探索。

本研究主要以實验的方式进行，并且将实验室研究与生活情境信息相联系，探索父母内隐态度的同时考查其与对子女情绪预测的关系。以往大量研究表明，探讨情绪预测及其与决策的关系问题可以结合具体事件、设置情境进行（Gilbert， Pinel， Wilson， Blumberg， & Wheatley， 1998），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和研究方向。基于预测做出的教养策略或行为对孩子的心理适应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Shai & Belsky， 2011），值得未来研究的关注。从亲子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来看，父母对子女的情绪预测是重要的，但是父母对子女的情绪预测又是如何影响接下来的教养行为的？这也是情绪预测研究领域有关情绪预测与决策涉及到的重要话题，是深化情绪预测研究、凸显其对决策选择影响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设计：一方面，可以考虑探索一般的情绪预测与决策之间的规律;另一方面，可以把未来研究着眼点放在对亲子关系及教养决策行为领域的不断挖掘上。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亲子关系、日常生活事件、家校合作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从实践中找寻可能发生的真实情境，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研究结果可以更直接地为教育提供参考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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