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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日记法探索正念与限制性饮食:身体意象的中介作用

2019-12-23郑文倩潘康陈云云宋国萍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9年12期
关键词:正念

郑文倩 潘康 陈云云 宋国萍

摘 要 本文采用日记法探索了身体意象在正念与限制性饮食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对65名女性限制性饮食者进行连续6天的问卷调查,探索了研究对象在个体间水平和个体内水平,状态正念与特质正念对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结果:(1)相关分析显示,特质正念与状态正念、身体意象相互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三者均与限制性饮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2)回归分析显示,状态正念与特质正念都显著负向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3)多层分析结果显示,在个体内水平,身体意象在状态正念和限制性饮食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女大学生中限制性饮食者的状态正念水平越高,对身体评价更积极,对正常饮食的限制行为越少。

关键词 限制性饮食;正念;身體意象

分类号 B846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2.004

1 问题提出

限制性饮食是指为了控制体重,通过抵制内部线索(饥饿或饱食状态)和外部线索(热量值、美味程度)而进行限制性进食的倾向 (Martins, Morgan, & Robertson, 2009),是个体从对体重体型的过分关注发展到神经性饮食障碍过程中最关键的适应不良行为 (孔繁昌,

张妍, 陈红, 石明丽, Todd Jackson, 高笑, 2011)。与非限制性饮食者相比,限制性饮食者反而更容易过量进食 (Houben, Roefs, & Jansen, 2010),反复的节食和过量进食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诱发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 (Hartley, Hill, Mcphie, & Skouteris, 2018),引发不良行为,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Mcgrath-Hanna, Greene, Tavernier, & Bult-Ito, 2012; Rotenberg et al., 2005)。实验证据表明,限制性饮食行为能够预测饮食失调的强度 (Johnson & Wardle, 2005),是导致神经性贪食症的危险因素 (Kelly, Bulik, & Mazzeo, 2011)。此外,研究者还发现,限制性饮食者的内感受能力迟钝 (申可, 2016),在加工体重、形体和食物信息时存在注意偏向 (高笑,2010;孔繁昌, 2012;Hollitt, Kemps, Tiggemann, Smeets, & Mills, 2010)。综合前人研究,影响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1)与限制性饮食者本身相关的心理因素,如对自身形体的态度、食物的认知偏向、情绪、动机、注意、限制饮食的目标、自我抑制能力等;(2)与食物相关的影响因素,如食物能量高低、美味程度等;(3)与进食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如进食的地点、进食时是否有其他人在场、媒体中关于食物的宣传等 (Contento, Zybert, & Williams, 2005)。其中,影响限制性饮食行为最根本的因素是限制性饮食者本身的心理因素 (孔繁昌等, 2011;王劭睿,陈红,2019;周一舟,陈红,高笑,2012),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限制性饮食者的认知态度对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为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心理干预提供理论指导。

在临床领域,研究者多使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对进食障碍患者进行治疗,但是单一形式的CBT在减少进食障碍患者行为冲动性上仍然不够有效,当研究者加入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 MBT)后,患者的自我接纳、自我同情水平提升了,有效提高了治疗效果 (Jordan, Wang, Donatoni, & Meier, 2014; Proulx, 2007; Rodríguez, Cowdrey, & Park, 2014)。而限制性饮食是饮食失调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正念认知疗法对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干预也很可能存在积极效果。

正念有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两种视角 (段文杰, 2014)。状态正念是个体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当下的一种意识状态,在个体内部具有差异性,这种状态可以通过冥想练习来培养或改变 (Baer, Smith, Hopkins, Krietemeyer, & Toney, 2006)。特质正念是个体长期以一种接纳和清醒的态度置身于当下的体验和所发生的事件之中 (Weinstein, Brown, & Ryan, 2009),是个体本身具有的一种性格优点。研究也证明,正念水平高的人对压力评价更积极,会使用更有效的压力应对方式,焦虑感和神经质水平更低,更加乐观,有更高的幸福感 (Weinstein, Brown, & Ryan, 2009)。

元分析结果表明,正念对个人健康具有广泛的好处(Grossman, Niemann, Schmidt, & Walach, 2004)。根据具身理论(Theory of Embodiment)(Niedenthal, Barsalou, Winkielman, Krauth-Gruber, & Ric, 2005),身体感受对个体行为和心理有重要的影响。饮食失调者长期忽视内部生理信号,内感受能力弱,对内部生理信号不敏感,逐渐形成不良的饮食行为倾向。而状态正念有助于个体更好地觉察、接纳自己当下的身体感受,自然响应生理信号,从而建立积极的身体感受,缓减神经性厌食等饮食失调症状 (Rodríguez, Cowdrey, & Park, 2014),因此提出假设1a:状态正念可以负向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此外,特质正念水平高的个体冲动性进食较少,并倾向于选择健康的零食 (Jordan, Wang, Donatoni, & Meier, 2014),限制进食行为也较少(赵亚男,刘素贞,2017),因此本文推断特质正念高的个体饮食习惯较好,据此提出假设1b:特质正念可以负向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

身体意象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评价和情绪体验,会随着时间和情景发生改变 (Cash, Fleming, Alindogan, Steadman, & Whitehead, 2002),属于自我概念的一种。正念是以一种接纳的态度关注当下体验的状态,而且特质正念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接纳自己此时此刻的经历 (Shapiro, Carlson, Astin, & Freedman, 2006)。前人研究发现,特质正念可以预测积极的自我概念,如特质正念与自尊、自我效能、自我控制、核心自我评价等都有密切关系 (Greason & Cashwell, 2009;Kong, Wang & Zhao, 2014),本文推断特质正念水平高的个体对自身会有积极的身体意象,据此提出假设2a:特质正念正向预测身体意象。缺乏正念状态的人存在习惯性的消极自我评价,他们往往不能接纳自己,导致他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Verplanken, Friborg, Wang, Trafimow, & Woolf, 2007),因此,本文推断状态正念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接纳自我,对自身身体意象更积极,且已有研究证实,正念与积极的身体意象显著正相关 (Dijkstra & Barelds, 2011; Lavender, Gratz, & Anderson, 2012)。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b:状态正念可以正向预测身体意象。

消极的身体意象(Body Image)是导致限制性饮食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 (Gerner & Wilson, 2005)。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对具体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感都会决定个体的行动意向 (Ajzen, 1991)。从限制性饮食行为的态度来看,对自身形体不满意的个体更强调形体的重要性和维持体重的价值,对限制饮食行为持有积极态度 (Cash, Fleming, Alindogan, Steadman, & Whitehead, 2002)。从个体的主观规范角度来看,家庭成员对个体外貌的嘲笑、母亲的瘦身行为、大众媒体的宣传等都会引起个体产生体像困扰 (梁瑞,王葵,陈楚侨,2017),因此持有负面身体意象的个体受到社会环境因素影响更易感知到控制饮食这一主观规范。从个体的行为控制感来看,个体对饮食进行限制并不需要他人配合,实施难度小,所以会感知到较强的控制感,如Moore证实,对于自己形体不满意的个体,更容易尝试通过限制性进食、自我诱导的呕吐、使用泻药等来控制体重 (Moore, 1988)。因此,本文推断,消极的身体意象在上述三方面的作用下,更容易产生限制性饮食行为。此外,Kelly等人发现积极的身体意象有助于减少饮食失调 (Kelly & Stephen, 2016),本文推断积极的身体意象也可能減少限制性饮食行为。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3:身体意象可以负向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

本文旨在探讨女大学生正念、身体意象、限制性饮食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推断身体意象在正念和限制性饮食中起中介作用(假设4),为改善女大学生的限制性饮食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鉴于正念的两种视角中对其定义有显著的差异,而目前大多数研究只涉及特质正念,极少研究涉及到状态正念,但状态正念可以揭示意识状态的波动变化对行为的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全面分析正念对饮食行为的影响,本文同时考虑了两种水平的正念,探索状态正念在个体间和个体内水平对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以及特质正念在个体间水平对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一是检验特质正念和状态正念对限制性饮食的影响程度,二是检验身体意象是否在不同水平的正念对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根据BMI值、DEBQ问卷(the 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完成情况筛选出某大学65个女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女大学生均是体重在正常范围内且对日常饮食有限制的限制性饮食者,研究对象的年龄是19.32±1.9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荷兰人饮食行为问卷(DEBQ)

荷兰人饮食行为问卷(DEBQ: the 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由Van Strien等人编制,王宝英修订 (王宝英, 2012;Van Strien, Frijters, Bergers, & Defares, 1986),本文选用了其中的限制性饮食分量表来筛选限制性饮食者,它包含10个题目(例如:“当你在减肥时,你会多频繁地尝试在晚上不吃东西?”),采用5点计分,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量表分为各题目总分的平均值,分值越高说明限制性饮食行为倾向越高。限制性饮食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2.2.2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

正念注意觉知特质量表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由陈思佚等人修订(陈思佚,崔红,周仁来,贾艳艳,2012)。MAAS量表是单维度结构,包括15个题目(例如“我可能经历了某些情绪,但过一段时间后我才意识到它。”),6点评分,1代表“总是”,6 代表“从不”,分数越高代表正念特质水平越高。本研究中,MAAS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6。

正念注意觉知状态量表(MAAS_S)是单维度结构,由5道题目构成(例如:“我发现我今天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发生的事情上。”),6点评分,1代表“总是”,6 代表“从不”,分数越高代表正念状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MAAS_S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0。

2.2.3 身体意象状态量表(BISS)

身体意象状态量表(Body Image States Scale, BISS)由Cash等人编制 (Cash, Fleming, Alindogan, Steadman, & Whitehead, 2002),由王霁等人修订。BISS量表是单维度结构,包含6个题目(例如“现在这一刻我对自己的身体外貌感觉”),采用9点评分,1代表“非常不满意”,9代表“非常满意”,分数越高代表对自己的身体意象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BISS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9。

2.2.4 限制性饮食量表

限制性饮食量表源自进食态度量表(Eating Attitude Test, EAT)(王冰莹,陈健芷,刘勇,刘杰,郭婷,2015)和进食障碍问卷(Eating Disorder Examination-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Version, EDE-Q)(Luce & Crowther, 1999),共包括6个题目(例如“今天我在肚子饿的时候还是不吃东西”),采用4点评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4代表“完全符合”)。问卷分数越高,对正常饮食的限制性行为越多。在本研究中,限制性饮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9。

2.3 施测程序

首先,随机向某大学女生发放DEBQ问卷,回收415份有效问卷,用DEBQ选取限制性饮食分量表均分大于等于3分的被试114名,这些被试被定义为限制性饮食者 (王宝英, 2012);其次,通过被试自我报告的体重和身高,计算出被试的BMI(M=20.34, SD=3.05)值,剔除了超重的2个被试(BMI值大于23.00,BMI=体重(千克)/身高(米)2); 然后,使用正念特质量表测量被试的特质正念水平;最后,为有效测量个体内水平的状态正念对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影响的动态变化,本文基于日记法,测量被试连续6天的状态正念、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完成数据的收集。

在114人中,有47个人的数据不符合标准(日记完成率不足50%的被试数据),有57%的被试完成了6天的问卷,剔除了超重的2个被试,最终样本包含65名女大学生的339份问卷(37名被试完整填写6天的问卷,6名被试填写了5天问卷,21名被试填写了4天问卷,1名被试填写了3天问卷)。

2.4 统计处理

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个体间的变量(特质正念、状态正念均值、身体意象均值、限制性饮食均值)做Pearson相关分析;运用Mplus 5.21版本做个体内的相关分析,并验证个体间和个体内女大学生中限制性饮食者正念、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的多层中介模型(张银普,骆南峰,石伟,2016)。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組内相关系数。在表的对角线下半部分是每日水平的相关系数(n=339);对角线的上半部分是个体在六天内的平均水平间的相关系数(n=65)。

从表1中可以得到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ICC、以及相关系数。在个体间层次:特质正念与状态正念(r=0.51, p<0.01 )、身体意象(r=0.25, p<0.05 )呈显著正相关;状态正念与身体意象(r=0.41, p<0.01 )呈显著正相关;限制性饮食与特质正念(r=-0.28, p<0.05)、状态正念(r=-0.38, p<0.01 )、身体意象(r=-0.43, p<0.01 )呈显著负相关。在个体内层次:状态正念与每日身体意象(r=0.20 , p<0.01)呈显著正相关;每日限制性饮食与状态正念(r=-0.42, p<0.01 )、每日身体意象(r=-0.30, p<0.01 )呈显著负相关。正念的ICC值是0.64,说明64%的变异是来自于个体间的特质正念,36%的变异是来自于个体内的状态正念,因此说明正念可以被定义为状态和特质两种结构,使用多层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也是合理的。

3.2 回归分析结果

表2展示了状态正念、特质正念与限制性饮食的多层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在个体间和个体内水平,状态正念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p<0.001);在个体间水平,特质正念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

3.3 多层中介分析结果

表3展示了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通过身体意象来影响限制性饮食的多层中介模型。当状态正念作为预测变量时,在个体间层次,状态正念、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三者之间的路径系数均不显著(p>0.05);在个体内层次,状态正念对身体意象的路径系数aw显著(p<0.001),身体意象对限制性饮食行为的路径系数bw显著(p<0.001),状态正念对限制性饮食行为的路径系数cw不显著(p>0.05)(见图1)。

当特质正念作为预测变量时,在个体间层次,特质正念、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的三者之间的路径系数均不显著 (p>0.05),模型见图2。

结果表明:状态正念在个体内水平上可以通过身体意象显著预测限制性饮食,身体意象在状态正念和限制性饮食的关系中扮演着完全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日记法,检验了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对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以及身体意象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多层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在个体间层次,状态正念与特质正念都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在个体内层次,状态正念可以显著负向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此外,本文分别构建了以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作为自变量,身体意象为中介变量,限制性饮食作为因变量的跨层次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和间接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个体内水平,每日身体意象在每日状态正念对每日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状态正念模型的个体间水平和特质正念模型的个体间水平,没有中介效应。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特质正念与状态正念、身体意象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两种正念和身体意象均与限制性饮食行为显著负相关,这与Breines、Kelly和Wolever (Breines, Toole, Tu, & Chen, 2014; Kelly & Stephen, 2016; Wolever & Best, 2009)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Ouwens等人 (2015)的研究结果有不一致之处,该研究发现特质正念与情绪性进食和外部进食负相关,但与限制性进食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该研究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不一样,Ouwens的研究对象是病态肥胖的个体,本研究的被试群体是体重在正常范围的限制性饮食者,虽然同样是出于控制和降低体重的目的对饮食进行限制,但超重人群是对超出身体所需的暴饮暴食进行限制,而BMI处于正常水平的限制性饮食者则是对身体所需的日常饮食进行限制。正念可以提高内感受器对饥饿或饱足感受的敏感性,因此对于肥胖人群来说,正念会减少其过度进食行为,而对于体重处于正常范围的限制性饮食者来说,正念可以减少其对日常饮食的限制行为。总体来说,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都可以预测健康的饮食行为 (Jordan, Wang, Donatoni, & Meier, 2014)。此外,组内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发现,正念、身体意象和限制饮食行为大约三分之一的差异是源自个体内水平,说明了本研究采用日记法的必要性。

多层结构方程模型阐明,身体意象在状态正念影响限制性饮食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某一个体来说,当天状态正念水平高,对自己的身体意象更满意时,就会倾向于减少对当天正常饮食的限制。一方面,当加入身体意象的影响后,状态正念无法直接影响限制性饮食,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一致,Jordan (2014)发现状态正念可以直接影响饮食行为,可能的原因是该实验的被試为普通大学生,而本研究的被试为限制性饮食者。状态正念包含对细微差别的注意和觉察 (Langer & Moldoveanu, 2000),对于普通大学生,这种正念状态有助于区分出健康食物和高糖高热量食物,因此可以直接改变饮食选择及饮食行为。但限制性饮食者除了注意偏向外,还对食物线索存在记忆偏向 (孔繁昌等, 2011)和非适应性的自动化思维,因此根据认知行为疗法,改变限制性饮食者消极的自动化思维和不合理信念,才有可能改变不良的饮食行为。所以注意状态的改变不足以直接减少限制性饮食者的行为,还必须有认知情绪的改变。另一方面,对状态正念中介模型间接效应的分析证明,在个体内水平,每日身体意象在正念状态与每日限制性饮食行为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支持了前人的理论假设,正念可以通过改善限制性饮食者认知情绪过程减少不良的饮食行为 (Rodríguez, Cowdrey, & Park, 2014)。状态正念高的个体,消极的习惯化反应少,往往对自己的评价更高 (Kong, Wang, & Zhao, 2014),对自己的身材倾向于更加满意,这说明状态正念有助于对自我的积极关注,更少地将注意力过分专注于身材的不足,进一步抑制限制性饮食者不规律的饮食行为。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一结论还可以为状态正念干预限制性饮食提供理论支撑。相比稳定的特质正念,状态正念更容易通过正念冥想等正念训练获得,状态正念下,个体对自身采取接纳的态度,这有利于激发个体积极的身体意象,而避免对日常饮食的限制行为。状态正念与特质正念呈显著正相关 (Ute, Hugo, Alina, & Jonas, 2013),状态正念的培养也利于培养正念的人格特质,对饮食失调产生稳定的积极效应。

本文只验证了个体内水平状态正念可以通过每日身体意象影响每日限制性饮食行为,但是个体间水平的状态正念作为自变量的中介模型未被验证。这一结果与Kelly等人的结果一致,Kelly发现女性自我同情水平状态高时,会更欣赏自己的身材,减少饮食限制。而只有当控制自尊水平时,状态自我同情在个体间水平的模型(平均水平的自我同情通过平均水平的身体意象影响平均水平的饮食行为)才成立(Kelly & Stephen, 2016)。由于正念与自我同情、自尊等显著正相关(Kelly & Stephen, 2016; Rasmussen & Pidgeon,2011),本文推断个体间水平的状态正念也可能受到相对稳定的自尊等人格特质的作用来影响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没有将自尊作为控制变量可能是本文状态正念个体间模型不成立的原因。此外,个体间水平的特质正念作为自变量的中介模型也未被验证。可能的原因是身体意向与限制性饮食行为属于容易波动的情境变量:身体意象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评价和情绪体验,会随着时间和情景发生改变 (Cash, Fleming, Alindogan, Steadman, & Whitehead, 2002);限制性饮食行为也易受到社会情境因素影响发生变化 (Contento, Zybert, & Williams, 2005)。而特质正念是个体长期以接纳的态度置身于当下体验的一种人格特质 (Weinstein, Brown, & Ryan, 2009)。本文推断相对稳定的特质正念不易被身体意象、限制性饮食行为这类情境变量所影响,而容易被与本身关系更密切的其他情境性变量(如状态正念)所影响(赵亚男,刘素贞,2017),即特质正念通过状态正念间接改变身体意象和限制性饮食行为,这可能是特质正念的个体间模型不成立的原因。

5 结论

女大学生中限制性饮食者的状态正念水平越高,对身体评价更积极,对正常饮食的限制行为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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